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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怎样失去大陆
作者：郑义
内容简介
多场主要战役参与将领亲述战场内外成败原因，蒋介石承认大小官员争相『劫收』失尽民心致溃败，陈立夫说国民党把富人变成穷人，国共间谍战国军事高层被渗透共军尽得先机。
序
去年七月我去纽约出席万人杰基金会第十三届新闻文化奖颁奖典礼时，高干子女张戎所撰英文版《毛——不为人知的故事》正在海外侨界炒作得沸沸扬扬。回港后，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包装与公关伎俩一流（她甚至利用美、德总统为之助阵）的洋洋「巨着」。使我惊诧不已的是：六百五十七页的毛传，只用十一页囊括〈蒋介石失去大陆〉这件中国现代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作者讳言大陆陷共的深层原因——雅尔达会议、马歇尔「调停」、共产国际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等赤裸裸的事实，却耗费六页篇幅诬指国军名将胡宗南係「黄埔出身的红色代理人」「中共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间谍」，然而真正阴谋与中共策划夹击中央军、活捉蒋介石的李宗仁白崇禧却只字未提，葬送国军精英一百万人的刘斐郭汝瑰仅耗用半页。难怪着名学者黎安友、林培乐、史景迁等人纷纷指责张戎「有违事实，曲解史料」「对当代中国研究是一大祸害」。
颠覆正史的「恶搞」一定是短命的
今年三月十五日晚，张戎打电话来求教，我直率对她指出：「这本《毛传》不是fiction而是biography,既然用的真名真姓，你的每一惊人结论都要按传记的规格，一一标明资料出处，而且必须平衡报导——胪列不同的观点。我看到英文版共六十八页的注释，尽皆违反学术规範。那也不能怪你，七十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其实连中学也没有好好唸过。干我们这一行，赚钱并不重要，道德操守却不可差池。按规矩，传记作者所引他人着述，必须逐条注明书名、作者姓名、页码、出版社名、版本、卷数等；徵引访问记录时应包括被访者之姓名、时间、地点及证人。然而我留心到大作在惊人的结论mole, red sleeper下全无注释，而且注释不是逐句加注而是以页为单位，将一堆零乱的叙述由你主观武断作出怪异的推论，用一堆南辕北辙的流言蜚语作出耸人听闻的结论??还有，口述历史的访问同律师签约一样，一定要有证人的，你说你访问过章含之、郝伯村，人家都公开闢谣，你把台北的党政大员陈立夫、蒋纬国、钱复、秦孝仪、胡秋原、衣复恩、高魁元、李焕、蔡孟坚、王昇、杨西昆、俞大维都列为访谈对象，其中多半都已作古，死无对证；健在的又都否认见过你，是你访问不够规範还是纯属编造呢？看来，你对传记写作的行规一无所知！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写真姓名的传记是字字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自去冬以来，新闻网上对该书的评论，九成以上是负面的，在台湾的四万多名黄埔门生多次集会抗议张戎诽谤国家忠良；据闻胡宗南哲嗣、中华民国驻新加坡使节胡为真先生入稟台北地院索偿六亿台币。在中外舆论严厉指责下，中文版的〈毛传〉，一再延宕、难产；港台两地声誉卓着的大型出版社纷纷义正辞严拒绝出版此书的中文版，一直拖到今年九月初才由香港一家蚊型出版社勉强付梓。我注意到，虽然张戎姐弟一再表示不允许删减，然而英文版上出现多次的「我们调查确信胡宗南是red sleeper」「Hu and many moles」等字样已经悄悄地消失了，”Our investigations have convinced us that General Hu was a Red ‘sleeper’”变成了「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最令人发笑的是，中文版出版商心虚胆怯，把那六十八页不成体统的注释全部删除了。
张戎父母都是中共高干，在土改、镇反时纵容部下滥杀无辜，将被俘国军官兵处死后挖心下酒、强姦地主妻女后割乳处死，其父张守愚临死前自承「做了亏心事，得了老天的报应，判过几个人的死刑」，其母曾听任丈夫枪杀了曾救过她一命的国民党镇长以及她的前度男友、国军汲上校（国军锦州守备司令汲金纯的孙儿）；张戎在另一本自传体着作中披露，其父在文革时遭毒打发疯、其母被迫罚跪玻璃渣，是「那些过去仇恨共产党的人抓住机会进行报复」。事缘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中相当一部份人是国府军政人员及殉难烈士的后代，而四川的反共武装多数是胡宗南将军的旧部，于是便有张戎将「匪谍」的屎盆子扣到逝世四十四年之久的胡将军头上这样骇人听闻的事，当然这种颠覆正史的「恶搞」，像《达文西密码》一样，确实满足了西方读者的猎奇、窥秘心理，愈是荒诞不经，愈能哗众取宠，创造票房价值。
真史终究会战胜伪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及其同路人对蒋介石的诬衊诽谤，已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说他「独裁专制、贪汙腐败、四大家族、杀人如麻、对日妥协、任用亲信」，甚至凭空捏造「郑三发子」故事称其是「拖油瓶」，说他「生梅毒坏了睾丸绝子绝孙」，又说「宋美龄与洋人威尔基偷情」等等，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甚至在台湾还有人奉某方指示把蒋氏铜像扔入茅厕。
为什么那些恶语中伤、枉口拔舌的谰言有人相信、有人传播呢？这是因为近百年，国人过份强调「科技救国」，长期重理工轻文史，再加上统治者成功地把许多史实隐瞒起来，或肆意颠倒，使人们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例如大贪汙犯、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有云：「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历史书是知识份子按照胜利者的要求写的」，他的谬论与贪腐使他受到长期监禁的报应。历史研究如果沦为政治斗争的奴僕，就会失去自己独特的生命价值与艺术价值。历史学家的责任是一定要想办法去寻找真相，去探讨历史，甚至重建史实；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严守客观超然的立场，不存任何偏见，不受任何人或政党、财团的左右，更不可由于家族的恩怨而任意褒贬历史人物。就这样，张戎的《毛传》使我萌生了认真撰写一部《蒋介石怎样失去大陆》的意念。三十年前，我曾走访过近二百名国军将官，并记下大量口述历史资料，因而我对于伪造的历史是具备免疫能力的，经过半年多的酿酝与资料梳理，便推出了这部廿七万字、五百页的史书。
本书摘选了对大陆陷共应负实际责任的国府军政人员的忏悔言论，以体裁分类，包括了讲话、传记、史论、信函、回忆录、访问记、口述历史等。以作者官职分类，中央级的有总统父子、行政院长、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联勤总司令、陆军总部副参谋长、交通部次长、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常委、中组部长等；地方官员有省主席、市长、省府秘书长、警察局长等；守土军事长官有防卫总司令、警备司令、绥靖区司令官、师长、青年军军长、交警总队长；以职业、兵种分类，有报纸主笔、记者、坦克兵、汽车兵、骑兵等；以民族分类，有汉族、回族、彝族、满族等。
大量片面之辞才能组合历史真相
从诸多名人着述看，人性的弱点——责己宽责人严——暴露无遗。例如，蒋介石把退缩孤岛归咎于制度未建立、组织不健全，却不虚心检讨自己在西安事变与史迪威事件中拖泥带水、优柔寡断、姑息养奸以致酿成大祸：史迪威初露抗命、袒共阴谋时，不听指挥轻敌冒进，缅战大败且弃军潜逃，蒋有四次机会罢免他，但蒋怕伤害中美友谊、怕损及美国的面子，如此这般，到史迪威与美共、中共抱成一团积重难返时，蒋忍无可忍请罗斯福调回史，此时羽翼丰满的美共、中共乃发动大规模宣传，骂得蒋与国民政府体无完肤，挑起美国人民对国府极不谅解而且仇视，以致罗斯福在雅尔达会议上出卖中国权益，引狼入室，此后马歇尔来华干涉中国内政、逼迫政府与中共谈判，还在军情紧急时对华禁运军火武器两年，终于使国军一败涂地，连美军战史亦直指此係史迪威案之恶果。
长期担任参谋总长、军政部长的陈诚，口沫横飞谴责不肖之徒卖党变节，就是不讲自己用人唯亲、製造派系、妒贤嫉能、排斥忠良，导致军心涣散、士气瓦解；他侈谈匪谍渗透，但不提刘斐郭汝瑰从桂系拔擢到统帅部主掌大权、代拆代行，全靠他推荐重用；他说胜利后中央财政养不起七百万职业军人，然而戡乱后期拉伕充数的新兵，累计何止八百万？当统帅的何以如此目光如豆？他说收编伪军则「何以维持国家民族的正气？」结果伪军帮共军打天下，大陆军民同胞数千万人遭受杀戮，如此便能伸张「民族正气」耶？
白崇禧在剿匪、戡乱时期是排名第四的军政大员，在国府治理大陆的最后一年半，他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和华中军政长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元首，一九四八年六月他任国防部长时国军还有正规部队二百八十五个旅，一百九十八万人；一九四九年六月白长官移衡阳办公时还有一百五十万官兵，何以半年之内全军尽墨？在他口授的两巨册五十万言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中，竟无一字作出具体交代。他口若悬河地叙述北伐、抗战，乃至广西地理、广西建设、回教协会的琐碎小事，对于他一生中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性一年却只耗费十八页的篇幅，他振振有词指摘老蒋如何迫于中外舆论压力仓猝举行大选，竞选争执蔓延到军内，耽误了戡乱军事、老蒋不纳他的忠言导致国民党分崩离析云云，中央研究院的着名学者访问了他一百二十八次，延续近四年，但他一直守口如瓶，不愿吐露他派黄绍竑向毛泽东接洽「联合共军对蒋系作战」的背叛行逕。
操纵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与党务经费管理支配权的陈立夫夸夸其谈，把一切错误归咎于老蒋不听他的忠言，其实各地贪污劫收、五子登科的多半是陈立夫的亲信党羽；在国军佔尽战略优势时，陈立夫的CC系坚持反对和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只要求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晋五省的省主席、绥豫苏鄂粤五省的副主席、平津青沪四市副市长的席位，在中共已控制一亿人民、佔领一百七十五个中小城市、拥有一百五十万军队的形势下，上述要求并不过份。然而陈果夫、立夫兄弟坚决拒绝，他们不愿丧失那么多政治版图与官位，到辽瀋、徐蚌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屈膝求和，毛泽东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于是国共内战打了整整四年，姑不计民间财产损失与民众受战祸死伤人数，光是双方军队就伤亡三百零二万人。这个陈立夫到风烛残年时，竟蜕化成「统派」，建议从台湾外汇存底中拿出一百亿美元向中共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统治山西卅八年的阎锡山在国民党中央纪念週侃侃而谈中枢战略错误、空运不足、共军不择手段等等，就是避谈他自己为什么要在太原城破前夕扔下他的子民逃之夭夭以致太原居民死伤近四份之一、城内几无一所完整房屋。
关麟徵流亡香港卅一年广结善缘、厚待新闻文化界人士，所以长期以来港澳海外报刊对陈诚攻讦得体无完肤，他本人利用一切机会抨击政敌陈诚轻敌愚昧、因嫉误国、赏罚不明、迫害忠良，然而他自己毫不检讨应对大陆陷共负多大责任——一九四八年十月，他在国防部闻悉一位共军被俘团长招出韩练成係潜伏共谍，迅即为韩通风报信，让其立即潜逃香港转赴共区归队。韩练成将四十六、七十三两个军引入共军口袋，却侥倖脱身，逃脱了军法制裁。
台湾的传媒，把留美的数学博士俞大维恭维得犹如天神，此人从不出席行政院院会与国防部会议，直至大陆陷共四十多年后、共谍刘斐本人业已供认真实身份不讳，俞博士竟仍然固执地不信刘为匪谍，这样一个毫无敌情观念、丧失保密防谍警惕心的庸材，居然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达十一年之久，国军焉有不败之理？
黄宇人素以「大炮」见称，谈起老蒋与李白的军政弊端，滔滔不绝，娓娓动听，其对策是在香港搞第三势力，同国府争夺人才与资源，挖国民党的墙脚，这样的中常委，成事固然不足，败事绰绰有余。
马鸿逵统领宁夏十七年，与青海马步芳貌合神离。从他致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可看到，他对青马荒淫贪渎、抢劫民财、险诈自私、弃守兰州等揭露得淋漓尽致，就是不谈他自己在关中作战稍挫即退、兰州危急时按兵不动等劣迹。
陆大毕业的参谋长才曾振，在徐蚌败绩后四十四年才作出「徐蚌会战是匆促决定的错误决策，应该在长江决战」的结论，未悉当年他英姿飒爽担当陆军总部副参谋长以及顾祝同参谋总长办公室副主任时所为何事？「事后诸葛亮」人人都会做，为何他当年不依理抗争呢？
中共毁灭历史档案阴瞒历史
虽然以上诸军政大员都暴露了隐恶扬善、文过饰非之人性弱点，但他们毕竟都从某一个侧面揭示了戡乱失败的原因，是一家之言、片面之辞，然而历史的真相乃是历史学家从大量的片面之辞中组合、发掘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选载这些资料，博採众议，集思广益，旨在复原历史的真相，如太史公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发潜阐幽，继往开来。
鑒于以上宗旨，本书的编写，时限从一九四七年二月国军成建制地损失七个师5.6万人的莱芜之败、同年五月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覆没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底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大陆最后一块自由土地——西昌殒落为止，描述了悲惨壮烈的开封、太原、西昌保卫战，也披露了瀋阳陷落前千余高级军政人员争先搭乘飞机逃命的丑态以及厦门失守时十六万国军向一千多共军缴械投降的丑闻。既以一名中将的自述来展现城破被俘的经过，又以一名师长的回忆录写出另一名中将剿匪副总司令兵败大渡河被俘的过程。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恪守平衡报导、不偏不私的原则。例如选载刘毅夫文章抨击陈诚拒绝收编伪军导致「老蒋不要老毛要」的恶果，但也登载陈诚致林蔚函件，为前述举措作一辩解；选载曾振文章抨击陈诚盲从美方意旨「整军」因而一举消灭了国军一百八十多个师，同时也登载陈诚的辩词：当时中央财政拮据，绝对养不起七百万官兵。选载龙绳武的访谈纪录诉说国府未善待乃夫龙云以致丧失了在大陆最后一块反攻基地，但也刊载有关史料证明早在昆明事变前多年龙云就已私设电台勾结中共，还一度计划与汪伪合流胁迫中央停止抗日，他的背叛是军阀本性所决定的，并非中央政府亏待了他。
本书刊载了白崇禧对亥敬电等「逼宫」举动所作的许多自我粉饰言辞，也刊载了近年中共公开的一批大内档案，把李白派特使赴北京欲与共军夹击中央军活捉蒋介石的秘密全部抖了出来，孰是孰非，听任读者诸君判别。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动用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会的秘藏档案，所以对四年内战期间苏联、朝鲜、蒙古以及东欧国家出兵援助中共颠覆国民政府的详细情形不能作出有系统的报导，如今只能从个别亲历战场的军人回忆录中探悉一二，而那些人都已八、九十岁了；苏联援助中共的军火清单，只是从中苏共分裂后一九六五年莫斯科电台的片断广播中知其概梗，那毕竟是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前中顾委李锐，最近接受《德国之声》採访时坦言：「真正要把中国的、我们共产党的几十年事情搞清楚，把毛泽东的问题搞清楚，档案不全部公开，就不可能完全真实」，可惜的是「档案毁掉了很麻烦，据我所知已经毁掉了一些」。
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的祖辈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应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谨序。
郑 义
丙戌年寒露日于香港
一、抚躬自问 痛定思痛
国军怎么会退缩到台湾这个孤岛上来？[1]
蒋介石
我们国家这样广大的土地，我们革命这样伟大的成就，而今天反要退缩到台湾一个孤岛上来，不能不承认我们革命，已经失败了！但是这种失败，并不是就此完结；也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就无法再革命了。相反的，我们退守此地，正是在这範围缩小、渣滓淘汰的时候，更可发奋图强，雪耻复国，期能事半功倍，完成革命的大业。我们革命本着过去艰苦奋斗的历史，仅凭赤手空拳尚可以创造一切，何况目前有此优厚的基础，更是加速我们成功的条件，例如过去需要二年的时间来準备，现在只要一年就行了。但是我们今后要图复兴，必须研究过去为什么失败，今天检讨会中，大家曾经想到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失败的真原因，并未加以彻底研究。大家也提到军队腐败，政治贪污，但这些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军队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为什么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
蒋介石下野后蛰居奉化妙高台痛定思痛
就制度言，我们所以失败，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军队监察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初期所以设置党代表者，一方面在监察各级部队长贯彻革命主义，达成作战任务；一方面在加强士兵政治认识，以充实其战斗力量，提高其战斗精神。北伐时期因为党代表能负起这双重的任务，所以革命军摧坚陷阵，所向无敌，后来由于各级部队长都受过党的教育，同时为求军队事权统一，乃将党代表制改为政工制。而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最大的缺点就是各级部队长的工作，无人负责监察，尤其是作战成绩更无从判断其虚实，所有经理卫生贪污腐败的现象，都发生出来。又由政工人员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皆缺乏政治训练，对敌作战就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繫，甚至恣意骚扰，以致军风纪蕩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
所以今天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军队监察制度。本院对于这种制度，必须加以切实的研究，我过去提倡「行政三联制」，认为无论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设计、执行和监察三个步骤，而且这三者必须密切联繫，不可稍有脱节。尤其「行政三联制」最重要的部份，在于监察，因为设计和执行的结果如何？计划能否实行？实行是否彻底？都必须经过监察考核，乃能获得结论。故监察制度实为建国基本制度之一。总理在建国大纲中特别规定监察为治权之一，其重要可想而知。
今天我们在彻底失败之余，一切制度，都要彻底研究，重新建立。而军事制度的建立，则特别应着重监察。就我们东南区而言，从长官公署以至连排，要构成一个公正无私的监察系统，要选择最积极优秀的干部来充任政工人员，务使命令贯彻，纪律严明。而要作到这一步，首先就要从改革政工制度作起。今后政工人员，必须由其政工机构本身逐级甄选派任，决不能再由各级部队长任意撤换，滥竽充数，务使其能切实负责，襄助部队长为其所部官兵政治教育的负责执行者，使全体官兵皆能为主义而战，为党国而战，这样才能挽救现在的危局，你们多数是团长以上的官长，对于过去失败的教训，应该都有深刻的体认；今后为了革命的理想和个人的前途，必须正心诚意，帮助军队监察制度重新建立。
除了制度以外，我认为我们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组织不健全。我观察共匪的战术，并无特别高明之处，本无消灭我们的可能。所以我在去年曾经估计无论敌人如何顽强，在三年之内，绝不能消灭我们在大陆上所有的军队；在这三年中间，我们不但由于内在的自力更生，可以转败为胜；而且由于国际形势的各种变化，更有最后胜利的把握。但是到了现在，不满一年，大陆上的军队几乎彻底为共匪所消灭，这是谁也料不到的。这在战术上究竟作何解释呢？共匪惯用的战术，除了渗透包围游击法则之外，并无其他新奇的伎俩，然而他们何以能制胜呢？这完全由于我们的党务、政治、社会、军事各种组织都不健全，共匪看透了我们各种弱点的所在，于是採行他政治军事各种渗透的战术，真所谓双管齐下，打进到我们的组织内部，使我们本身无端惊扰，自行崩溃，所以他能蹈瑕抵隙，获得这样意外的胜利。
因此我们的失败，并不关乎敌之强大，而实由我之怯弱。我们不要把共匪看得怎样厉害，而应归咎于我们自己不行。就组织一项来切实研究，我们不但发现党政社会各方面毫无组织，就是陆海空军各方面本身的组织，也极不够健全，所以他到处渗透进来，尤其是他多方设法，来破坏我们组织裏的首脑部门，使之不能发生指挥联繫的作用，于是其所属各部自然就不攻自破了。这是共匪战术中最阴狠的一着，我无以名之，勉强称之为「断头战术」或「挖心战术」。譬如一个人只要把他的头脑斩断，或者把他的心脏挖掉，他的四肢五官自然不能发生作用了。在民国三十一、二年时，共匪对我们国军是实行其所谓「兵运」，希图引诱并麻醉士兵，发动叛变；后来他觉得士兵的作用微弱，等于人身的皮毛，偶受打击，并不影响生命的安全，于是改行上述的「挖心战术」，专行打击我们部队中的首脑部门为目的。譬如他对我们一团作战，他特别注重我们团长的位置行动，就首先打击我们团长，一师作战则先打击我们师长，对大兵团作战他就对最高级指挥官先行设法打击，这样使得我们作战的神经中枢完全中断，而整个军队也就可因而不打自垮。
他这个战法，我自三十四年剿匪以来，迭次警告大家，但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因为平日鬆懈惯了，毫无警觉性，又不知研究如何防谍保密，来掩护他自己，因此就更易被其歼灭了。近几年来我们高级官长因遭共匪袭击而被杀被俘的，真是不知多少，所以大陆上四百万的军队，很快就被共匪全部歼灭。政治上亦复如此，自从我去年引退以来，因为中枢领导无人，于是地方党政组织，在短期内便土崩瓦解，这就是他运用挖心战术的一个例证。因为他要使全国政治失去中心领导，亦应用其挖心战术，以遂其各个击破的阴谋。这是过去的情形，现在已追悔莫及，不必再提了。但是今后要复兴国家，重建革命军队，必须对失败的教训，有彻底的认识，才能矫正过去的错误，奠定未来成功的基础。
（原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10月31日出版。）
蒋介石对国军失败的检讨
陈 诚[2]
总统对于大陆失败的教训，有过很多深入而精闢的指示，美不胜收，录其尤要者：
我们剿匪军事所以遭致今天这样的失败，决非偶然：第一、因为我们国军在抗战期间，一致对抗外敌，忠勇牺牲，实力消耗，而且长期战斗，精神疲惫，共匪则在八年当中，逃避抗战，扩充实力，处心积虑专门研究如何消灭国军、如何推倒政府。所以他们认为抗战胜利以后，以武力叛变，有必胜的把握；第二、他们认为我们高级将领皆已养尊处优，成了军阀，多半已年近五六十岁，个人都有家庭妻子儿女的牵累，和社会腐败的环境发生密切的关係，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不能整饬纪律再来带兵奋斗，更不能万众一心，通力合作，发生协同一致的效果。因此他可以各个击破我们，消灭我们；第三、他看到国军各级官长，平时精神萎靡，学术荒疏，自军长以下，以至于连排长，大家都不研究学术和典範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準备，所以到处都是打糊涂仗。我审查过去各军失败的战役都是由于所定计划既不依照学理，而且违反兵学原则，同时部队与部队之间，又不知互助合作，协同一致，以求彼此补救其缺点，发挥其长处；第四、他看到我们高级官长对于部下的基本动作，如瞄準、射击、侦探、联络，不去切实注意考核，以致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加以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官长尚茫无所知。官长对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这样上下生活脱节，自然情感毫无，官长既然如此对待士兵，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何能望其听命牺牲？
陈诚
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己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关心，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驰，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兇顽狡猾的匪军作战，决无倖免于消灭的道理。
以上均係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一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匪我两方比较，我们的一切条件都要胜过共匪，但是各将领必须记取一句格言，就是「师克在和不在众」。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前后的将领，能够协同一致，和衷共济，则无论当面的匪军如何兇顽，人数如何众多，都可以被我们打败，被我们消灭。反之如果大家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则争功，败不相救，那就没有不被匪军各个击破的道理。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对军官训练团学员讲。
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在人力方面，我拥有三百五十万人之正规部队，而匪军连民兵在内，不过五十万人；在物质方面，我拥有以抗战为基础之一切资源武器与器材，及美租借法案之剩余物资，并接收投降日军之全部在华物资，而匪军则仅居一隅，赖就地取材，极为有限。在此种对匪处于绝对优势之比例下，欲完全消灭共匪，实乃易如反掌之事，然而由于我各级干部精神方面之颓废，纪律之废驰，人谋之不臧，与夫军政之不协调，乃使剿匪军事毫无进展，反而江河日下，使匪我兵力消长，渐成反比，以致造成今日之形势。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八月三日讲〈对戡乱军事之总评及训示〉
大家还要知道：我们这一次革命之所以失败，并非敌人真有许多大的力量打倒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本身具备了许多失败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为共党卖力工作，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沦丧，丑态百出，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份崩离析的局势。??
其次，我们还有一个失败的因素，就是我们组织不严，因此共匪的侦探更易渗透我们的内部，真所谓「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由此偷窃机密的情报，製造无稽的谣言，威胁党员的精神，加速我们的崩溃。以致我们几百万军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无数精良的武器，都奉送共匪来残杀我们自己了。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十三日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
（本文摘自《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中华民国国史馆2005年8月初版，下同）
国军是怎样失败的？
陈 诚
国军是怎样失败的？我们应不难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自己也还有一些补充的意见，不妨一併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共军之基本思想在求战、求兵、求食。其指导原则在把握主动、活动、机动，以困我之点，断我之线，控我之面。为实现这些思想与原则，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行动轻快。如何才能行动轻快？又必须以减轻负担为前提，诸如守土的负担、保家的负担、保产的负担等等。自古至今，大凡争天下者负担少，守天下者负担多，形势使然，无可如何。戡乱军事，我守而敌争，亦为先天汴定之形势，则主动、活动、机动，在敌易而在我难，因之困点断线控面，遂成必然之结果。兵、食之源皆出于面，敌能控面，自然可以足食足兵。反之，兵力既捉襟见肘，饷糈又难乎为继，则一般不肖将领，方避战之不暇，哪裏还有协同友军同生死共患难的勇气？事至于此，虽使孙吴复生，恐怕也没有打胜仗的把握。
二、大陆失败，原因複杂，不可以一端论。但共产党攻心战术一直攻到我们大本营裏来，我们的参谋次长刘为章（斐），就是为共党工作的，我们都被蒙在鼓裏，这样的剿共军事，还想要不败，能吗？刘为章本为桂系谋士，小有才，所以让他当参谋次长。此人巧言如簧，最能先意承旨。我当参谋总长，常到各战场上去，内部完全由他操持，全盘军事几无机密之可言。徐州方面，原由薛伯陵（薛岳）主持，因为他挑拨离间，才换了人。薛伯陵如在徐州，徐蚌会战决不会垮得那样快。徐蚌一败，大局遂愈发不可收拾。据说：毛泽东某次介绍刘为章和高级共干见面时，曾夸奖他是第一功臣，则此人关係之大可知。
三、陆宣公（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粗陈当时六事之失，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陆失败情形，颇多吻合之处，誌其要点如后：
1.措置乖方：谓胜敌必先练兵，练兵有攻讨之兵，有镇守之兵，不可混为一谈，混为一谈，则乖其用。我曾主张将剿共部队分为三种：（一）进剿部队；（二）防守部队；（三）清剿部队。三种部队之编制装备训练，因需要不同而异，亦即此意。但因隔于种种阻力，卒未果行。此亦可作为我自己德薄能鲜之一证。
2.课责亏度：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姦妄宠荣，而忠实摈抑。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也。这一段话和张灵甫的上主席书[3]，很有相似之处。
3.财匮于兵众：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故兵多是财政破产的根源。半以事边，尚且如此，何况十之七八的收入是军费呢？
4.力分于将多：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尫，众散为弱，夫乃逗挠离析，兆乎战阵之前。欲令齐肃，其何得乎？
5.怨生于不均：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矫佞行而廪赐厚，绩艺劣而衣食优，苟未忘怀，孰能无愠？不为戎首，则已可嘉，而欲使其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虽有韩白孙吴之将，臣知其必不能焉。
6.机失于遥制：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遂令分阃责成之战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难则不可也。
总之，大陆失败是由于主义不行，以致千疮并溃、百病齐发的结果。以上所言都不过是列举其大端而已，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都不免有所偏失。我们应当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过在当政者负的责任更大罢了。
东北沦陷我要负一大部份责任
陈 诚
日本侵华，是由东北开始的。起初日人的希望，以能夺取东北为已足。假使当时我们认为东北可以不要，则八年抗战也许不致发生。那么反过来说，八年抗战之所以发生，也就是因为我们不甘心放弃东北。
但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之后，如果胜利的果实，不包括光复东北在内，则千百万军民的死伤，难以数计的财产损失，都将成为无谓的牺牲，而所谓神圣的抗战，也不过只是一场悲剧的演出罢了。
然而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我们东北的主权，竟遭受到盟国无理的出卖，这真是梦想不到的事。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日，美总统罗斯福、英首相邱吉尔，与苏俄总理斯大林会议于克里米半岛之雅尔达。会中除讨论联合国及德国失败后欧洲土地划分事宜外，以要求苏俄对日作战为主题，而签订了一项出卖中国东北的协定，其文为：
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事结束后两月或三月内，苏俄应加入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如下：
一、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保持。
二、俄国前于一九〇四年被日本偷袭侵害之权利应予恢复。即：
（一）库页岛南部及其附属各岛应归还苏俄。
（二）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俄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妥保，并恢复旅顺租予苏俄为海军根据地。
（三）通达大连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设之公司共同管理。并经谅解，苏俄之优越权利应予保障，中国保留在东北主权之完整。
三、千岛群岛应割于苏俄。
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及上述之港口及铁路，应得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依据斯大林元帅之建议，美总统将採取步骤以获得此项同意。
美总统所採取的步骤，就是压迫中国与苏俄签订了一项「中苏友好条约」。这项条约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经两国政府批准公布。条约内容大致就是雅尔达协定的合法化。条约中保证俄军于对日作战胜利后三星期开始撤退，其最后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第一枚原子弹投落广岛，八月八日俄国宣布对日作战，随即派遣军队长驱直入我国东北及热察两省，不及一週，日本天皇已颁布无条件投降之敕令。俄军此时才进入中国几天，兵不血刃，就成了中国东北广大地区的胜利者，接受日本的投降，并掠夺东北价值鉅亿的工业设备和物资。这且不言，最使中国蒙受无可忍受的损失，就是在俄军卵翼之下，使共产党在东北深植下强大的武装力量，造成后来政府接收的困难，而戡乱战事终至遭受挫败，亦即造因于此。
依照「中苏友好条约」之规定，俄军至迟应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全部撤出我国国境，可是他们百般刁难，不肯依限撤出。同时阻挠我政府军队进驻东北。直到共军大量侵入东北，并获得俄军缴收日军装备后，俄军不待我军接防，遽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全部退入苏境。因之整个东北除瀋阳、锦州少数孤立据点外，都成了共党盘据的巢穴。
所以抗战胜利，我政府所接收的东北，除去几个孤立据点以外，别无他物。真正攫得东北广土众民的，是共党。而真正获得鉅量工业设备和物资的，是俄帝。为不甘东北沦陷而苦战八年的中国，到头来却一无所得。这种胜利的苦果，是怎样产生的？追本溯源，不能不说是雅尔达协定之所赐。
我政府起初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一九四六年九月改为行辕）主任，负责办理接收事宜。而以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主持军事。原望军政分治，协调合作，以期有所建树，不料合作不成，反而互相牵制起来，以致军事力量与行政效率，都相对的为之削弱。再则军政双方，都缺乏通盘筹划的计划，而一般不肖人员以劫搜为接收，较之关内其他各地，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士气人心，均发生严重的恶劣影响。东北大局，既如上述那样的险恶，再加上我们军政方面的不争气，遂愈益不可为。
一九四七年七月，美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莅华，曾赴东北访问，认为东北现状，与人谋不臧有关，于是我政府乃有调整东北人事之考虑。八月十二日，我以参谋总长身份，奉派飞瀋视察。除访问东北元老，代表主席致慰外，即约集东北军政党团首长，检讨有关东北各项问题。十五日飞四平慰问军民，时当我军大胜之后，发现有不肖军人乘机掠夺民间财务情事，当予议处，然对于军纪败坏，深觉痛心。十六日再飞长春、吉林、小丰满等地视察，原拟再多留几日，藉图充份了解东北实况，惟因主席电催返京，只得于二十一日结束了这一次东北之行。
返京后，即奉主席召见，于报告东北情形后，对于调整东北人事，先拟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兼任，李不愿，乃定由国防部长白健生（崇禧）兼，白亦不肯接受，却竭力主张要我去。我想国步艰难至此，倘能为主席稍分一点忧劳，自是义不容辞的，不过参谋总长职务则必须准我摆脱。主席考量之后，却只准我兼，不准我辞，在我兼任东北行辕主任时期，参谋总长职务交由参谋次长林蔚代行。议既定，我只好遵命而行。
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命令，是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发表的，稍事摒挡，即于九月一日飞抵瀋阳。
当时东北情形，虽然刚在四平街打了一个胜仗，但就整个大局来讲，绝对无法挽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东北耆宿张作相、王树翰、冯庸、高惜冰等十一人，知道我将要来东北，曾就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情形，写给我一封信，对于当地现状，颇有一些简单扼要的描绘。如说：
军事方面：「今者大敌必须国军，小敌亦必须国军，奸匪窜扰无已，国军疲惫不堪。」「奸匪之在东北，拥有强大背景，据有优厚资源。」
政治方面：「东北情况虽属特殊，而机构制度实多与实际需要未能切相配合。尤以机构之繁多，编制之庞大，事权分割，效力低劣，为目前之大病。」「各省负责人选，应付非常，动关成败，必须慎重简拔，不可稍存姑息。」
军糈民食方面：「东北目前收复地区，不过二十余县。本年辽北战事春耕十废其九。奸匪所至，存粮劫掠一空。因之产粮区域，已发生严重之民食问题。迨至青黄不接之时，其危机之严重，益将不敢设想。因之军粮若在东北採购，就令彻底禁止人民食米，亦将搜罗无方。」
党团方面：「东北在光复后主持党务者，闻有出卖党证志在敛财者。种种劣迹，驯至地方公正人士，胥与绝缘。」「剿匪若不能对政治党务下有整顿决心，则军事纵有十分把握，而此等恶劣份子为渊驱鱼，恐党国之患，不在外而将在内。」
东北与热河唇齿相依，我到东北不久，接到过热河省参议员关铁铮的一封信，从这封信裏，又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热河：「热河当前势态，全省二十县，现在政令所及仅有七县。而七县所属多者七、八乡，少者三、五乡，其环绕县城为匪所据者，近只一、二十里，远亦不过三、五十里。即以首县承德而论，省政中心，重兵驻在，而亦市内四镇金瓯无缺，此外二十乡，吾之所有亦不过残破不整之七、八乡耳。所谓我佔点线，人有面积，人据生产之区，我守消费之地，现在秋成伊尔，我将一无所获。」
这样的东北和热河，我来了，又有什么用？可是你也不来，我也不来，要主席自己来吗？所以我之此来，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行动。俗语说：「死马当活马医」，就是我此来的工作方针。
我到东北后的作法，概括起来说，只有十二个字，即：整饬内部、安裕民生、培养战力是也。
至于怎样「整饬」？怎样「安裕」？怎样「培养」？「卑之无甚高论」，我只提出一个「正常化」的口号，以为一切设施的準则。所谓「正常化」，就是因为当时目所见的耳所听的都太不正常，不能不加以纠正罢了。
譬如当军官的职责是练兵是打仗，军官都能尽其职责，而不分心外务，这就叫做正常。反是，他们放着应尽的职责不管，却忙于开报馆、办学校、干涉地方行政，甚至开舞厅、办工厂、走私、做生意，这当然就不能说是正常了。再如地方官吏的职责，是组织民众、安辑地方、充裕财源、推行建教，这就叫做正常。如不此之图，却一味的要练兵，要扩张地方武力，便不能叫做正常了。
东北光复后，机关林立，冗员充斥，许多人都游手好閑，无事可做。以致是非、功过、劳逸，均无所稽考，影响政治风气及行政效率者，至为深鉅。最可怕者，就是共谍，最容易在这种夹缝中潜伏，扰乱我们的内部，暴露我们的机密，使我们完全陷于「可胜」的劣境，而难以自拔。说起潜伏共谍的案子，真使人不寒而慄。举其大者，如前保安长官公署的作战课长、行营无线电台总台长、南车站总站长，居然都是共谍。尤可异者，瀋阳防卫司令部之政治部主任，与中央派来东北主持调查工作之首长，即为共党在瀋阳情报工作之最高主持者。此外机关学校以及新闻通讯单位，被共谍渗入者，其数更无法计矣。这现象太不正常了。所以我们才决定裁併庞杂机构。先把行辕本身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合併而为政务委员会，以资倡率。尚未接收的六省两市，亦均分别设有庞大的省市政府于瀋阳，实在太不成话。均着先行缩编，并令进驻于各该省市接近地区，以便随时前进。又管理敌伪财产的机关，原有三个之多，实无必要，也决定合併成一个。所有裁併机构的编余人员，一律编为政治大队，加以甄别训练后，再派赴各地工作。此亦化无用为有用之一道也。
截并机构的最大收获，就是内部较为整饬。因为内部整饬，良莠混杂为不可能，共谍渗透的危险，也就相对的大为减少。
东北接收后，奢靡浪费现象，随处可见。魏德迈将军来东北时，对当时官员之纸醉金迷生活，亦大感惊诧。我来了以后，觉得当此万方多难之时，哀鸿遍野之地，而国家官吏醉生梦死如此，实属匪夷所思。有心大力整顿，又恐投鼠忌器。乃决定以身作则，力行节俭。并提倡不盛宴宾客，不作餽赠，不准公务人员参加赌博等不正当娱乐，风气稍稍改观。
东北厂矿机器，多为俄人劫掠而去。小丰电厂原有六部巨型发电机，俄人掠去其四；鞍山铁厂原有炼钢炉九个，俄人掠去其六，为共党破坏两个，仅余其一可供使用。抚顺煤厂亦因设备缺欠，产量锐减。故东北需要机器至为迫切。为增加生产计，乃以东北多余之煤及大豆，换购境外之机器，旁及米麵棉花纱布等物，以补境内生产之不足。
又为调节及充裕物资起见，规定输出物资，只许换取外汇或与其他各地交换货物。商人汇款出境，必须保证购入民生日用必需品，但绝对禁止官僚资本混入投机。
以上防止浪费，增加生产，争取境外物资等项措施，都是为了安裕民生而发，自不待言。
关于充实战力方面，我们作了以下几件事：
一、军人不务正业，如上文所说开舞厅、走私、作生意等等，如一律放任不管，则久而久之，谁还肯练兵打仗，出生入死？故均严格加以取缔。军人如都能恢复正常军人生活，自可收充实战力之效。
二、瀋阳大街小巷到处都可看到游杂部队之番号，其他各地亦大同小异。一九二一年前后的广州，有官多于兵，兵多于枪的怪事，东北当日情形，亦正可与之媲美。这般人骚扰百姓则有余，以言剿共戡乱，实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因规定凡未奉政府核准之任何名义之游杂部队番号，均须一律取消。其中如有素质较好之官兵，另派国军中予以适当安插，余则交由地方政府使设法从事生产工作。
三、东北地方原有十三个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另外尚有十二个步兵支队，及骑兵部队大小单位甚多，大都空虚紊乱，不堪作战。为充实战力，乃加以整编。将步兵分别整编为三个军，将骑兵改编为骑兵司令部，辖三个旅及两个独立团，其余编为三个团。所有整部队其待遇与装备均与国军同。
又为便于指挥作战，复将原有及新编之十一个军及其配属部队，编为四个兵团司令部，分别统率。如此单位略为简化，层次比较分明，指挥较有系统，军纪亦稍严肃。
四、东北各省尚各拥有保安团队，大多只存番号，无实力之可言。但经费均照编制开支，虚靡国帑，莫此为甚。因亦一律加以编併。除辽宁、辽北、吉林三省保安司令部原有两个保安团各编併为一个团，安东、松江、嫩江三省保安司令部各改为民政厅保安科，原有一个保安团保留一个保安队作为省府守卫之用外，其他各省保安司令部及保安团，一律取消。剩余兵员以之充实保留之保安团。编余干部即集中训练，以之从事共区内之地下工作。
以上关于整饬内部，安裕民生，充实战力，我们所做的事，绝无好高骛远之处。总而言之，还是前边说的那句话，我们只是纠正一些太不正常的现象，使之归于正常而已。
此外应当说一说的，是我到东北后指挥作战的经过。
我到东北之前，敌人已经发动过五次攻势，我于九月一日到东北，九月六日，敌人就发动了第六次攻势。
东北敌我兵力，在前五次攻势中，大致不相上下，不过共军补充得快，战斗的伤亡，随时可以补充起来。而且被裹胁的新生力量，有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到他们发动第六次攻势时，敌我兵力已众寡悬殊，几成二与一之比。我当参谋总长，这情形是清楚的。所以在未离京之先，已有请派两个军加强兵力计划，但当时有人以东北冬令无法作战为理由，阻挠增兵计划之实现。殊不知东北春末解冻后，雨季水汛，继之以青纱帐起，才真正无法用兵也。
共军第六次攻势，由九月六日开始，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暂时算是告一阶段。在这次攻势中，共军使用兵力，计由林彪指挥的第一、二、三、四、六、七、八、十、十一等九个纵队，又热河兵团所属第八、九两个纵队，合为十一个纵队，所辖三十四个师、八个旅，总兵力约达四十万人，其他公安及军区部队兵力，亦在十万人以上。国军的兵力有正规师二十六个师，暂编师十一个师，可参战人数约在二十万左右，尚不及共军的半数。
就当时敌我态势来讲，共军据有广大地区，容许其机动集中。我则侷促于都市的点线防守，虽在运用上能分区力求集中，而在主动上已经失却机先。
我军作战指导，以培养战力为前提，以确保战略要地，再谋待机打击共军主力为方针。故使用必要兵力守备永吉、长春、四平、瀋阳、锦州、葫芦岛等地区，而以有力部队机动控置于铁岭、锦州，先排除北宁路障碍，再图打通瀋长路交通，并待机依城野战，集中优势兵力，为各个击破共军之计。
这一历时四个月之久的作战，经过重大的战役，是以下四个：
一、包围瀋阳战役：共军以热河兵团八、九两纵队对北甯路锦州和锦西，林彪之七纵队对新民、八纵队对营口，自九月六日至十月十日，先后发动攻击，企图大规模迂迴包围瀋阳，均为我军所击败，战局得暂趋稳定。
二、再犯瀋阳战役：自十月七日至二十三日，共军以第一纵队趋铁岭东南，以第四、十一两纵队趋抚顺营盘，展开战斗，企图破坏北甯路窜扰瀋阳，被我军分别击溃，战局曾一度开朗。
三、永吉、北甯路战役：共军以二、六、十等三个纵队大举围攻永吉，再以七纵队破坏北甯路新民打虎山段，意在南北进犯，使我顾此失彼。战斗自十月十六日起至十一月十八日止，缠斗月余。我军先解永吉之围，另以一部击破共军之第七纵队，共军无所获。
四、公主屯战役：此次战役始于十二月中旬，终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旬，共军以第八纵队窜白旗堡绕阳河，以第九纵队窜打虎山，以第四纵队窜海城、辽阳，同时以第一、二、三、七，四个纵队猛犯公主屯。敌情判明后，我认为共军以四个纵队犯我一点，正予我以歼敌之良机，乃令新五军陈林达部坚守公主屯，尽力拘束共军。另令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最精锐之新三军、新六军为打击部队，并以七十一及四十九两军协同攻击，分途急进。以当时情况言，我已稳操必胜之券。不意廖兵团未能遵命行动，前进迟缓，仅距公主屯十公里之差，致使新五军于苦战五昼夜后，为共军所击破。共军亦随即他窜，使我功败垂成。
公主屯战役之后不久，我因胃疾加剧，也就奉命离开了东北。我本想与东北共存亡的，但亦无补于大局，林蔚兄曾有信劝我休养说：「国家乃国人之共有，而郅治非岁月之可期。」又云：「国政不怕无人来治，而有病之身纵欲尽力亦无从为力。」可谓至理明言。
我本有胃病宿疾，但不甚措意。一九四三年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时，因感责任艰鉅，而处境甚为恶劣，时作剧饮，以资破闷，致酿成胃出血之症。当时虽经治癒，但一九四五、六年均曾复发。此次北来，到瀋未久，病即发作，以当前局势严重，隐忍不言，唯有尽力苦撑而已。其后病势日重，仍依病榻约见军政要员，指授方略，并日夜以电话指挥军事。一位美国朋友来看我，认为以重病之人，负此重责，非但公私有害，且为极残忍之事。主席对我更为关怀，曾派飞机送名医戚寿南到瀋诊治，认为非有较长时间休息不可，主席亲临瀋阳，见我力疾苦撑，恐于公于私均有不利。回京后，即电召我回亦疗养，并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负军事责任。卫到任后，东北付託有人，我乃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离瀋飞京，旋即转沪就医。
卫在东北，前半年尚勉可维持，到了十月上旬，共军猛犯锦州，採用了所谓「三合一」战法，即锦州一破，瀋阳、长春均可不攻而下，即可席捲东北。十月十五日锦州不守，二十三日长春陷落，共军以钳形攻势合围瀋阳。我方以廖耀湘所部十余万人，从新民分向新立屯、黑山攻击，企图收复锦州。廖所部皆国军之精锐，但仍迟迟不进，一如前此赴援公主屯时行动，遂被共军击溃于辽河西岸，全军尽覆。共军乘势合围瀋阳，瀋阳守军不战自乱，至十一月二日，遂为共军所陷。东北亡。
雅尔达协定，是使东北陷入敌手的远因，铁案如山，殆属无可否认。不过雅尔达协定，并没有出卖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协议，如说东北为华北的屏藩，东北不守，始造成华北以至整个大陆的不守，虽亦可言之成理，但这不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道理，我不想这样说。我觉得我们应当反躬自省。
至少东北之亡，我是不能辞其责的。无论站在参谋总长的立场，或是行辕主任的立场，我都要负一大部份东北沦陷的责任。所可问心无愧者，就是我已尽心竭力而为之，未敢丝毫怠忽职守，当胃出血病况严重之际，至不惜继之以死，如是而已！
大陆究竟是怎样沦陷的？
蒋纬国[4]
国际、国内环境所发生的影响
先父检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称：
我许身国民革命，已49年，从不计个人的毁誉，亦决不推诿自己的责任。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其中美关係《白皮书》。当时我已经宣布下野，离开政府已有六个月了，惟闻政府亦要计划一份《白皮书》，指责美国政府自雅尔达会议以后，在中国局势演变中，所应负的责任。我极力反对这个说法。我当时就告诉来台徵求我意见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说。我们中国在美国还有许多的友人，并不因《白皮书》而对中国国家的前途感觉失望，亦不因此而对中国政府的信誉有所怀疑。现在我们政府如果为此，要与美国来作无益的辩论，这不只使我们两国人民百年来所建立的传统友谊，将受到莫大的损伤而无法补偿。而且其结果，惟有增强俄共离间中美阴谋的助力，达成其所预期的目标，而使其称快而已。我们中国处世以及做人处事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
由此可知，我中华民国政府当时受到国际间的阻力是如何的险恶！以下事实的披露，更可提供作历史的见证。然而本人又为何反其道而要揭穿其中之关键呢？一则时间上已过去50年，历史要作新的评价；二则应重估西洋人心态之本质和特性；三则从其国防和外交的自我需要，这就是我要从其人缘和史缘方面检讨，始能了解平心而论其真相，从而入手，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之根本。因为西洋人之个性直言其隐，说穿其对与错，得与失，只要说得对，他们反觉得我们的诚恳；我若谦恭，只说己过，西方人亦尽以过失加诸我方，反以表面之功尽居诸己，以为一切成功，全因自己之能力运用得当，而得之自然，引以为得意。虽在西部开发中，曾一再欺骗红印地安人以求胜，事后有人引以为耻，但最后仍以力克服，终将之逼至最贫瘠之地而困居之。又有何人同情！可见白人之自大，为乱世之又一因素！但平心而论，以东西方之团队能力，和合作精神，人缘与史缘战略之东方人证诸近代史实，确实逊人一等！那么怎么办才好呢？我认为一方面应把握先父之基本精神，一方面还应从史学家诚恳之本质入手，久之必能化敌为友，本文决无刻意重新掀起旧恨新仇之意！
抗战后至戡乱期战争形态之演变与国共战力之消长
一、战争形态之演变影响整个戡乱形势
当先父发现中共缺乏诚意与政府合作，拟即发起全面剿共时，因当时中共力量，实不足以与政府抗衡，美、苏、英三个列强，唯恐抗战胜利后，先父领导的中华民国强盛起来，将影响他们在亚太印洋的权益，乃一面全力援助中共，一面百般阻挠国军的剿共行动。苏俄则以军事装备积极编训中共军队，充实共军战力；美国则运用调停小组与美援政策，拖延国军反击时间，以利共军能获得充份的时间，从事整补与训练，建立足够的武力打击国军。而中共呢，则配合美、苏的行动，发动了「蒋总统不下台，美援不会来」的心理攻势。易言之，美苏一唱一和，中共唯命是从。因此，中共方面，来自三方的力量（包括中共本身），扩大了中共叛乱势力。而国军方面，则受到三方面的压力，包括美、苏对国军的打击，与中共的宣传，同时，中共配合了美国政府的行动，发动了「蒋总统不下台，美援不会来」口语的心理攻势，野心家及动摇份子附和和鼓譟。先父为了但求美援救国，有助于民，乃于1949年元月21日宣告引退。当时的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立即废除动员令与戒严令，释放被拘捕的叛乱份子，并派代表团与中共和谈。结果是中共扣留和谈代表，宣布战犯名单，大举渡江南下，戡乱战争完全崩溃，使中国大陆沦入铁幕。最后美国政府发表了一纸《白皮书》，明白地公告：「中国大陆的沦陷，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美国不负任何责任！」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恶劣情势下迫使国军剿共的力量，不论政、经、心、军，都面临在複杂的环境中奋斗，日趋劣势。已如于前述，其中有一点最大的关键因素，值得在此一提，中共特别重视宣传，不择手段对国内外知识份子下工夫，长期诬衊先父与其领导之政府。因而不少中外偏激的学者，均相信中共的说法，如国内的民盟人士罗隆基、闻一多等；国外的费正清等。而一般社会人士总以为学人说法应可信。但此批人士发言均做了中共的应声虫，遂致我中央政府陷于孤立。而将大陆陷共的责任，完全归过于先父一人，这很不公平。因为满清中叶以后，社会风气因循敷衍；民国成立，风气稍改，但旧习虽除，行政效率自然不理想。先父虽积极推动，一人又安能短期内改革社会风气呢？
蒋纬国
二、抗战期间美援华政策错误
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与科技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负自由世界兵工厂的重责，厥功实伟。但因为它在战略上决定先集中力量于欧洲以击败希特勒，所以亘战争全期，美国运往海外的作战物资，98%用于欧洲（包括对苏俄的援助）及北非战区；用于太平洋战区者仅为2%。而这2%中，大部份为麦克阿瑟元帅麾下美军所使用。中国战区所分配到的仅为其中的1%，亦即为美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总数的千分之二而已。更何况这千分之二中，还包括在华美国军事人员的行政费用。而且美国战时的对华军、经援助（租与借）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1942年才开始，那时中国已经进入抗战的第六个年头了！但不意在大战辛苦地结束并获得胜利后，美国竟然以她优厚的经济潜能以其「给与不给」来威胁和要挟中国！期望压迫我中央政府执政党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而当时的中共还仍是苏维埃的中国支党部企图赤化中国。真是雪上加霜，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民心和士气。
战时美国众议员周以德在其国会中对此曾有公正的评论，他说：「如果我们决定先击败日本，而把98%的作战物资运到亚洲，请问英国能否存在？而俄国人又能守得住斯大林格勒吗？」战争末期曾在中国战区服役两年的魏德迈将军（Gen. Wedermeyer）也曾指出：「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得手之时，已对它的战争潜力有了警觉。因而日本军阀提供优厚的条件与先父议和，但他坚持抗战到底！如果先父接受了日本的条件，日本人就可以从中国战场抽调150万大军去对付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所以他说：「我所认识的蒋委员长是坚强的伟人，也是忠实的人。他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盟邦，决不背弃盟友。」（1975年4月，魏德迈将军追悼蒋委员长谈话。）如果说蒋介石元帅和他的军队不认真作战，那么当麦克阿瑟将军退到澳洲时，日本横扫太平洋，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躺在海底」（美国前众议员周以德语），他为何不接受优厚的议和条件呢？若果真如此，日本不但可以抽调150万精锐军队转用于太平洋，且可得到中国广大人力与资源的支援，那对美国、对自由世界，可真是严重的灾难了！因此，在战争中期，他被推崇为世界性的伟大领袖。因为他领导中国军民不惜鉅大牺牲代价的艰苦抗战，与其卓越之战略指导，对自由世界实在具有决定性的贡献。所以我曾经以史家的客观立场，以严谨的态度说：「惟中华民国的蒋介石元帅才是伟人中国之伟人！」
三、美、俄联合协助中共军队发展，使国军战力逐渐落后
苏俄于〈雅尔达密约〉签订之后，对日本的作战却迟迟不肯参加。事实上直到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掷到日本广岛之后，苏俄看準时机，突然于8月8日，也就是原子弹投到日本的第三天，日本决定投降的前两天，才正式对日宣战。同日苏俄三个方面军158万大军，西从外蒙、北从黑龙江、东从乌苏里江拥入我东北（日军之前进攻势基地）。其战力远超过日本关东军10倍。其部署一如1939年9月1日，德国希军攻波兰之态势，顺钟向转90度，以多重之钳形攻势，完成其战略目的！那显然不是为了对日本作战，而是要对付中国！当时日军在「关东基地」只有旧式小口径炮3704门、战车600辆和战斗机230架，而苏军开入者为新式战车5556、战斗飞机1444架和野炮26137门。而且在日本已经向国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还将后贯部队拥入我国境！
俄军进入我国后，将100多万日本军民俘虏而去；又拆运了当年价值30亿美金的工业设备（以黄金价格折算价值约为1990年代中期之450亿美元）。同时以接收日本关东军的全部装备与美国援俄抗德之装备。再加因其时德已投降，但尚堆积在海参崴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靠近中国北疆如伯力军区的美製装备不计其数。苏俄又将其158万部队中抽出30万至40万部队的装备，编训了中共100万新军（计东北野战军林彪部约30万、华北野战军聂荣臻部约10万、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部、华东野战军陈毅部、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部各约20万）。当时中共之林彪野战军（Field Army）业已同步开进我东北地区；其指挥所设于黑龙江南岸之佳木斯市，直接与苏俄军协商接其俄、日、美造之武器装备及机动设施；并由派军（士）官协助中共编、装与训练。复配合美特使马歇尔将军以调停为藉口；并以美援政策迫使国军裁军，不得有效追击败退之中共部队；以助中共扩大为全面叛乱！
四、美苏联合以政、经、心力击溃我军力
当我们最需要军经援助的时候，我们的盟邦美国，以停止美援或迟缓美援为要胁，迫使我们接受〈雅尔达密约〉的既成事实；中止了1942年开罗会议中协议之装备中国新军90个师（当时已运抵中国装备了35个师，且尚缺乏支援机动作战之设施与干部教育！）；并取消了结束战争时负责空运国军抢先至华北、东北地区的承诺；且干涉我内政，压迫我们与叛乱的中共停战和谈，组织国共联合的政府，束缚我们的戡乱战争。苏俄此时业已将其部队推进至我东北，依〈雅尔达密约〉驻守旅顺与大连二港，阻我国军以水路赶往东北接受日军之投降。国军迫于状况紧急不得已乃将所有的30个精锐的美式装备师，由陆路推进到东北接收领土。时美特使马歇尔于1945年底来华，迫我与共党谈判，并建议组织联合政府。国军开抵东北原为接收，终成对中共作战。而当时破烂之共军则躲至苏军之后，或避至鸭绿江南，受苏军与北韩之掩护。而美之「调停」人又大喊停战，等候三人小组（中国、美国与中共）之谈判。待共军获得苏军之支助且分别进入战略要点（攻者必经，守者必固之战略要地）扩大其全面叛乱，突然反击，美从不叫停。如国军反击而突入敌阵将近捕歼共军时，美以和谈与停援的要胁要求停战。
其间限制国军行动，并宣布自1946年8月起对华军火禁运。两年之后这批美装师战力消耗殆尽；国军除少数撤回外，大部份为中共吞灭。在东北地区之中共军（林彪部第四野战军），一面得到了苏军之支援，一方面吃掉了国军30个美装师并收编约30余万伪满洲军后，势力坐大。特使马歇尔反甩手回国，并向国际指责中国政府为腐化无能，他已无法帮助。1948年7月，76余万共军入关南下，北平、天津、徐州、蚌埠相继陷落，戡乱战争的形势乃告逆转。其间国军前后方将校自亦有错乱之过，但在国际大战战略大势已定，在战后政、经、军已经衰竭，军民均已疲乏不堪之际，且在国际大战略以及内部叛乱之箭头均指向当时战后第一届民选总统、当年之蒋委员长时，中国岂是以一国之力可能抗争者！或仅以武力及忠勇之人力可以挽回者！果然，亦只是拖延时日而已。
事实上早在史迪威将军（Lt. Gen Joseph Stillwell）指挥在东方之美军并兼中、印、缅战区先父之参谋长时，曾有外国军官，多次想下毒手谋刺先父，幸天佑我国、我民、其阴谋从未曾得逞！
在马歇尔返美后，全国已造成疯狂心态，说「蒋介石不下台，美援（指军援与经援）不会来」，先父默默然完成离职手续。他卸职后为了息事宁人，保国于当时之状况，救国于未来之远图，一面以党揆与黄埔之身份和关係，先则亲至各处完成战略撤退之诱导（以自己为饵，诱敌西进，迅将政府兵力与民间工商播迁台、澎、金、马）巩固日后之反攻基地；对美则不作政、心之反击或自辩，以待日后美政被共谍渗透之状况好转，再建中、美大战略之关係。
（本文摘自蒋纬国撰《历史见证人的实录——蒋中正先生传》，台北青年日报社出版，1997年10月初版，下同）
蒋介石慨叹兵败如山倒
宋希濂[5]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四日，参谋长顾祝同派专机送我与关麟徵去奉化溪口见总裁。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在丛林中的一栋小平房——蒋母坟旁的坟客住所向我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兹记述其要点如下：
一、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已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裏，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徵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宋希濂
二、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衊，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徵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和我共过多年患难的同志，你们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毁谤诬衊。不仅这样，听了这些话，就应该坚决地进行反驳。
蒋介石接着谈到外交问题，埋怨美国给他的援助不够，政策摇摆不定，以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一九四八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我可以以党的总裁的地位来担负领导的责任，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对党国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可以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一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
不堪回首故国月——大陆沦陷省
陈立夫[6]
共党之不守信
共党和本党谈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国二十五年周恩来及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和我们洽商和平事，协定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内容包括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等四原则。殊料抗日战争开始，为时不及半年，共党就秘密令其所属对外宣布「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所谓四原则是一项幌子，实际是壮大自己，其策略是：「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举例来说，在上层则和我们军事长官联络，在下层则设法拖走我们的军队，背叛他们的直属长官。
我获悉这一阴谋后，便将此密件面报蒋委员长，他看了后认为这情报是不可靠的，且以为是离间国共合作关係的文件，并问告密的人是谁？我不得不将此人的姓名告知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竟怀疑此密件是伪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东北同志拘禁起来。
陈立夫
在此事件发生不久，我军退至汉口，阎锡山先生自山西飞来汉口向蒋委员长报告军情并顺便拜访我，我即告以共党密谋「壮大自己」的上述阴谋，他听了也不大相信，但岂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发现有好几团的军队被共党「挖」走了（按：即着名的山西「新军」投共事件。但陈说数量有误，投效中共反政府武装的山西「新军」数量不止「好几团」），事后，阎向人谈及此事件时，曾表示悔恨当时未接纳陈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範，造成军队的损失，至此，他才认清了共党的真面目。那时共党从陕西渡黄河到山西，由于地缘关係，军队常有往来，并因共军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其他，不料却因此丧失不少军队。
后来，蒋委员长识破共党真相后，经我建议，乃把当初提供上述密件的东北同志予以开释，由此可知以蒋委员长之明智尚有判断错误之时，可见共党之虚伪狠毒实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重庆时毛泽东来访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抵重庆，由吴文官长鼎昌为蒋委员长去电邀其来的，此事关係甚大，未付中央常会讨论，遽尔去电，似乎疏忽。毛来后，除谒见蒋公外，并拜访党政重要有关人员，我亦被拜访之一人，毛来敝寓高庐相晤，我之会客室一墙角，曾被日机投弹炸坏，尚未修竣，且会客室坐椅均陈旧破烂，有所不恭，寒暄后，我坦直告以我何以反共，毛颇为惊奇，盖他人对其来渝，均十分客气，唯我则例外也。
我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乃集世界各种主义之所长，而又合乎我国文化道统之精神，经其融会创造而成者，故对外可以多方面因应，对内足以增长自信而自立自强，不依赖任何帝国主义，而自成一独立思想体系，以增强次殖民地之中国之自信与共信最为适当；而共产主义来自侵略吾国之苏联帝国主义者，须知文化思想之侵略，较之任何其他种种侵略为最危险，不可不慎也。其实此种思想，在我国二千四百余年前之战国时代，已早有之，许行、陈相之徒，信仰之，而孟子则以劳心与劳力同为重要，分工而已，告之，而视之为异端而攻其妄。毛先生如读过四书，当能记忆及之，中国人民，已受三民主义之赐，获得了自由平等之幸福，国家已列为五强之一，不平等条约除苏联外，均已取消，绝不会再愿意去做苏俄的顺民，所以我敢断言，共产主义，绝不容于中国人民，而终被埋葬，而且中国历史之外患，大都来自北方，北极白熊兇狠残暴，不容轻视，不好玩的，为避免中国成为国际列强之战场，只有大家信仰三民主义才对，所以我根本反对共产主义。」
毛曰：「共产主义之实行，为时尚远，故我现在谈新民主主义。」我曰：「先生之新民主主义我已拜读，并不胜于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双方话不投机，至此而别。不料不久我政府退出大陆，毛竟得意忘形，一意孤行，立即实行共产主义，苏俄惧其长大，诱其侵韩，使之战美，以削弱其国力，当时双方约定，中国出人力，苏俄出经费，及韩战结束，苏俄竟食言不肯出钱，毛始知上当而觉醒，于是转而反苏，双方陈大军于数千里之边境，如临大敌。联苏之结果，苏俄所佔我国之广大土地，寸土未归还，不平等条约，亦未取消，较之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与苏俄之越飞将军之共同宣言，究竟出诸于大政治家之手笔，联俄而丝毫不失立场，相去何啻天壤。
军事财政外交之失误
日本人投降时，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将军，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帮我们防守两条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由海道运往天津、北平，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调度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
后来我们犯了一项很大的错误，就是日本投降后，所有在日本军队后面打游击的部队，我们没有收容过来。当时这些在北方、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都是本党同志，后来军政当局或许受了国防部次长共谍刘斐之影响，不要这些游击队的兵，引起了他们的怨恨，这些人心裏想：中央军队和日本人作战时，我们在日本人后面打游击牵制他们，不无功劳，到现在天亮了，我们也应该有个归宿呀！现在中央（按：指军政当局负责人陈诚）却不要我们，那我们跑到共产党那裏去算了！这项政策的错误导致北方、东北那些打游击的人大失所望，投向共产党那边。我们应该临时接收他们，再慢慢地补充到各正式部队裏去，才是正当办法，如同沦陷区退出来的青年，如果我们当时不收容他们，他们自然被延安共党收容去了，这种损失，是无法补偿的了，为渊驱鱼，是等于壮大了共产党，使他们平白增加好多万人。
以上是军事方面的错误，导致我们失去大陆。第二项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的财政金融没有搞好。当日本人佔领了一地区，他们用日本军用券一元换取我们中央政府所行的法币一元，他们用这种方法逐渐收去了我们的钱币，而使整个沦陷区都用日本军用券，而我们中央银行的钱币便不通行了。这时候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有一万元法币，那这个人必定很富有，因为那时吃一桌含有鱼翅、燕窝的酒席，才不过三、四块钱。在沦陷区，可以用一万元法币去换一万块日本军用券，人民感到并无吃亏，后来当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以后，他发行一种伪币，此时一万元军用券可换五千元伪币，乃等于贬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竟规定两百元伪币换取一元法币，这一错觉，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二十五元法币了，而这时候的法币早已贬值了，所以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民，只剩贬值的二十五元法币了。
再举例来说，抗战初期，我曾用一万块钱协助两所大学迁校，这两所大学一所是复旦大学，一所是大夏大学，他们都在上海，没有钱迁校到后方，我就拨给他们一万块钱办好了这项艰巨的迁移工作。这样看来，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由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五块贬了值的钱了，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由此可见，我们的财政政策把有钱的人民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以前有句话我不太懂，这句话就是「民穷财尽」，到这时候我才懂得。政策一错，可使民也穷了，财也尽了，所有的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无钱的人都变成了赤贫了。
换句话说，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当时政府不应该去佔这种便宜。人民有五千块伪币，政府仍要用五千块法币去换才对；不应该佔人民的便宜，用两百块伪币换一块法币。他只看到自己这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惨了。胜利后我们刚回到上海，发现一切东西都便宜极了，因为我们一块钱法币等于两百块使用，所以大家都抢购东西，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军事上失败，把游击部队放弃，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的部队；财政上的失败，是帮助共产党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这两大失败，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
所以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治大国必须有大量，见识小、度量小的人，绝不能治大国的。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要是我写历史的话，我一定秉笔直书，陈诚和宋子文应该为丢掉中国大陆给共产党负最大责任。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所以政治上政策一错，影响大得不得了，每一个老百姓都蒙受其害呀！
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抗战期间，我们知道冀朝鼎这个人和共产党有关係，不过孔祥熙和他是同乡，因此便用他。后来宋子文接孔祥熙财政部长，也用他，我们调查工作人员也曾告知孔、宋当心这个人，但孔先生因同乡关係，很信任他，便不听党裏的劝告。宋子文从国外回来，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金融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有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其中，如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问题，我曾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中两次发言反对，我说：「黄金储蓄券发行是经行政院提经由立法院通过条例的。现在要还本兑现，既经过立法院通过的，怎能按六成发给人家呢？」主席蒋公说：「这是宋兼部长经考虑了很久才提出的，他说只有这个办法。你不要怀疑他。」我又说：「有些老妈子、司机借了钱买黄金储蓄券以示爱国；现在要还本兑现一、二两黄金，也要给他打六折，太说不过去了。」总裁听了后说：「那就这样好了，二两金子以下全数还本，不打折扣！」
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其实，有些事是属于常识，和专家没什么关係的。那时黄金储蓄券行情看涨，黑市比官价还要高，可见需要量更多。第一期是发行二百万元，那么第二期可发行五百万元，以适应市面需要，并以盈收对第一期到期者照数换第二期，不打折扣，以维政府金融信用。奈何宋氏不作此图，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另外，政府还发行过一种美金储蓄券，购买者多为华侨爱国人士。此券到期应以美金兑现，孰料到期后，宋先生却不给购买者兑现了，这是一种赖帐的行径，使政府又大失一次信用，实在太没道理了。从此以后，华侨对政府亦失了信用，真可惜，大陆沦陷后，冀朝鼎被毛任为财政部重要职位，可以为证。
以上两项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币与伪币不合理的悬殊兑换比率，无异使富者变穷，贫者愈加穷困了。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复因蒋公太相信宋子文，故我屡次针对以上缺失提出建议，也未予採纳。从这些事实看来，可以说在抗战胜利后，我们每一步棋都走错了。
检讨起来能怪谁呢？每桩大事都是总裁或最高国防委员会最后决定的。现在回忆这些痛苦的经过，太难说了，谁该负责呢？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总裁一个人。王世杰先生掌理外交，其最大的失败，为答允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解之一事，使我军事受外交之牵制而误时机，其害太大！
平息上海金融风潮及成立经济改革委员会
宋子文先生这个人对国情不了解，书信都用英文写，如他所决定的抛售黄金措施，便大遭人非议。孔祥熙先生卸任时，移交给他很多黄金，白银也不少，所以导致其抛售黄金，此一决定是很糟的事。这时举国金融经济很乱，人心惶惶，上海反对宋子文的声浪很大，工会罢工，商会罢市。总裁乃派我到上海，设法平息风潮。
我到上海后，邀工商社会人士进行调解。他们说：宋子文先生的做法很乖张，不合乎我们的国情，如此下去不得了！我当即表示：大家要冷静，我们慢慢想办法。我并向上海各界人士发表演讲，讲的是：「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怎么样」。大意是说，外国人在上海经营银行，其制度是特别重视商业，他们把我国农产品以廉价收购运回本国，加工后再以高价工业品卖给我们。这可用三句话说明外国银行在我国的经营政策，那就是：「不管农业，敷衍工业，特重商业。」但我们应採取的金融政策则不然，应该是扶植农业，提倡工业，顾及商业而不能以商业为中心，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是这样。因此，我批评现行经济金融政策，是不合乎三民主义要求的。
演讲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等各大报把我的讲词刊出来。那时宋子文先生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听到有这样一篇文章后，令当时任行政院的秘书长蒋梦麟先生，带了报纸到庐山向总裁告了我一状，说我指摘他的金融政策不当。
总裁当即打一电报给我，他很客气的说：「立夫兄！你对金融有什么意见可向我说，不要对外发表。」于是我拿着那篇文章去找宋先生。我说：「子文兄！你看我的文章是骂了你呢？还是帮了你的忙？请你花十分钟仔细看一遍（他看中文是很吃力的）。」他看了后说：「你没骂我呀！写得很好嘛。」我说：「在我的演讲中，我仅说明过去几十年，金融政策是抄袭外国而仅注重商业，于我国的需要不相合，而建议以后金融政策予以彻底检讨，加以改革，这是替你解脱的，不料却引起你对我的误会，我要离开上海回南京了。」
他说：「你别走，明天我请上海金融及工商各界负责人在中央银行开会，特别请你发表演说。」以宋氏骄傲的个性来说，这简直是破天荒的大事。我说：「回南京我的票都买了，已不能再耽搁。」但经其再三恳切的挽留，我也只好把回程票退了。
宋氏连夜邀请上海金融、工商等各界领袖共二十余人，翌日在中央银行开会，我演讲时仍强调日前我所讲过的三民主义经济政策，并指出目前我们所推行的金融制度，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多少年来带来吸我们的血的制度，极不适合我国的需要；这当然非宋院长的政策，但今后望其能针对积弊改革，代之以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
我的演讲历时四十五分钟，宋氏始终很虚心的坐在主席位子裏听讲，据人告我，宋子文先生如此耐心的听人讲话，是罕见的事。我讲完了，他并询问大家有无意见。他即席指出：「立夫先生讲的很有道理，希望大家要共同研究。」我在演讲中还强调：「我非学政治经济与银行学，只是站在一个三民主义信徒立场，希望改革现行金融制度，以适合国家社会之需要而已，相信宋先生必有此魄力去大力改革。」
我平息上海罢工罢市反对宋氏风潮后返回南京。待总裁自庐山归来，我即写一报告历述上海见闻以及平息风潮经过给总裁，并指出此事件暂时虽已无问题，但目前我国金融政策已届危险边缘，亟应研究改革。总裁看了我的报告后，当即命令成立一「经济改革委员会」，且令我担任主任委员，刘健群副之，而宋子文先生也是该会委员之一，另有学者专家多人参与。宋氏按时出席开会，在他这位一向骄傲的财经专家来说，是颇不容易的事。嗣经拟订一经济改革方案并依法定程式通过，在我赴美考察民主制度之前呈给总裁交由财政部门执行。
我想开国需要军事，治国需要经济，总理是经济长才，而非军事专才，故不能统一中国，而蒋公是军事天才，而非经济长才，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假定孔祥熙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掌握财经，而不由宋子文接充，我们还不至来到台湾。回想起来，无限感慨！
（本文摘自《拨云雾而见青天——陈立夫英文回忆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
太原沦陷省思
阎锡山[7]
锡山今天奉命报告，谨就山西作战的经过，检讨错误之所在，及个人对时局意见，报告如下
作战的经过：太原第七次保卫战，于四月廿四日早八时，连络中断，情况不明，卒未能达到中央期望，至深惭愧，溯自四月九日共军开始第七次分路向太原外围据点攻击，至十六日，我外围据点，除城北兵工厂城东北卧虎山城东南双塔寺等据点外，余均被攻佔，十六日起，对城垣实行四面总攻，共军兵力，正规军增至十四个军，另有地方部队二万余人，十六日至廿四日九日间，共军以人海兼火海战法，并以多数重砲，发射大量燃烧弹，毒气弹，城内起火先后六百处以上，虽均经扑灭，但毒气预防，尚少準备，以致军民死伤难以数计，自廿日起，城内供给水电设备，悉遭共军砲火破坏，共军复集中大量高射砲，阻止飞机投粮，以故十八日以后，部队补给，几等于中断。
阎锡山
太原之所以能守较长时间者，第一是中央的支持，不惜巨费，空投食粮，第二是共军由抗日战争开始，其党政军移入山西，工作强而时间亦长，先甜后辣的措施，人民认识深刻，故与共军的作战意志甚坚决；第三是国军抗日，曾与共军比肩作战，吃暗袭之亏甚多，痛感亦甚深，故能军民一致的奋斗，所以普遍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况瓦而不全，更贻笑历史的认识与决心。
检讨错误之所在：
自太原连络中断后，窃自检讨，此次失败，军民毫无遗憾，仍属锡山领导不够。
第一、对共党认识的不够，共党以侵略世界为目的，认我们为基本敌人，他以欺骗他的敌人为正义，以自身的需要为真理，所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以寻常敌人视之、致遭失败。
第二、战略上的错误，我们是以军事战略为作战的目标，共军是以政治战略为取胜的方略，我们忽略了民众组织，没有建立起民众情报网，不祗不能使我们长起千里眼、敌人成了双瞎子，反使敌人长上千里眼，我们成了双瞎子，分散开，敌情不明，被敌打死；集结住，粮无来源，只有饿死，就成了敌人以五倍以上的兵力，夺取我们的一个据点，我们的部队小，敌人以战术增加夺取，我们的部队大，敌人以战略增加夺取，敌我情势，我常昧而敌常明。共军尤以打援为第一手段，我屡次吃亏，此为我晋中区作战致败之一大原因。
第三、对共军火力估计的不够，过去共军攻我以人海，我们尚可制之以火海，最近太原战争，共军火海，反较人海为得势，此为估计的错误。
第四、军民生活的困苦：军食虽始终赖中央空运接济，惟天候影响，难免时有不继，且部队除食盐外，副食毫无，以营养缺乏，半数以上士兵，患夜盲症，其间幸有联勤总部药品救济医治，稍收效果，而军官家属，啼饥号寒，亦甚悽惨。人民则自去年入夏以来，食粮来源即告断绝，糠为豆饼，成为主食，最后草根树皮，争取之以充饥。但人民仍做工送饭，冒炽烈砲火，死伤枕藉，甚少怨言；部队忍饑受困，仍前仆后继，再接再厉，军民因对共党认识清楚，而一致能作最后之支持。此种忠勇爱国精神，益增锡山之感愧，但此不能不说是事先準备的不够。
第五、土地政策之改革，能防患于未然，不能消患于已然：我们的土地政策，是劳动平等的经济政策，晋省试行之兵农合一，除解决正式土地问题外，并得到兵员的稳定，与建设的协助；但共党所取的土地政策，是攻击性的造乱政策，按人的能力，及对彼之倾向与利用程度的高低，给以代价，纯粹是造乱的目标。若在祸乱未起之前，施行兵农合一政策，能收防止造乱的效果，待乱已造成，我与彼相比，则相形见绌。譬如树林已成，羊群入内，树株尚易保护；若苗圃甫种，羊群即入，则难以萌芽；固然土地问题之解决，亦曾收相当之效果，但未能充份发挥。
第六、肃清共谍，虽尽绝大的努力，尚感不够：列宁曾告其党员说，对政敌的一分宽恕，即是对同志的一分残忍，以故彼处置政敌，以残忍为正义，宁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是国家，守法律，尊舆论，肃清伪装，费力大而收效小。太原陷落前，战争至最激烈时，在偏僻小巷中，尚扣获有贴欢迎共军标语的伪装份子。
以上六点错误，均係锡山一人才智不够所造成，深觉愧对本党愧对国家，愧对太原忠勇的军民，至为疚心。
个人对时局意见：
第一、历史上每次造乱之手段，质言之，不外是夺取民财，强用民命。共军夺取民财强用民命，是集历史的，而跑肿腿磨破嘴欺骗的方术，与赤化恐怖无情的手段，尤为超历史的，故能使愚者从而智者惧。再加之以欺骗的鼓舞，残酷的威吓，组织民众的强化，用富人之财，贫人之命，组织情报网，情报灵通，在作战上，发生了空前的效用，我强敌则避，我弱敌则攻，致成兇猛之势。我们今日最要紧的是重新考虑战略，所谓知彼知己，适当处理，方易补救。
第二、目前当务之急，要下定决心，领导奋斗，首要坚定将心，稳固军心，财政上急其所急，经济上实行平民经济，行政上与民合谋，放政治于民间，解决人民的痛苦，争取人民的同情，使人民自清自卫自治，得到自保，而实行互保，奠定人民的政治军事基础。
第三、团结奋斗，团结须认识一致，行动一致，方能收群策群力之效，欲认识一致，必须研究，检讨，辩论，由明辩是非，做到认识一致；欲行动一致，须建立轨道，确定制度，实行表决制度，则有可循；有表决则可定于一，以免主张不同的人，退有后言，然后，事专责成，以免推卸，自能行动一致，众擎易举。
第四、政府与本党以恳挚之诚意，极大之忍耐，谋求和平，未得共方之接受，证明共党必欲赤化全国。按中共四月四日宣言之意旨，不祇赤化全中国，更要赤化全亚洲，将来侵略和反侵略大战时，以此广大之土地，作游击战之根据地，亦即控制广大之土地，作为彼时大战之泥淖，使那时逼侵略大军进退失据。我们应向向来友好援助之友邦与反侵略之国家声明我们希望和平的至诚与忍耐的经过，并应肯定的说明中国不是内战。如是内战何以有大量中国以外的共产军参加作战？我们不是内战确实是反侵略的前锋战。我们更应公诸世界，诉诸联合国，以明真相。
第五、窃幸抵南京后，同志等均感到利害一致，目标一致，最后和战认识一致，行动亦渐趋一致；道出上海时，亦感到以平津惨痛教训的影响，社会上认识转变，部队上士气亦旺转；来穗后，深喜上下意志奋发，确有革命策源地的精神。我们今天尚有五份之三的土地与人民，只要领导得力，联合各党派及无党无派的革命青年，爱国的志士，一齐总动员，本整体的精神，合作分工，工作目标，指向乡村，与人民利益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军保民，民助军，政卫民，民养政，人民之所需要，政治上之所施为，一切设施，不祗要得到人民的同情，并且要成为人民的要求，政与民打成一片，使人民自治自清自卫，得到自治，军有援，政有恃，自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走上军事第一，保民第一的途径，不祇可以巩固，而且可以开展。
第六、谈和不成，我们不必惊异，共党为世界的革命党，他是以夺取为正义，无论和战，他的目的，均在夺取，和平之夺取，更为残酷，波兰捷克等国有显着的事实；即以北平而谕，已陷于惨酷之境遇。事在人为，世有明训，自助才能得到人助，尤为不易之理，我们现在应竭我们的人力物力，努力奋斗，以待反侵略国家之考虑。
锡山久在地方服务，对中枢一切生疏，聊述愚见，藉供诸同志，并请指教。
（本文係阎氏于1949年在中央纪念週之报告词）
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
主任阎钧鑒：
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係五月一日离并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
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係于四月九日开始，至廿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砲火之多，出人意外，计山、野、重、榴弹砲及火箭砲、高射砲轻重迫击砲三千余门（迫击砲中有一种砲弹很长的，据军人们说，係德国所造，一种粗而短的係敌人自造，两种威力均甚大），并纠合河北、河南、晋北、晋南民兵约廿万人，名为抬担架，抬棺材，实则均参加于人海战术作战。十九日以前，我军凭藉碉堡与敌英勇作战，敌死伤甚众，军民均兴奋。自十九日起，敌人大量使用火箭砲，将我碉堡逐次击毁，廿一日逼近城垣，敌人复发放大量燃烧弹，毒气弹，并毁击城垣，军民在砲火下，救火堵城，死伤无算。由廿一至廿四日十时城破时止，砲弹无一刻停止，其发弹之多，无人能为精确之估计，有谓四五十万发者，有谓六七十万发者。敌之人海战术，我军尚能抵御，敌之火海及火箭砲实为我军之致命伤。截止廿一日赵军长恭在战场上殉职，高军长倬之在双塔寺因伤被俘，刘军长效曾，韩军长步洲，因被渗透之匪军隔至城北阵地，失却联繫。廿二日敌复由榆次增加由北平方面调来之精锐部队，约二万余人，后集中砲火，轰击大东门以南，及新南门以西之城墙，至廿四日上午七时半，南城被攻破，九时东城被攻破，敌遂入城。
城内部队，曾在各街与敌巷战，英勇抵抗，尤以侍卫队、特务团在鼓楼街，布弓街，洪鑪台与敌巷战，战况至为激烈，敌啣恨放火围烧洪鑪台，侍卫队，特务团五千余人，伤亡殆尽。至廿五日午后，始结束城中心巷战，城东北与西城部队，亦于当日下午大部损失净尽，闻有一小部份突围，但人数及率领人不详。
此次失利的主因：
一 敌人人海，我们当能抵御，敌人火海，大出意料之外，其发砲之多，无论何人，不能估计，有说四五十万发者，有说六七十万发者，最致我们死命者为火箭炮，準备下的碉堡大失效用。
二 据说飞机前后约去过四五架次，以受敌人高射砲的制压，亦未大显效用。
三 食粮缺乏，自钧座赴京后，食粮运输机每日平均不足二分之一，以致部队食粮不足，由人民家中徵熟食补给。
四 士兵副食不够，夜盲者在半数以上，夜间不能作战。
五 作国防工事的工人，疏散出去，敌人集合为渗透之引导，此实係我们的一大失策。
以上五因实为我们失利的最大因素，而又以敌人的火海及火箭砲为我们的致命伤。
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岚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山西籍妇女国大代表兼任山西保育会上任，慈惠医院院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燬。
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台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卫队若干人自杀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
敌人入城后，利用过去被俘之无耻军官，组织识别队，巡城大肆搜杀七日，将我公教人员文武干部，全部搜捕，一部扣在公安局，大部送至万柏林。
我各工厂于陷敌手前，虽行破坏，惟时间所阻，未能澈底；陷敌手后，虽集中砲火破坏，但破坏情形如何，未能详悉。谨此呈报，职等行止，并乞示遵。
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
张克寒（县长）
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
薛国俊（省府视察员）
仝叩
注释
[注1]本文摘自蒋氏1950年1月5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话，原题为〈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
[注2]陈诚（1898-1965），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黄埔军校上尉教育副官、国民革命军连、营、团、师长，剿匪军第二路指挥官、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远征军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参谋总长、台湾省主席、东南军政长官等。赴台后，两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与国民党副总裁，是蒋介石身边的心腹重臣。
[注3]国军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于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月战败自戕于孟良崮。在其死前数日，曾有一封呈报主席的信，对于检讨剿共失败方面，颇有所见。内云：职师进蒙阴后，匪乘我立足未稳，大部集结，期殄我于主力分散之时。幸我佔取山地，集结迅速，未为所乘。惟进剿以来，职每感作战成效，难满人意。目睹岁月蹉跎，坐视奸匪长大，不能积极予以彻底性打击。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媒，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
[注4]蒋纬国（1916-1997），浙江奉化人，係蒋介石次子。东吴大学物理系肄业、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曾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空战训练班、美国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空战战术学校、美国指挥参谋学院正规班受训。回国后历任国军排、连、营长、陆军装甲兵教导总队战车第一团团长、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国防部第五厅厅长、装甲兵司令、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三军大学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联勤总司令、参谋本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上将主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中国战略学会理事长、总统府资政等。曾参加黄河与潼关抗日战役，亲自高射击中日机一架，也率装甲兵参加过徐蚌会战。晚年力主移其父灵柩往大陆故土安葬。着有《国家战略概说》、《反坦克及反空降作战》、《台湾之战略价值与光复大陆》、《陆军如何在战场上维持战斗效力》、《我的父亲蒋中正》等十种传世。
[注5]宋希濂（1907-1993），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毕业。历任国军连、营、团、旅、师、军长、卅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任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时，兵败于川康边境的峨边县沙坪，拔枪自杀未成，遂被俘。监禁十年后，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获中共特赦释放。一九八〇年赴美国依亲养老。着有《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
[注6]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北洋大学毕业，美国匹茨堡大学採矿学硕士。自1929-1949年，陈果夫、立夫兄弟操纵了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及党务经费管理支配权，陈立夫创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调查处、中央调查统计局，在全国各省、市及公路、铁路均设置分支机搆，全盛时期员工达20万人。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48年孙科组阁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大陆易手后移居美国19年，1968年回台从事文化工作，历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总统府资政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孔孟学会理事长。着有《四书道贯》等。
[注7]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县人。太原国立武备学堂、东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年举义旗光复山西，被推为山西都督，此后统治山西卅八年。其为人深沉机变，肯用思想、擅权术，尤好标新立异，如兵农合一、物产证券、公道团、牺盟会、同志会、铁军等，名目繁多，花样翻新，但一切不离自我中心。历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军委会副委员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自1947年五月起坚守太原近两年，为戡乱战事中最为悲壮之一幕，城内居民死伤近四份之一，几无一所完整房屋。着有《中国政治与土地问题》、《反共的什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等。
二、战略方针 大错特错
国军戡乱战略的七大失误
蒋纬国
中共之得逞，基本上是得之于俄共的支援与掩护，其次则蒙日本长期侵华之所赐，至于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对中共戡乱失败，则为上两种因之后果。我国在先父领导下，经过八年长期奋战，为战胜之盟国，但于接近胜利之前的雅尔达密约，竟以牺牲中国权益的条件，让苏联大军不战而入东北，同时迫使中国的外蒙独立成为苏联的附庸，其后，则明目张胆阻止国军接收东北，予中共扩张壮大机会。
关于国军戡乱之野战战略检讨方面，就野略三项基本因素——力、空、时而言，自华北上党之战，应视为国军戡乱作战之绪战，因此点燃战火后，即陆续遍及华北、东北、华中、华东各地区。由此点而至戡乱作战末期，随时间的推移，共军兵力日增，而国军则日渐削减。共军初期盘据陕北及华北、华中、华东各省边区，三年余时间，则据有长江以北的全国精华地区，国军在陷于极不利的态势下，撤出大陆。兹就其致此之主因析论如下：
1.中共早期从事战场经营，造成其「运动战」之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假「联合抗日」之名，行扩军掠地之实，故甚鲜实际从事对日作战之行动，而在所控制之广大乡村地区，建立非法组织，裹胁民众，扩建武力及根据地，如晋冀边区之太行山、晋南之太岳山、晋北之五台山、晋陕边区之吕梁山，此外大青山、绥、冀、察、热、辽??皖、鄂间之大别山区，苏北、鲁南之沂蒙山区等边区，均已被其窃据。而国军则与日军主力作殊死战争，无暇兼顾及此。纵部份政府机关或爱国志士所组成之敌后游击武力，亦为中共裹胁兼併。各地区，中共实已掌握「战争面」，形成有利运动战之基础。此即国军在各地区野战失利之根由。
2.中共藉俄军之支援，及劫收日伪军武器装备之资助，致使共军武力迅速扩张。据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称：「俄军曾于张垣将日遗武器库交其看管。」实则交其使用。而东北地区俄军除将缴获日军之全部装备转交共军外，更于撤离时将部队装备送与中共，此乃中共部队突告壮大之原因，对华北及东北地区国、共两军战力之消长，影响至大。
3.日军投降之前，华北地区国军各战区，对华北之作战与接收，未及充份策划与準备，难免疏失。原準备用以对日军反攻河北之11战区，甫于7月1日在西安成立，其自其他各战区抽调，纳入其作战序列中之部队，犹散处各地，未及集中。日军突然投降，仓卒奉命接收华北重镇之平津保及冀鲁地区，任务急迫而重要，其他第2及第12各战区对受降接收与对共军作战，亦均无充份之时间策划与準备。而共军则蓄谋叛乱，早有充份之準备，此即国军初期招致折损之主因。对于东北地区之接收，更是仓卒而受阻，初期虽以精锐的上驷对下驷，夺回重要点线，但终为共军的运动战逐次蚕食而至溃灭。
4.国军戡乱作战之指挥体系未尽符统一原则，未能发挥功能。以华北地区为例，初设第2、第11、第12等3个战区，由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督导；继改为张垣、保定、太原等三个绥署，仍由北平行辕督导。至民国36年底，撤销张垣、保定两绥署，并为华北剿匪部总部，保留太原绥署，仍同受北平行辕之督导。可见北平行辕应为华北地区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但作战全期中并未见其发挥有效功能。东北、华中地区亦有同样状况。
5.国军高级将领战略思想未趋一致，缺乏主动，尤其少数兼任地方首长者仍保有军阀理念。
自民国37年7月13日，政府颁布动员戡乱令，最高统帅先父中正先生即规划戡乱战斗序列，先后调整指挥体系，依中共叛乱地区，划分国军戡乱责任区为华北、东北、华中、华东（亦称徐海或苏鲁）四个地区，分别设置华北、东北、华中及徐州四个剿匪总司令部，按当时各总部所辖兵力数量及武器装备，均优于各该区之共军，同时国军海、空军完整，保有绝对的海、空优势，依照野略的原则，应能各个击灭所在之共军。但各高级将领之战略指导，概以守点获线的被动应战方式，乃为共军的运动战主动的「围点打援」或「阻援打点」逐次消耗而击灭。尤其当重大关键的战略情势下，不遵最高统帅先父中正先生的战略指导，甚至在紧要关头，复萌军阀理念，寻求自保，投降变节，可说这是国军戡乱失败的最大原因！
6.反观共军，因应不同之状况，适时转变其战术思想与战法，灵活运用其谓之「围点打援」、「阻援打点」、「以大吃小」以及「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等运动战法，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能打力求速战速决，而以歼灭有生战力为主，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共军此种战术思想与战法，在叛乱作战全程中屡见不鲜，且甚收其效。以此针对上述所述国军之战略思想与战法，其利害得失立见矣。
基于上述共军的战法，毛泽东在民国36年12月25~28日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所召开的所谓「中央会议」上依据作战经验，曾经提出了中共军〈十大军事原则〉如下。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防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2倍、3倍、4倍，甚至有时候是5倍或6倍于敌的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不打无準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夺取的城市和据点，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全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综观，毛泽东的这一军事思想，乃是其游击运动战加上人海战术，而成为共军战略战术的最高指导方针。确为中共军事叛乱作战行动提供了规範（準则）。
7.情报战的正反效果，亦为国军戡乱作战失利、共军获胜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共于叛乱地区已掌握「战争面」；盖拥有战争面之首要利益，就是掌握情报与反情报。国军固（亦可说是「困」）守要点，对共军之飘忽行动，失去监控。而中共潜伏国军中之共谍高至统帅部作战次长，作战行动尚未展开，计划先落敌手，使国军暴露于明处，共军居于暗处，这样的对比下，所以中共的战略指导自然有利。国军则在不知彼亦不知己的状况中，每次交战，都是在共军已主动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下，始被动的应战，而且多已陷入战术行动难以挽回战略颓势的情况下溃败。
东北廿万保安部队投共经过
刘毅夫
这件大错、特错，严重影响国运的事实，发生于民国三十五年元月二十五日。当时，我是励志社北平分社的总干事，也是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总队的总队长，驻在北平。蒋主席于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偕夫人飞抵北平，当时国军已决定空运长春，但俄军不肯退离长春，并拒国军进驻长春，蒋公非常气愤。当时蒋夫人乃决定以慰问俄国盟军名义，单独赴长春去见俄酋马林诺夫斯基。当蒋公偕夫人离开北平之后，蒋夫人于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单独飞到北平，另有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偕干事王作民、袁耆龄等人，先到北平筹办赴长春慰劳俄军之慰劳品。
当夜戴笠（雨农）也来了，他邀我去看蒋夫人。见到夫人之后，戴笠请示：「夫人什么时候去长春，要不要我同去？」夫人和蔼地说：「我明天就去长春，你不用去啦。」然后看着我说：「刘总干事是东北人，他跟我一道去就可以啦！」当时我听了之后，心裏好紧张。到长春去，那裏仍是俄军控制的地方，我一个人，又无特种经验，怎么办？但不敢有些表示，祇好奉命，自做準备了。事后想来，夫人这一决定，非常高明，戴笠名声太大，他一个人，和我一个是同样的情形，但我是无名小卒，不会引起俄国人的特别注意。
一月二十二日的上午，蒋夫人乘空军专机由北平飞往长春，飞机上祇有我和孔二小姐陪同。到达长春之后，夫人被安排住在伪满大臣吕某住宅，吕某已被俄军捉走了。这是一幢二层小楼，既无院墙，也无警卫，我祇好在门前的一个小岗亭裏作守卫，日夜不敢闭眼，更不敢离开。
这时的长春，已有我东北行营前进指挥所，空军也派了地区司令，行营前进指挥所主任是董彦平中将，空军地区司令是金恩心将军，但是都没有军队，整个长春，仍在俄军控制之下；另有我东北外交的特派员蒋经国先生，也住在长春。
蒋夫人到长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国军营拜会马林诺夫斯基。当时天寒地冻，遍地冰雪，蒋夫人仍然豪气干云的昂然进入俄国兵营，当时由会讲俄语的经国先生在前领路，我与孔二小姐紧随夫人身后，以防不测。当时看了蒋夫人的神情，心中无限钦佩，同时想到了历史上郭子仪独踏番营的英勇故事。
夫人进入俄国军营时，首先检阅了列队欢迎的俄军。当夫人走过之后，俄军都对神采飞扬的蒋夫人，万分钦仰，有些人小声说：「马达姆倭钦克拉细微」（俄语：夫人好漂亮），我听了之后，立即回头用俄语小声说：「不要乱讲！」当时我穿的是国军将官制服，他们听了我的话，便不再讲了。
夫人见了马林诺夫斯基时，晓以大义，俄军乃于夫人离去之后，立即撤离长春。
夫人于二十五日上午离开长春，当夫人上飞机之前，我向夫人请示说：「我是东北人，自从九一八离开东北之后，这是第一次回到长春，我能不能留长春几天？」慈祥的夫人说：「你留下吧，我今天回到北平之后，立即回南京。」
送走夫人之后，我想到了驻在长春的东北行营指挥所，应该先去拜访。
我亲历国军拒绝收编伪军的一幕
当我到达行营前进指挥所时，门房裏接见的是位刘少将，他以前是我在冯庸大学时的军事教官，见了我，非常高兴地说：「啊，想不到在这裏见到你，你也升了将官??。」就在这时，我发现房中尚有一位伪满军队的上校军官，于是我向老教官致敬之后说：「请你们先谈公事吧，我们慢慢再长谈。」
于是听到了那位四十多岁的伪军上校说：「报告长官，我是伪满军队的上校团长，我是代表伪满军队十五个团来求见长官的。我们虽然是伪满军队，但是我们人人都是心在祖国，现在高兴的看见祖国的长官，我们所有官兵，都诚心诚意的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不要粮饷，不要械弹，不要被服，祇要给我们国军的番号，我们就会全力打共产党。」
他说得很激动、很诚恳，我听了好高兴，也很感动，真想不到，那位刘少将竟而无情地说：「对不起，我们是奉命不能收编伪军。」
他这么一说，那位伪军团长，几乎流泪的要跪下说：「报告长官，我们这十五个团的士兵，都是国高毕业，都是身体强壮，都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我们十五个团之外，还有十五个团，我们如蒙收编，那十五个团也会立刻前来请求收编，如果我们未能接受国军收编，另外十五个团也不会来了，这三十个团都将投向共军林彪，我们是东北地方部队，到那时，国军用三十个师恐怕也打不了啊！」
我听了后，更难过，但那位少将仍毫不动情地说：「哎，我是奉命行事，我不能作主啊。」
我听了又气，又急，于是也不顾礼貌地说：「请间教官，您是不是奉了董主任的命令？」他点点头，于是我说：「好，请您派人送我去见董主任。」
当我见到董主任，据实报告之后，他也叹口气说：「没办法啊，我是军人，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我无好气地说：「报告乡长，古语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三十个团的伪军如果不收编，立刻都会投向只身到东北的共军林彪，到那时，东北不保，河北也会危急，将来也会影响到中原，甚至江南，这是国运大事，你如果因为收编了伪军而受了军法，也将万古流芳，否则国家危矣。」
他摇摇头说：「老弟呀，不要激动，军人必须服从，这是上边的严格命令。」我不再听了，气愤而别，因而他好意送我的礼物也未收。真想不到，不幸而言中，果然东北丢了，华北乱了，不久之后，徐蚌会战也失利了，整个中国大陆也就断送在中国共产党的手裏了。
〔附录〕
若收编伪满军队，何以维持民族正气？
陈 诚
按：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陈诚请假南归医治胃疾。三月廿九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一批国大代表联署第98号议案，指陈诚对东北整军、拒绝收编伪军等疏失导致戡乱失利，应负责任，更有人要求杀陈诚以谢天下。还有人以国民革命军人同志会名义散布传单，宣布陈诚十九条可杀之罪状。五月十日，陈向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蒋中正提出书面辞呈，辞去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海军总司令、中央训练团副团长等要职。滞留南京期间，为掩悠悠之口，他于四月十四日覆林蔚[1]函，为自己辩白，兹摘录其中有关「（拒绝）收编伪军」一节，以示平衡报导，是非曲直留待读者自行判断。
收编伪军：此问题当时确有人建议，但全部收编，事实上大有问题。以弟所能记忆者：（1）何以对抗战之国军？（2）何以对被压迫残杀之民众？（3）何以维持国家民族之正气？以上三项，姑且不论，再就军费一项言，自抗战结束后，决定国家总预算原则，所谓收支平衡，所谓军费不得超过总预算百分之五十，以连年军费言，非但不能收编伪军，而且仅有之国军，亦不能养活，其他可知矣。
徐蚌会战是错误的决策
曾 振[2]
（一）徐蚌的会战是一个临时匆促决定的会战，根本上是错误的，不应在徐蚌会战，而应在长江决战。
（二）由于作战部门刘斐等无能及通敌破坏，在济南失陷（九月廿四日）后，迟迟不作必要的处置，直等到徐州军事会议时（十一月五日）拖延四十天之久，会议才决定在徐州作战。当时作战部门本有撤守淮河计划，在十一月五日徐州军事会议时，始行提出，但各兵团司令官认为敌人已经集中好了，时机太晚了，在大敌之前撤退，损失必大，不如依城野战，与共军一拼，于是决定守徐州备战。
（三）依当时情形看，济南已经失陷，商邱以西已经放弃，试问黄伯韬兵团在运河以东之新安镇一带，四十四军留在海州、连云港附近，有什么作用？攻既不应从该方面攻，守也分散兵力不应在该方面守，迟迟不令其向徐州附近西移，由于这一错误，以致以后（在徐州军事会议以后）黄伯韬兵团西移时，是侧敌行军，敌人已经集结好了，準备作战了，侧敌行军是非常危险的，加以中间还有一道运河将部队分离，这是一重大弱点，故黄兵团西进途中及渡河时，遭共军攻击而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一错误，南京作战部门、剿总及杜聿明应负责。至少他们是迟疑与不为。
黄伯韬
（四）在黄伯韬兵团西移时，如果原在碾庄附近之第十三兵团李弥部在西岸接应支援，阻拒运河西岸敌人之攻击，则黄伯韬兵团不致四面受敌，渡河亦不致损失太大，而进出西岸则便利多矣。同时两个兵团合力，足以击退来犯之敌，至少该两个兵团亦可顺利开往徐州，可是他们不顾虑敌人侧方的威胁，在黄伯韬兵团西移之同时，亦令李弥兵团开往徐州附近，李弥兵团走得太早，以致运河至徐州中间产生一个大空隙，共军得有机会毫不费力地截断徐州至运河间之交通。假如他们当时有点敌情观念有点警觉心的话，李弥兵团应稍缓西移，留在碾庄附近，等待黄伯韬兵团来到，掩护黄兵团渡过运河后再移徐州，命令应该规定李弥兵团等待黄伯韬兵团渡过运河后再行西移；可是他们漫不警觉地命令两个兵团同时西开，造成此一错误，等到后来黄伯韬在碾庄附近被围，再令李弥从徐州回师东进增援时，却被共军阻住，不能前进，以后虽再令第二兵团（邱清泉）东进增援，共军愈集愈众，工事纵深愈长，救黄无效矣。
（五）海州、连云港至新安镇之距离，与徐州至新安镇之距离略等，各约三日半之行程；临时拨归黄伯韬指挥的四十四军西进也是一个危险的侧敌行军，黄伯韬如果不等该军来到，即离开新安镇逕行西开似乎是不顾四十四军的危险，心中好像对不起四十四军，指挥道德上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因此等待四十四军等了三天，以致到达运河河岸时迟了三天，这也是他吃亏的地方。这个错误，就是没有令四十四军早日西撤所造成的；四十四军拨归黄伯韬指挥，是给黄增加了一个包袱。假如他们开始调动时有敌情观念的话，应令四十四军向苏北阜甯、淮安沿运河南下，或由连云港从海道输送到长江沿岸调度使用，免得黄伯韬兵团受累。
（六）张克侠、何基沣、温家芳的叛变：第三绥区的五十九、七十七军，在七七抗战开始时，由张自忠、冯治安等率领在长城喜峰口一带曾予日军巨创，已往南征北战，很有战功的。五九军军长张克侠，是冯玉祥的连襟（冯妻李德荃之妹嫁给张克侠。张与笔者在陆军大学第十期同班）。在徐蚌会战前，冯治安之司令部一直在贾汪未动，冯的部队，主力即在该地附近，一部在徐州，冯治安本人有时住在徐州城内。因此，张、何及温家芳与共党勾结，冯莫知究竟。可能是冯妻李德荃[3]牵引勾结的结果。
张克侠、何基沣、温家芳趁冯治安不在贾汪司令部，对部下诡称係奉冯治安的命令，于十一月七日夜，下令所属部队约十五个团的兵力开往峄县境内投共了。
贾汪在徐州东北约二十五公里，是徐州外围的据点，贾汪煤矿在该地。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初，冯治安之第三绥靖区司令部在贾汪被共军围攻，笔者奉命率一九二师前往解围，击败共军，俘获甚多，使冯转危为安。该地在不老河之北约十余公里，不老河是微山湖至运河间之河流，冬季水涸多处可以徒涉，不成障碍，从贾汪南下，越过那条河，便至陇海铁路东段，位置正在碾庄与徐州中间，李弥兵团既已开往徐州，那一段可是空空的，共军从贾汪附近南下，毫无抵抗地进至该地，把黄伯韬兵团与徐州间之交通截断，黄兵团便告孤立。贾汪附近张、何、温之叛变，又是徐州附近作战失败之重大原因。
（七）大军作战，补给非常重要，因此后方联络线必须保持，在徐州以南之宿县附近——即徐、蚌之间，应驻有重兵，以攻势防御之态势，不断击退来犯之敌，一方面策应徐州之作战，一方面保持津浦路之运输畅通，必要时，掩护徐州国军之撤退。然当局不此之图，宿县仅驻有一四八师及交警第二、第十六两个纵队及第三绥靖区残部，战力显然不足。孙元良兵团由蒙城经宿县开徐州，不如留在宿县，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协同遂行上项任务为有利。由于宿县被共军攻陷，徐州遂形成孤立，补给只靠空投，于作战及人心士气均受重大影响。
（八）由于黄维第十二兵团之东调，亦有错误，黄维兵团从豫南经阜阳向东北方向之宿县、徐州前进，在地图上看，是直线，似乎是条捷径，比较近些，但中间要横越过五道河流，五道河流大致都不能徒涉，须架桥越过，黄维兵团起初越过一、二道河流时，共军没有阻拦，但以后渡河时，共军迎头阻击，黄兵团只得採用强攻渡河，佔领桥头堡，掩护架桥，战斗中死伤了不少人员，既耽误了时间延缓了行程，复消耗了弹药，增加尔后补给的困难。黄维兵团就在上述的情况下，力战当面之敌，越过了几道河流，费了很多时间，打开一条血路，到了宿县境内的双堆集附近，这时共军四布，集结兵力正在等他们，该兵团遂被围困；黄维兵团原係解徐州之围，这时却要徐州军队来解他的围了。假如当时黄维兵团到了阜阳附近时，从淮河南岸地区顺流而下，左翼有淮河为屏障，共军不能中途截击，既安全而行动反较快速，到了蚌埠附近与李延年、刘汝明会合，再向北攻击，则黄维兵团当可发挥重大作用，积极方面，可望解徐州之围；消极方面，可以掩护徐州友军之南撤，最低限度亦可退守淮河，不致反要徐州国军来救而遭最后惨酷之命运也。
（九）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之突围问题：突围当然是战局很坏的情况下行之，例如：外面救兵不来，而本身粮弹告罄，或已被敌人突破了阵地，无计可施时，那只有突围。在被围之初，最好在敌人初始接近时，不待敌人站稳脚跟，即行出击，打破其包围，尤其要在夜间出击，使其不能合围成功而构筑工事；否则，等其工事构筑完成合围成功，再去攻击，则事倍而功半矣。时间愈久，工事纵深愈长，愈难突破。在当初统帅部下令以军师为单位分别突围时，总还可以冲出来不少部队，运气好的，还可以带着武器成队的人马整然的出来。然到走投无路再行突围，最后只有全部悲惨的被歼灭。
（十）国军统帅部组织不健全：在抗日作战时，是个长期抗战，日军如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一些徵候中可以判断得出来，可以及时部署，而各战区司令长官也可以不必请示最高统帅部先行调动部队準备作战；但与共军作战往往事先没有徵候，是突然而来的突袭，而部队较大单位的调动，必先请示南京。可是，南京的统帅部组织不健全；依当时情形，国防部的作战次长实际上是统帅部的参谋长，自陈诚任参谋总长时期起，关于作战重要事项都是由作战次长拟案在每週二、五总统官邸作战会报中提出请总统裁决行之，因此，作战次长何等重要，应该选定一个忠诚而才能、品学、经验俱优、精明、干练的人充任。像刘斐这个人，毫无部队经验，完全纸上谈兵，懒散狂妄，不负责任；在作战时期，徐州陆总部（笔者时任徐州总部副参谋长）关于作战方面重要事项总部参谋长每夜间以长途电话询问南京作战主管厅长如何处置？作战部门答称：「刘次长跳舞去了。」或说不在家。这种懒散不负责任的情形，显然是消极的拆滥污，蓄意破坏，贻误战机。
关于刘斐的出头，想必大家还记得，他原在广西任閑职的高级参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广西和中央对立，蒋委员长赴广州解决西南问题，与广西和谈，李宗仁曾派刘斐携带条件到广州谒蒋，以后和谈成功，蒋为保持与广西方面的关係，抗战开始以后，把刘斐调到重庆任军令部厅长，主管作战，以后升为次长。据李金洲的《西安事变亲历记》说刘斐是共产党，是在日本留学时加入的，李说他是在南京的头号共谍。在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时，他活动充当代表，和张治中等投机份子前往北平投降共党了。毛泽东曾当众介绍刘斐，说在徐蚌会战时，刘斐将国军军事秘密告知了共方，并帮助了共方甚多，毛特为表扬他。当时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此一新闻。以这样一个人充任作战次长，焉得不败？
受共谍误导的错误决策
（一）徐蚌会战前国军作战照合理的研究可採用之三个方案：
在民国三十七年岁尾东北几省沦陷，华北傅作义已告不支，此时在华中之国军经先后补充整理，尚有：
第八兵团刘汝明部两个军
第七兵团黄伯韬部五个军
第十三兵团李弥部两个军
第二兵团邱清泉部五个军
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两个军
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两个军
第六兵团李延年部四个军
第十二兵团黄维部四个军
以上兵力共计为二十六个军，约四十五万人（由于转战日久，兵力不足）。
此外尚有：
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部
华中长官部白崇禧部
西安绥署胡宗南部入川部队
山西之阎锡山部
西北新疆之部队
长沙李默庵部
川康之张群所部
广州之余汉谋部
福州之朱绍良部
桂林之李品仙部
在移晋中之刘安祺部
李振清部（移晋中）
侯镜如部（移晋中）
以上部队，有的经作战残破，或以后整编，实力不一。
右列各部队除在山西、新疆之部队由于地理关係，不能南调外，其余各部兵力尚有约七、八十万人。
以上两大项所列兵力，估计尚有约百万以上，但整个与敌人实力比较，仍居劣势，不过如部署适当，尚堪一战，或者可以战胜，至少不致失败如此之快。
兹将决战可行之方案分列如下：
甲案：利用长江大河之障碍与敌决战。
由兵力劣势，选择决战地形最为重要。所谓最有利之地形，莫如利用长江大河之障碍，节约兵力，迟滞敌之行动，适时适地各个击破敌人。
长江自古以来，兵家视为天险，曹操曾败于赤壁，孙传芳败于龙潭，东京、南宋亦依靠长江维持长久之局面，我海、空军、战车优势甚多，足以弥补陆军兵力之不足。其作战方法，应将我军全部调往长江以南，依部队实力状况分段部署，各以一部担任长江南岸之警戒，主力分段集结较后方适当地点补充整理训练，肃奸防谍，如敌在某一地或数地渡江，即分别使用我陆、海、空军击破歼灭之，重演赤壁、淝水、龙潭之战。由于共军训练差次，北方人多，不习水战，观于以后金门、登步作战情形，依长江作战当有胜利把握，此乃上策也。
乙案：利用淮河，以淮河为障碍阻敌南下。
依甲案要领守备，待敌南渡，适时击破之。此案之缺点，即敌人可以避开淮河正面，而从淮河上游威胁淮河国军之左翼，亦可能从安徽上游湖北、四川南下，因此须再在长江上游加强部署。此虽属可行，但不如甲案之有利。
丙案：在徐州附近与敌决战。
徐州附近地形是不利防御作战的地形；附近无险可守，地方亦不富庶，四面受敌，乃易攻难守之地形。
徐州后方之补给路线与南京间之津浦铁路，易被敌人截断，徐州与浦口间之要地为蚌埠，徐州与蚌埠相隔两百公里，要保持徐州之后方联络而使补给不致中断，则徐蚌间之宿县一带必须驻有重兵，方能维持。如果宿县一带被敌佔领，则徐州守军孤立，断难持久，最后必陷失败之命运。
依据前面之记载，一九四八年七月初旬，黄伯韬兵团与共军战于河南黄泛区，获胜，七月七日黄兵团以铁道输送到苏北新安镇（运河以东）附近集中，将驻海州之第四十四军王泽濬部归黄指挥，并曾在郯城、邳县堵击该地之共军（该地共军之行动，判断是声东击西之欺骗行动）。就战场言，徐州附近是主战场，是决战之要地，海州及运河以东，不是决战要地，可以放弃，南京国防部将国军从徐州至海州沿铁路数百里一字长蛇的部署，兵力不集中而分散，是一大错，因为主战场是徐州附近，则黄兵团应集中徐州附近，或徐州以南；运河以东至海州不是决战之地，此时可以放弃，而南京竟将黄兵调往运河以东新安镇一带，不独减少徐州主战场之兵力，而且在徐州决战时，再将黄兵团调往徐州，侧敌行军，分散兵力，曝露弱点，易被敌人截断，运河又是行军的障碍，在在使黄兵团陷于危殆，以致被敌击破，故为大错。
关于上列甲、乙、丙三案之採取：甲、乙两案是有利之案，蒋不採用，偏要採用不利之丙案，其情形如下：
依当时军队调动情况，即可知蒋是要採用丙案的：在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华中共军开始进攻济南王耀武部时，在徐州附近及陇海路东段各部队没有行动，迄至是月廿四日济南失陷，徐州附近国军依然没有行动，至十一月十日，始令刘汝明部从商邱开蚌埠，黄伯韬部从海州、新安镇调徐州，碾庄之李弥部调徐州，邱清泉部集中徐州以西地区，孙元良部从皖北蒙城调往徐州，李延年部调蚌埠，黄维部从豫南东移，準备参加徐州会战，可见蒋要在徐州附近与敌决战。至于蒋为什么要採用徐州决战之案？照吾人推测，其原因可能如下：
（1）蒋个性特强，狃于以前之威势，自信太过，轻视中共，认为我还有很多的军队，可以在徐州附近击败敌人，不必放弃徐州。
（2）蒋爱面子，认为放弃徐州即为放弃中原，即为对敌示弱。
（3）蒋并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人彻底向他分析利害，他没有想到甲、乙两案之利，许多部下将领多年以来都是唯命是从，不敢多言，也没有机会陈述研讨。作战次长刘斐是卧底之共谍，唯恐国军不败，因此顺水推舟，让蒋失败。即使众将领知道徐州决战不利，亦不会直说，甲、乙两案有利，他们更不会提出。
（二）徐蚌会战前国军部署调遣迟延之错误：
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四日共军开始进攻济南王耀武部时，南京对山东、苏北方面军队没有调动处置，十月二十四日济南失陷，南京仍无处置，此时苏北方面陇海铁路东自海州西至商邱一带之国军一字长蛇似的摆着，徐州以北贾汪附近有第三绥靖区之冯治安部。一直拖到十一月初旬，南京仍无指示，命各军集中徐州附近。兵力分散，是兵家之大忌。本来作战业务，係军事机密，非主管者，不得置喙。当时我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副主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国军上述情形，大致了解，认为苏北如此情形，非常危险，乃于十一月四日向顾参谋长提出意见，请他促作战主管从速处理，顾处长随即以电话问刘斐，刘说要问总统，顾即赴总统官邸，请示总统。蒋总统乃命顾总长即往徐州召集各将领斟酌决定，于是顾总长于十一月五日前往徐州，随嘱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前往参加，并嘱我随行。
徐州军事会议时，郭汝瑰提出国防部第三厅的腹案，国军退守淮河；但各将领认为敌人已集中鲁南，现在调动大军去守淮河太迟了，不如就现地与敌决战，于是採用此案，总司令刘峙遂命令各兵团集中徐州附近，準备决战，但为时已迟矣（拖延不建议处置，判断是刘斐等故意破坏）。
此次会议时，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未参加，而由副司令官张克侠代表参加，张克侠是一个共谍，他来参加会议，当然对国军部署细节很清楚，他回去当然会告知共方，共方遂命张克侠率部叛变，同时，共军发动攻击陇海路东段沿线国军。
关于陇海路东段部队迟迟移动，迟了月余之久，始向徐州附近集中，作战指挥机构推说是徐州方面之总司令人选蒋总统指派太迟。最初蒋指派苏北方面总司令人选时，要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顾向蒋说，参谋总长本身事务纷繁，事情太多，不能兼任；旋蒋又要蒋鼎文担任，蒋考虑几天后，不肯担任；最后乃派刘峙担任，如此推来推去，耽误了时间，所以延误了该方面的大军移动。此种说法，不能成为延误部队调动作战的理由，因为统帅部对于作战有什么决定，仍可直接命令徐州的副总司令杜聿明转饬遵办，一面逕令各兵团遵办。同时统帅部作战指挥机构如果认为陇海路东段部队分散一字长蛇似的为不妥，作战机构就应向总统陈述，先行调动部队，不必等待总司令人选决定后，再移动部队。这是刘斐耍花样捣鬼，对总统不提部队分散的危险，对国防部作战机构的幕僚推说总统迟迟不决定徐州总司令人选，他上下其手，拖延时间，拖到共军已经準备攻击部署完成，张克侠等阴谋诡计策划完成，让共军发动全面攻击，使国军措手不及，只有招架之功，陷于最不利的局面。
（本文摘自曾振所着《蒋介石总统在中国大陆成败纪实》，1993年出版）
注释
[注1]林蔚（1889-1955），浙江黄岩县人。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四期与日本陆军大学。回国后任浙军第一师参谋长、国民革命军十七军参谋长、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军委会铨叙厅厅长、军委会桂林行营参谋长、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令部次长、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军统局局长、军政部政务次长、国防部第一次长、代理参谋总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总统府战略顾问、国策顾问等，晋陆军二级上将。
[注2]曾振（1908-），湖南平江人，黄埔六期步前三大队，后入陆大第十期（与候腾、盛文、伍培英、张克侠、何基沣、魏汝霖、甘丽初、罗机等同期），历任独立第卅三旅旅长、第一九二师师长、整编一九二旅旅长、徐州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参谋总长办公室副主任，1949年陈明仁投共后，代理71军军长南撤，旋赴台，入陆军参谋大学将官班第五期。七十年代移居美国。
[注3]冯玉祥原係吴佩孚部下的健将，率数万部队驻在北平之南苑附近，纪律甚佳；当时共党想拉拢冯玉祥加入共党，适冯前妻已死，正待续弦，此时有人介绍北京女师大学生李德荃予冯为继室，李德荃是共产党，这是共党的美人计。以后，苏俄顾问鲍罗廷在广州时，诡称返俄，实秘密自天津化装潜往张家口，劝冯访俄，加入共党，冯遂有访俄之行。迨后冯自俄国回国抵绥远时，忽宣布称：「?中山主义，驱我回来。??」旋统率所部全军加入国民党，部队经宁夏、甘肃、西安，出潼关，进驻郑州，与革命军会师；不久，国民党宁、汉分裂时，宁、汉两方面都争取冯玉祥，冯此时的实力大增，兵力十余万位于河南，从甯则宁兴，从汉则汉盛，有举足轻重之势，当冯进抵郑州时，武汉左倾的政府全体重要高级官员及鲍罗廷由汪兆铭率领前往郑州移樽就教，极力拉拢冯玉祥从汉；迨冯进抵开封时，南京反共的政府全体重要高级官员由蒋率领前往徐州，邀冯往徐州举行会议，并示欢迎拉拢之意；可是冯对宁、汉两方面都不从，立于超然的地位。迨后，共党在两湖暴动，武汉唐生智的部下将领也反共，这时，冯玉祥突然宣布从宁，反对武汉政府，将武汉政府派往冯部的政工人员一律遣回，武汉的被共党操纵之政府大为失势，遂告瓦解，共党恨之刺骨。俄共头目布哈林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初指示中共云：「冯玉祥已走向反革命集团，我们必须对他展开残酷的斗争。??」在民国卅八年，大陆沦陷后冯玉祥赴美，后携妻及女经欧洲又往俄国，乘轮取道黑海敖德萨，俄共设计将冯玉祥烧死在船上，对外宣称冯在船上看电影发生火灾，冯及女焚毙。李德荃未焚毙，事后记者向李德荃询问其故，李支吾其词。
三、变生肘腋 引狼入室
李宗仁白崇禧秘密私通中共内幕
郑 义
六十年代李宗仁口述，投共后由唐德刚整理出版的逾五十万言《李宗仁回忆录》一再强调「蒋介石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共军之所以能席捲江南奄有全国，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显然是鬼话连篇、无耻之尤。他生前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后廿八年中共的机要部门为了「创收」，竟把「大内档案」辑印成书，把他见不得人的卑劣勾当与鬼蜮伎俩全部抖了出来。
据中共政协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大事记》披露，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过刘仲容转告中共驻沪负责情报联络工作的吴克坚，说明他已派人去武汉，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湖南省主席程潜一同反蒋。若程潜不肯联合，则白可向长沙进攻；如程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以放心配合共军进攻南京。蒋公下野后六天，李白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併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裏应外合，推动全国和平。四月三日周恩来单独接见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要他转告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直至四月廿二日，共军已渡江突破江阴要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还向信使章士钊说，共军渡江能协助李代总统使得排除反动派、贯彻其已默认之和平主张，极望李不为「反动派」所胁走，仍坐镇南京，当机立断，电知和谈代表团在北平签字。
李宗仁
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七日，李宗仁就已致函毛泽东，承认「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最后四月廿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未签字，是迫于全体与会者均不同意，此后他强烈要求蒋公运回已贮存台湾的央行黄金，是为了以此作为投降的资本。这样的统帅，当然不能服众，桂系军队瓦解后，李宗仁出走美国，不敢回台湾继续当他的总统，也是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十六年后投共本是蓄谋已久的必然结果。
一般人了解白崇禧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四日在徐蚌战役失利后通电（亥敬电）逼宫，导致蒋介石下野。保卫大上海的官兵耿耿于怀的是，白以华中剿匪总司令拥兵六十万坐镇武汉，非但不出兵援沪解围，而且在汉口截留了由重庆运往长江下游守军的大批弹药，致使下游国军有枪无弹、有炮无弹，还打什么仗？所以蒋公引退实为万不得已之举。据中共政协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推出的五卷本八百一十万言《中华民国大事记》披露，白崇禧通电后十九天派黄绍竑从武汉乘专机秘密飞香港，将他致李济深信函托民革驻港负责人黄琪翔转予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转达毛泽东，谓白「反蒋早具决心」，请中共中央转知中共华中局与白达成军事谅解，并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黄对潘说「白已决心和平，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若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无成功的可能」。蒋公下野后一週，白派代表李书城往郑州见共方中原野战军负责人，基本同意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只是感到宣布战犯太多，他本人不应包括在内。他仍愿意联合共军对蒋系作战，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编他的军队，并能让他参加联合政府。三月卅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二野刘邓并告陈毅：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决定要白让出花园口以北地区??如守军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四月十日白崇禧电共方称安庆桂军撤退暂有困难，请中共暂留该地勿攻，以待和平解决云云。是日中共中央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彼此暂维现状」。从后来白崇禧不战而退的记录来看，他基本上是按中共指示丧师失地的。
【附录】主张和谈是为了争取时间赢得民心
白崇禧[1]
问：民三十七、八年健公在华中时对和战看法如何？健公反共的决心是无可怀疑的，但有的人对健公的两份电报有些误解，请健公谈谈好吗？
答：我是坚决反共的，而且準备打下去，但我们实力损失，士气受挫，致命伤是钱，军心民心变了，败徵暴露，因此我打电报给总统。在我看来，「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由于士气」，士气民心丧失后要在军事上取胜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主张争取喘息整补的机会，请美国联络英国、苏联出来调停，若美国肯出来，他们拥有原子弹，苏联不能不有所顾虑，用苏联来压中共，不许他们过长江，否则便是妨害太平洋的安全，我们争取这种机会来整补。这是我第一封电报的要旨。一个星期后没有覆电，形势一天天紧迫，而美国态度如何未能指示，便再打第二封了。总统派张群来对我说：「不行，美国白皮书弄好了，你意见是好的。」我当时说：「中共的气势绝非和平代表所能阻止的，美国领导国际力量可能阻止，美国只要不从青岛撤退，派一个空军大队在南京，出来主持和谈，或可有效。」
白崇禧
问：当时张轸、程潜亦有电报到中央，健公事先知道吗？
答：他们不会听我指挥的，他们直接打电报给中央，并未先给我看。
问：有人认为徐蚌会战时健公协助不力，这大概是不明真相的人说的，健公对此愿意说明吗？
答：有人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中告我按兵不动，此人是宋希濂的师爷但衡今，我们在常德开过一次会，当地盐务总局长说，但衡今在常德七搞八捣，很坏。但衡今是湖北人，曾是蒲圻选出的省议员，被罢免过的，后来不知为何当了国大代表。他提出时，主席陈辞修代为答覆，我不满意，保留到下午答覆。下午我把当时情况说明，许多委员都鼓掌了，陈辞修劝我：「不要同他辩论，我们是什么身份，何必与他计较。」但此事非要搞明白。第二次国民大会开会时，但又提出来，我又公开答覆，我托他的同乡胡宗铎（土地银行常务监察）对他说要请他客，我说：「谢谢他提出，全靠他提出这案来，我可以答覆，否则一个败军之将如何说，慢慢的大家就会明白事实真象，要请他客。」我真的想请他。
问：但衡今为什么要提这案？是否有其他内幕？
答：但在国民大会提这一次，有人说是何成濬策动的，很可能，有四十几个湖北人签署。浙江刘膺古认识很清楚，他对但说：「你们再乱闹，我们黄埔在会场给你们难看。」这件事下次再谈。
问：总统下野后和谈未成，共匪渡江后，华中的情形将来亦请健公补充说明。
答：和谈未成，共匪渡江，他们从安庆、九江向南昌直逼长沙，武汉在前突出，奉命撤退，事实上武汉突出，前头无法守，撤退到长沙，守汩罗江。我们从武汉撤退时有两个案，一是守广东，一是守广西，后来看到在广东前面有胡琏，而海南岛有刘安祺，他们往汕头方面到台湾，我看情形到广东会孤立，广西属自己指挥，还有贵州、云南可合作，背有安南，没有敌对力量，很安全，到广东目的不是打了，是到台湾，这时银子撤到台湾，我先头部队已到博白，国防部十二天未下令给华中，情形很乱。关于财经方面在武汉时，俞鸿钧把华中的三百万大洋要撤走，秘书长袁守谦告诉我：「市面上买东西买不到。」要我在前方打，没有军饷如何打，我打电话给徐堪说：「你撤了钱，商人罢市责任谁负？」他说：「好！好！我奉命。」我又打电话给行政院长何应钦、副院长吴铁城，并打电话给程潜，要他在汩罗江阻止，再将大洋解回武汉。
问：健公常讲大陆丢了，健公等负方面重责者有责任，当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方面大员，但有人认为大陆之败，非战之过，军事失败不过是原因之一，此外像经济、政治、教育等的因素也很重要，甚至因此而影响了军事之败，互为因果，健公对这种说法认为如何？
答；我不以为然，最重要还是军事，军事逆转，经济亦逆转，大陆才崩溃下来。三十五年，关外有五个美械军，四平街一战把林彪打垮了，旋克长春，如果我们一直打，打到哈尔滨、满洲里、佳木斯，把他们打完了，把东北民众组织起来，把一等的军队调回关内打聂荣臻，这是完全不同的剿匪战事，战事好转，其他一切也不至于崩坏下去，可能就获得了胜利。
对但衡今等弹劾的答覆
大陆撤退后，政府在台湾设立设计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陈诚任主任委员，所有国大代表为委员。有一次设计委员会开会，上午散会前半小时，但衡今忽然提出对我的弹劾案，开头案由是「为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兴复」，指责我三点：其一、是军费方面，中行黄金七万多两由我吞没了；其二、是汉口中央银行库存三百七十多万两白银由我吞没了；其三、是武汉军事责任部份，说我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但衡今在匆忙中提出此案后，主席陈辞修说：「华中的事，但委员所提的不是事实，有出入，你们要知道真相来问我。」好像是掩护我，助我对付但，说说公道话。我说：「他已公开提案了，我要公开答覆，我要保留到下午发表答覆。」散会后陈辞修对我说：「但这个人莫名其妙，何必拿我们的地位与他们争呢？」我说：「委员的地位是相同的，他可提出，我亦应答覆。」下午开会时，我每人发一份我的答覆书，我讲：「但委员所提的恐怕有许多军事上的机密，或许但委员未全知，不清楚，我有书面说明，我不是辩，用不着辩，不过为了十几万人调到徐州去——五个军一个整编师，大部份牺牲了；将士为国家牺牲得不白之冤，要为死者雪冤。」我把答覆书宣读说明，成千委员听了，鼓掌甚烈，表示同情我的说明，有些人用手指着但衡今，气氛对他不好得很，他挟起皮包跑了。有一个委员对我讲：「我们到台湾早就听说你按兵不动，裁留款项、武器，种种罪名，在台湾已成为舆论了，甚至在军中都知道，宣传得很厉害，我们常听到的。」我说：「大陆丢了，我担负方面责任，带罪之身如何说？今天但委员要不提的话，我还是忍痛不说，今天实在是好的机会让我说明说明。」
但衡今提这案第一次是在设计委员会提的——后改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到了民国四十三年国民大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但衡今又提了一次，有四十多人签署，内容与原案差不多，这次我再分发书面答覆如下：
但代表衡今等所提「为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兴复案」，谨依据事实分覆如下：
（一）关于经费：
（1）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黄金——三十七年夏，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约七万余两，地方上为维持币信，多主留存汉口，适逢国防部何前部长电话转达蒋总统面谕，以中央改革币制使用金元券，需要黄金以为準备，崇禧力排众议，当经遵令转运中央，有案可查。这是汉口地方人士的希望，保留黄金，并非华中扣留黄金。
（2）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银圆——三十八年春，本署驻防武汉，适值金元券急遽贬值，中央已汇发到汉口之军政各费，汉口中央银行因券料运济不及，库存告罄，不能兑取，华中长官公署为维持辖区秩序，经呈报行政院，并电请汉口中央银行转报该行总行，将库存银圆查照应付款项分别缓急酌予搭发。本署经费係按照中委核定预算向联勤总部驻汉收支处具领，并未向该行提支分文。凡上经过，崇禧来台以后经奉行政院四十年三月十六日院台财库（四〇）发第〇一二六九号代电，于三月二十八日在财政部、审计部、联勤总部、中央银行等机关会同清结有案，计银元三百七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三元。
（3）防卫经费——三十七年秋，辖区省市政府，以地方财政奇绌，自卫经费需款孔急，经由辖区鄂豫皖赣各省市政府民意机关，会同华中政务委员会，共同组织自卫特捐筹募委员会，报经行政院核备有案，并未向民间另行摊派防务经费。上项特捐筹募係由辖区省市财政厅局长兼办，筹募之款项，分由地方省市政府与武汉及各地城防工事委员会支用。时值军情紧急，市场萧条，豫皖两省筹募工作无法进行，即武汉一地筹募之款亦为数有限，是项捐款收支，係由华中各省市共同组织之自卫特捐筹募委员会负实际责任。
（二）关于武汉军事责任部份
华中辖区奉命调往增援徐州部队计：黄维兵团所属之十八军（胡琏）、八十五军（吴绍周）、第十军（熊绶春）及整编第二师（师长何竹本），皆为华中最精锐之部队，由信阳、确山地区向蒙城方面兼程增援。又二十军（杨干才）、二十八军（李浡）两个军亦自汉口地区由长江赶运浦口驰援，另辖区仅有之一个战车营亦随往参战。计兵力五个军一个整编师，乃係华中主力，均係增援徐蚌，几乎全部牺牲。此时华中兵力较弱，辖区仅留第三兵团（张淦）第七、第四十八两个军，于平汉路正面对刘匪伯诚两个纵队及孔从周匪部主力；皖省仅有四十六军对大别山区及皖东地区之共匪作战；至十四兵团（宋希濂）、仅第二军（陈克非）战力较强，担任鄂西地区清剿阻止孔匪从周南犯，掩护川东门户，故无法抽调。嗣以徐蚌战区逆转，匪军分别由皖南及江阴各地渡江南犯，南京失陷，当时安庆及南浔线非华中防区，亦经派遣部队防守，但匪军渡江后，沿浙赣线西进，已越过赣江向长沙、醴陵方面进逼，威胁华中侧背，武汉形成孤立，华中部队奉令向汨罗江南岸转进，拒匪南犯，此乃华中奉命由武汉撤退之经过，并非坐观成败。
三十七年年底两封电报
美国素来主张国共和平共处，马歇尔等很天真，中了俄共中共宣传之计，认为中共不是共产党，是土地改良派。据说赫尔利当驻华大使后，斯大林要他经过莫斯科来华，赫对斯表示美国要扶持蒋先生，斯当场很表赞同，斯表现其对中共态度似若无足轻重，他说：「他们不是国际共产党，他们是土地改良派。」赫信以为真，传到美国去了。抗战中，史迪威派了秘书参谋驻延安，这些人是左倾份子，他们对中共的说法与斯大林所讲的一样，也传到美国。文武两大员对中共的情报相同，再加上共党在国际上很善于宣传，苏联每年不惜支出二十亿美元用在宣传，使美国对华政策受了影响，一再地要「国共合作」。马歇尔本着这决策亲自来华调解，要我们组织联合政府，所以在戡乱期间，我们在四平街打胜了，我主张一直打过去，蒋主席一定要我回南京就国防部长职。蒋主席对我说：「怕马歇尔不高兴。」马歇尔压力大，我们在长春、吉林停止了，而林彪在佳木斯满洲里整理，再行反攻。这是一个例子，我们打胜了，美国人认为我们是大党欺负小党；我们打败了，那又不同了，共党很会宣传，说我们腐败，说我们是家庭统治——有如最近之攻击吴廷琰，攻击我们不会运用美援，说是少数人包办，化公为私??等等。马歇尔调解未成回去了，接着艾奇逊发表白皮书，指责我政府，声明对华採放任不管态度，于是断绝美援，连已援的部份也停止了，美国朝野舆论对我们极恶劣，甚至认为在蒋某某执政之下援助无效。
美国常犯的一个大错，是拿他们的民主强加诸于他国。美国开国时有好的领导，民主政治很上轨道，拿他们的尺度来衡量我国，当然不满意。马歇尔要我们实行民主政治，要我们成立联合政府，认为我们是大党，不能压迫小党，实际上都是拿他们的标準来衡量我们，不知共产党的厉害。当然我们在大陆之败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总是不行的，闹翻了脸不接济我们，我们就不能解决难题。而马歇尔没有远大政治家眼光，无大军事家眼光，处理中国事务犯了大错，事实上要负很大的责任。
三十七年徐蚌会战败了，金元券的发行也败了，军事金融都无办法，共党宣传很厉害，民心惶惶不可终日，军心亦一天天消沉，弹药不足，精神涣散。由于老百姓不用金元券，士兵穿不暖吃不饱，我们曾在前线看到士兵拿百姓的鸡鸭，明知其犯法而不敢讲，闭着眼睛（因市面上有关吃的生意都关了门，柴米油盐的供应都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希望美国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出来主持国际调停。美国握有原子弹，英法唯美国马首是瞻，苏联亦不敢动，若美国肯如此做，南京来几大队空军驻守，青岛不要撤退，由苏联压迫中共停战，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我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打电报给总统密陈此一意见，原电如下：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国军无论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不仅版图变色，我五千年文化历史将从此而斩。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职辱承知遇，垂廿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对钧座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辛敬电）
电报发出一个星期后没有回音，于是在十二月三十日再发出一电，电文如下：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以言战争，则战力悬殊，外援不继；以言和平，则敌燄方张，不易接受。观敌近日广播，宣布战争罪犯，可以判断其乘我士气不振，继续用兵，使我京沪平津失陷，革命武力消灭，以遂其赤化整个中国之野心。顾念时间迫促，恳请乘早英断。职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藉此开困难之机；如黩武穷兵，残民以逞，则国人不直所为，友邦亦将不扶助，所以怒我而情寇也。总之，我方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
我打这两个电报考虑很久，徐州会战败了，损失下来，可说是精锐被打击得太厉害，在东北是好的部队，五个美械军都是精锐，在徐州也是精锐，甚至华中五个军一个整编师都抽去了，余下第三兵团张淦部，其他都很差，所有中央在黄河以南精锐，在徐州一役惨败了。徐州未失败以前，中共力量已与我们平衡了，失败以后，我们已处劣势，这关係很大，最高统帅应该了解实在情况，因此我把我意见照实发电报给了他，不料因此引起很多的误解。
和谈前后
行宪后共党势力一天天大了，我们因选举而闹纠纷，内部分歧，使共党乘机坐大，共党力量由弱势而渐与我们平行，在东北、华北、华中处处採取攻势，东北丢了，华北傅作义动摇了，局部和平了；徐州会战是紧要关头，重要主力在此一决胜负，华中的五个军一个整编师一个战车营一起调去了，然而情势继续恶化下去，共党继续向长江压迫。总统看了这情形想引退，要李德公代总统与共党谈和。
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总统宣布引退，李副总统宣布就代总统职，次日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等为和谈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按根据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和谈代表于四月一日赴北平，而三月二十九日张治中先赴溪口向总统请示，总统意思是共党不要渡江，划江而守。代表团赴北平后，共匪态度强硬，队伍依然往南集中，提出条件是要渡江进南京，要组联合政府。后来黄绍竑携共方条件回南京，我记得李代总统召集会议，黄报告后意思是应该接受，谈了很久，李不表可否，我最初没讲话，最后讲话了，我说：「总统指示不渡江，不入南京，若接受条件，成立联合政府，这结果一定和欧洲捷克等国相同，无疑等于投降，捷克等是前车之鉴，我坚决反对。」说完拂袖而走。第二天我再劝李代总统不要接受，我举东欧各国组联合政府故事为前车之鉴，李亦决定不接受。妥协性最大的黄绍竑回北平，一去不返，和谈不成，马上又将打起来。我即返武汉。
武汉于安庆芜湖失陷后太突出了，共军由九江、南昌方面攻向长沙，华中奉命退后，经长沙退到衡阳。李代总统到广州，后来又到重庆去，我也到重庆去一次。我与吴忠信、邱昌渭、刘士毅等聚会谈论大局，我认为李代总统指挥不灵，提议总统复职。我再徵求李意见，李同意了，我们打电报给总统，派吴忠信乘专机去见总统，总统答应了，到重庆来了。总统到重庆时，李不同我讲，竟飞昆明去了，这人既不能命又不受命，利禄薰心，避不见总统。我曾经打电报要他回来，他回电说视察未完，不肯到重庆来，此事就搁浅了，而大陆军事逆境，终于无法挽回。
问：关于程潜、陈明仁、张轸等投共的事情健公谈谈好吗？
（按此事健公随从秘书杨受琼少将知之甚详，此问题由杨先生作答。）
杨先生答：在武汉时河南参议长刘某打电报骂总统独裁，电报发到武汉，中央社武汉分社主任石信嘉打电报给我，我告诉长官（健公）后去扣了电报，不许发出，没想到刘早已在信阳自己拍发了，而有关方面竟认为这是健公默许。刘在河南是没什么办法的，张轸叛变可能早与共匪有接头的。
程潜
程潜的叛变是早与共匪联繫过的，李明灏两次到长沙活动。陈明仁是拿不定主义，经不起程潜等煽动，一念之差动摇了。陈这个人作战勇敢，有个性，不大敬佩陈诚。在东北作战陈明仁四平街一战建了功，陈诚一到东北反免了他的职，他很消沉，在南京住在我们招待所，把军装都烧了。（白）长官后来保举陈明仁做武汉警备司令，保了好几次总统没答应，最后还是长官亲自见总统才答应的。当我们从武汉撤到长沙时，程潜还担任湖南省主席，有一次长官去见他，辞出来时程送长官上车，一面说：「健公，你放心。」此时程已有异志了，不久避到邵阳去，中央撤了他的主席职，任陈明仁为湖南省主席、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可是不久，程潜又回到长沙，住在水陆洲。
陈明仁
我们由长沙撤到衡阳，很多单位先撤去，留二、三、四处和少数护卫在长沙，宪兵也大部份走了，长官部在省议会楼房，外围卫兵都是第一兵团。记得端午节刚过去那天，我同副参谋长兼第四处处长赖光大去旅馆洗澡（省议会没洗澡设备，每晚下班后去旅馆洗澡），刚要上车听到几声枪声，老百姓喊：「来了！来了！」派人去看看，回来报告是：「抓逃兵。」这时看到警卫团要上车，我问：「团长（旷斗）在不在？」并告诉他们：「不能上车，等长官。」第二天，我们要撤了，陈明仁来了，先到我房裏，在床上靠了抽烟，我说：「司令官要见长官吗？」他说：「好。」他见了长官回来又到我床上抽烟，我看他似乎在想什么，问他：「有什么问题不好讲吗？」他说：「部队无钱。」我去对长官说先发三个月饷，长官签了名，墨还没乾，我对赖副参谋长讲先发三个月，回房子见他，他说：「长官要走我请他。」大家一起吃午饭，饭后，他说要派车来送，我们说：「不用了，有车。」当天他好像犹豫不决的样子。
到了机场时，有些风声说散兵游勇要到机场来打轮子，大家不给走，临时还在机场部署一下。陈明仁和陈的参谋长鲍志鸿少将都在机场送行，上飞机之前鲍拍拍我肩膀说：「健公洪福齐天，唐生明对陈子良（明仁）说要扣健公，现在我放心了。」我一问，原来前一天晚上开完会后鲍志鸿跟陈明仁去唐生明公馆打麻将，他们喜欢晚上打麻将，电影明星徐来住在唐那裏，在那吃喝玩乐。那天，唐生明对陈说：「子良，你把老白扣起来。」陈说：「我们打牌，今天不说这个。」此时长沙内外围都是第一兵团，长官部的警卫团差一点也上车走了，如果陈要扣（白）长官是没困难的，陈理智拿不定，大概天良发现，不听唐生明的话。
我们撤到衡阳不久，陈明仁还发表告三湘父老书，过了三天反而叛变了，长官发表文告要他们认清顺逆，由黄杰去接第一兵团，结果有百分之九十过来了，就陈明仁原来的七十一军特务营营长梁明学也过来了。
（本文摘自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84年印行之《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发问者係陈存恭教授）
卫立煌卖身投靠造成国军精英百万人枉死辽西
郑 义
卫立煌卫是唯一未被政府通缉的国军叛逆，事缘毛泽东故意把他列入战犯名单之中，旨在迷惑政府，使丧师失地听候查办的卫立煌得以绝处逢生。
卫立煌
卫立煌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卫杨村，武昌起义时，十五岁的卫立煌应募到安徽庐州军政分府当兵，讨袁时随侍吴忠信入粤军。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卫被荐当了大元帅府卫士，不久因负伤调许崇智部当排长，后屡建战功逐级陞到团长。一九二五年粤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中正任军长，卫任补助旅旅长。北伐时，卫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都是第一军的团长，后来都陞师、军长、总司令，号称五虎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卫率第十四军克复共军老巢安徽金家寨，蒋委员长亲赴前线慰劳，明令在金家寨设立县治，命名为立煌县，顿时卫氏声名大噪。此后他历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陆军副总司令、东北行辕代主任、国民党中执委等要职，国家待他不可谓不厚，可是由于他耽迷权力，缺乏坚定立场，始则嫉妒、怨怼、心怀不满，为潜伏在身边的共谍打中要害，最后走上附逆道路。
卫立煌对中枢离心离德起源于下列诸事：
一、一九二七年八月，孙传芳七次渡江反扑，第一军在何应钦军长统率下以寡敌众苦战一週，龙潭之役击溃孙军精锐肃清江南残敌。论功行赏时，刘峙、顾祝同皆陞军长，十四师师长卫立煌被保送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他产生怨怼。二、攻佔金家寨后，政府未委任他当安徽省主席，却调他到陈诚麾下任赣江清剿总指挥，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坚不赴任。三、按例各战区司令长官都兼任辖区内最大一省的主席掌管全战区军政大权，但由于卫与中共往来频繁，中央推迟发表他为河南省主席，而让方策暂代。卫从争权夺利出发，又怀恨在心。四、远征军打通中印公路后，中国远征军司令部拟改组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卫踌躇满志想当总司令，不料中枢任命何应钦，卫任副职，他权迷心窍不肯就职也不办移交。五、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中枢调他执掌东北军政大权，他想新建一个兵团，趁乱抓实力以掌握锦州、长春、瀋阳的军权，但事与愿违，连一个师也没组成，为此他又对蒋介石耿耿于怀。
在二战区，他把中央派去的政训干部明陞暗调统统送走，专找同乡与左倾学生来充当幕僚，以培植亲信，也藉此向中共拉关係，以便与中央讨价还价。中共编印的《群众》杂誌对他吹捧备至，打中了他的虚荣心，潜伏在二战区第九军军部任秘书的共谍刘毓珩乘机推荐该文作者赵荣声为战区长官部少校秘书。此后赵在卫身边既谀称卫是「名垂青史的英雄」，又向卫灌输共产理论，煽动卫发牢骚。在赵影响下，卫绕开国军政工系统，在二战区组建「战地工作团」，命刘毓珩任主任，赵荣声等三人为委员，安插「抗大」毕业生、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为骨干，还秘密发展中共党员、组建军内分支机构，在二战区长官部窝藏、输送了数百名共干。一九三八年底，卫陞任一战区司令长官，把赵荣声带到一战区任长官部机要秘书。抗战爆发后，卫几次会晤周恩来朱德，还私自赴延安见毛泽东。受到共方热烈欢迎后，他背着中央批条发给八路军一百万发子弹、廿五万颗手榴弹、一百八十箱牛肉罐头外加三个师的夏服、医疗器材以及五十部电话机、两部电话总机，还通知八路军把国军在晋南运城、临汾的军火物资全部运走。此举使共军三万残部得以重整旗鼓发展壮大。卫在包庇扶持共谍方面举措如下：
一、中枢电令查究共谍赵寿山，卫故意将此绝密公事交「战地工作团」处理，以「查无实据」搪塞中央，致使赵寿山得以长期潜伏卅八军充当师长。二、一九三九年中央封闭了除洛阳和西安以外所有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卫坚持保留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使南北两支共军的人员有一个中转休息站，延安所需物资也可在洛阳筹办。彭雪枫从卫手裏索取到大批军用物资和一套五万份之一的军用地图，为新四军突袭韩德勤部、残杀李守维将军等各级军政官员奠定了物质基础。三、军统局发觉赵荣声靳明夫妇的真实身份，卫硬说是坏人为报私仇诬赖他的部下，把公事顶了回去；军统查明孟用潜是苏俄第三国际间谍鲍罗廷的秘书，孟闻风躲到卫处，天黑后卫用自己的汽车送孟逃走；卫麾下不少人通共东窗事发，均被卫包庇过关。四、一九三九年冬，共军在河南、晋北、河北等地製造磨擦进攻国军，卫以战区司令长官高位，竟严守中立。如中共策反晋绥军，孙楚将军腹背受敌向卫求援，卫置之不理，见死不救。共军解决朱怀冰部后，蒋委员长电令卫把共军赶出太行山，卫下令部属万勿对共军开火，且邀朱德到晋城、洛阳商谈，重划防区，请共军暂时退回去。五、一九四〇年夏，国军官兵遵令集体加入国民党，但机要室无一人愿为赵荣声担任入党介绍人，赵势必要离开国军。卫立煌不欲断了赵这条内线，竟命令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充任赵的介绍人，再度朦混过去。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事件后，国军发动锄奸，长官部机要室秘书孙鼎禾在会议上公开指控赵係共谍，该室主任戴允孙为了讨好卫立煌，故意把孙秘书压了下去。六、九十三军刘戡军长的秘书余贻泽（杨公素，中共建政后历任驻尼泊尔越南希腊大使）事败被捕，关押在洛阳劳动营内。赵荣声托熟人代为活动，使余受到特别优待，因而得以伺机脱逃。此后赵避风头几个月不上班，一九四二年卫调任西安行营主任前，保送赵荣声、靳明夫妇回成都燕大唸书，再次使赵逍遥法外。同年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自新后官至军统局东北特种技术组少将组长，中共建政后被关押卅年）投向政府，揭露卫立煌通共的内幕，前线奉令紧急追查，卫立煌却避过了追查，到远征军就任。七、卫向延安和八路军总部发电报时，不通过长官部电台，而是把电稿交付八路军的联络参谋，由八路军洛阳办事处的电台用密码代拍。一九四八年卫在东北剿总时，用密电向远在巴黎的甥婿汪德昭联络，由汪转发延安。卫接着邀汪德昭回国出任东北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接上赵荣声遗下的工作。八、一九四八年一月卫赴东北就任剿匪总司令，先向蒋介石伸手要了五个军的实力。可他到了瀋阳就一直按兵不动，按中共指示「利用时机，做有利于『革命』的事」。当时林彪部在东北收编土匪、伪军、马贼一百三十万之众，连续发动七次猛攻，二月七日陷辽阳，廿六日佔营口，三月十四日四平失守，卫立煌却一直不予救援，光做整补训练、修筑工事等小事。为此，蒋介石两次召他回南京催促出兵，他总是藉故推诿，拒绝执行国防部打通瀋阳向外交通线的计划。八月廿五日国防部拟就撤出瀋阳兵力、瀋、长、锦协力作战由大连营口撤向关内之计划，已由蒋介石批准执行，倘计划成功，国军百万精兵退入华北，尚大有用武之地，至少也能保住江南半璧河山。可恨卫立煌处处刁难，当时瀋、锦、长三市补给全赖空投，而空运接济数极有限，长春饿毙者逾十六万人，卫仍无动于衷，他第三次回南京仍坚拒出兵解锦州之围。九月廿五日林彪率廿万众猛攻锦州，卫迟至十月八日始派兵增援，显已无济于事。十月十五日锦州失守，国军丧师七万人，第六兵团司令、剿总副司令范汉杰被俘，卫立煌乃是罪魁祸首。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去瀋阳监督军令时，卫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引导众将官反对出兵。十八日，蒋介石亲临瀋阳指挥战事，但因戎机已误，终未挽回颓势。廿三日长春失守，十一月二日瀋阳陷落，卫抢先登机（由乌钺驾驶，后乌陞空军司令）撤回北平。他按兵不动是为了拉一点队伍，增加投共的资本，遂一手造成国军精英百万人牺牲的惨局。
东北失陷后，民情汹涌，国大代表纷纷要求杀卫立煌以挽士气。十一月十六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将卫撤职查办。他在北平听候裁处时，竟包机直飞广州準备逃亡香港，事为保密局侦悉将其截回南京寓所。一个月后，中共故意将卫列入「战犯」名单，麻痹了当局的警觉，致使卫趁隙于一九四九年旧曆除夕化装逃出南京，绕道上海乘英国轮船到了香港。同年九月十九日杨杰在香港被制裁，香港的民革人员认为卫立煌还是去北京比较安全，卫立煌表示，像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罪责的人去北平，必然会给蒋介石趁机推卸责任并为反共宣传提供资料，因而还须等些时候。中共召开新政协时，他通过共方驻港机构向毛泽东秘密发电致贺。卫立煌生性吝啬。却谙于观人。他历年收藏不少字画，在香港曾邀张大千鉴定，全係赝品，甚至连具名清代小名家的作品都是假的。他将所有积蓄投资于一名潮州商人开设的钱庄，结果又是全军覆没，一九五四年由香港金龙台迁居新界，在走投无路之下连续发表媚共文章，最后由邓颖超的秘书、卫妻韩权华的姪女韩德庄代表周恩来邀卫回归。卫于三月十五日抵穗，即向毛周发电并向台湾故旧发出招降电。毛泽东让他担任一些有职无权的閑差，如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代表等，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病死北京。他死后四年，毛泽东对姪儿毛远新说出了心裏话：「卫立煌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们都看不起他！」
共特韩练成怎样送掉四十六军？
黄旭初[2]
战莱芜全军陷峡谷
民三十六年一月，第四十六军被调往山东剿共。据说，这是韩军长向国防部建议的。国防部长虽是白崇禧，但部队的使用权却属于参谋总长陈诚，倘若白氏知道此事，也不便置议的。陈总长可能以为此举正有利于中央。其实那时期广西部队正在安徽剿共，倘将这个军调皖合併使用，效果可能更好。韩作此举，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部队由海南岛海运直达青岛，据卢团长回忆，他到达时，适逢农曆丁亥年元旦，为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廿二日，市上什么东西也买不到。韩军长在青岛，时有陌生客人来访，偶或留客共餐，韩也绝不介绍于同席同事他们姓甚名谁，事后推想，可能其中有些是中共方面派来和韩联络的。
从青岛由胶济铁路火车将部队运至博山，然后向南前进，走了百余公里，到达新泰附近，即和中共部队发生战斗。战况不利，转进于莱芜方面，至一两面高山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展开，即被共军包围。同陷围中的尚有韩濬的第七十三军和第十二军的一个师。各部共计约六万人，结果悉成俘虏，漏网的很少。时为二月廿二日前后。卢团长说：他的一团人初当前锋，嗣转为左侧卫，再转为后卫。在战场上，友军的高级长官，连李仙洲（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等都曾见过，但始终不见我们的韩军长。现在想来，当是他把部队导入了敌人网中，达成了对方给与的使命，他个人便偷从后边溜走了。
卢团长负伤返后方
卢团长在这一役中，左手和左足中弹受伤，退下停在莱芜，遇共方人员由此经过，给卢氏一些人民币，说是「备你们零用」。卢以莱芜久停非计，足虽伤，尚能行，并劝各伤者宜乘夜离去。他向西南走了数十里，遇着了第二十五军黄伯韬的部队，他和黄军长并不相识，但黄对他非常客气，招呼洗澡，享以盛馔，翌日派担架护送，再预备一副担架随行，又赠旅费。卢深感厚情，以自己勉强可以步行，辞以不必用担架抬，且无须旅费。黄坚持不可。不图往昔燕赵侠义之风，竟于此复见！接着遇第六十四军，情景不同，其军长和团长无暇注意伤者的食宿，次日请借一马代步也未如愿；但其特务长某买鸡招待，却为难得。行行重行行，遇见一列汽车壅塞路上不动，卢乃走上前头看个究竟，见吉普车上坐着一位陆军大学的同学，招呼起来，知是新五军参谋长。他立即请卢上车，经曲阜到兖州，再照料搭津浦路火车南下。到徐州，第七军办事处主任锺仲照料送至蚌埠。时夏威任第八绥靖区司令官，驻在蚌埠，韩练成由山东逃离先到此处向夏报告。夏于是在蚌新设第四十六军司令部，恢复旧业，以谭何易为军长，各师长也已发表。卢到蚌埠，大家挽留小住数日。新任第一八八师师长马展鸿说自己缺乏作战经验，力邀卢留为助，担任他的副师长。卢不能却，但因敌弹尚留体内，须取出弹头，才能任事，于是先赴南京治疗。
献殷勤祇为作贼心虚
韩练成在南京得蚌埠郭鉴槐通知卢团长来京火车班次，即派汽车在浦口车站等候，接到他的公馆住下。招待的殷勤，为上官对下属所罕见。相见道过寒暄，即要卢先洗澡，稍事休息。正在洗澡，韩来叩门。卢问何事？韩说：你受伤，手运动不方便，我叫勤务兵为你擦背。卢坚辞谢而韩不许。派一汽车专供卢用。翌日，卢到国防部谒办公厅主任黎行恕和白部长，他们只问了几时回来？伤势如何？需要什么？并嘱好好休养。并未问及莱芜作战情形。卢见他们两位都很忙碌，不便多扰，也没再作陈述。韩此次归来，对上级报告和一般人谈及，都说是「突围脱险」，平日随从人员连勤务兵也没一个回来，即使有人怀疑，却也无法取证。韩回到南京，曾刊布一小册子名〈纵横匪区八百里〉，叙说他突围脱险的经过，卢想一看，终得不到。伤待治，不便多访友，韩即送卢入南京中央医院治疗。伤处不在要害，割治费时不多。出院后，决定先返桂省一行。韩定要为其购飞机票，又赠法币五十万元。卢却之不得，但赠款祇受了十万，即离京返桂。
韩对卢的亲切招呼，实在是严密防範，使其少和他人接触，「突围」之谜，可免过早揭穿而已。
遣俘虏当场现原形
民三十八年一月廿一日蒋总统宣布引退，由李代总统与中共进行和谈。那时在军事形势上，中共已佔上风，不特其所提和平条件的苛酷出乎情理之外，且对我方代表问题多生枝节，以至代表多日未能成行南归。
就在此时，中共忽然自动将莱芜俘获第四十六军团长以上各将领从北平放还，其用意似在以此影响在政治方面的李代总统和军事方面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这两个「桂系」要人，但结果这两人都因此受了一定的影响。
这批将领，先是海竞强一人南飞，转赴汉口报告白总司令；其余各人稍后经香港返回广西。
据他们回来后说，在北平被遣送时，中共曾派韩练成在场周旋，始现出本相。到此，大家才恍然大悟，莱芜这一幕戏，原来是中共指导韩练成去表演的。事已经过两年了。
（本文原刊香港《春秋》杂誌总第252期，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出版）
若非刘斐出卖军情，大陆绝不致于陷共
盛 文[3]
按：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担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和军令部作战次长的刘斐中将是否潜伏在国军中的匪谍？倘若果真是匪谍，何以能潜伏十一年之久？后来又为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中共说他在一九四九年投共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刘斐于北京逝世，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均亲往参加追悼会，蒙古籍的中共副总理乌兰夫代表致悼词说：「刘斐同志为人正直、襟怀坦率、识大体、顾大局、对工作认真负责，在重大问题上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是一位着名的爱国人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
据此，曾任国防部长的俞大维说：「有很多人说刘斐是匪谍，但我的看法则不然。我的理由有二：（一）一九五〇年初，我在香港的一家饭店碰见刘斐；在这之前四、五个月，中共已在北平成立政权；如果刘斐真是匪谍，真是有功于中共，他早已到北平报到，邀功去了；何必还滞留香港，徬徨如丧家之犬？固然他在香港劝说李宗仁、白崇禧投共，都确有其事，但这一点也只能说他是墙头草，无关匪谍。（二）刘斐死了以后，乌兰夫为他主持追悼会，悼词中，仍称呼他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而不称他是『本党同志』，更不提他是否曾暗中将作战情报输送给中共。如果确有其事，中共不可能不在他死的时候，给他『身后哀荣』。」
在探讨大陆失败原因时，有许多军事研究专家认为其中最惨痛的教训是：「国军竟有匪谍。」对此，俞大维完全同意，但他不认为刘斐是匪谍。
曾任胡宗南上将参谋长的盛国辉（文）将军则持肯定的看法，认为刘斐是匪谍。）
（一）刘斐的发迹
刘斐是湖南醴陵人，父亲是中医，一个湖南乡下郎中，家境不佳，年轻时在湘军当司书，具有聪明头脑，古文读得不错，同时机警，口才伶俐。当过两年的司书后，很得主管的信任，而被保送湖南讲武堂，毕业后由排长依次升任。民国七、八年之际，护法战争桂军陆荣廷部队开入湖南作战，李宗仁、白崇禧还在桂军裏任团长，军队驻扎在湖南醴陵刘斐家的附近，部队裏缺乏医药设备，很多官兵患病，都请中医诊治，刘斐的父亲也常给李、白的官兵看病，曾治癒不少人。部队开回广西前，李、白向刘斐的父亲致谢，他父亲说：「不要什么谢，我的一个儿子当连长，希望付託你们两位。」于是李、白将刘斐带到广西，承李、白的推荐，刘斐开始进入桂军，起初仍任命他当连长，由于聪明而干练，以后李、白攻打陆荣廷时，就是以刘斐为内应，由于部队装备不佳，只凭刘斐一连的部队为基干，从内部叛变响应就使陆荣廷瓦解了，刘斐自此一跃而起，桂军任命他当参议，又派他到广东当桂军代表，他留在广东的日子最长。后来因为深感学历不够，要求深造，于是李、白保送他到日本陆大进修。他不谙日文，吴石与他同班，教他学日文，考试时且让他抄答案，所以刘斐和吴石交情很好。回国以后曾一度担任白崇禧的参谋长。抗战开始时，我政府表示容纳各方人士，军令部成立第一部，以黄绍竑为部长，最初以龚浩为作战厅长，但他和黄绍竑不睦，于是改聘刘斐为作战厅长，民国三十五年军令部改国防部，刘斐担任第一厅厅长管作战。二十九年调参谋次长。他从进军令部一直到叛变为止，在中央主掌作战历十一年之久。到台湾之后，我们才晓得他在民十九年即加入共产党。
（二）克复延安后刘斐对我的忌刻
攻击延安是蒋主席亲自找我和胡宗南到南京时提出来的，三十六年一月间，主席召集我们二人到南京去，主席说：「我想攻击延安，你们看有没有把握拿得下来，如果没有把握，我就不攻。」当时所以要打延安的原因就是莫斯科三月十号将有三外长会议，讨论中共问题，我们认为口头之争无法改变俄国的态度，只有以实际行动向他们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不够资格来和我政府争取平等地位的，剿共不过只是我们的内政问题。因此，打破莫斯科会议是攻击延安的第一个目的。第二，延安是共党的京城、国内一些共党份子和尾巴党精神上的重镇，攻取延安也藉此表现国军的力量，这是主席当时告诉我们的两个目的。他问我们有没有把握，当时我立即答覆有把握，他便说：「你拟计划，这计划你要亲自拟订，不要假手于人，拟好给我看看。」这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原计划将山西的部队抽调过来，出其不意予以奇击，迅速攻取延安。以后为了五天攻下延安，和主席有数度的争执，他认为共匪盘踞延安十三年之久，五天恐怕没那么容易成功，主席并且强调：「旁的没有兵给你们了，只能用仅有的兵。」我在五天内攻取延安，这事尤其给刘斐很大的刺激，他主管作战，而延安之役却一无所知，而且我到南京三、四次，一次都没去看他，这是主席交代的，他敢怒不敢言，本来一向和他处得并不愉快，加上又怕国防部洩漏军机，所以攻延安的计划连国防部都不知道。那时的国防部组织并不严密，常常有洩漏机密的事发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军事行动开始，他们才晓得，故我判断攻击延安之后，刘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责备：「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晓得！」全世界舆论都为之震惊的大事，主掌作战的刘斐事前毫不知情，这是相当难堪的事，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无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闻，只看我们从西安到南京几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晓得有什么大事，但无论如何不会知道我们正计划五天攻取延安。这事情过后刘更加恨我，此后两人一见面态度更为僵持。
（三）刘斐对陜北的撤兵促成全盘的崩溃
三十六年攻取延安，三十七年即抽调我们三个军。本来，延安克复后到三十六年底追剿朱、毛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三十七年再部署一个彻底清剿的计划，计划将部队都调到陜北部署，分别监视毛匪、朱德、贺龙等人的部队，同时加上机动部队，当时我们部署了六个师，一切準备妥当，国防部却忽然来命令抽调三个有力的整编军开往豫东黄泛区围剿陈毅，接到此命令时我认为极不妥当，第一，陜北剿共只差一步，此时抽调三军，陜北剿共计划将立即功败垂成，毛泽东立即可以死灰复燃，那么关中危险西安也将难保。第二，陜北到豫东有二千多里，铁路已为共党破坏，势非徒步行军不可，这一段路徒步行军，最快也要三十天才能抵达归德以南地区，那么陈毅也绝不可能在那裏坐以待毙。刘斐说在黄泛区东、南、北三面已经把陈毅合围，只剩下西面一个性口，等待我们派三个军去围剿。当时区寿年兵团、黄伯韬军团、张轸兵团、杜聿明兵团都部署在豫东归德以南地区，但这个地区北到黄河，东到津浦路，南到湖北河南交界，西到平汉路，如此一个辽阔的地区能封锁吗？如何封锁法？处处置兵，把兵力分散，则到处都是空隙，所以我认为这个计划不实际，完全是纸上谈兵，即使我们从陜北派兵去赶上他了，我们也变成强弩之末，一支部队跑上三十天还能作战吗？敌人在那裏以逸待劳，那怕不把我们击败。我接到这个命令后便和胡先生商量，準备不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列举陜北部队不能抽调的理由，但我们的签呈上去，第二天马上来命令，势必抽调。第二次申诉理由，说明等待陜北剿匪告一段落后，再全部调去。我们前后驳回三次国防部的命令，这种事也只有胡先生敢这么做，而且也只有我当参谋长敢这么做，因为胡先生和我忠贞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主席所了解的，只要对国家有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中央的计划对国家对作战不利，我们都要申诉，所以中央的命令我们顶回去三次。
当时国防部的会报天天都在讨论这件事，刘斐的计划他以为好像是诸葛亮的八阵图，可以把陈毅、刘伯承等的部队一举消灭，他天天鼓其如簧之舌刺激主席，要我们调兵，最后主席才打电话叫我们到南京去，连续几天的激辩和折冲，终于还是无可奈何地把董钊的主力从陜北往东调去。共党在陜北的势力立即死灰复燃！以后西北的局势便告一落千丈，自此国共间的均势形态即刻转为劣势，这是剿匪史上的一个大关键。
（四）调回董钊挽救局部危局
以后彭德怀的部队便乘着防务的空虚，引兵南下，当瓦子街之战失败后，我立即秘密调回董钊的三个军，正好董钊回到渭河平原时和彭德怀遭遇上了，匪军大败而逃。调兵豫东，完全是刘斐有意替毛泽东解围，以造成消灭我们部队的机会。当时我们抽调这三个军回来没报告中央，蒋主席也很英明，此后一直没问起这三个军的下落。其间，刘斐问过二、三次，他说：「那三军到那裏去了？」「不晓得！」「你为什么不晓得？」我说：「出了潼关就不归我指挥了，我怎么晓得？已经归国防部指挥了！我找不到！」我说：「你找不到关我什么事！」这三个整编师约有三万多近四万人。
我命令董钊不准和任何人联络。我了解刘斐在这时一定还有很多挑拨离间的话，但主席一直没追问这三个军。假如当时我不调回这三个军然后打胜了这一仗，那么大陆的沦陷还要早一年半，不必到三十八年，在三十七年上半年我们就瓦解了。
当董钊东调和瓦子街战败，胡先生和我受处分后，那时胡先生很消极，我告诉他：「你不能消极，你一个人身繫西北安危，主席对你如此的栽培和期待，我们不能辜负主席的诚意，今日西北不可以无你。但我们要把西安稳定后再去受刑，我们光荣地杀头，不要打了败仗去杀头，我们把战局扭转过来后再去杀头！」胡先生很有魄力，他说：「你不能走，你说今天西北不可以无我，实际上今日西北不可以无你，你一定要继续负责任。」这时我的立场最苦，我受的「革职查办押解南京受军法审判」的处分，但还要无职位名义地拼命。他说：「我们为国家，为领袖，我们不必有名义。」我因此一直留在那裏。有一次我打电话向主席请罪，愿自动到南京来受审，但他叫我不要去，这证明主席也是出于不得已，他对我们很爱护和了解，才叫我继续负责。这事整个错误是刘斐造成的，虽然我私自调回三个军而勉强挽救了一时的颓局，但对大势已去的全盘局面已经挽救不住了。
（五）刘斐的失意和牢骚
刘斐后来发现非但没能整肃我，反使我的责任更大，他对我更加不满。最后他要求担任江苏省主席，却没准他去，又想当湖南省主席，也没让他去，他因此牢骚满腹。我记得他跟我吵架时曾说：「我当了十一年的次长??」他而且说我「打下延安后骄傲已极」。
藉着吵架，他把埋在心裏的话都说出来了，我们拒绝抽调豫东，他却说我：「现在叫你们到那裏去，你们又怕！」我说话也不客气，我说：「我虽比你小几岁，但你看到的事情，我都看到了，此外你懂什么军队呢？你又没到过部队。」他一直是当代表之类的官。他是对我又气又满腹的牢骚，最后李宗仁为代总统时，他是北上的和谈代表之一，南京未撤退，他和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等六个和谈代表一起投降了，这也是开古今中外从未有之例，和谈代表全部投降是闻所未闻的事。通常代表不是被扣，就是没达成任务回来，从没有听说全数投降的。
（六）「人民解放军最大的功臣」
听说刘斐投匪后，毛泽东特别对他盛大欢迎，恭维他是对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这点使我们想到过去他很多计划，尤其是围剿陈毅的计划完全是在替毛泽东解围，事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假如没有刘斐的这一个计划，我敢说此后的局势绝不致如此，毛泽东在西北眼看就要肃清了，假如肃清了陜西，那么河南、河北的局势也不会如此恶化，所以毛泽东说刘斐是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
（七）刘斐害刘戡中伏阵亡反而嫁祸要杀我
从刘斐的始末，我们觉得要了解一个人太难，当时唯一骂他匪谍的是我，看他倨傲的态度不顺眼，没料到他果真是匪谍。到台湾来后听说在南京就曾有人向何应钦总长谈过，说刘斐恐怕是共产党，而大家都认为是胡说，没人相信，假如当初对他稍有点怀疑的话，他绝不可能当到十一年的作战次长，他是很得领袖蒋中正信任的。
我们如何证明刘斐是共党？
可能是情报局发现的，证明刘斐在民国十九年加入共党，同时张治中是民国十四年加入共党的。刘斐是在桂军时加入共党的，他二十六年才进中央，他进中央是李、白推荐的，黄绍竑也是。刘斐是因为能干又机智，很取得领袖的信任，认为他是人才。我想他倨傲的态度也许是用来掩饰他的嫌疑而故意造作出来的，常常以发发脾气来骂人，表现令人捉摸不定的怪癖来转移人们对他的怀疑。当我骂他匪谍时，只见他面色惨白，他好像感到晴天霹雳，他说：「你简直太侮辱我了，你有什么证据呀？」他显得很紧张。我怀疑我们情报工作是否真做得很好，戴笠（雨农）将军到民三十五年才死，但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人，就没发现出来是匪谍。还有一件事情，当我被「撤职查办」后，由西安回南京时，有一次李觉（湖南何键的女婿）请吃饭，他约了刘斐、吴恩迈、关麟徵。当时我住在八合潭新盖的几栋房子裏，和李觉是邻居。第二天，李觉碰到刘斐，他问刘斐：「你和盛国辉有什么意见呀？昨天在我那裏吃饭，我发觉一句话都没讲！」刘说：「他上次简直把我不作人骂，我搞了几十年了，我还会碰到他，我算怕了他。我脾气也不好，他脾气不好，所以我不想和他谈话！」李说：「你搞什么审查小组查他！」「当然查的嘛！这事情查出来，盛国辉以为没有事呀？我负责杀他头！这正在查，这事情查出来他当然有责任！」「现在查到什么呢？」「呵！我保险他杀头，这次刘戡全军覆没，完全是他！」李觉告诉我：「不要理他，王八蛋！什么东西！他还有如此权力！」当时蒋主席当面安慰了我，同时我自己有把握，我毫无一点错处，还理他干什么？自此以后我们就很少碰头。离开南京回汉中后就不通电话了，我到汉中去使他更加难过，我不独没被他打倒，结果责任反越负越大。
他对蒋先生可以说一向不忠实的，他是桂系出来的，而且看不起旁人，旁若无人。他的任何计划以及所说的话都要一言九鼎，没有人敢和他抗辩，倨傲到这种程度，其气燄之盛，实非今日总长的权力可比，那是想像不到的。我们不能否认他有才气，所以能博得蒋先生的赏识，当然有他的长处。当年毛在北平曾盛大欢迎他，他原来在中央做事就是在帮毛泽东的忙，这可以说是我们无可挽救的国运，如果不是他，我敢说绝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这可以当作历史的教训，我们有很多地方自我陶醉，有如此重要的人在当匪谍，中央居然无所知，十一年不是短时间，而张治中的时间更长，他所负的是多大的职位！连他也是匪谍。
（原载《传记文学》杂誌总364号，1992年）
故意作出许多错误部署使国军
兵败如山倒的参谋次长刘斐
郑 义
刘斐（1898-1983），字为章，湖南醴陵人，年少家贫，跟了一个在军队裏做特务（军需）长的叔父到广西部队充任录事。由于书法秀丽，还能写颜真卿的双鹤铭，因而受白崇禧赏识，被调指挥部工作，除了抄写以外，还受命试办拟稿，不到一年即从准尉司书陞到了中尉书记。恰巧那时有一个军事讲习班西江讲武堂招生，白崇禧便将他以上尉官阶送去训练，一年后毕业即以见习参谋录用，不久充任少校参谋，襄赞白氏，平定广西，并参加北伐。他不仅主理参谋业务，还兼办秘书工作，乃至参与机密。北伐成功后，白崇禧保送他到日本陆军大学，除按月供给学杂各费以及应酬交际所需之外，还按月送钱给他家眷使用。所以刘斐留日四年潜心学业，得以建立兵学的基础。
刘斐
刘斐学成归国时，正值西南政务委员会与中枢闹分裂，他原定到上海借道香港去广西见恩公白崇禧，然而一到上海见西南已屈居下风，即改变宗旨，转乘京沪快车，往南京向参谋本部报到，就此混进对日作战的大本营。由于钻营有术，很快由作战组组长陞至军令部次长，主管作战计划。
凭了日本陆军大学的金字招牌，又能饮酒能唱戏还写得一手好字，加以擅长词令、口齿伶俐，所以虽在抗战中并无杰出建树与谟划，但因其在决策会议上口沫横飞、滔滔不绝，敢于对最高当局的判断与处置，事前作有条理的分析，事后又作大胆的批评，所以大出锋头，俨然战略家。当时白崇禧虽任国府战略委员会副主委，实际上在一日千里的军事学领域并不以精于战略见称，另二位兵学家蒋百里与杨杰，徒具理论，只合做军事教育家，终其身也未真正长期主持过战略部门。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高层竟无人与他较量，他不仅在多次最高军事会议中，当面吹毛求疵地反驳白崇禧主张，同时他也敢同蒋委员长的战局处置唱反调。这在恭顺惯了的人看来，简直是「胆大妄为」，但奇怪的是，蒋、白二公却居然受用他这一套而不以为忤，这样一来，他便红得发紫了。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留渝四十五天期间，刘斐被周恩来策反成功，「为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与周恩来作过不少策应」[4]。蒋委员长的戡乱军事计划以及几次大会战的布置，无一不与他商量，「在一九四六年国共战争爆发后，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5]。具体表现在：叫王泽濬四十四军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黄伯韬带一个兵团去援救王泽濬的一个军，叫黄维兵团奔驰千里赶到双堆集袋形之地挨打，叫刘峙轻易放弃工事做得极好、粮弹储藏极丰富的徐州，叫杜聿明以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像一个庞大的软体动物」。他一面对蒋公及军事当局虚与委蛇，一面却暗中将所有军事配置和布署以及作战计划，和盘、及时地托向中共，致令国军虽拥有现代化武器与陆海空三军密切配合，然共军却能避实就虚，按图索骥，瓦解了一个个强大的兵团，国民党的江山竟然断送在这一个为当局素来器重的「战略家」手裏。
一九四九年春李宗仁派大员北上与中共和谈时，刘斐忝列六代表之一。和谈破裂后，他只身南下香港，策反滞港国府军政官员，还秘密赴穗谒见代总统李宗仁，痛陈局势危急，劝李「识时务」，北上求和。结果为李宗仁痛骂一顿，下令逐客。格以当时形势，李宗仁不敢把刘斐扣留审讯。八?一三声明，是刘斐从地下活动转向公开投共。据张潜华所撰〈国民党立法委员香港起义记〉，（载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之《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页一三九）一文透露：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在九龙窝打老道黄绍竑寓所举行第一次集会，到会廿多人，连程沧波、成舍我、傅汝霖等人都闻讯而参加了，这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人的徬徨无主和苦闷情绪??程沧波所关心的是他在上海的一幢洋房被代管的问题；成舍我所注意的是他在北平的世界日报能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傅汝霖所考虑的是他所主持的中国实业银行的官股如何处理的问题??刘斐的答覆总括为一句话：「任何人的问题的解决，都将以这一个人对新中国的态度如何为转移??」，俨然中共的代言人。后来由于讨价还价不成，前二者去了台湾，后者去了美国。又据台湾保安司安部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透露，有好些人循亲戚关係办妥入台证赴台，日后竟避过追查，升至显要地位（如王章清，官至行政院秘书长）。他们原是奉派来台潜伏的，夤缘做了官后，决心洗手不干，他们没有具体活动，清治单位也不再追究，竟算勉强保住了最后的一点清白。而在大陆风雨飘摇时与中共有秘密联係，只因时机不到而未发难，最后辗转入台做了大官者也大有人在，无怪前几年国安局长殷宗文公开表示，立法院内有匪谍。岂止立法院，殷宗文身边，乃至总统府都有！
中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合影，二排右一为刘斐。毛朱周刘排名在前，降将仅张治中、蔡廷锴、傅作义三人入选，刘斐由于贡献特殊，故亦列名委员。
程思远还透露：「毛主席对为章先生的重视，非吾人所能估计」[6]，可是中共对外坚持是「枪桿子裏出政权」，从未公开露布刘斐的叛变通共行逕」，所以刘斐投共后，中共从未安排他担任足以趾高气扬、骄矜跋扈的显要位子，「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〇年三月去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前，毛主席与刘几次谈话」[7]，其因何在？无非是压抑他的骄矜之气。后由地方上调中央，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一九五七年五月卅日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说：「现在党政关係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常。这主要因为法制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所造成的。党中央也对这种情况注意不够。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係，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裏，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但刘斐马上嗅出政治风向有变，就没再多说，中共鑒于他出卖国军军机有功，便没给他戴右派帽子，只是閑置他到老死为止。文革爆发时，刘斐饱受皮肉之苦。他的妻子被红卫兵强迫剪成阴阳头，夫妻俩都挨抽打、被罚跪，存摺现款全被抢走，还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冥冥中似有天谴。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病死北京。
郑介民将军谈匪谍刘斐郭汝瑰
罗友伦[8]
阎锡山手下的一名将领，是赵家骧的岳父，曾驻守太原的楚溪春，颇富名声。他当时担任瀋阳防守司令官，我是第六军军长兼瀋阳防守副司令官。城内的警察、宪兵由他指挥，我指挥其他的四个军。
当时，他是六、七十岁的老前辈，我还年轻，两个人面对面坐办公桌，常常向他讨教。他就告诉我一件事。
他原先有一名侍从官，文笔很好，服务热忱又週到，甚至连洗脚水都会帮长官端来，实在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侍从官。没想到，就在太原失陷的前一天，他向楚溪春告辞，说他是共产党，被派来专门做楚的工作。现在事已办妥，因此向楚溪春告辞。楚就问他说，「既然你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把我杀了呢？」他回答说，「因为你人太好了，不捨得杀你」。可见共谍渗透的工夫，相当厉害。
我由东北回南京述职时，到国防部看见刘斐，当时就发现他冷言冷语的，说什么我们作战不力。同行的廖耀湘将军出了门就骂，「国防部尽是匪谍，作战计划还没传达到手，共产党就知道了，这样下去还能打什么仗！」
我来台湾之后，在自由之家理髮，旁边正好就是以前在南京国防部当第二厅厅长的郑介民，来台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同他聊天时，我就问他有关刘斐的事，我说：「当年你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时，顶头上司国防部作战次长刘为章（斐），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共产党，难道一点也不晓得吗？」
郑介民说：「我怎么不晓得！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时，厅长杨宣诚（海军出身）就告诉我说，『刘为章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与陈毅、邓小平同一个时期。老郑，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说话比较方便，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我想，要报告，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我又没有证据，空口报告，岂不是会挨一顿臭骂嘛！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
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裏，刘斐就住在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
郑介民将军当然没有同刘斐一起投共，而且来到台湾之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直至逝世，鞠躬尽瘁而后止，是戴笠之后的第二把手，做情报很有成绩。
整体来说，几乎国军的每一个机关都被中共的间谍渗透，战事一再失利，实是必然。
例如在东北的时候，赵家骧当参谋长，有一个管作战的随从参谋，就是共谍。我们这裏每回有什么作战计划，他就用家裏私藏的无线电电报机把消息传出去。后来，派他到华北开会，刚好就在华北破获共谍组织，供出这位参谋也是他们的同伙。华北通知赵家骧，準备好俟其返回东北立即逮捕。没想到，他回瀋阳后，下了飞机就先打电话回家，一听声音不对，赶紧就溜掉。此后，再也没抓到过。
（原载《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印行）
中共安插在南京国防部裏的
高级窃听器郭汝瑰
郑 义
郭汝瑰（1907-1997），四川铜梁人，黄埔五期，日本士官学校廿三期，陆大第十期。一九二九年在川军郭汝栋部加入中共，后失掉组织联繫。抗战后期与中共地下党恢复联络。郭接受了当时能达到的最全面的军校教育，在国军中历任第十八军（军长陈诚）十四师参谋长、五十四军参谋长、廿集团军参谋长、军务部军务署长、国防部第五厅和第三厅厅长、徐州陆总参谋长、七十二军军长、叙泸警备司令、廿二兵团司令等重要军职，在抗战时受到白崇禧、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四位军事巨头的赏识，仅一九四七年就一年三迁，由第五厅厅长而第三厅（作战）厅长而徐州陆总参谋长，职位一个比一个重要，简直红得发紫。当时国军高级将领中，除杜聿明有所察觉外，谁也不知道郭汝瑰是中共安插在南京国防部裏的一架高级窃听器。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四年间，郭与中共地下联络员任廉儒接头一百余次，提供了大量军事机密。如在军务署副署长任内，提供了国军作战序列及编制装备人马数目表（该件仅印十三份），还提供了对东北战局十分重要的蒋介石派军队接收张家口、北平、塘沽地区，阻止共军出关的计划，以及装备所派军队的计划。在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和军调部张治中谈判助手期间，提供了国军整编情况和三人小组会议政府方面的机密情报。在第三厅厅长任内，提供了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及调归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序列的九个军和炮兵、工兵的情报。在担任徐州司令部参谋长期间，提供了国军进攻大别山后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配置情况、徐州司令部解围兖州的计划。回任第三厅厅长后，提供的重要情报就更多了，计有国军解围长春的方案、解围双堆集的计划以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军的江防计划、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国军京沪地区江防要图等。
「张松献地图」的现代版典型人物郭汝瑰，投共后官止军事院校教员而已。
徐蚌会战前后，国防部的运筹帷幄人物刘斐、郭汝瑰利用职务便利，影响与误导了蒋公的战略决策。从徐蚌会战计划的酝酿制订，到杜聿明部被围陈官庄，刘、郭二人几乎参与了所有的重要决策。徐蚌会战的两套方案是由郭汝瑰具体拟定的，其中固守徐州、集主力于徐蚌铁路两翼的「攻势防御」案被前线指挥官、徐州剿匪总部副总司令杜聿明指为「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出奇方案」。这个方案被蒋公採纳，又事先为共军掌握，未及全面付诸实施，即因共军迅速进攻而落空。
在徐州剿总从徐州撤退方案方面，由于杜聿明疑心郭汝瑰通共，故有意避开郭、刘等人而与蒋公直接达成「撤而不打」的密议。然而，当杜部撤出徐州到达青龙集、瓦子口一带，淮河一线蚌埠方面的共军又向北退却时，刘斐察觉蒋公求胜心陡然上涨，乃巧妙地从旁指责杜聿明蓄意避战，「只是逃跑」，郭汝瑰则旁敲侧击，极力强调杜聿明必须求战而不能避战。于是，蒋公一改初衷，命令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并令李延年向北推进，协助杜聿明部共解黄维兵团之围。俟杜聿明接到向共军进攻的国防部电令后，感觉到蒋公「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黄伯韬兵团被歼时，孙元良就说：「消灭黄伯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邱清泉则直接揭示：「国防部裏有共谍！」
第十六兵团中的司令官孙元良说：「消灭黄伯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
徐蚌会战搞垮了国军六十万精兵后，一九四八年底负责传递密件的共谍王葆真突然被捕，郭汝瑰害怕东窗事发，乃向中共党组织要求回归共区。共方认为，江南已胜券在握，唯西南战局可能会有麻烦，希望郭设法去西南组织国军哗变。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郭向参谋总长顾祝同要求带部队，遂被任命为七十二军军长兼叙泸警备司令，当时郭的联络关係由共军三野陈毅部转到二野刘伯承部，二野已在湘西沅陵一带集中，郭判断共军二野将从贵州入川进攻重庆，左翼兵团可能伸到泸州，所以他故意避开共军正面，率部退往宜宾，且设法不让部队被调出叙泸一带。八月廿九日蒋公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胡宗南部参谋长沈策认定共军将由汉中进攻四川，于是会议决定将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川北，将陇南、陕南作为与共军决战的地带。会上郭汝瑰佯作不知，一言不发，会后，他将会议情况与国军西南防卫战的兵力部署等情况及时通报共军二野。十月初，二野攻入贵州直逼重庆时，蒋公才明白共军主攻方向，急令郭汝瑰将新编第卅四师推进到长江南岸，坚守隘路口、江门，阻止共军前进，并提升郭为第廿二兵团司令官指挥三个军与三个独立师在宜宾、泸州、内江之间沿长江、沱江设防。郭暗中命令新卅四师避战退往宜宾，让共军于十一月卅日顺利进佔重庆。十二月三日，共方从泸州下游的罗汉场打电话给郭，当日傍晚郭率部离开泸州退往宜宾，九日上午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胁迫属下「起义」，并派高参徐孔嘉带着他的亲笔信与共方联繫。十一日郭发出投共通电，且以叙泸警备司令的名义命令川南各县县长妥善保存档案向共军交接。报纸刊出通电后，人们以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起义」了，但人们不知道郭汝瑰是一个有廿年中共党龄的潜伏共谍。此后，邓锡侯、刘文辉相继投共，胡宗南部在成都平原与共军决战的计划宣告破产。
沈策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二兵团被整编，郭汝瑰调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一九五一年一月，调南京共军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任合同战术教员。郭汝瑰的出卖军事绝密情报，帮共产党打败几百万精锐国军，攻佔大半个中国大陆，但他的贡献与他的酬报是不相称的。中共吹嘘「枪桿子裏出政权」，极不愿天下人知道国民党的天下是用鸡鸣狗盗手段偷来的，所以郭汝瑰长期只能担任军校教员之类低微职务。一九五五年肃反时，有一投降留用军官向中共自首，称自己係潜伏特务，郭係特务集团成员，审查一年才结案。一九五七年，郭汝瑰就此一「冤案」上书国防部长彭德怀，该案牵连者都签了名，因郭是起草人，所以同年反右派时成了「右派」。他爱共产党，可共产党不爱他。文革时期他在军事学院军事史料研究处被残酷批斗，罪名是「党外当权派」。一九七〇年才复职，不久即离职休养。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让他「重新入党」，已往五十年的地下工作与劳绩一笔勾销，竟要从头来过，其政治地位也仅仅是全国政协委员而已。郭汝瑰一九九七年十月廿三日死于北京。
现代版张松献地图——刘宗宽引共军直捣重庆
郑 义
刘宗宽（1905-1992），陕西蒲城人，黄埔三期毕业后任杨虎城的侍从副官，由杨拔擢升任十七路军少将副旅长，后保送陆大。一九三七年毕业后任陕西军管区参谋长。一九三九年，第卅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调刘任暂编第十五师师长，刘抗命抵制，因而被解送重庆军法总部。从此，刘宗宽啣恨胡宗南，走上叛逆道路。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加入第三党，同周恩来挂上了钩。国府还都南京后，一九四六年五月设立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刘被陆大教育长徐培根推荐出任行营少将参谋处长，成为中共在重庆布下的一颗棋子。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八日凌晨，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突击搜查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因刘宗宽提前通知共方，百余名军警扑了个空。一九四九年重庆行营改组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刘晋升公署中将代参谋长。四、五月间，武汉南京西安相继失守，胡宗南部退守秦岭汉中一带，宋希濂部与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失去联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为应付形势骤变，重新调整西南防务。在刘宗宽亲手拟订的部署方案中，故意只字不提四川第八专区长江以南的酉、秀、黔、彭四县，既不设防，也未明文划入宋希濂的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防区，旨在留个空隙敞开大门，好让共军乘隙从这个湘鄂黔三省相连的三角地带进入四川。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曾任集团军总司令）看出这一漏洞，刘宗宽立即答应设立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作为补救，还在报上发了新闻。但实际上这是一纸空文，他根本未向那裏派遣一兵一卒，门户依然洞开。刘将军事部署调整方案亲自写成情报，经过潜伏共谍送达共区。后来共军入川正是从他特意留下的这个空隙钻进去的。情况紧急时，他才派徐正纲师迅速开往酋阳、秀山布防，徐师在酋阳附近被从秀山入川的共军围歼。共军从这个空隙直插宋希濂部侧后，打乱了宋部阵脚，并对重庆造成严重威胁，加速了重庆陷落的进程。
刘宗宽
杨虎城
同年六、七月间共军佯攻陕南，西乡县守军军长盛文向胡宗南求救，胡宗南手中无兵可派，特急电向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求援。刘宗宽极力主张派公署的主力部队、装备精良的罗广文兵团抽两个军开往汉中，表面上是为解西乡之围，屏障四川，然而罗广文部调离重庆、壁山和汉渝公路驻地后，川东顿呈空虚。八月份兰州失守后，佯攻西乡的共军陆续撤走，罗广文白白奔波一场。八月杪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刘宗宽故意唆使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在会上作出足以迷惑最高当局的「情况判断」，称共军攻佔兰州后有大兵团活动，不会捨近求远去取新疆，必会调用一野兵力南下，採取三国时邓艾伐蜀，经武都、出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直插川西平原，这样国军在整个四川便成瓮中之鳖；而衡宝战役后，并无共军大部队活动的迹象，何况川东地形险阻交通不便，大兵团活动困难，鄂西北共军仅有一些游击活动，兵力有限，似不会向四川进兵，川北则有川陕公路、陇海铁路，容易递送大部队。沈策为出锋头，轻易上了当，连胡宗南、蒋介石都未识破此一奸计。于是长官公署据此判断，即改令罗广文率其主力一〇八、一一〇军星夜开赴川西北青川、平武一带，沿川陕甘边界紧急布防，构筑防御工事，并相机向甘肃境内白龙江方向派兵阻止共军南下。
罗广文即于九月初率部由川东迅速向西北开拔，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刚到目的地部署未定，川东形势却告紧急。本来国军早已在大巴山一带构筑碉堡工事。如此调虎离山，把国军防御重点由川东北引诱至川西北，等于白修了防御工事。罗广文部奉令赶紧开回重庆，就这样把这支精兵在连续紧急行军中拖垮了。及开到重庆附近，在南川以东白马山一带仓促布防，部队还未全部展开，就被共军以逸待劳击溃，损失大半。罗文文部几万精兵丧失战斗力，消息传来，刘宗宽竟兴奋得一夜笑醒了好几回。
蒋介石为坚守重庆，遂下令成立以杨森为总司令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以川军第廿军为骨干防御重庆。为防止共军突然逼近长江危及市区，卫戍总司令部以三个师的兵力在重庆南岸设防，之后蒋介石亲自下令紧急抽调八百辆汽车，将已被误导调往川北布防的胡宗南部王牌第一军星夜车运重庆，决心在重庆来一个大决战。这时西南长官公署已停止指挥作战，这一密令是刘宗宽听补给区司令向他叫苦时偶然得悉的。
他立即派一共谍将此机密送往共军防区，还设法从总务处处长手裏搞来一张空白护照，亲自为他填写假名与军职，把此人化装成国军上尉，穿戴国军军服符号，拿着西南长官公署的护照，大模大样走出重庆城。他在密函中建议共军前线部队迅速向重庆挺进，所以胡宗南部刚运到南川附近就被预伏的共军二野部队击溃。蒋介石保卫重庆的计划失利，只好仓卒向成都撤退，而重庆的陷落整整提前了三个月。
共军攻入重庆后，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宴请了刘宗宽，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当众夸奖曰：「刘宗宽同志是我们自己人，解放西南第一功！」还聘他出任二野高级参议；刘伯承调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后，又邀他担任军事学术研究室副主任，一九五六年转业到重庆市政协，翌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受到残酷批斗，其妻崔东亚含冤而死。刘宗宽帮中共铲除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块西南基地，但他在共产党手裏并未获得重用，冥冥中似有天谴。
注释
[注1]白崇禧（1893-1966），广西桂林人，保定陆军官校第三期毕业。历任桂军连、营长、统领。1923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讨贼军参谋长，1926年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白任参谋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代总参谋长、佔领上海后兼淞沪警备司令。抗战爆发后历任军委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代理五战区司令长官、桂林行营主任。抗战胜利后升陆军一级上将。军委会改为国防部后，曾任国防部部长，李宗仁任副总统后，白出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匪总司令。1949年4月，任华中军政长官。赴台后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晚年耽迷于淫乐，1966年12月2日服食过度春药，精绝虚脱而死。
[注2]黄旭初（1892-1975），广西容县人，陆军大学四期毕业，在桂系中从排长升到军长，晋陆军上将。自1930年至1949年入主广西省政府兼国民党中央委员近二十年。1949年12月流亡香港，五十年代初，奉李宗仁指示，在香港筹组反共又反蒋的第三势力。自五十年代末在香港《春秋》杂誌连载《治邕回忆录》，历十一年半，计215篇，都130万言。旋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75年11月18日病故于九龙。
[注3]盛文（1906-1971），湖南长沙人，黄埔六期，陆大十一期。历任排、连、营、副旅长、天水行营参谋处处长、第卅四集团军参谋长、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国防部中将部附。1949年1月任汉中指挥所主任兼第三军军长，12月任成都防卫总司令，与共军激战匝月，兵败突围，带伤仅以身免。1950年2月1日辗转抵达香港，11日搭船抵台，旋任国防部参事。1965年退伍后，任高雄六国大饭店董事长。1971年8月8日病故于台北荣民总院。着有回忆录〈我与刘戡将军〉与〈天涯归梦〉。
[注4]刘斐女儿刘沉刚所着《刘斐将军传略》，民革团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版，页七十三。
[注5]程思远撰〈深切怀念刘为章先生〉，载于《刘斐将军传略》，民革团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版，页十三。）
[注6]本文摘自蒋氏1950年1月5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话，原题为〈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
[注7]曾振（1908-），湖南平江人，黄埔六期步前三大队，后入陆大第十期（与候腾、盛文、伍培英、张克侠、何基沣、魏汝霖、甘丽初、罗机等同期），历任独立第卅三旅旅长、第一九二师师长、整编一九二旅旅长、徐州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参谋总长办公室副主任，1949年陈明仁投共后，代理71军军长南撤，旋赴台，入陆军参谋大学将官班第五期。七十年代移居美国。
[注8]罗友伦（1912-1994），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曾于陆军大学、国防大学、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深造。历任国军排、连、营、团、师、军长，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宪兵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国防部参谋次长，副参谋总长，军团司令，陆军作战发展司令，陆军训练作战发展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联勤总司令，驻萨尔瓦多共和国大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
关麟徵说：骄兵悍将赏罚不明
张赣萍[1]
按：本文是张赣萍先后晋谒关将军数次，所作谈话记录。其中所记，多是国府在大陆时高层人物之间的秘闻，为他人所未道及过的秘辛。我们从秉政当权者对关将军个人之是非恩怨，以私废公，而至功过不分赏罚不明之内幕情形，可以推及其他国军高级将领与许多受歧视之部队，受到此种不平待遇者之一般情形。既可作今人痛定思痛之警惕，又可作后人不忘前事之鑒的参考。
张：或谓我们失去大陆，是由于金元券银元券贬值，因为银行準备金不足，以致人民失去对政府金融的信心，引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使军政各方都受到影响。将军认为如何？
关：这只是失败的原因之一，而非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银行準备金不足，我们总算还有银行，还有多少準备金，钞票也是精印出来的。请问毛泽东的银行在哪裏？準备金在哪裏？他们的钞票是在布条子上面盖一颗印，写上多少元就算是多少元，怎么不见他们的金融受到影响？这是事实呀！这个事实是根据军事上的成败而存在的，人家天天打胜仗，所以布条子也可取得人民的信用；我们天天打败仗，什么券人民也不信用。假如香港靠不住了，素称最稳定的港币也没人愿意留存了；如果一旦美国站不稳，连美钞也会发生动摇。
张：有人说，抗战胜利后，对共军乾脆一开始就打，不要谈谈打打、边打边谈就好了，都是马歇尔这个美国佬主张和谈害了我们，将军以为如何？
关麟徵
关：这简直是瞎说！请问谈谈打打、边打边谈，是不是对我们一方面的？边打边谈是国共双方一样的呀。有人说谈谈打打，是共方根本就準备要同我们打的。那么，人家要同我们打，我们就没有準备同人家打吗？是不是两边都没有存好心？为什么人家不败，我们败了呢？人家可以利用和谈从容部署，难道我们在和谈的时候，就不知道部署？自己不争气，怎可怨天尤人！
张：有人说美国人对我们援助不力，不帮我们打，这是失败的原因吗？
关：这更不成话！我们是美国的保护国吗？我们的内乱，要人家帮我们打，这是中国人说得出口的话吗？至于援助不力，我们四五百万陆军，大部份装备是美国的；几百架飞机与机械化部队全是美国的，还要怎样援助？难道要把人家的国防武器，全部送给我们才是援助有力吗？再说：共军得到苏援又有多少呢？除了林彪的「四野」是苏联将日军留在东北的武器装备之外，陈毅、刘伯承、彭德怀的三个野战军，不全是我们替他们装备的吗？因为从战争开始到大陆失尽，哪一次战役，哪一个城镇是因粮弹缺乏而致失败？许多地方都是把大批物资留下来，让敌人掳了去，这能说美援不足吗？至于徐蚌会战之败，数十万大军被围，表面上看来是弹尽粮绝，实际上则是后勤中断，运输失灵。美国人不能帮你娶了老婆，又包你生儿子呀！送了老婆给你，你生不下儿子这又怎可怨人？再退一万步说，美国就算可以出兵帮我们打内战，陈诚总长不是说过「三月扫蕩，六月肃清」的话吗？这是全世界报纸上都刊登了的谈话，而且不止一次这样说的。照陈诚所说，美国兵还未登陆，共产党已经肃清了，还要他们来干啥？所以当时共产党称陈诚为运输总长，要发勛章给他呢！总之是自己不成器，打了败仗，失了大陆不知自罪、自责，反要怨天尤人，这是一个勇于负责的好汉所应说的话吗？
问：有人说，政治不修，官吏贪污是失败之主要原因？
答：是次要原因，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政治是慢性的，军事是急性的。政治的好坏，与统治权的盛衰，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见效，历史上各朝代之兴亡莫不如此。书生论政，多好谈孔孟的仁义，说什么「孔子为鲁司冠三月而鲁大治，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根本上就不可能，试问当时交通不便，通讯靠人力兽力，孔子就算有绝妙好计，三个月能将政令传达到鲁国每一个地方已经不易，怎么三个月内就能大治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孟子的公孙丑章，说齐王如何可以王天下的话，都是不切实际的。由春秋战国到今日，从来没有一个开国之君是用孔孟这套迂腐的办法得天下的，都是用兵家法家的方法手段而成功的。等到天下得到了，为了要安定社会才把他两位老夫子搬出来。故孔孟之说，教人立身处世可，无内忧外患时用以治国可，要把那一套拿来开国平天下决不可。不过，孟子批评周公的几句话，我们今日倒是用得着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希望我们的「君子」能虚心检讨，勇于改过，不要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人家身上去；尤其不要推到大陆人民身上去；更不应该推到士兵身上。「前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前方」，这是书经上的明训，想大家应该明白。
张：大陆之失，既然经济、政治、美援关係都小，请问将军究竟什么是主要原因？
答：最主要原因是军事失败。因为军事是急性的，胜败见效明快，而影响我们军事失败如此快速的原因，我决非出于个人恩怨，今日陈诚先生已作古，天大的个人恩怨都应该一笔勾销，但要追究数百万国军在大陆败亡的根本责任，陈诚是万难卸责辞其咎的。大的道理在此不必谈，我可以略举几桩事实为例：
（一）轻敌。对共军的战力估计错误，所以才会说出「三月扫蕩，六月肃清」的大言；所以才会急不及待的裁军、缩编，设立军官总队。把抗战中在敌后打游击的部队，一概叫游杂部队、全不要；又将东北数十万武器装备训练都是第一流的伪军不要，使林彪垂手可得。在力量上一消一长，便造成以后的形势转移，优劣换位。
（二）小聪明，大愚蠢。裁军与缩编之不公平，有目共睹。抗战八年，出生入死的所谓「杂牌军」，大都裁并到「土木工程系」的部队，将几万人扩充到几十万人，升官扩充不是靠战功，而是靠派系背景、人事关係。这样一来，造成两种心理，做惯了太平官，不是靠战功升官的人，不需要在战场上与人竞争，坐着可以升官，打起仗来有生命危险，他们不需要打仗。另一种倖而没有裁併，或经过裁併再于戡乱战争中起用的部队长，前者兔死狐悲，后者受过教训，他们都不愿意再打仗。因为打胜仗对他们没有好处，打败了便完了。这样一来，一半人不需要打，一半人不愿意打，合起来（除了少数人之外）便成了大家都无心去打。兵随将转，将领们的将气衰颓，士兵们的士气自然不振。这一种事实表现于战场的是战斗力脆弱，应该攻的攻不下，应该守的守不住，战斗与战术脱节，指挥官的计算作不了準，如是一败再败。表现在后方的，南京军官总队的被裁军官，备祭文到中山陵哭陵的那一幕震动全国的大悲剧上演之后（全国报纸均以头条新闻报导此事），悲愤不平之气到了最高峰，已经不振之士气，从此更加不振。于是，「有敌有我，无敌无我」的口号发出来了；要求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的舆论也发出来了。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绝无半点个人恩怨。这个时期我们完全变成田单初伐狄时，鲁仲连所谓黄金横带的情形；共军则变成春秋时代的赵国一样，于未被秦昭王乘白起长平之胜灭亡，变成打蛇未死二次再来，其兇狠可知，未知大人物看过以上两则历史故事否？
（三）因嫉误国。在东北战场上，到处打败仗，只有陈明仁守四平街打了一次胜仗，使东北战场的士气受到鼓励，于情于理都应破格奖励；纵有过错，也应隐而不宣。可是，陈明仁一手接受青天白日勛章，一手又接到撤职查办的命令，原因是陈明仁于战时擅自动用了美援物资，作为打仗之用（如在战况紧迫时，以麵粉包作巷战工事之沙包等）。参谋总长陈诚为了要在东北战场立威，带着他的心腹罗卓英去坐镇东北，一心以为把打胜仗的陈明仁撤职查办了，那些打败仗的将领自然而然会乖乖的听话。在这个时候还发他妒嫉的本性！陈明仁被撤职后，来南京晋见蒋公，蒋公问他不在东北作战，跑来南京何为？陈明仁说出被撤职查办，来京听候处分的。蒋公惊奇的说「这是谁下的命令？」蒋公竟完全不知。有些好事的传说陈明仁要把青天白日勛章，在国民政府门口摆个摊子拍卖，弄得全国沸腾，群情愤慨，这都是陈诚的杰作。这事影响所及，以后大家都说胜仗打不得，打了胜仗要撤职查办；陈明仁更不敢打仗了，恐怕再打胜仗连头都要被杀。所以陈明仁后来跟随程潜在湖南投共，中枢虽曾派人劝说他不可反，应该杀了程潜以立功，要他再打一次比四平街更好的胜仗。陈明仁只是哭，哭得像泪人一样，思前想后，还是跟程潜投共了，这究竟是谁把陈明仁逼反的？史记「秦将章邯败降项羽，初见羽面，流泪叙言赵高」。这种事竟又发生在戡乱史上，可见司马迁没有捏造。
（四）自毁将帅唯一的法宝「赏罚」。对赏罚这两个字，我有一个浅显的说明，带将带兵的人，就好是玩猴子耍把戏的人一样，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糖果，耍得好的赏予糖果，遇到懒猴或者耍得不好的，抽一顿鞭子。可是从抗战胜利起，由裁军至戡乱，掌握军权的人对赏罚二事则适得其反，这个猴子班哪有不收档的？因为事实证明，以后的赏罚，只凭个人爱恶，就似赛跑的奖品一样，还没有吹口哨起步，已经把锦标内定了发给自己心爱的人，请问还有谁人肯跑？
在戡乱中期，我曾为此事犯颜力陈过一次，宋希濂、李玉堂、黄维均在座。吾人今日遇到旷世狡顽之敌，任何私人恩怨爱恶都要放下，否则只有同归于尽。值此非常之敌当前，只有用非常之法对付；应以打仗第一，军功至上来激励士气。效秦国「非军功不爵」之法；仿吴起佐魏，订下每年举行之「庙宴」，只有功者可参加，无军功者官位再高也不得参加。我主张只问功过以定赏罚，不论出身地域而定升降。仗打得好的向上升，部队尽量扩充；打败仗的惩罚，官向下降，甚至撤职议处，部队削编或撤消番号。令其在战场上去竞争，他就是不为党国打，也要为自己打，将不选自良，兵不选自精。
蒋公老师是採纳了，下面如何只有天知道，因有以上诸端荒谬之措施。加之将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搁置不行，精神上之武装自行解除，革命变成卖膏药之空言。致使共党分田地，做工厂商店主人、国家主人等甜言诱骗，使由贫苦出身之我军士兵，本来士气已差因之士气更差，直至士气崩溃，只留躯壳失去灵魂。左传上曹刿论战开头一语「其战勇气也」。有士无气何能应战？我们的失败以军事为主。而军事之失败以士气崩溃为主；士气崩溃由以上诸般之荒谬措施为主。
（五）官僚作风，败象早露。打败仗隐瞒，打胜仗夸大，自欺欺人，上行下效。这种事例很多，可以使大家相信的，我可以举出一个人人能够见到，白纸印上了黑字的例证。如何应钦将军着《八年抗战经过》一书上，对于长沙三次会战的击毙敌人数字，便夸大得幼稚离谱，说第一次枪毙敌人四万名以上。这一仗是我指挥的，敌人伤亡虽大，数字难以估计，但绝无四万人之多。最可笑的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来犯之敌约十万人，击毙于战场的敌人共计四万一千五百卅七员；第三次的战果更为辉煌，来犯之敌约十二万人，毙敌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员。尸首数字的「精确」，连几十几个都统计出来了，好像派人将尸首排队清查点验过一样。任何战役，照例伤的要超过死的多倍。三次长沙会战总共来犯之敌约三十余万，根据何着被我击毙的十余万，加上伤的最少也应有五十万上下，那么敌人只来了三十余万全被我军伤毙，还差约二十万日军得要由国内再运送来请我们打，才合数字，这样可笑的事书上多着。据说此书付印时，何将军在美国，相信连看都没有看过就付印了。易曰履霜坚冰，至此种官僚习气已明显的带来了失败徵兆，尚无人感觉，还作釜中游鱼自得其乐，良可叹也！
副总统选举纠纷导致国民党分崩离析
白崇禧
我主张先剿匪后行宪
胜利后，国内外舆论主张我国应即行宪，各党各派高谈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共党操纵的机构更唯恐天下不乱，对国民党攻击不遗余力。美国是民主国家，厌听专政，当然希望我政府实行民主，宣布行宪。三十四年年底我仍在重庆，记得有一次我和自己幕僚谈论此事，我表示我的意见如下：
国父革命最后目标是要实行三民主义，要建立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自然是要行宪的。但是国父将革命建国程度分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是以革命武力扫除障碍；训政时期在训导国民，使一般国民能行使政权，能选举罢免；最后才是制定宪法实行民主宪政，进入宪政时期。
回溯民国成立以来到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间，大多数国土受北洋军阀统治，军阀们争权夺利，内战不休，对国计民生是一点建树也没有。北伐后应该是结束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的时机，不料共党叛乱，盘踞赣南，从十六年起到二十三年才把匪巢打破，但他们窜往西北到延安去，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从二十年九一八事变起外患沓来，「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事件是日本军阀实行其大陆政策必然的结果，于是从二十六年到三十四年抗战八年，又是一个军政时期。现在抗日胜利，似乎又可进入训政时期，但共匪利用抗战坐大了。他们流窜二万五千里到西北时合土共不到三万人，而现在大了十倍，约有三十一万人，其盘踞地区扩大，黄河以北直鲁豫热察绥，东北以至山西等地，共匪控制了面，我们只是佔据点和线，长江流域方面，苏北、皖北、鄂北都有共匪势力。在这匪党控制地区，他们裹胁民众，地方部队怕比正规匪军还要大，因此我们现在应先剿灭共匪，才能谈及其他，何况行宪前始终没有训政时期，民众如何选举？匪区民众如何选举？选出的既不是自由投票所产生的，是命令式的假的，又有什么价值？现各党各派中外舆论所讲的结束一党专政，适应民主潮流，完全是理论，不合国情。
这是三十四年我对行宪的反对理由，当时我把这意见由随从秘书杨受琼少将起草，签呈给蒋委员长。
委员长看了我的签呈对我说：「你从军事的观点主张先剿匪后行宪，不错的，但各党各派压迫得厉害，本党主张亦不一致，我们再考虑考虑。」
胜利还都后，要求行宪的呼声更高，政治协商会讨论此事，共匪拒绝承认协商结果，曾延期行宪数次，一直到三十五年十月才正式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而我在行宪前仍反对行宪。
办选举贻误了戡乱军事
我对未完成剿匪工作即行宪素来抱反对态度，但中央受国内友党、国外友邦及中外舆论的压力，不能不行宪，结果产生很多纠纷和困恼。
（1）共匪抵制：根据政治协商会协商结果，共产党地区亦应选出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但共匪拒绝参加，大捣其乱，结果这些地区的选举不能举行，而政府仍要各省各县市均选出国大代表、立监委来，于是由国民党各省党部遴选，这些被党部遴选出来的代表能否代表地方很成问题，我是反对这样办的，共匪当然更大肆指责。
（2）国民党与友党对名额之争：民社党、青年党是我们的友党，他们也参加竞选国大代表立监委，但他们不像国民党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地方基础，因此他们要求保障名额，与我们有一协商，可是实际的选举结果并未达到这个比例，因此他拿不报到做要挟，延期几次才开幕。
（3）国民党的内争：国民党除了受共党抵制、要与友党协商妥协外，最严重的是党内内争激烈。抗战时成立青年团，原意是增加党的新血轮，团要受党指导，而实际上党团争得很厉害，后来取消青年团併入党，可是这裂缝仍未能弥补，所以到了选举时双方明争暗斗层出不穷，湘西党团之争还闹出人命。除了党团之争外还加上军队代表之争，军中的特别党部忙于办选举，就在前线也是如此。
（4）副总统之争：行宪后的国民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本来竞争最烈的应是总统，但我国第一届国大选总统是众望所归的蒋先生，反而副座成为竞争的目标。在行宪前，总统曾对孙亚夫讲：「找国际上有名的人来做总统，不要军人，不一定要是国民党人。」在庐山亦曾对张厉生说他要做行政院长兼剿匪总司令。我对他说：「委员长，现在选第一任总统，其声望关係到中外观瞻，现在拿文人出来不适当，恐怕威望不够，尤其现在非打共匪不可，还不是承平之时，不适宜。」他当然应该做总统。
李德邻于三十五年冬任北平行营主任，在行宪前忽然打电报给我，表示要竞选副总统，要我转报委员长。我照实报告，委员长面示：「赶快复德邻电，北平很重要，共匪正猖獗，北平是北方最高指挥机关，关外虽然不属北平指挥，但接近北平，关係重大，不可离开，这是一理由；再一理由，我是军人，副总统又是一个军人，不好，要他安心剿匪。」我把委员长面谕转给德邻，但他没再表示，不久，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我回来述职。」他到我公馆来对我说：「现在直接向委员长报告，我要竞选副总统，竞选得了不回北平，不能得到也不回北平。」我说：「总统、副总统朝夕在一起，副总统辅佐总统，在各国的政党政治中副总统先由党内提名，再由总统同意一名，再向党提出要求通过，这为的是配合，彼此能协调最好。委员长所说的我已转告了，是有理由的，北方是重要的，共匪的重点在北方，林彪在东北，聂荣臻、朱德在华北，陈毅在山东，共匪几个大将都在此，好好剿匪比较好。」他不肯听，他见了委员长，委员长还是劝他回北平，他们坚持要竞选，我不能阻止他。后来他对我说：「竞选副总统的不只我一个人。」又说：「我们大家主张总统由党提名，副总统自由竞选。」在三十七年四月六日的国民党六中全会对提名问题辩论很久，最后内定自由竞选。根据这一决定，党员出来竞选完全是合法的。照我的想法国民党如果照各国政党政治成例提名孙科竞选，那李德邻等无论如何是要放弃的，可是中央为敷衍各竞选人，允他们自由竞选，却以党团力量支持孙科，造成很大的错误，于党于国均蒙不利。
副总统之争，使党员离心离德
以上分四点分析选举的纠纷，足可显示过早行宪的弊端，于是共匪振振有词攻击我们的代表不能代表民意，友党为名额与我们闹意见，党内分裂，不能精诚团结，尤其是军中特别党部为了办选举，对剿匪军事不能不分了心，不能一鼓作气攻击共匪，而副总统之争，使党员离心离德，中央不能使孙科当选固然难堪，李德邻、程潜等以中央不贯彻自由竞选原则，亦不无芥蒂，这些都是行宪后选举引出来的毛病。
问：健公在胜利后主张先剿匪后整军，先剿匪后行宪，眼光远大，请问健公除了向蒋委员长建议外，有没有公开发表过这种主张？有没有与健公意见相同的大员？
答：关于「先剿匪而后整军」的主张，我曾在南京召集的复员整军会议上发表过。那时陈参谋总长要我上去讲话，我说：「从古打仗的历史，战时扩军，并鼓励各级干部敢于牺牲，敢打。现在打共匪，不能裁，一起去打，鼓励人去打，要裁只有在剿匪之后，承平之后放马南山才没问题，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亦在承平之时。」全体鼓掌。委员长当场对我说：「这是国家既定的政策，你这样讲与政策违背。」我说：「我是国防部长，管政策的，我不同意这个政策。」事实上政府不要游击部队，不要伪满军，整军时把两千多将领都裁了，我都不同意；把各军炮兵集中处理，我是国防部部长，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关行宪一点，有张继和我意见相同。
我不敢说先剿匪后整军、先剿匪后行宪就国泰民安，但情形一定不一样。整了军，游杂部众都投了共，被裁的没战志，即没被裁的情绪也受影响。至于行宪的缺点，那我讲了多少次了，剿匪军事的停顿、内部意见的分歧，都不必赘述；而就行宪本身来说，一开始代表的选举就不能完全照宪法所规定的实行，至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打仗时是做不到的，颁布了许多临时条款，什么戒严法、动员戡乱时期总动员法、动员戡乱时期紧急处置条款，这些既与宪法有冲突的地方，何不在未到行宪时机之前不行宪？为什么要背起行宪的名，再做违背宪法的事实？
兵荒马乱遽行大选
黄宇人[2]
拥护蒋校长不做总统的错觉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行宪的首届国民大会开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全会，讨论候选人的提名问题。蒋校长宣称无意做总统，主张「由国民党推举一位党外人士为候选人，并提出三项人选标準：（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间有声望者；（三）爱国家者（大意如此）。」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指的是胡适，还盛传他曾要王世杰徵求胡的同意，胡已首肯。在全会发言的中委，仍主张应推蒋校长为总统候选人。蒋校长颇表不耐，指责大家不了解他的意思，指定由中常委再加审查。当晚，审查会开会，贺衷寒、袁守谦及其他与青年团有关的中常委，都主张接受蒋校长的意见。张道藩、谷正纲及其他与CC有关的常委则拥护蒋校长做总统。道藩且说：「如果赞成总裁不做总统，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要国大代表另选他人？」他似乎认为国大代表除了蒋校长而外，决不会再选第二个人的。国民党的元老们只有戴季陶发言，其余的都守口如瓶。我的本意，原希望蒋校长做总统，而以胡适为行政院长，遵守宪法规定，对立法院负责，以期奠立宪政的初基；但从各种迹象看去，蒋决不愿放弃行政实权。他所谓不做总统，就是準备做行政院长之意。我觉得他既不愿意放弃行政权力，为了不愿见他以总统身份来干预行政权力，破坏宪法体制，所谓不得已而求其次，让他不做总统而做行政院院长也好。因此，我也主张全会应接受蒋校长的意见，推一位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我起立请求发言时，坐在前排的戴季陶也请求发言。主席孙科告以我起立在先，戴四头望我，我请他先发言。他转弯抹角的说了很久，暗示蒋并非不愿做总统。我继起发言时，列举四大理由：
「第一，依照宪法规定，总统只是国家元首，行政院长才是国家的行政首长。我认为此一规定与我们的民族性，最为适合。因为我国历史上的盛世，几乎都是政治领袖不做国家元首而负行政责任，远者，如几乎妇孺皆知的舜相尧，禹相舜，伊尹相汤，周公相成王，无一而非如此。近者，如民国成立以来，也是林主席做超然主席，而由政治领袖负国家行政责任的十年期间最为安定。今天总裁是我们的政治领袖，他不愿出任总统，只準备做行政院长，不但适应宪法的需要，且与我国优良的政治传统相吻合，我们应该赞成。
第二，总裁大半生的历史，显出：凡是他专负一项实责的时期，都有优良的成绩，反之，凡是他一身而兼若干名实不符的职务时期，还可能引起纷乱。例如在广东时，他专做黄埔军校校长，很快的便培养成一批优良的革命干部，组成一支百战百胜的党军，对讨平陈炯明和统一广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北伐军兴，总裁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复兼中央党部主席，党内即起纷争，几乎影响了北伐的军事。后来，总裁辞去中央党部主席，专负军事责任，北伐才迅速完成。再后，总裁被推为国府主席，内战即不断发生，直到九一八事变，总裁辞去国府主席，专任军事委员长，国内的政局才逐渐平定下来。此后，总裁驻节南昌，专负剿匪责任，很快便将共区完全收复。抗战开始，总裁也只是做行政院长，并未兼任国家元首，建立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基础。林主席逝世后，总裁兼国府主席，大家甚至把他当作一种万灵药使用，省政府主席人选有困难，把他推出去兼任，大学发生风潮，也把他推出去做校长，但事实上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如果我们今天还要勉强他做总统，无异是强迫总裁行其所短而弃其所长，实非爱护领袖之道。
第三，民国成立以来，都是军人专政，以致内乱频仍。北伐统一后，北洋军阀政权虽已崩溃，但军人干政的歪风尚未尽去。由于总裁也是军人，最近若干年有的军人同志竟想做他的继承人，从而不务正业，乱干政事；甚至有些自知尚无可能做继承人的军人同志，因为自恃蒙受总裁的恩宠，也公然广纳党羽，自立门户，造成一种畸形发展的现象。现在行宪开始，更有几位军人同志（按：指李宗仁、程潜）準备竞选副总统。长此下去，不但民主宪政的基础无法确立，我们国家的前途，亦甚可忧虑。假如我们能遵从总裁的指示，推选一位本党以外的文人做总统，我相信那几位準备竞选副总统的军人同志必将自觉惭愧而放弃竞选。如此，我们行宪后的总统、副总统均可由文人出任，把民国以来军人干政的局面予以结束，也才符合本党还政于民的初旨。
第四，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充满了争权夺利的现象；似乎自私自利，不顾公益，已成了我们民族的根性。要想矫正这种风气，本非易事；但假如领导人物能在若干举国瞩目的大事上，以身作则，则可收到风行草偃之效。华盛顿是美车的开国元勛，但他做了两任总统之后，即拒绝再连任下去，因而树立了美国总统只以连任一次为限的传统。我认为这是美国自立国后就能步入民主宪政常轨、没有再发生变乱的最大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虽然打破了这个传统，但我总觉得此乃事出非常，不足为训的。本党自总理逝世，总裁继起后，他的功勛彪炳，虽然盖于一时；但亦有人常以小人之心测他，在背后批评他太自私，以致造成党内和国内的种种原可避免的纷争。如今开始行宪，有的人还认为总裁的目的只在于做总统，并无诚意实行民主宪政。现在总裁宣布不愿做总统，足证他一心为国为党，毫无权利观念，不但可使那些平素对他怀疑的人心悦诚服，而且足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良好的表範。其影响于社会人心和政治风尚，比华盛顿拒绝连任三次，可能还要深远。今后任何人如再有争权夺利的情事或自私自利的企图，我相信只要我们把总裁的名字举出来，就可使他自惭形秽，而翻然省悟的。这正是对我们的民族劣性和当前政治上、社会上的坏风气，施以最有特效的一付良药，我们千万不可阻碍。」
我说完以后，戴季陶忽然走到我的坐位傍，向我一揖；并以严肃而忧郁的神情说道：「黄老弟，时局严重得很，我请求你不要开玩笑！」我赶快必恭必敬的站起来回答道：「戴先生，我知道时局很严重；但我刚才所说的话是经过很详细的考虑才说的，我并不敢在这裏开玩笑。同时，我相信总裁说不愿做总统，也是经过很详细的考虑才决定的，并非和我们开玩笑。」一时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阴沉。大家默然一会，张群起立发言，词句含糊，暗示蒋校长并非不愿做总统。贺衷寒主张表决。照当时的情形来说，表决结果，我们赞成蒋校长不做总统的中常委必然仍是少数。但陈布雷忽然起立说：「总裁并非不愿做总统，只以宪法上所规定的总统权力过小，不足适应当前戡乱形势的需要，才有捨总统而改就行政院长之意，现已徵得莫德惠的同意，由他领衔向国民大会提议：在宪法上加一临时条款，规定戡乱时期，总统得行使某些必需的权力。因此，总裁已允出任总统。」他说完后，即从衣袋裏面取出一张纸条，自称，已代审查会拟好一个决议文，大意说：「总裁既坚决表示不愿做总统，中央全会自应遵从，故决定不提总统候选人，留待国民大会代表来决定；但鑒于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仍希望总裁本其救国救民的初旨，出任总统，以慰全国人民喁喁之望。」我听了陈布雷慢条斯理的宣读这个决议文时，很不以为然；向坐在旁边的袁守谦耳语道：「他如果知道总裁有意做总统，就应提议推总裁为总统候选人，不必写这种自相矛盾的官样文章，既说遵从总裁不愿做总统的指示，又说仍希望总裁出任总统。」我说的话被坐在后面的李唯果听见，他问我是否还要发言，我点头示然。他说：「老兄，这个决议文是经总裁看过的，并非布雷先生个人的意见，你如果还要起来骂它是官样文章，岂不将气死布雷先生？」我联想到前次为了批评陈布雷所拟的中全会宣言，曾经引起一场风波，也就有所迟疑。戴季陶又再度发言说：「我刚才所说的意见，也是如此。不过，我不敢像布雷先生那样明显罢了。」他提议即将陈布雷所拟的决议文通过。主席徵询大家的意见，无人出声。最后，贺衷寒以近于气愤的口吻说道：「总裁既然愿意做总统，就不必多问了。」于是主席即宣布「无异议通过」。
第二天，中央临时全会继续开会，也就照这个决议文通过，并无任何辩论。以后蒋校长即由国民大会代表签署提名而为总统候选人，为了向外国表示「民主」，还商请居正先生出来和他「竞选」，时人称为「陪选」。结果，当然是蒋校长当选。据蒋经国透露，蒋校长所以改变初衷，完全是受了戴季陶和果夫先生等人的影响。但时任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则向我说：「如果不做总统，又何必打那么多年的内战？」这也许是所谓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了。
副总统的争夺战
副总统的候选人问题，由于孙科、李宗仁、程潜、于右任等四人都先后表示有意竞选。蒋校长虽然属意孙科，但审时度势，亦无法限制其他三人不要竞选。中全会迁就事实，即决定不提候选人，任由同志自由竞选。我对所谓桂系原无好感。抗战末期，我在重庆和白崇禧见面数次，他主张剿共应实行总体战，深得我心，但仍无往来。抗战后，李宗仁任军委会委员长的北平行营主任，萧一山为秘书长，萧是参政会的老同仁，我每次去北平时，李宗仁都在行营请我晚饭，很可能是他的建议，因为每次都只有他一人作陪。以后，留北平的中委每月举行座谈会一次，李宗仁都来。行营有什么晚会，也请留平的中委参加，我和李宗仁才逐渐熟识。我只觉得他平易近人，不像蒋校长那样自以为神圣；但并不认为他做了副总统后对当时的那种局面能有什么改进。在他宣布竞选副总统之初，程思远去北平回到南京，他在中央党部和我碰面时说，李有一信交他带给我，请我助选，拟于次晨将信送到我的住处（中央党部宿舍），我不愿接那封信，次晨黎明即外出。程思远随后又去桂林，那封信也就没有交到。后来李宗仁来南京竞选，也到过我家，我都避开，也没有回拜。不过，程思远则来我家数次，有时自不免谈到选举的事，但也只是泛谈而已。
副总统竞选开始后数日，我去梁寒操家，又谈到此事。我说：「李宗仁可能当选。」他全声否定道：「讲人望，孙先生比李宗仁好；讲小组织，总裁的比李宗仁的强；讲威信，总裁的权威比李宗仁大好多倍；讲利诱，总裁有全国的财富，可以给人高官厚禄，李宗仁只有广西和安徽两省，只能给人小官小钱。孙先生得到总裁的全力支持，李宗仁怎能和他竞争？」我对谁当选副总统，原无兴趣，没有和他多谈。
孙科在抗战后期，曾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官僚资本主义，除了不时发表演说而外，还发行一份期刊，名《民主世界》。当时，许多不满现状、渴望改革的同志都对他满怀期望，尤以青年团的同志最为热烈。他每次到团部演讲，都是掌声如雷，历久才停。倘若他能继续保持这种态度，他竞选副总统，必能易如反掌。只惜为时不久，尤其是胜利复员后，他升任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政府副主席，蒋校长又拨鉅款为他在陵园建造一座号称东南亚第一的华美住宅，他即似乎志得意满，不再出声，竟将他过去数年的主张，忘得一乾二净，大家对他，也就大失所望。虽然如此，假设蒋校长在决定以孙科为副总统后，召集党内各方面的同志，至少是青年团和CC的干部，举行一次恳谈，要大家合力助孙，并允作少许改革，也许仍可挽回。但他却将此事完全委之于立夫先生。立夫先生似乎也以为可以独建奇功而邀专宠，竟在蒋校长之前，完全承担下来。在此之下，选孙即等于帮助立夫先生，此时青年团的许多同志，正感到党团合併后，深受CC的压迫，满腔忿气，无处可诉，也就转而助李。换言之，他们之所以助李，并非对李有何信仰，也非对蒋校长不忠诚，而乃是藉此来破坏立夫先生在蒋校长前的信用。另有一些很天真的代表则认为投李可以促进蒋校长的醒悟，及早实行改革。他们说是让蒋校长「带箭立功」。有一次，中央团部约集与青年团有关的代表茶会时，有一个代表就公开如此说。贺衷寒虽力指其谬，但亦无可如何。其他方面，也复如是。例如北平警官学校的校长原是军统的重要干部，但后来也变成了李宗仁的拥护者，据说乃因在内部受了排挤，向蒋校长投诉亦置之不理，故忿而投李。总之，李宗仁就是得助于蒋校长属下的这些矛盾因素，并不是他的人望较好或用钱较多。
我当时对副总统的选举，觉得不值得介入，乃置身事外。孙科宴请贵州国大代表时，有一从未谋面、至今尚不知其姓名的代表说：「我们贵州的国大代表都很信仰黄宇人先生；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就无不遵办。」孙科信以为真，立即要立法委员陈逸凡来请我为他助选。我推说：「贵州的国大代表只有一个和我有点关係，但尚未来到；其他的人，CC都说是属他们的。我不敢误孙先生的大事，最好还是去找陈立夫。」次日，程思远不知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消息，也来找我，我亦以同样的话拒之。选举竞争最激烈时，李宗仁突然宣布退出竞选，称说有人妨碍选举自由。程潜、于右任继之。孙科不愿独自一人竞选，亦宣布退出。我以为蒋校长必将接受他们的退出，另提一位他们三方面都可接受者如居正、吴忠信等人为副总统候选人。哪知道他仍劝促他们三人继续竞选，据说是立夫先生向他保证必能将孙科选出。直到最后三四日，蒋校长发现立失先生的保证不可全信，才临时吩咐贺衷寒，袁守谦为程潜助选；并说，他此时已了解孙科不是李宗仁的对手，要程潜才能战胜李。还拨一笔鉅款交贺袁使用。贺袁与程原无政治关係，只以同为湘人，蒋校长既有此意，也就乐于为之。但隔了两天，蒋校长又把他们两人叫去，要他们把为程潜争得的选票，拨归孙科。他们虽然当面唯唯，贺衷寒背后却愤慨蒋校长不把他们当人。
李宗仁当选之日，我正要去中央党部。一时兴起，取道从前在中组部工作时的旧路，由鼓楼南循富厚冈漫步而去，经过一间外表陈旧的住宅，大门是开着的，有很多人站在院内。程思远看我在门前走过，立即将我唤住。他说：「德邻先生当选了，请进来坐坐。」李宗仁看我，也出来招呼。过去，我只知李宗仁住在城南大方巷白崇禧家，不知他在城北尚有住宅。在此情形之下，我不便过门不入，只得进去。谈不上三句话，立夫先生即来向他道贺，有新闻记者请他们两人拍照，我便走开。不料中统竟向蒋校长诬报我为李宗仁助选；并说李当选后，我第一个去道贺。我当然不会怀疑中统如此对我，乃是奉立夫先生之命行事；但立夫先生决不会不知道的。他知而不予制止，其为有意纵容，已极显然。张道藩和谷正纲在审查贵州的立委和国大代表提名时，不顾「大团结」时的协议，存心偏坦贵州的CC，处处与我为敌，已经令我忍无可忍；此时再加上中统向蒋校长对我作出这种很恶毒的歪曲报导，我也就逐渐走向反对立夫先生的道路而不能自已了。
我不再出席中央常会
我接受蒋校长的钦定而担任中常委，原有到国民党最高神经中枢看看之意。那知不看犹可，一看之下，不禁使我由失望进入绝望。此时的中常委已经不是总章所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傀儡组织。蒋校长有所需要时，来此训话一番，大家一致表示拥护，不需要时，则置之不理。国家大事，自然是没有机会与闻，党务小事，也多由各部处会秉承或揣摩蒋校长的意旨行事，至多在此作形式上的通过或报告而已。那些曾经随中山先生缔造民国的元老们，大多採取不癡不聋不作阿姑阿翁的态度。戴季陶在蒋校长前，更是履进履退，戒慎恐惧，鞠躬如也。我认为他存心作状，肉麻当有趣；道藩则说戴对蒋校长出自内心的诚敬。
南京不战而弃
何应钦就任后，政府的和谈代表即飞往北平，与共方代表开始谈判。在此稍前，我曾向李宗仁建议，在中央党部设立一个和谈指导委员会，除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外，并应包括孙科、张群、吴铁城三人，举凡有关和谈的问题，均先提交该会研讨和决定，然后付诸实施，以期协调党内各方面的意见，而收到团结抗共的实效。我作此建议的主要目的，乃想藉此机构来沟通蒋李的关係，以免他们鹬蚌相争。李欣然接纳，并加入与阎锡山有关的徐世昌。张治中于动身赴平之前一日，还亲到溪口向蒋校长请示机宜，我也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以为他当可获得蒋校长的若干谅解。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我全属幻想。和谈代表到北平后，经过很草率的谈判，共方即以送哀的美敦书的姿态，提出所谓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其内容无异要政府作无条件的投降，政府自然不能接受，但和谈代表竟认为可以接受。黄绍竑回南京请示时，还填了一首词，起首两句是：「北国正花开，已是南国花落时」，十足显出他此时虽然身为政府的代表，但其灵魂已经完全倒向共产党那一方面去了。后来，和谈破裂，全部和谈代表都在北平集体降敌。与李宗仁、白崇禧关係最深的黄绍竑和刘斐还替中共到香港活动，实为中外政治史上罕见的丑行。
何应钦向立法院报告政府已决定拒绝共方所提的「国内和平协定」，并宣布即日迁往广州，继续与中共作战。全体立委均热烈鼓掌表示支持，许多人嚷着不必再询问。我主张仍应询问；因为我还想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在院会上重申必须坚守长江的主张，藉以加重政府当局的责任。但大家此时已无心继续开会，未被接受。立法院秘书处随即宣布自即日起，在三天内将在京委员分别送往广州，请大家即往秘书处登记，并将国民身份证交去，以备购票之用，或乘江轮，或坐火车，或搭飞机，均可自择。许多委员竞先登记，指定要在即日，或次日内离京。我不欲争先，乃登记愿在最后一日离京。当晚，我往访何应钦，探询守江的情形，他说荻港方面已有一部共军渡过长江。我问人数多少？他说约七百人。并透露：蒋校长密令汤恩伯将所部调往上海，使南京成为空城，好让共产党过江来打垮李宗仁，因而无兵可调，无法守江。我说：「难道你对付这七百人的力量都没有了吗？」他表示已有命令下去，希望能调集尚可勉强调动的部队，予以歼灭。我辞出何公馆时已深夜二时，江北的炮声愈来愈近。至此我虽然对坚守长江，不再存希望；但仍未想到南京竟会在一瞬之间，即告陷落。
以后据说，蒋校长当时的政略和战略是：「利用共军来消灭桂系，同时将大陆上的那种经济崩溃的重担抛给中共。他则以台湾为基地，固守上海及其他两个沿海据点，再以胡宗南部退踞西康，等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降临，重温接收的旧梦。」他以为这是一个万全之策。因此，共军进犯上海时，他还亲临指挥防守战，可惜仍是失败。在桂系方面，他们逼迫蒋校长下野谈和，也只是幻想蒋下台后，他们可与中共划江而治，白崇禧虽然在汉口说了一句名言——备战言和，显然亦未作扼守长江的準备；至于和谈失败后如何继续与中共作战，更不必多说了。
财经失控民怨沸腾
雷啸岑[3]
内戚干政与民争利[4]
国府宣告还都，各省入川避地的难民，亦纷纷相继出峡了。我因上年向中央银行购储黄金之故，弄得倾家蕩产，四壁萧然，连复员的路费亦没有，只好暂时困居渝市，全家寄食于亲戚处，实为平生最狼狈的生活情况。缘中央银行于一九四四年春间，订价公开徵求人民以法币预购黄金，约定三个月为期兑现。第一期如限交货，信用昭着，购户皆获得大利，我乃悉索敝赋，将持有的现款，并将家眷首饰等变卖外，另向重庆和成银行与大同银行，各借法币伍拾万元，一概购储第二期黄金三百两。估计三个月后取得现货，由于币值逐月低降不已，所得的代价，比本钱可增加倍数以上。讵料第二期预购的黄金，从民国卅四年九月，延至卅五年九月才运到，购价的息金已不赀，而财政部以人民预购的黄金历一年时间方兑现，盈利甚鉅，悍然与民争利，规定剋扣二成归公——唯购储二两黄金以下的免扣——殊不知战时银行贷款的息金，因币值不稳定的关係，每隔三个月即增加成对本了，一年的複利计算起来，前述我向银行贷款一百万元，本利合计，即在两百万元以上，而所领黄金又被扣发二成。于是，全部售价所得，仅够还清银行贷款，我乃陷于一贫如洗的境地了！
大局恶化的原因
一曰财经的失策，据吾友周佛海于民国三十七年春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长室和我晤谈中，提到当时京沪物价腾踊问题时，慨然道：「日本宣告投降之始，重庆方面即派杜月笙、钱新之、戴笠等先到上海，跟我商洽法币与伪储备券兑换率，应如何规定一事。我把自己掌管的中央储备银行历年发行的钞票总数额，与其所持有的黄金、白银、美钞等準备金核计后，认为若以法币一元兑换伪币五十元，则物价尚不致有重大的波动；倘能降为法币一元对伪币廿五元的比率，即可保证物价安定如常，绝无顾虑。讵重庆财政部乃明令规定为一元对二百元的兑换率，而京沪物价即扇起了涨风，逐月上升」等情，自属事实。迨国府还都后，凡公营事业如铁路、邮电等项，即带头加价，更助成物价狂涨的趋势，有如脱缰之马，没法控制，人民生计窘迫，生活维艰。加以各沦陷区的接收人员又肆行贪污搜劫，共产党从而乘机蛊惑，唯恐天下不乱，而国家的财政金融乃陷于混乱凋敝之境界，每况愈下了。
周佛海係留学日本西京帝大经济系毕业的，他对财经事宜的论断，决非外行话。至于财政部的规定，据说是根据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在武汉调查金融的报告而然的。以偏概全，只凭政治观点来处理财经问题，一着失错，全局皆非矣！既而又有一种助长经济崩溃的「军需资本」恶作剧产生，不啻火上加油。当时凡在南北战场戡乱，或作预备队的国军，每一集团军或独立师，皆在南京设有办事处。中央于每月一日即发放各部队的军饷，从不愆期。各个办事处的经理人员，领得饷金后，即赴上海市场从事投机倒把的勾当，经过一个月已盈利倍蓰，然后将上月的饷项发给士兵和下级官佐，币值已降低许多了。下走有弟，在当时驻扎南京对岸明光镇的陆军某师作少校参谋，他每月必来向我索零用钱，诘以故，据言隔一个月才领到薪饷，只可购买白锡包香烟（英国产品）两条，即廿包而已！
因财经失策而引起物价飞腾，永无止境，最后在京沪一带，且发生抢购风潮。政府虽发行金或银圆券，不到三个月即成了废纸，癥结就是政府的财经政策与经济发展规律脱节背驰，不相适应，以致民怨沸腾，军心涣散，直至大陆变色乃巳。
二曰军事的失策，据国府军法执行总何雪竹（成濬）将军告诉我，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播后，伪满洲国的陆军大臣臧式毅，因与何雪公係日本士官同期同学的关係，即致电重庆何总监，说伪满洲国有四十万名日式装备、久经训练的部队，听候国府命令调遣指挥；另有汪伪政权的绥靖总司令杜锡钧，以鄂籍同乡旧识之谊，亦致电何总监，调布署在平汉路沿线的廿万伪军，静候国府命令行事。何公以兹事体大，即商得中枢各军事首长同意，召集会议研讨应付方法。
会议时由原参谋总长新任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主席，大家传观上述电报后，认为政府因运输工具缺乏，一时不容易派遣大军赴关外暨华北接收，不妨应允臧、杜的要求，暂准带罪图功，饬其维持地方治安，制止共匪扰乱，俟国府复员还都后，再作安排，乃一致决议呈报最高统帅核示处理。时军政部长陈诚，到会较迟，主席将议案内容暨决议向其说明后，陈部长声明军政部没有这笔军费预算，大家若要收编伪军，军政部未便同意，词毕即退席了。最后大家公推主席与何雪公二位，即夕晋谒蒋委员长报告一切，迨二何趋叩蒋公请示时，奉谕应与军政部长洽商，此案遂搁置了。
又据国府外事局长何浩若对我说：当日本投降时，中国战区参谋长兼远东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曾建议我最高当局，以苏俄大军已进入我东北地区，将来我政府接收关外各省之际，必多周折困难，不妨先由美军前往接收，俟俄军退出，地方秩序恢复后，即将统治权全部交还中国，比较稳妥。我最高当局旋召集中央党政高级干部会议，讨论魏氏建议案。乃有某要人痛哭陈词，谓吾国八年抗战，损失浩大，为的就是东北问题，于今抗战胜利了，却不能直接收复失土，其将何颜何辞以对东北同胞呢？其说激昂慷慨，大义凛然，别人皆不便表示异议。即决定派外事局长何浩若，亲向魏德迈将军婉述我方不能不直接接收东北各省的苦衷云。
何浩若对我描述当时经过情形，谓魏德迈听罢他的说词，即默然起立，在客厅中绕室徬徨数分钟，然后坐下对何局长言道：「哦，我明白了，贵方不同意我的建议，完全是为着面子问题。可是，国家大事，决非凭面子关係能够解决的！请阁下将鄙意转达贵国当局可也」。
政府既拒绝收编关外和华北的伪军，于是，他们为着生存，各自寻找出路。中共正苦兵力薄弱，无法大举叛乱，乃由张学诗，吕正操等，藉东北人的关係，潜入瀋阳，尽量吸收伪满部队，组成「民主联军」以与国军抗衡，另由苏俄进入东北的统帅，将其卤获的日本关东军军械，交给民主联军充实战斗力。这些被共党收容的东北伪军，训练有素，能征惯战，因而国军在东北的精锐之师，逐渐溃败，驯致全军尽墨。最后由共酋林彪，把东北民主联军改为「第四野战军」，入关会同华北的共军，南下攻击，一直打到广州，所向无敌。至于华北地区的伪军，一时没有出路，亦被共党陆续收编，由共酋聂荣臻、萧克等率领，到处截击北上接防的国军，如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所率的一军人，即在半途被共军袭击败绩，军长马法五亦被俘了。
再由于我政府拒绝美军司令魏德迈建议，不让美军先行接收东北之故，苏俄对我方派赴东北接收的人员，处处留难，事事捣乱，始终未曾完成收复领土的任务，而东北乃被共党窃据了。假如我政府当局不以虚矫心情来处理伪军和东北接收问题，则毛共根本没法在关外立足，在华北亦无从到处窜扰而攻城略地。盖当日本宣告投降之初，毛共所拥有的兵力，统共不到百万人，倘无不须训练便可以执戈作战的大量伪军投共，即绝对无力与庞大的国军对抗，殆可断言。
讵料正值戡乱战事紧急之际，中枢军部竟又大举裁汰正规军，且将许多在八年抗战中流过血汗的非嫡系部队，概予裁遣，如孙连仲将军回忆录所说：「我手下的第卅一师（师长乜子彬），抗战其间最有功劳，能征惯战，从没有打过败仗。胜利以后，卅一师奉命撤消，全体官兵听到消息都哭了！」类此情形的，不一而足。
这般久历戎行的各级军官，既无别谋衣食的技能，亦没有从事生产的途径。一旦失业，蹙蹙靡骋，乃聚集金陵，群趋紫金山麓的中山陵前，演出「哭陵」悲剧，震惊遐迩，共产党乘机酿乱，即散发煽惑传单云：「不要吵，不要闹，老蒋不要，老毛要；白军是上尉，红军升少校，武汉先登记，延安来报到」。一时风声鹤唳，震撼社会观听，军部唯恐激起变故，又在各大都市设立「军官总队」，以收留这般被裁遣的中下级军官，但国军各部队中，凡非嫡系的官佐，皆离心离德，无心戡乱了。似此轻率而毫无準备的裁军计划，适与民国十八年的编遣会议覆辙，后先辉映，误尽天下苍生，何其不思之甚也！
三曰政治的失策，政治的失策，大别为三项：一是沦陷区接收事宜，事前毫无规划，临事杂乱无章，任由各机关随便派人赴各大都市胡行妄为，凡属稍有资财的敌伪机构，甲接收大员予以查监掌管后，乙接收大员又加以否认，重行霸佔，形同劫掠，此种怪象，到处皆然。
如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是负责接收华北沦陷区域的，他在其回忆录中叙述道：「凡是南京中央政府所有的部会，平津都有办事处。他们拿着十一战区长官部的封条，各处『接收』，我根本不知道。经济部办事处接收铁工厂，停止开工，使锅炉裏的熔铁凝固在那裏。还有一些人把东西往家裏接收，这些用的都是我长官部的封条，别人认为是长官部所干，实则长官部根本就不知道，一切都乱了。」
华北如此，其他各大小都市中的接收情形，并无异样，而以沪汉两地的「劫收」把戏，尤属叹观止矣！民间怨声载道，政府充耳不闻。接收人员化公为私的非法行为，肆无忌惮。如汪政权的大员陈群所设「泽存图书馆」，穻釦漯岩j籍若干部，经某部派员接收后，乃有两部宋版书变成坊间的通俗本了。到一九五四年章行严（士钊）在香港时，犹对下走愤然谈及此事，痛骂某接收人员不置也。
二是惩治汉奸之漫无标準，有所谓政治汉奸、经济汉奸、文化汉奸等名目，株连瓜蔓，小大由之，如汪精卫的一个厨师在南京开设餐馆营生，亦以汉奸罪名被捕清算，其他可知也。惩治汉奸之目的，是在申张国家纪纲，垂训全体民众，应本擒贼擒王的策略，严究其渠魁以昭炯戒足矣。
法国抗战政府于国土重光后，对于通敌的「维琪政权」诸人员，仅将贝当元帅逮捕处刑，其余一概不问，允属明智措施，深得为政之道。当我政府轰轰烈烈惩治大小汉奸之际，有人在报上撰文表示异议，认为似此大规模的究处结果，估计全体被拿问的汉奸人物为十万名，每名平均有亲属五人，即有五十万人对政府怀抱怨恨心情；这五十万人之中，每人只要有两个亲戚朋友是志同道合的，便为一百万名，三项合计起来，社会上即潜伏着一百五十万名以上，对政府抱有反感的群众，时时唯恐天下不乱，加之以共产党乘机煽惑鼓动，社会秩序即很难安静，贻患堪虞。这项意见是不错的，但当国者置之度外。
三是用人行政一团糟，就中央来说，最重要亦最繁剧的行政院长职位，初教只知聚敛与浪费，而不识政理政术为何物的准洋人宋子文，妄窃非份，治丝益棼；继又让毫无行政经验，且缺乏政治知识的地质学者翁文灏，滥竽充数，贻误苍生。就地方来说，若干膺受战祸最深鉅的省主席人选，尽由初试啼声的凡庸之辈，而且多係昧于治术的愚鲁军人充任，如湖南的王东原，湖北的张笃伦，江苏的王懋功，山东的王耀武，广东的罗卓英，江西的胡家凤（只有他是文人，其女后来嫁给钱穆），都不是封疆大吏的材料，更不足以胜任八年抗战后百废待举、求治孔殷的艰鉅使命。尤以地位冲要的山东，因王耀武领导无方，措置失当，军民两政，一无是处，迨共匪进薄济南，迅告崩溃，影响大局最甚。战后人民望治心切，而位列专阃的省主席，毫无建树，拥号自娱，乃造成民生不易，祸至无日的局面，终致河山变色，非偶然也。
构成上述三大失策的原因，是胜利来得太快，当国者在战时腐心致力于抗战御侮的军事问题，对战后如何收拾局面，如何创进国计民生事业，未暇计及——在重庆设置着一个「中央设计研究局」，由熊式辉主持其事，聘任若干学者专家，分别设计研究，结果只是搞出了一套徒乱人意，无裨国家的分划关外东三省为九省的方案，亦未经过参政会讨论，更未徵询东北人士的意见，即贸然付诸实施。职是之故，当国者突闻日本投降消息，喜之不胜，把广土众民的战后建设问题，轻率处理，漫不经心。譬如东北行营主任职位，最高当局起初密许张治中充任，张氏正向各方物色辅佐人员中，临时又另派熊式辉前往。张氏后来巴结美国特使马歇尔，献媚共酋毛泽东而一意主张和谈，内心裏即对东北行营主任位置之临时变卦，不无芥蒂，因而想藉外力以营谋中枢高位——行政院长一职以报怨也。
杜聿明孙立人失和始末
陈嘉骥
战农安将帅失和
笔者于民国卅六年在瀋阳，曾撰一篇〈一年大变话东北〉通讯稿，说明杜聿明与孙立人失和，便是这个大变的开始。当时瀋阳已在包围之中，中央社瀋阳分社的伙食由大米改为高粱米；笔者当时吃过了此生第一次高梁米饭后，想到一年前国军盛况，而此时今日失一城，明日失一地，不禁悲从中来，噙着眼泪一口气写下这篇稿子，这篇通讯稿?用电报拍到南京总社，当晚得到总社回电云：「所见极是，所论极痛，大稿已发参讯（按：中央社编印供党政大员阅读的参考消息）藉供当局注意矣」。
杜聿明
现在笔者先把肇使杜聿明与孙立人冲突表面化的共匪第四次攻势简叙一下。共匪第四次攻势，係于卅六年二月初开始，这时郑洞国指挥下，以临江为目标的东边道扫蕩战全盘失败，前后损失约在三万人左右，匪我之间实力已失去平衡。林彪乘机率众十万人左右，号称廿万人，履松花江坚冰，分三路向吉长地区大举进攻；左翼截断吉林长春间铁路，并佔领铁路重镇九台；正面将松花江畔、国军在中长铁路重要基地德惠包围；另一股则扑向长春西北的战略要地，岳武穆念念不忘的黄龙城──农安。国军之反攻则分两路；一路以孙立人所率新一军为主力，配合保安第三区部队，沿中长路北上去解德惠之围；另一路係由杜聿明率陈明仁的七十一军为主力，由农安反攻侧击德惠。
孙立人
德惠解围后，两路国军继续向北扫蕩，企图恢复战前态势；新一军佔秀水甸子、五棵树、五家站，直抵松花江畔；七十一军越靠山屯，亦攻至五家站，与新一军会师。当七十一军接替五家站防务之际，林彪秘密纠集匪军约十万之众，突然向国军阵地猛扑，七十一军因寡不敌众，且战且退，回守农安，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在回师中蒙受严重之损失。
匪军因侦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在农安指挥作战，遂有一大股匪军突窜至杜聿明指挥所附近，不分昼夜轮番猛攻，杜聿明卫队虽拼死作战，坚决不退，但亦渐感不支，在此紧要关头，伏龙泉国军突围至农安加入战斗，局面赖以缓和。杜聿明因久等长春援军不至，至为气愤，乃飞调戍守辽西锦州一带之九十三军北上增援；并促东北电力总局局长郭克悌飞赴小丰满水力发电厂，连夜督促工人，扎成一大金属桩，沉于松花江江底，通以电流，去溶解松花江坚冰。小丰满十二万五千瓩之电力，到了江底，每秒钟内可煮沸江水百吨，这一股热流遂将乌拉街以下，共匪越江攻吉林要点之松花江结冰全部溶解，使吉林国军勿需再防对岸共军履冰而过，乃大胆攻取九台，并穿越中长铁路攻向农安匪军后路（小丰满原有发电机八台，共有五十六万瓩发电能力，俄军拆去六台，剩下两台有十四万瓩能力，实际发电量为十二万五千瓩，自小丰满电厂完成后，小丰满至乌拉街一段松花江，即不再结冰，此次用电力溶解者，为乌拉街以下之松花江，此段松花江为共匪军窜扰吉林必经之路）。农安匪军在吉林国军与锦州北上之九十三军夹击下，林彪乃下令匪军四窜，农安之围始告解除，农安城亦于三月五日收复。由于农安一战，使杜聿明与孙立人蓄藏已久之怨恨形成表面化，东北国军遂由巅峰轻轻滑落，江河日下矣。
共匪在东北共发动了六次攻势，一次比一次的激烈；在第三次攻势时，匪军即脱离游击骚扰性质，形成攻城略地的野战部队；第四次攻势时，已使国军疲于应付，看出双方力量消长的徵兆；第五次攻势时，国军失地在千里以上；迨第六次攻势之后，匪军的攻势就不再分「次」，而是一直持续连环性攻势。国军在东北控制的收复区，在共匪第六次攻势之后，几乎没有经过「线」的阶段，便很迅速的由「面」成「点」，从此即使是山海关至瀋阳的北宁铁路一线交通亦无法维持，遑论由瀋阳至长春与吉林了。
争取长春警备司令是前因
杜聿明与孙立人发生争执，可远溯至卅五年国军出关初期，兹分述于后。
一、新一军係于卅五年四月间，国军已收复锦州、营口、瀋阳等大都市之后，始登陆至铁岭前线，参加国军对四平街的攻击战。四平街之战，持续多日迄无显着进步，迨国军在貂皮屯俘获林匪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因此匪军在东北实力与部署秘密遂为国军所尽悉。杜聿明当新六军自本溪迂迴至四平前线后，立即下令前线部队实施总攻击，造成戡乱史上有名的「吉长大捷」，一举收复长春、吉林等七十多个城镇。杜聿明立即宣布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为长春警备司令，因此招致孙立人的愤慨与不满。
盖在当年，东北国军有一不成文规定，新收复之大城市警备司令，多半是由出力最大及首先入城之部队长担任；如赵公武任瀋阳警备司令、陈明仁任四平地区绥靖司令等；其后赵公武指挥五十二军攻取本溪、安东时，瀋阳警备司令仍由其遥领，而由其副司令彭璧生代拆代行。
孙立人认为，新一军虽然出关较晚，然抵达东北后，即投入四平街攻防战中，使铁岭国军阵地危而复安。共匪在四平崩溃后，新一军尾随共匪之后，一路上追奔逐北首先进入长春，长春警备司令一职，无论如何也不应由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担任。
杜聿明则不作如是看法，他认为林彪匪众在四平坚拒国军前进，已使国军师老无功。四平街局势之开朗，实应归功于新六军与五十二军攻克本溪后，新六军未遑休息，便立刻自本溪，仿当年日俄战役时，日军自本溪迂迴四平战术，促使匪军崩溃。并且，在长吉大捷一役上，新六军一路穷追猛打，使匪军无法立脚，才能够顺利接收长春；据长官部所接报告，首先进入长春的是新六军部队。
杜聿明与孙立人谁为长春警备司令问题，争执的结果，最后还是杜聿明让步，改派孙立人为长春警备司令，从此两人嫌怨已深，肇致了日后的公开决裂。
二、孙立人认为杜聿明偏爱五十二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东北国军中最受歧视的是新一军；五十二军廿五师为杜聿明出身之处固不必谈，新六军、七十二军与杜聿明亦渊源甚深。孙立人并认为他是国军将领中，惟一非黄埔军校系统军人，渠之受歧视决非偶然。
杜聿明则认为孙立人，自恃为美国军事学校毕业，自视甚高，其心目中除了美国人以外并无长官存在，长官部的命令他根本就不重视。
三、在迎击共匪第四次攻势中，杜聿明着眼全局，认为应趁共匪倾巢而出的机会，以新一军犀利的火力，捕捉共匪主力予以歼灭性打击。盖当时共匪在战场上兵力虽佔优势，其装备训练，究非曾经远征缅甸纯机械化的新一军对手。杜聿明对孙立人不认真执行命令甚为恼火，并认为倘去年孙立人不对长春警备司令志在必得，则今日在冰天雪地中作战者必为新六军，有新六军听其指挥，局势当不致如此艰苦，歼灭共匪主力目的当可完成。
孙立人则着眼于德惠之解围，德惠守军为新一军五十师固在其繫念之中，保卫长春的安全亦係其最关心的任务。孙立人并认为新一军只能完成求胜任务，无法处处兼顾；他并认为杜聿明在此冰天雪地中，欲与共匪求决战，在时机上不太适合，且无必胜把握。
四、杜聿明心中认为孙立人最不可原谅者，为渠在农安被围之际，几乎为匪所俘，而孙立人在长春视若无睹。
孙立人则说，新一军其时正在艰苦作战中，并非坐视不救，而是被匪军纠缠下一时无法出击。
以上四点，为当年瀋阳各界对杜孙失和的普遍传说，但证之以后发展，均与事实相符。在共匪第四次攻击结束以后，杜聿明召开作战检讨会议，在会议席上杜聿明与孙立人又发生严重争执；散会后，杜聿明立派参谋长赵家骧乘专机飞往南京，晋谒最高当局，将实际情形有所报告，赵家骧自南京返瀋阳后，长官部立刻发表孙立人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其所遗新一军军长缺，由坚守德惠的潘裕昆师长升任。
另据曾在农安战役中，挥兵收复农安的九十三军一位团长，李达人将军来台后，叙述杜聿明与孙立人在作战检讨会议中，两人严重争执情形如次：「杜长官说：此次德惠之战，如果孙军长遵照长官部的作战指导採取行动，则所收战果决不止此。孙立人说：我的任务是解围德惠，解了围就是任务达成，至于如何行动，是我自己事。杜长官说：因你没有遵照作战指导而行动，所以祇达到解围的任务，而没有收到歼匪的效果。孙立人说：上级指挥官，祇能授予下级指挥官以任务，而不能限制其行动。杜长官由衣袋中拿出作战纲要，朗诵总纲中一条说：军以作战为主，作战以歼灭敌人为目的；并接着说：你不仅违背长官部的作战指挥，且违背作战原则。孙立人立刻以退席表示反对，杜长官也立刻宣布：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违抗命令，贻误戎机，着即撤职，其缺由潘裕昆师长升代」。
在李达人将军以上叙述中，杜聿明在作战检讨会议上只提及德惠，而始终未提农安；人所众知杜聿明最恼怒者为农安被围险作俘虏之事，而此时讳谈农安，以笔者蠡测係故意表示公而无私。
我与孙立人一席谈
卅六年六月廿五日左右，其时为共匪在东北展开第五次攻势，四平街会战正面临最严重阶段；陈明仁所部国军已失去四平五分之四以上市区，侷促铁东市区一角，长官部同陈明仁的第四绥靖区司令部仅赖一手摇电讯机联络，记者们已经二、三天拿不到长官部战报。笔者特走访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张廷孟未遇，复访副司令易国瑞，在易副司令口中得到了空军在飞机上所看到的实际情形为：「四平大部市区已沦落，仅东南一隅之地，仍可看出双方作战迹象，车站一带则火光熊熊」。
笔者进入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前，曾遥见孙立人与一随从参谋，在铁路宾馆广场前徘徊；迨约一小时后笔者访问出来，孙立人仍站在铁路宾馆台阶上作无目的的远眺，似乎正有所思。笔者乃趋前与孙立人握手接谈，未数语，孙立人约笔者进入铁路宾馆二楼，渠下榻房间详谈。当年的谈话距今虽已历四分之一世纪，但谈话内容仍能大部记忆，兹特追忆如次。（孙立人将军现居台中，笔者对谈话内容负全责。）
问：孙副长官已到长官部办公了吗？
答：我办什么公？我有什么公好办？（笔者臆测，当时长官部可能并未给他準备办公室，以致在铁路宾馆闲居无聊）。
问：孙副长官，你看四平街情形如何，不知道能不能解围，长官部已两天未发战报了。
答：四平街现在情形我不大清楚，我未参与指挥，他们也根本没有人来问我的意见，目前已不是四平街一地的失与守的问题，而是如何扭转目前局势的问题。由这些无军事常识的人来指挥作战，不祇四平街，就是东北也早晚被他们断送。
问：那么可如何扭转目前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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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们在东北指挥，扭转局势很难。如想挽救四平街目前战局，只有一条路好走，但我说出来，杜聿明也不敢去做！就是命令长春与吉林所有部队，现在立刻以全部力量渡松花江去打哈尔滨。因为林彪所有力量全部集中四平街附近，哈尔滨现在是空城；果能如此，四平街之围自然可解，但我相信杜聿明绝无比胆量。
问：如这样一来，长春、吉林等地再丢了，不更糟了吗？
答：你这想法与杜聿明想法可能一样，你是新闻记者，当然难怪。杜聿明就是一向这样畏首畏尾，所以坐失许多良机。共匪战术一向是阻援打点，他们可能留有兵力，準备阻挡长春国军南下支援四平；而绝不会，也想不到我们长春军队北上去打哈尔滨；同时，国军如去攻打哈尔滨，匪军必全力去救哈尔滨，那有心去攻长春。再者，就是长春丢了又有什么关係，瀋阳的国军不会跟进再收复吗？我们今日不能与共匪死拚，他们有的是人，我们需要的是战胜而不是死拚，作战最忌畏首畏尾。
问：通化附近作战，我们损失那么大真划不来，干吗在冰天雪地中去打临江！
答：这完全怪杜聿明指挥不当，他根本就不配作指挥官。就拿这次怀德的事来说吧！怀德处在中长铁路西侧，本身根本无险可守，在军事上只配作个前哨据点，而不能做为作战基地。在怀德摆多了军队根本没用，大股敌人来了根本无法守，所以我只在那裏摆了一排人；告诉他们有了情况除立刻报告外，要看敌人来的多少，小股窜扰时当然就地抵抗，大股敌军来时，放几枪就可且战且走，给中长路上部队一个準备时间就行了，只要公主岭不失与中长铁路不被截断，匪军拿下怀德也佔不久。杜聿明一定要我派一团人去守怀德，你知道不知道新一军一个团装备有多少，在战场上展开了，共匪一个师也非对手，但在怀德这地方受到限制就施展不开。其后，我将这种理由向杜聿明说明，他同意了，我就把这团人（团长姓项）调回来，没有几天杜聿明忽然又让我调回去；在共匪第四次攻势，长春地区作战时，因战场需要我把项团调到长春，我来瀋阳后，杜聿明又把部队调回怀德。这一团人像皮球似的踢来踢去，弄得人困马乏；这次项团长回到怀德，一切尚未布置好，共匪趁机而来，这一团机械化部队就白白的给共匪吃掉了。孙立人把手上的手套脱下向桌子上一丢说：这真叫我心痛！新一军一团人多当用！就这样断送了。
问：孙副长官，你为什么不把打哈尔滨计划，向杜长官建议，也许会被採纳。
答：杜聿明这种人有胆量去做吗？我绝不相信。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松花江北岸大桥底下的陶赖昭桥头堡，我在那裏摆了三百人，到今天与长春失去联络半年多了，到现在还在坚守着。共匪发动攻势时，杜聿明曾让我把这三百人撤到德惠，我没有撤；我们如不想光复松花江以北地区那没话讲，如将来还想接收北部，还想拿哈尔滨，有这个桥头堡就有用了，将来作战时，不知可省多少力量，可以少死多少人。陶赖昭桥头堡那裏有粮食、有弹药、有水、有发电设备，这是日本人预备和俄国人作战经营的永久工事；共匪如想拿这桥头堡，林彪非準备牺牲很多人不可，我有一万分把握，共匪不会随便去攻这个桥头堡。（笔者按：孙立人作此项谈话时，係在民国卅六年六月，事逾一年，迨民国卅七年十月廿三日，共匪宣称已佔领长春时；笔者在南京看到报载，我空军飞临长春上空，侦查确实情况时，见长春市区沉寂，有如一座死城，已看不到大建筑物上的国旗；但在松花江北岸陶赖昭桥头堡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仍在迎风招展。笔者看到这则新闻，心中酸了好一阵子，东北之败乃至全国之败，决非败在前线战士，乃败在高级将领争权夺利，败在经济紊乱，败在封疆大吏的腐败??）
问：农安之役究竟是怎么会事？
答：（孙立人好像不太自然，回答时亦不像其他问题那么「斩钉截铁」与雄辩滔滔，他讲了几句，笔者并没有捉住话的中心，只好像是说：「当时长春、德惠等地仍有共匪大的部队，新一军如移师农安，德惠等地共匪亦将跟蹤而至等」。）
问：在杜长官与孙副长官之间，是否有人在挑拨离间？
答：谁在挑拨？我知道他们在造谣，说我接近民主同盟份子，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笔者鑒于孙立人那种义愤填膺的样子，自知劝也劝不了，乃行告辞；在廿余年后的今天，来检讨这件事，在客观上杜聿明与孙立人均有责任，但孙立人究属部下，以下抗上更难为人所谅解，中国人为什么就没有对事不对人的肚量，为什么就没有事过之后原谅对方的胸襟，而拿国事作为个人洩愤的对象，国家失败了，个人难道就可独善其身吗？
东北国军重要将领失和情形，被林彪打听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便大胆的在东北施展陆上「跳岛」战术；越农安打怀德，越长春打四平，越四平打铁岭，越瀋阳打锦州??终致糜烂了整个东北。孙立人在铁路宾馆盘桓了一阵子后，深感无聊，不久便称病辞职去了南京，他深蒙最高当局的器重与爱护，改任陆军总部训练司令到台湾来练新军。杜聿明也于陈辞修将军出主东北行辕后因病去职到了北平。杜聿明与孙立人的先后离开东北，代表了国军在东北全盛时代的结束，也代表了混乱失败时代的开始；这距杜聿明率师于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出关还不到两年，这距吉长大捷，兵临松花江畔才整整一载；局势就这样转变了，好像一霎眼便全变了，不要说东北老百姓蒙在鼓裏，就是身为记者天天在各处跑来跑去的人，也为这突变所惊愕。杜聿明率师出关时，今日克绥中、明日佔兴城的声威到哪裏去了！吉长大捷时，那种作扇形扩展的雄风何在！东北局势变了！全中国局势也跟着变了！
我迄今仍然清清楚楚记得，把母亲临时缝的羊毛坎肩往贴身一裹，披上大衣便匆匆就道时的情景；也记得车过山海关时的意气飞扬；更记得在瀋阳街头见到低头躬腰的日本人时，内心那种满足！我忘不了四平街解围后，在陈明仁（在瀋阳作四平街胜利游行）游行花车上，那种兴高采烈的滋味！也忘不了「公主屯」之役后的悲愤！更忘不了乘飞机告别瀋阳时的黯然神伤！
（原载《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26期，1972年）
徐蚌会战国军失败的最大癥结
——邱清泉对黄伯韬见死不救之谜
起舞
徐蚌大会战揭幕前夕，国军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围，终至全军覆没，实为徐蚌会战中的一件大事。假如当时黄伯韬部从连云港能顺利开到徐州集结，国军能完成徐蚌会战的预定部署，战局便将完全改观。当时国共双方用在这一战役的兵力，都逾五十万人以上。但因国军装备远优于共军，如运用适当，很可能一举而将陈毅刘伯承部予以歼灭。
邱清泉
因此，能否解救黄伯韬部突破碾庄之围，遂成为全局胜负的关键。如黄部之围可解，则国军在徐蚌会战中便已稳居上风；否则，会战部署尚未完成，已被共军各个击破，全局则不堪设想矣！
当时国军骁将邱清泉实肩负着解救黄伯韬碾庄之围的重任，邱氏所部素以精锐着称于时，何以竟未能达成此一救援任务，卒令黄伯韬殉职碾庄，全军瓦解，战局亦因此急转直下而至不可收拾？邱军援黄失败的癥结安在？二十年来，似无翔确报导，作者当年于役邱氏戎幕，对此中秘情，知之颇详，自逃荒南来，每欲属文记述经过，以迫于生计，搁置者再。兹趁复活节假期之暇，凭记忆所及，草成此篇，以告关心国故之读者。虽久疏翰墨，文笔枯涩，但追述旧景，事皆从实，尚希海内外广大读者诸君进而教之。
克复开封 反受惩处
在徐蚌会战前刻，便有一种流言遍传军中，那就是关于邱清泉与黄伯韬的「私人恩怨」问题。这事的起因，是由于黄伯韬所部在徐州以东的碾庄被共军陈毅的几个纵队所包围，是时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即令在徐西砀山的邱清泉部驰往援救，激战十一昼夜，黄伯韬卒以粮尽弹绝，全军尽墨。于是，一般人多归咎于邱清泉的救援不力，致使黄伯韬被陈毅吃掉。
当时邱清泉与黄伯韬两个兵团，皆属国军劲旅、在戡乱后期，军情逆转，邱黄二氏，不要说私人感情如何，即以大局而论，亦应知唇亡齿寒，患难与共。何以邱清泉竟会见死不救，坐视友军覆灭，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提起这重公案，说来话长，要想明白内情，必须从徐蚌会战前数月的豫东会战前数月说起：当豫东会战开始时，黄伯韬在豫东受到刘伯承的攻击，当时邱清泉远在鲁西一带搜剿共军，因事实上的需要，邱氏亦奉令参加豫东会战。当即由郸城挥军驰往豫东。大军途次兰封时，适有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率领一群在开封（河南省会）失守时逃出的绅商名流在道旁迎候。竭诚要求邱清泉率部顺道反攻开封，并申述三项理由如下：
（一）参加豫东会战固重要，但收复开封省会，安抚全省的人民，对国内外的影响更大；
（二）收复开封，恢复陇海铁路东西线的交通，对部队调动、补给运输的利益尤大；
（三）凭邱部精锐之师，反攻开封，共军决非敌手，收复省会，只是举手投足之劳，而能解救数万流亡人民的痛苦，何乐而不为？
邱清泉当时对于刘主席和开封绅商们的要求，颇感为难。倒不是有碍私人的情面，而是考虑到自己的责任。如挥军收复开封，势将延阻驰往豫东的行程；若不理他们的请求，又不忍漠视人民的痛苦。在迟疑莫决之下，当即召集高级干部开会，在会议上，咸以为豫东方面战况已趋稳定，即使分兵收复开封，求取速战速决，耽误时间不会太多。于是邱军决定西进向省垣展开全面攻势。经二日激战，盘据开封之共军终被击溃。邱军于收复开封后，又马不停蹄地再驱豫东。在睢县一带与共军刘伯承等股激战一週，各地次第肃清，共军连夜向北逃窜。
当时国防部检讨这次战役，认为黄伯韬战蹟彪炳，特予奖励；至于邱清泉，因延误两日行程，竟予以惩处。问题便由此发生。
接惩罚令 笑了一笑
事实很显明，邱清泉延误两天时间，原是为了收复开封之故，名城失而复得，并未贻误戎机，但国防部居然不承认这件事，认为邱军收复开封，事前未经奉令，属擅自行动，决定予以惩处。
因豫东战役后，中枢作出了奖黄惩邱的处置，于是，有些神经过敏的人，便以为邱黄之间，已有芥蒂，以后邱军奉令解救黄伯韬庄之围，迟迟不能达成任务，终使黄部瓦解冰消，遂有人传说这是邱对黄报以前的「一箭之仇」。
在豫东击败共军刘伯承等役不久，惩罚邱清泉的命令就下达了！我当时适在邱氏的办公处聊天，很留心观察邱对这件事的反应。因为命令尚未到达前，南京方面即已传出「奖黄惩邱」的消息。大家都感到有些诧异。但仅传闻，还不免将信将疑。现在命令真的到了，司令部中人，窃窃私议，如暴风雨之将临。
邱氏接到「惩罚令」时，大略看了一遍，神情如常的笑了一笑，便顺手交给他的参谋长。这位参座把命令拿在手上，也是一面笑、一面看；我看他们都笑，也只好陪着笑一阵，不便多说话。消息传出后，邱军的一般部属却沉不住气了。愤愤不平地纷纷发表意见：「同在一次战役中打胜仗，为什么有『奖』与『惩』的不同处分？」「假如我们不参加豫东会战，黄伯韬单独可以打胜仗吗？」??
邱清泉内心裏反应如何，笔者无法乱加忖测，但他当时看到部属们愤然不平，曾向大家解释说：「上面对下面，就像大人对小孩子一样，打一把、抚一把的，这算不了什么！」
邱氏对此事最露骨的一次表示，是和我们谈到「国防部不承认收复开封」时，显然有一种不愉快的神色，流露在他的眉宇间。但是，这种「不愉快」，绝不是对黄伯韬，而是对国防部。邱氏为人敢作敢为，有时不免略露骄矜之态，但他却是傲上而不凌下。事实上，黄伯韬并没有给他「奖」或「惩」的权力。同时，邱对黄也没有由「羡」生「嫉」的心理。因他把「奖」和「惩」，都看作是一件「算不了什么」的事。事实上，果然不错，当豫东战役结束后不久，邱清泉的第五军便扩编为第二兵团，而邱氏亦升任兵团司令，所谓「惩处」，不过如是而已。
因此，在邱、黄之间，实在找不出有「恨」的根苗存在。既无憎恨，何谈报复，一时的流言蜚语，若非捕风捉影者的揣测之词，便是当时共军方面有意製造的谣言。
同功异酬 共谍杰作
至谈到当时邱军「收复开封」这个问题，假如邱清泉部经过兰封时，不接受豫省主席刘茂恩等人的要求，一直驰往豫东，将刘伯承等股共军击败，自然不会横生枝节，弄出对邱黄「同功异酬」的处分。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当时情势下，开封应不应该收复？
按开封绾毂中原，又是河南的省会。如令其长久落在共军手中，不仅东西交通截断，而且在国际上，亦将发生不良影响。假如不是像邱清泉这样勇于负责的将领，能在行军途次，挥军前往收复，这座开封名城，还不知要多受几许蹂躏哩！
虽然，当时国防部并没有说过开封不应该收复，而只是「不承认」是邱清泉收复的。这样一来，便成了一件「对人不对事」的公案。
有人认为这是由于邱清泉的「骄傲」性格所促成的。这话也许有几分理由。因为邱氏统率精锐，百战功高，除对蒋总统竭诚服从外，对其他的人，一概不大卖账。以致遭到许多人的嫉恨，遂对邱氏的第五军，敢怒而不敢言，不惜多方打击。例如：「第五军的纪律如何坏！」「第五军的官兵如何骄傲！」??只有一样不宣传，那就是「第五军的战绩」。这些指摘与攻讦，多数来自国防部，只要邱清泉到南京去一趟，就能带回来许多的「消息」。
当时也有人怀疑邱黄同功异酬一幕，其实是渗透到国防部的高级共谍的「杰作」，所以要演这么一场戏，其目的却在破坏国军的精诚团结。接着徐蚌会战揭幕，又造出了邱清泉对黄伯韬「见死不救」的谣言，使国军自乱步骤，自陷绝境！
由此可知，邱清泉在徐蚌会战初未能解救黄伯韬的碾庄之围，其真实原因，绝非所谓私人「恩怨」问题而致「救援不力」、甚至「见死不救」。何况邱清泉是个深明大义的人，他何尝不了解到黄伯韬的失利，对整个战役及全国局势所发生的影响为如何！莫说邱黄之间并无「恩怨」，即使有的话，面对紧急战况，也会想到唇亡齿寒，又岂肯因私废公，自取覆亡呢！
当年陈毅怕邱清泉
至黄伯韬被围碾庄，邱清泉救不到黄伯韬的原因，真是「救援不力」？抑或有其他的因素存在，兹据笔者当时亲身目击的实况，叙述如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研究一次战役的成败得失，先要明了双方所使用兵力的多寡，才能作为评论的依据。
当黄伯韬部在碾庄被围时，一般的形势是：
（一）当时陈毅所部窜到徐州地区的兵力，共有十一个纵队。在战斗开始时，陈毅以七个纵队包围黄伯韬，另以四个纵队迎击来援的国军。当战斗进入最高潮时，又加入了刘伯承部的九个纵队，及土共魏凤楼部，和叛军化文、冯治安部，总数在二十个纵队以上，不下五十万人。
邱清泉兵团是以第五军为骨干而扩编的，把第五军原有的三个师，扩编为六个师，成立两个军——第五军及七十军。另配属七十二军、七十四军及一百军的一部（另一部在黄伯韬处），总兵力约有十二万五千人。
敌我兵力的比数，适为四与一之比。虽然在战斗初期，被黄伯韬牵制一部共军，但到黄伯韬被围一週后，粮弹两缺，已失去攻击力量，陈毅只留极小部份兵力及土共、叛军等困住黄伯韬，而把全部力量用以对付邱清泉部的来援，战场上火海人海，惊心动魄，战斗的激烈，为从前所罕见！
（二）邱清泉于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夜间，接到徐州剿总的命令，驰援碾庄，解救黄伯韬之围，十三日即由徐州以西的砀山到徐州，立即马不停蹄、夜以继日的衔枚疾走，十四日晨即到达前线，以第五军在左，七十军在右，担任主攻，而以配属部队担任侧翼掩护及维持后方交通补给线的安全。即刻开始向共军攻击前进。
「围点打援」，本是共军一贯所用的战法。但在这次救黄战役中，却不同以前，陈毅把「打援」改成了「阻援」。这种战略的改变，却增加了邱清泉的困难。因它成为一种坚强的阵地战。
陈毅改变战略的原因，可能是因他以前在苏北曾吃过邱清泉的大亏。过去在盱眙汊涧地区，陈以八对一的优势兵力，猝然向行动中的邱清泉部猛扑。经过一日的剧战，「人海」终在「火海」裏消沉了。
当时陈毅对戍守徐州的国军兵力自然看得很清楚。李弥兵团固守徐州市区不能缺弹，孙元良兵团力量不够，无力解救黄伯韬之围，算来算去只有邱清泉了。这在陈毅的痛苦记忆中会提醒他，这个援军不能「打」——最有效的办法，只有「阻」了。
陈毅既料定邱清泉会由徐州来援，遂于围困黄伯韬时，先在碾庄与徐州之间的鼓山到虎头山、大庙、陈庄、王家园一带，纵横数十里的地区，构筑纵深阵地，以四个纵队的兵力，据守阵地，等待国军。邱军抵达时，陈毅的部队已经等了三天，其阵地更加强到十分坚固的程度。
陈毅对邱、捨打用阻
邱清泉在开始攻击前，已了解了当面敌人的情况，特召集全军高级干部会商怎样打法，要各干部提供意见，计有两案：
（甲）以迂为直——绕过当面的共军，直驱碾庄，打破共军的包围，救出黄伯韬。
（乙）採稳扎稳打战法——先击溃当面的共军，再趋碾庄解黄伯韬之围。
经过一阵论战后，邱清泉卒採取了第二案。理由是：第一案太过冒险，因为邱氏一生的战术思想指导，在「隐」「奇」「变」三个字，而不主张冒险。迂迴到达碾庄，是可能的，但在中途会不会成为黄伯韬第二，却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因为刘伯承有九个纵队摆在邱清泉军的右侧背，威胁太大。迫于当前形势，不能不採取稳扎稳打的战法。
在开始攻击的第一天（十一月十四日），邱部第七十军的冯团，便吃了相当大的苦头。激战一日一夜，始将一个依山带垣的村庄攻下，而全团的伤兵，几达五份之一。这种伤亡数字，创第五军作战以来的最高纪录。因为，这次的战斗，完全变成了攻坚。
这一带的地形，又全是崇山峻岭，好似阶梯一样，一个山头高过一个山头，一直到鼓山，才算达到最高峰。过了鼓山，一泻而下，便可直抵碾庄。在每个山头和每条山岭间，都有共军的坚强工事，而且阵地是纵深配备的。使攻击的部队不仅是攻坚，更要仰攻。
本来，邱清泉是不主张夜战的。因夜间难以观测，不能发挥优良武器的最大效力。这时的情形可不同了。水不紧，鱼不跳。徐州剿总的电令，不断的传来。迫着邱清泉打破向例，进行夜战。
因此，战斗的重点，已由长兵转为短兵了。「长兵短用」，是是第五军在抗战时的名言，毕竟对共作战与抗日不同。放弃优势火力，而与共军短兵相接，是捨长取短，徒增伤亡。而邱清泉亦在所不计。每到黄昏后，即能看到星光（曳光弹）直飞，火花乱溅，纵横数十里，全成了一片火海。
经过四昼夜的血战，幸将鼓山攻克，进展虽嫌滞迟，亦算差强人意。从鼓山往东的山势，一泻而下，直趋碾庄，已是指顾间事。
刘伯承部 突然杀到
战局进展至此，忽起波澜。就在攻克鼓山的当夜，刘伯承突以九个纵队直叩邱清泉的右侧背，并扬言当夜即要攻佔徐州飞机场。这一着棋，正打中邱清泉的要害。亦是这次战局胜负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
刘伯承的企图，可不算小。据俘虏供说：刘攻佔徐州飞机场的目的，是想打断邱清泉的后方交通，把李弥、邱清泉、黄伯韬截成三段，分别予以包围，然后再各个击破。以当日在徐州、宿县的五十万共军来说，似有这么一试的可能。
刘伯承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下，又使邱清泉面临一个大难题——「救人」与「救己」孰先孰后？不错，邱军攻下鼓山，已掌握了胜利的锁钥，如继续东进，指日可到碾庄，救援黄伯韬出重围。但是，邱军后方交通如被刘伯承截断，亦有被包围的可能，纵令与黄伯韬在碾庄会师，能否一同冲出包围，实在没有把握。同时，徐州剿总也没有部队派出来策应。复经过全军高级干部会商议定：「救人先救己」的决策，连夜调动部队支援右侧背，因为七十军在邱兵团的右翼，比较接近刘伯承的攻击点。邱清泉当即决定由七十军派队前往阻击刘伯承部，并限在翌晨拂晓前务要赶到目的地，加入战斗。当笔者从火线上把部队抽出时，已是夜间九时二十分。因时限急迫，立即开始行动，连夜衔枚疾走，勇往直前。至凌晨五时便已赶到。
这时，七十二军、七十四军都受到刘伯承部的猛烈攻击，已有精疲力竭之势。笔者不敢稍失时机，即令全军立刻摸到刘伯承部的右侧背，出其不意，以排山倒海之势，予以致命冲击。刘部不虞有此，顿感惊惶失措，锐气尽折，七十二军、七十四军见有援军赶到，亦鼓起勇气，乘机夹击。只听得共军阵地裏一声吶喊：「第五军来了！」便纷纷向后逃退，笔者率众一追二十里，始停止前进。
当是时也，刘伯承、陈毅以第五军主力南调，乃迅即转移兵力，向碾庄及鼓山方面大施压力。因邱清泉从第一线抽调部队对付刘伯承时，鼓山一带的战斗已稍缓和，陈毅便乘机向黄伯韬缩小包围。这时黄伯韬已被围经旬，弹尽粮绝，已濒山穷水尽之惨境！等到邱清泉击退刘伯承，再转用兵力加紧东进时，鼓山又告失守，经过一场惨烈争夺，虽能再把鼓山攻下，而黄伯韬的噩耗已经传到了！
邱清泉听到黄伯韬自戕殉职消息，曾为之震惊异常，不禁悲愤地说：「能征惯战的将领又少一人！」当时有人提出：「黄伯韬壮烈牺牲，会不会有人责怪我们救援不力？」邱氏却很严肃的说：「问良心，我们总算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邱氏此言，确有事实证明，在援救黄伯韬一役中，邱军的伤亡数字已超过豫东会战的数倍。似不能再说他「救援不力」了！
检讨功罪、刘峙有责
一般检讨救援黄伯韬这个问题，多把责任推到邱清泉的身上，他是直接负责指挥解围部队作战的高级长官。事实上还有人要比邱清泉负着更重大的责任，那人是谁？就是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刘峙在救援黄伯韬战役中，究竟犯有什么错误呢？如今旧事重提，最主要的计有以下两项：
一、时间的耽误：时间，是关係战争胜负的最主要因素。所以邱清泉曾说：「打仗就是打时间。」这个道理，倒是一般人都能够理解的。例如：两军对垒，如先敌一分钟佔领有利地势，就可藉「地利」之助，佔到便宜，而把来犯的敌人予以重大打击。否则，便受制于敌人，不仅增加伤亡，甚至功亏一篑！邱清泉在救援黄伯韬战役中便遭遇到这种情形，如要认真追究责任，徐州剿总刘峙不能辞其咎。
刘峙
当邱清泉在砀山奉命援黄，开始採取行动时，黄伯韬已经被围三日了。陈毅便利用这三日两夜的充份时间，把「阻援」部队配备在鼓山以西纵深数十里的崇山峻岭地带，完成了坚强阵地的构筑，使邱清泉的救援行动，完全成了仰攻及攻坚的阵地战。事实上，剿总的命令是可以早两日发出的。
假如能在黄伯韬被围之日，即令邱军迅速驰援，纵令陈毅派有四个纵队阻援，但因无坚强工事作为有力掩护，凭着邱清泉的激昂士气、优越火力，对付劣势装备的共军，大可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决不需要四昼夜的浴血奋战，始能攻到鼓山。
又假如邱清泉的行动「神速」，必令共军陷于忙乱，失去充份準备和部署的时间，纵令刘伯承要在最紧急的关头加入战斗，亦不可能及时赶到，邱军又何至会有后顾之忧！
迟疑不为、贻误戎机
因为刘峙耽误了三天宝贵时间，才使邱清泉陷入了陈毅在鼓山以西所设的陷阱——纵深数十里的坚强阵地，寄身锋刃，浴血苦战，亦不能得到迅速的进展。「迟疑与不为，都能陷军队于危殆」虽是典範令上的原则，亦是给刘峙将军的写照。因为他「迟疑」、「不为」，白费了三天的宝贵时间，不令陷邱清泉于「危殆」，更连带的送掉了黄伯韬！
记得在那年十一月十二日夜间，邱清泉接到刘峙总司令的电话，十三日拂晓即出发，下午到达徐州并未停留，夜以继日的前进，十四日晨，已进抵共军阵地前线，即开始部署攻击，可说绝未误时间。如是说邱军误的话，只有十二日接过电话午夜后的那段时间，邱军不曾夤夜出发。不，刘峙总司令在电话裏，只叫邱清泉明天到徐州接受「新任务」，并没有说明是救援黄伯韬。这可能是刘峙的精细处，没有过早暴露企图，或由于电话中不便明说吧。纵令这裏有所耽误，也是不能写在邱清泉的账上的。
因此，在援救黄伯韬战役的开始，已蕴藏了失败的因素——没有把握时间，捕捉战机。这是刘峙总司令在援黄战役中，应负的第一项责任。
旧事重提、犹深叹息
二、指挥不适当：前面已经叙过，邱清泉援救黄伯韬失败的主要关键是因刘伯承部猝然加入战斗，要切断邱军的后路。一个邱清泉对付陈毅及刘伯承两个人；一个兵团要和将近五十万的共军战斗，这是多么艰巨的一个任务。否则，凭邱军装备之佳、锐气之盛，没有救不出黄伯韬之理。根据过去的战例，邱清泉曾在苏北盱眙、天良一带把陈毅所部打得落花流水；又曾在鲁西鉅野，把刘伯承部打得溃不成军。为什么邱军在徐州不能取胜呢？一对一则可，一对二则兵力太相悬殊，如能保持不败，已属难能可贵，还能期望邱军把陈毅、刘伯承一齐打垮？
邱清泉激战身亡
刘伯承参入战斗后，刘峙总司令又没有作出适当的处置，依当时的情况，最低限度有两件事是可以做得到的：
（甲）刘伯承部由宿县到徐州，不是一蹴可及的。而且他是几个纵队的大部队行动，即使是一个麻雀飞过，也会有一个影呀！不能说一个大部队的行动，竟毫无蛛丝马迹可寻？唯一的卸责办法，只有说当时徐州剿匪总部没有情报。
假如徐州剿总能即时侦知刘伯承部的行动，事先作出适当的处置，便不会影响到全局。或儘早告知邱清泉作适当準备，也免得事起仓卒，手忙足乱，要连夜从前方抽调部队去稳定侧背，而鬆驰了第一线的战斗。
由于徐州剿总没有情报，而邱清泉也只注视当面的情况，没有顾到以外的变化。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至今回忆，犹深叹息！
（乙）李弥的部队，不是一个不能打的兵团。在抗战时期，扫归杜聿明指挥，曾有甚多表现。但在徐蚌战役中，始终被剿总「冻结」在徐州，使它没有一显身手的机会，诚令人不可解！
当刘伯承攻击邱清泉侧背时，如按当时实际情况而言，李弥兵团早就应该要行动了，不知为了什么，宁愿坐视战局逐日恶化，亦不肯动用李弥部队，这是刘峙总司令的最大失策处！
综合以上所述各节，可知援黄失败的癥结是：
第一、当邱清泉攻克鼓山，已胜利在望时，忽然半途杀出李逵，拦腰一击，影响全局。倘刘伯承不在最紧急关头，突然加入战斗，由陈毅一人独战邱清泉，则援黄战役即可胜利结束。因纵深数十里的坚强阵地，已被邱军攻克，制胜锁钥的鼓山，已握在邱清泉手裏，从此直下碾庄，轻而易举，怎会遭到失败？
第二、陈毅、刘伯承已经合力对付邱清泉，而放在徐州的李弥、孙元良等兵团，却都坐在城上观虎斗，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亦不立即谋求对策，任令邱清泉从援黄火线上抽出部队，再回头去对付刘伯承。如此一来，无异放弃了救援黄伯韬。最低限度，已予陈毅以解决黄伯韬的机会。
所以，我的结论是：援黄失败的癥结，绝非邱清泉「救援不力」，而实由于徐州国军未能合力对付陈毅、刘伯承有以致之！
马步芳马鸿逵貌合神离
——给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
马鸿逵
三十八年我被「撤职查办」案，完全由于青海兵团三十七年剿共不力，丧师失地，马步芳为掩饰自己过失，诬控我「擅自撤兵」而引起。前经函行政院、立法院，说明事实经过，请求彻查事实真象，秉公处理。无奈其时大局紊乱，蒋公下野，中枢纷乱，宵小弄权，凡我所陈，均无下文，因此我「职被撤」（其实我已无职可撤），但未获查办，不胜遗憾。至今时十余年，事过境迁，再求「查办」平反，殆已无可能，惟一任冤沉海底，实有未甘，爰就马步芳父子当时在西北私心自用，迫害我部种种措施，写了一封公开信给马步芳。谁是谁非？马步芳父子心裹明白，期与对质检讨，此信发表后，马步芳噤若寒蝉，迄未敢作答，其羞愧乎？良心发现乎，无可申辩乎？未便妄加悬揣，兹将该信原稿附录如后，用作历史见证：（此信为存真起见，完全照先曾祖亲笔原稿一字不易抄录。爱玲谨注）【按：「爱玲」，即马爱玲，马鸿逵曾孙女，马鸿逵口述回忆成书整理者。】
马鸿达
子香大鑒：
西北沦陷十有四年矣！未曾一面，亦从未通信。李宗仁挟嫌报私，妄以「撤职查办」罪名加诸于我，亦十有四年。我现年已七十，不愿长久蒙此不白之冤，使今日国人误解，将来历史失真，特愿表而出之，以明真相，而辨是非。幸垂察焉：
（一）无「职」可「撤」，「查办」何来？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于三十五年冬召开製宪国民大会于首都，原通缉有案之宁夏共党匪徒雷启霖（雷后出任共匪西北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及宁夏省府委员，可为铁证），以非法手段取得代表资格，出席大会，对鸿逵大肆攻击，曾一再请求中央澈查究办，均置若罔闻。鸿逵于此时，即深感国家纪纲不振，已萌退志。迨三十七年，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拟编组三军新军，鸿逵曾密电今总统蒋公略称：陕甘之人，身强力壮，是最好的士兵，但军中干部，万不可用陕甘一人，因现长官公署所用之干部，尽是杨虎城、邓宝珊之旧部，全属共产党员，万不可用。嗣奉总统严电申斥：「要和睦同僚，不可乱道。」主管机关并将我之密电，分送兰州张治中、郭寄峤，及新疆陶峙岳等传阅，鸿逵以耿耿赤诚，公忠谋国之心，既未能取信于中央，复开罪于地方，去志益坚。三十七年秋，一日在兰州张治中家中用餐，顺询当时甘省主席郭寄峤氏：「补充援榆林之役伤亡八千人之新兵，何时拨出？」郭答：「汉人不替回回当兵。」我说：「那末，回回也不能替汉人当兵。」在座省议会议长张维及地方闻人水梓，急起劝解说：「大家不必争执，这事由我们以地方人资格负责解决。」鸿逵一向主张泯除回汉界线，息争为国，不意郭氏以肩负省政重任之封疆大吏，竟有挑拨回汉情感，製造乱源。鸿逵以与素志相违，难以协力合作，亟思勇退。总统于三十七年十一月（按：应係卅八年一月）通电引退后，鸿逵为报答总统三代知遇之恩，绝不愿再为第二人作部下，亦决心告退，故于三十七年十一、十二两月，四次连电中央，请辞本兼各职，于是年十二月奉行政院令，准予给假回籍养病，宁夏省主席职务，另由行政院委人代理，并呈报备查在案，即离宁往兰州家中养病。军事方面，自国军编遣会议后，鸿逵所部已改为宁夏兵团，兵团司令官并已由中央另委人接替，直接接受西北行辕指挥，后西北行辕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张治中为长官，鸿逵为副长官之一，早已识破张治中卖身投靠的勾当，曾五次电请中央收回成命，决不就任副长官之职，并将副长官之委任令、印信及每月薪饷，完全退回。总统曾迭电申斥说：「不听话」，但鸿逵宁愿受申斥，始终未曾就任。三十八年春，鲍尔汉、陶峙岳由新疆来兰，与张治中等人每夜秘密商讨「亲俄拥毛计划」，当时西北人人皆知，甘省主席郭寄峤氏，常与三人同在一起，不知曾否向中央报告？鸿逵以在养病期间，不敢多言，惟恐既难取信于中央，复激怒总统。综上以观，鸿逵在政治、军事两方面职务，早已交代清楚，无官守、无职责、纯粹一平民身份而已。试问无职责之人，何来「撤职」？更何来「查办」？李宗仁私心自用，故入人罪，马步芳嫁祸诿过，借刀杀人，居心可诛。此种乱命鸿逵誓死绝不接受，现正呈请中央澈底查究。若鸿逵罪有应得，应严厉依法治罪，若与鸿逵无关，亦应早为昭雪，免鸿逵长此遭受不白之冤。若不「查」，亦不「办」，视同儿戏具文，则政府威信何在？
（二）对共匪作战经过的事实
三十八年夏，胡宗南自西安撤至宝鸡，你父子要放弃陇东。是时我在兰州养病，在话报机上听你父子商谈，马继援说：「尕人（指胡宗南）已经野鸡（西北土语，即溜走之意），我们不能一家打仗。」并决定分两路撤兵，一路由临洮抵河洲；又一路过黄河，由景泰到河西。我在电话上曾力劝你们父子万万不可放弃陇东，到万不得已时，宁可放弃宁夏，也须集中军力坚守陇东。当时宁夏父老及你我两家的亲友们并宁夏部队全体官长，都一致反对，说你是「狼子野心」「毫无天良」，万不可合作。此时正京沪撤退，政府迁移广州之真空时期，我以在野之身，扶病垂涕而道，力劝大家秉于「同舟共济」的大义，相忍为国，通力合作，以挽此危局。终于说服。此完全基于地方及国家利益设想，你父子以武力霸佔陇东有年，平时派兵、派鎗、派马、派款、派给养、派服装??横徵暴敛，民不堪命，到危难时，与敌人尚有数千里之遥，未放一枪，即闻风先逃，诚不知国家养兵是为何用？地方竭力供应驻军，又为何来？迨宁夏八万大军，兼程赶到平凉，你父子又变更原议，不惜以宁、青两省十余万国军，为个人沽名钓誉之资，欲出兵攻取西安。我从旁力劝不可，盖军事贵知虚实，更须知己知彼，稳扎稳打，不可孤军深入，自投罗网。我并建议：一面连络宝鸡胡宗南大军，一面将宁青军队控制在长武原一带，步步为营，逐步推进，以收复西安，你父子也完全不听。当时敌军彭德怀部，原不足虑，而敌军十八、十九两兵团，己自太原调动，严阵以待。子香你记得你答覆我的话：「你不要再管，完全交给尕娃（指马继援）。」从此西北局势日趋恶化。再愿补充说明一点：宁夏军队，于七昼夜中，不眠不休，马不停蹄地赶到平凉后，疲惫大军被放置在永寿、监军镇、乾州、澧泉等地方，将彭德怀部队，节节击破，溃不成军，直抵咸阳西二十里堡。你父子恐怕宁夏军队取得咸阳，进而收复西安。马继援遂令将他自己之部队换了宁夏军队之阵地，此时敌军十八兵团援咸阳之两营兵到达，青海骑兵攻咸阳时，死伤数千人，你父子失魂丧胆，将青军撤至泾河以西，仍教宁夏军队接防阵地，翻云覆雨，纯以私利为出发点。此时敌军十八、十九两兵团已到达西安以西，你父子续将青海军队撤至六盘山会宁以西，士无斗志，溃不成军，已无法掌握，又拟将宁夏兵团改为陇东兵团，防守陇东以卢忠良为兵团司令官。卢以军队之番号，应由中央统一规定，辞不敢受，卢将宁夏军队集结于平凉西瓦亭、白杨林等地方，与敌人十八、十九兵团浴血苦战三昼夜，消灭敌人三万余人，瓦亭河水皆赤。此时，马继援在六盘山顶袖手观望，青海某参谋建议：「现在我们出一支有力部队，绕至平凉以东，截断敌人后路，可以得最大之胜利。」马继援答：「管烂吊哩（最下流的骂人话，即管他妈的意思）！」当时卢忠良之连络参谋，在旁亲耳所闻，你父子险诈自私，欲藉机消灭友军，坐观成败，犹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而西北之大局日非，从此不堪收拾矣！当初宁夏军队攻下永寿、监军镇、乾州、澧泉直抵咸阳时，青海军队未参加一人，未放一鎗，你父子欺骗世人，作虚伪宣传，使全国以至海外报纸，都为你父子大吹特吹，大捧特捧，未提宁夏军队流血苦战一字。此种欲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欺世盗名之行为，当知人间之有羞耻事吗？又三十六年，广东部队，千里迢迢，空运驰援陇东，开抵战场后，即被你父子暗中嗾使青海部队开鎗射击，对方打旗语不听，吹号音不理，青海军只是高声大叫：「打死瓦达尔瓦」（瓦达尔瓦是马步芳父子给南方人的绰号，含有轻侮意），致粤军死伤纍纍，武器尽被青海军掳掠以去。此种萁荳相煎，自相残杀，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行为，尤为可耻可恨。不知中央为何竟未对马步芳父子予以处分，为军纪伸张正义。
（三）清还欠饷
三十八年四、五、六三个月宁夏军队之薪饷。此三个月正是宁夏军队，在平凉以东、西安以西，出生入死，浴血苦战时期之薪饷。你以蒙混欺骗之手段，在广州完全骗去，分文未发，此係国家公款，宁夏官兵以血汗换来应得之薪饷，不得移作他用，更不得饱入私囊，用途方面，应有明白之交代。由韩战中重投祖国怀抱之反共义士，宁夏官兵三百余人，现均在台。此等官兵三十八年四、五、六三个月之薪饷，应扫数发清，余款请解缴国库，以救济由大陆逃出、投奔自由之苦难同胞。又西北地方寒冷，翌年服装，须于前一年染布、晒布、剪製。始能赶上时令，鸿逵于三十七年预垫三十八年之宁夏军队服装费，也被你在广州由主管机关中全部骗去，此款亦应清还归垫。
（四）与李、白微妙的关係
抗战爆发后，鸿逵于重庆第一次与白崇禧相见，临别前夕，白氏过访，作长夜谈。白先问华北回教情形，次及西北，问到马步芳的为人，当坦率直告：「马步芳目不识丁，愚昧无知，阴险成性，猜疑心重，与任何人不易合作。回教係讲修身、讲后事，今后你只用你的『白崇禧』三个字，为国服务即可，因你已有崇高的声望和地位，不必再借回教名义，将大的活动範围反而缩小。」白又问：「抗战初期，中央将宁青两省军队编组为十七集团军，马步芳为何不听你指挥？」我答：「不知。以情理言，我个人对马步芳不无帮助之处。过去孙殿英以青海屯垦督办名义，欲假道宁夏赴青海，鸿逵首先抗拒。」申言：「绝不容一个土匪在甘、宁、青三省横行。」战事进行已久，马步芳始率同韩奇功旅约三千余人来宁，孙殿英以全力猛攻李岗堡时，马步芳胆怯乘夜私逃。鸿逵请家兄马子佩追赶至离宁夏省城百余里外之叶昇堡，百般劝解说：「宁夏全体官兵身家性命，都在宁夏，你一人何惧之有？」将其劝回，从此宁夏军对马步芳之心毒胆小，都留有深刻之印象，并资为笑谈。所得孙殿英之战利品，全部陈列省城东教场，任其选取，临行并将先父生前所坐之汽车赠与。讨孙之役鸿逵独力苦撑四个月，未得任何方面一文钱、一枝枪，得免西北大局之糜烂。战事结束，以青海军队无番号，即保荐马步芳任军师长职，朱绍良说：「邓宝珊老资格，尚无军长职，何有于马步芳？」我说：「邓宝珊勾结孙殿英，截有往来信件为凭，若有困难，我愿以我之十一军番号相让。」结果，取得暂编一百师及暂编第二军军长名义。由过去事实言之，我对马步芳只有「恩」「好处」，并无「坏处」，现在反对由十七集团军指挥，诚不知其用意何在？」与白一夕谈，似颇不投机，后白来西北公干，先到宁夏，相见不提「青海」一个字，以有成见在胸。到河西后转青海，鸿逵请家兄马鸿宾陪同随行，抵兰州后与朱绍良长官晤谈。白问：「马步芳究竟什么意思？」朱答：「要当青海省主席。」白说：「保他主席。」朱说：「马勋丞（马麟字）忠厚长者，与番、汉、回相处感情极融洽，将其置诸何地？」白说：「保他国府委员。」马步芳于白崇禧到达西宁时，唆使中学、师範教员，向马麟家中索薪请愿，马麟家中为防止群众暴动，曾打伤一教员。马步芳即借词「纵子行兇」向白控告马麟，马鸿宾于送白至西安后返宁，鸿逵问其沿途经过情形，所告有如上述。鸿逵并责马鸿宾道：「教员索薪，欠薪係马麟去阿拉伯朝圣，马步芳代理省主席时所欠下。又马麟在青海河州两处家庭，都被马步芳派其部下化装土匪，洗劫一空，此两点何不向白说明？莫非是藉机报复当年马文车、雷中天在兰州扣留你时，马麟未加声援的旧仇吗？」马鸿宾只是支吾其词。马步芳于发表青省主席后，即向马麟家族派两万两黄金，金条、金叶、砂金等搜罗一空，不足之数，将妇女之首饰抵缴，用途方面不得而知。白崇禧并派其亲信安×及其外甥海×，分别到青襄助军政事务，但未及两月，二人均被驱逐出境。
三十八年三月，鸿逵于兰州养病时，奉当时代总统李宗仁电召：「有要事相商，请来晋一行。」抵晋后，适逢召开会议，讨论西北问题。李、白对过去西北军政措施，均攻击不遣余力。会议席上，破口大骂道：「新疆一个兵所费，等于内地十个兵，你们在西北以数千辆汽车走私、做生意、贩黄金，到后来向中央人员送几个哈密瓜，以堵塞人口。今后中央人员绝不要你们的哈密瓜，并将新疆军队即日撤至关内，停发薪饷。」云云。当时甘省主席郭寄峤亦在座，一言未发，散会走出走廊，郭氏悻悻地骂道：「混账王八蛋！」鸿逵叱道：「你当面不说，退有后言，何用？」并顺道：「现在别话不谈，只问你甘肃新编三军，你用陈学浩、韩练城（在鸿逵部队由学兵至团附，係用『韩圭璋』名，暴露共党身份后，私逃易今名）李翰园等人为干部，这些人都是由我部队中私自逃走、通缉有案的人，你想以汉制回，实则害了国家。以新军成一连叛变一连，成一营叛变一营，徒增加敌人力量而已。」郭尚未及答，此时李宗仁另邀鸿逵至其办公室说：「将发表马步芳为长官，你要顾全大局多帮忙。」鸿逵当答：「用人是国家特权，鸿逵不敢赞一词，愿以局外人在野之身，予以协助。」李当时拍拍鸿逵肩膀道：「慷慨！慷慨！好兄弟，快回去罢！」鸿逵当日拟去沪转奉化，谒见蒋公总裁，李、白二人均坚持不可，南京撤守之夜，鸿逵由京去沪，适奉化大雨，机场无法降落在沪等待期间，遇何院长敬之催道：「你还逗留在此，準备作俘虏吗？」此次未得见蒋总裁，心中不无怏怏。离沪过汉时，白崇禧派员接至武昌谈话时夏威在座，白又将「顾全大局」的话，反覆叮咛一番，并託带一信给马步芳，当告：「见面与否，不得而知，信中机密，恕不负责。」飞返兰州抵寓，得悉郭寄峤已发表代理长官职，急往道贺，当说：「西北现局，危险万状，我们当以『一母同胞』的精神，来挽救危局」。郭说：「你干，我不干！」我答：「我想前三年，中央可将西北责任交给我干，但中央不要我。」郭说：「那么教子香干。」我心中暗想，李、白早已内定马子香了，郭即打电话给马步芳，约至兰州会商，答覆：「不来，可派人前往。」郭当即请鸿逵往青海一行，我答：「青海不去，若由兰州至青海之中途站，我可一去，并须持你之亲笔信前往。」郭信写就，持往享堂与马步芳相见，即将李、白、郭等人之信件及意见转达。马步芳毫不迟疑地，连一句客气话也未说，就答应愿意受任长官之职，经过情形如此，外传「享堂会议」，实无其事。
马步芳就任长官后，即传知甘、宁、青三省各县，献旗献马。兰州市上，充满此类代表，荒淫无度，夜夜笙歌，酣舞达旦。曾请鸿逵四、五次未去，后以无法推辞，曾去一次，见正拥两美貌少女，轮流跳舞，当间此两少女是何处人？告以「天水周子扬的孙女。」听后，不觉汗流浃背，既惨杀其祖父，复污辱其孙女，今日在长官公署礼堂内，天水人不知多少，陇南人又不知多少，他们心中作何感想呢？又问歌舞团中，有多少回教少女？答：「无一人，回教少女以宗教关係，不能参加歌舞团，故尽是汉人。」其蹂躏汉人处又如此。未几，两少女被通知出来，分坐我之左右，我未看一眼，即掉头而去，心中感伤万分，一夜未能入睡。翌日往长官公署小楼长谈，劝其停止各省县代表献旗献马之举；一块小绸，所值无几，而各县摊派，奚止万倍，以恤民力，并体民艰。又说：「现在大敌当前，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何忍通宵跳舞作乐，置作战大计于不颅？」马步芳未答一语，因这犯了他的大忌，过去从无一人，敢这样地说他。
于此，更愿补充说明一点：有一次马步芳、刘任与鸿逵相遇，问我病情。我答：「尚未好。」马步芳说：「那末，你到美国看病去，我向中央替你要护照，这裏一切由我负责，没关係。」言毕，即请刘任起草电文，我于返抵家中，即电话刘任：「马子香已兼青海省主席，现又想兼甘、宁两省主席，如此作法，是否适当？」刘答：「李、阎两先生都是自家人，没关係。」翌日即扣留阎院长由广州发来之电报，令持密电本往信局检查后取去。告以：「不要，也不取。」又翌日飞穗，李宗仁约见，开头第一句话即问：「刘任（为李白之心腹私人）任甘省主席如何？」答称：「此权在中央。」又问：「刘与地方相处感情如何？」答称：「不知。」李以不得要领，只说：「改日再谈。」拟第二日去台，谒总裁，不许。当晚与阎百川院长相见，阎说：「你的命令尚未发表。」当告：「什么命令，」答：「甘省主席。」当告：「我并无此要求且时间已嫌太晚。若早在二、三年前，不但攻下三边后，直驱长安，并可帮太原的忙。现在已兵临城下，缓不济急，请万勿发表。」阎又说：「子香派来四代表，愿自兼甘省主席。」我说：「那很好，事权统一。」阎说：「这样的命令，我如何发表得出呢？」阎又问：「你出国医病的护照怎么？」我说：「出国医病，倒有此意，但际此国家危难之际，焉能忍心为个人生命，远离乡邦呢？」阎说：「我去电报请马子香保你一下。」我说：「马子香是什么东西，他土匪出身，有什么资格保我呢？」翌日欲去台，李宗仁派刘参军长赶来旅社，百般劝阻，白崇禧亦同样阻止。但终于坚持赴台之行。见总裁当说：「愿作侍从副官，以报三十余年知遇之恩。」总裁催返，即告以：「宁夏军队武器仍为六五口径，美援武器连一支枪也未见着，每一兵仅配有几十粒六五口径枪弹，回去又有何用？」当以电话询问日本有关方面：「有无此项枪弹？」答：「自日本投降后，此种枪弹，早已投诸大海，不再製造。」当晚国防部顾墨三部长自广州来电话称：「新疆尚有五、六百万此种枪弹，可用飞机运宁夏。」当答以：「现在西北飞机汽油奇缺，恐于事无补。」当日陈辞修先生劝说，并送往机场，即由台飞香港，停二日，康玉书监委，衔李、阎命由穗去港，责以大义，不得已再赴穗一行，当晚发表主甘令，即请康转达阎百川院长：「敌人已兵临城下，空名无补时艰，务请收回成命。」白崇禧来电话：「你为什么还不回去？」我问：「回到何处去？」白说：「打仗去。」我说：「马步芳早已不打了。」白说：「青海军队师长马成德，不是阵亡了吗？怎能说不打了呢？」我问：「你知道马成德是在什么时候阵亡的？早在三十六年粤军援陇东，收缴粤军鎗械，乱打一阵时，马成德在民间强姦妇女，被愤怒的人民打死的。西北局势糟到今日地步，其前因后果，你白崇禧应该负其责。」言毕，即将话机重重挂起。翌日，马步芳由青海飞来广州，当晚在李宗仁寓所开会，并拟定援助兰州方案。除李、阎外，顾墨三及胡宗南代表均与会，鸿逵未坐在会议席上，却远坐在一沙发上，看所拟方案，均不切合实际，难以行通，忍不住起立发言道：「我今以局外人来参与会议，在未讨论本方案前，先请问马长官几件事：一、当初为什么轻举妄动，不听我建议，孤军深入，欲攻取西安，徒劳无功，而整个作战大计，亦遭破坏？二、既抵咸阳，为何又不在咸阳和西安地区决战？又撤至六盘山、会宁以西，希保全实力，牺牲友军？三、在兰州三月，荒淫无度，骚扰民间，献旗献马，忠言不纳，是何居心？请在李代总统、阎院长及各部长负责人前，予以明白答覆。」马步芳呆若木鸡，低头不语，催问再三再四，也哑口无言。我又说：「你不但无军事常识，连普通常识也缺乏，今日肩负一方面军政大任，职责所在，会议席上，为什么不说话呢？」马步芳仍一言不发，局面很僵。李宗仁说：「过去的不必再谈，要图补救今后。」我即将方案提出修正意见，被李宗仁全部採纳，连称：「好，好！卓有见地，即照此修正方案实行，你们二位明天天亮回去。」李宗仁发出对我「撤职查办」命令时，是否将鸿逵在其寓所，向马步芳质问的一番话，已忘得一乾二净，完全置诸脑后呢？不然，不致与事实背谬如此。散会后，马步芳上车时，自承错误道；「骂我真对。」午夜有马步芳亲信来告：「飞机在兰州已无法降落，飞青海你性命难保，或留置青海作了俘虏。」我始恍然大悟。翌日，即包民航机，逕飞宁夏。四日内，兰州、青海、河西相继沦陷，西北仅剩宁夏一隅之地。由广飞抵宁夏之次日，傅作义自包头来电话说：「平凉瓦亭之役，双方伤亡惨重，毛主席的意思，今后我们休战合作。」鸿逵断然拒绝。傅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其他挑拨离间的话尚多，我说：「军人守土有责，我祇是守军人本份，尽国民责任，不问其他，并本汉贼不两立的大义，非打不可，有一枪打一枪，有一弹打一弹。傅说：「打不了呢？」我说：「走呀！」传说：「走不脱呢！」我说：「死呀！」傅以奸计难售，即折返北平。鸿逵复以私人身份，旧日袍泽之谊，约集宁夏军队官长，告以大义，并勉励大家下定决心，在宁夏境内作一决战，计议既定，由卢忠良部在青铜峡口布防，并决定战至最后一人时，将轻重武器投掷黄河裏，亦不资敌，布置既定，适奉总裁急电，召往重庆。宁境战事一起，宁夏官兵，果未负所期，在投敌后已改编完成之前国军八十一军（马敦靖）及高双城部，并敌军十八、十九两兵团，四面环攻之下，血战两画夜，毙敌无算。终至弹尽援绝，照预定计划，将轻重武器投掷黄河内，官兵解甲归田。即敌人亦认为富有英雄气概，敬畏有加，未曾杀害一人。青海军队，除在咸阳以骑兵攻城，开世界战史未有之奇闻，并活埋已无斗志、环跪马前、请求「饶命」投降来归之敌军，将其女眷分配士兵轮姦；和以高价向西安方面私购整箱中正式步枪，不知多少外，试问在你的防区陇东、青海内什么地方，作过一次战？大陆沦陷后，你们还在报纸上捏造新闻说：「我的部下在什么地方打游击，与我有联繫。」来蒙蔽中央，欺骗世人，即有人打游击，亦其个人反暴政之奋斗精神，与你父子丝毫无干，青海官兵及人民，痛恨你父子多年的残暴统治，恨不得食其肉，而剥其皮。你我现在都是历史上的罪人，我从不敢也羞愧对人说「我的部下打游击」的事。同时，也希望你们父子稍顾颜面，不要一住在台北，一远在海外，安富尊荣，却口口声声高谈「在青海打游击」的事。凡从中国大陆去沙乌地阿拉伯朝圣之回教人，马步芳均向中央诡称为其游击队之代表，此种无耻谰言，实属自欺欺人。游击队既派代表前来迎驾，为何你父子竟无一人回到青海去打游击呢？
（五）丑史的一斑
马步芳
你目不识丁，十句中国话也难说得清楚。且淫乱成性，罔顾伦常，在驻在地区，常以绑票方式，威逼强姦良家妇女，部下女眷亦难倖免。即近等血亲，也横遭强暴。马玉兰事件，仅其中千万分之一而已，其他慑于淫威，不敢声张者，不知凡几，马玉兰事件发生，骇人听闻，腾笑中外。马继援和你的情妇等一干人，在台北东方饭店，每天请一部分立、监委员喫饭，藉谋疏通和缓，并压下此案件。对外声称：「马玉兰是神经病，已成疯人，存心敲榨。」一味栽诬，希图诿罪。迨监察院之调查报告发表，中外人士莫不对马玉兰表示最大之同情，捐助衣物，汇寄款项，络绎不绝。芝加哥华侨医生夫妇，并愿资助马玉兰生活及学费所需，来美就学，两相对比，不知你们作何感想，大陆沦陷，中共曾以你姦淫妇女之裸体照片，在北平展览半年，在青海展览一年，任人参观。此係一国际共党伪装天主教神父德国人，在青海所摄及你自己所摄，撤退时未及携出或毁坏之照片。中央各机关派赴青海公干之人员，及各友军派赴青岛监马之人员，轻则遭你驱逐出境，重则遭你暗枪打死或予活埋者，不知多少？事例俱在，何以覆按。你以「撤职议处」待罪之身，居然发表为「驻沙乌地阿拉伯国大使」，不但「撤职议处」未见下文，且官升一等，令人惊异不置。你荣任大使，固然踌躇满志，试问你与你同时被李宗仁所「撤职查办」的我，又将置诸何地？「撤职」云云，无「职」可「撤」，已如前述。若认为连带负责，同一事体，同一纸命令公布，对你既有下文，对我亦应有个清清白白地交代。法贵得其平，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何以厚于此，而薄于彼呢？我这话并非对你有何奢望，只是希望我政府有个公平的处置办法。否则，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难以杜天下悠悠之口。当此乱命发表时，阎百川院长曾召见监委康玉书面告：「此举（指「撤职查办」令）纯为对付立、监委员，使少云受了委屈。」云云。阎又直接将此意电达本人，国有法纪，责任是非应求分明，岂能为应付他人，而以鸿逵为替罪羔羊？再说李宗仁于代总统期间，失去京沪等东南半壁河山；白崇禧于华中军政长官任内，失去武汉等中部地区。何以无一见引咎自劾？一未见有何处分？岂其是「责人也重，责己也轻」吗？
（六）罪行举例
自民国二年张广建督甘时期起，至大陆沦陷时止，三十余年来，马步芳之父马麒及马步芳本人，把持垄断青海金矿，视同私产，从未向国家缴交分厘，但向张氏（治中）左右纳贿不少。当时随张皖人，个个都脑满肠肥。陆洪涛督甘时期，以陆氏所属军政人员（甘省临洮、河州两地汉人佔绝大多数），都主张及早解决西宁问题，委河州汉人李长清师长为西宁镇守使，联络卓尼土司、拉卜楞及南番番民，向青海进军。彼时你们的黄金政策失效，陆氏部下分文不取，旋陆中风不语，所部内讧，陆氏去职回籍。薛笃弼、刘郁芬在甘时期，要收回青海政权及金矿，你们虽以黄金行贿，无奈冯玉祥仍坚持非收回不可。冯氏首先撤销宁夏镇守使马鸿宾之职，并将陆洪涛部营长级以上人员，予以活埋。从此陆氏在甘所培植之汉人力量摧毁殆尽。因你父马麒不愿交出金矿，致民国十八年，西北回、汉自相残杀之大惨剧，由你马步芳一手所造成，青海省私人投资有百年历史之民营煤矿，马步芳亦无条件地予以没收。使原业主家败人亡。其如森林、胡麻油、黄鱼、猪只等（因种芥子造油，而芥子又须猪粪作肥料，故猪只亦在统制之列），完全用湟源公司名义统制。一切使人民生计濒于绝境。又为取皮牟利，使青海生产最多之野生动物，竟完全灭种绝迹，「竭泽而渔」，可与之媲美。马步芳自幼过继给马麟作继子，故马麟为其叔父，亦为其继父，疼爱备至，供其唸经费用，此尽人皆知之事实。后马步芳欲取马麟之青海省主席而代之，于白崇禧去青海后，将青省府内之门窗、天篷、墙壁、桌椅、杂物等，捣毁净尽。
翌日马麟至其兄马麒墓上痛哭而去，无一人敢为送行，恐触马步芳之怒遭祸。马步芳又传知沿途：「人的饮食、马的麸料，均不许供应。」马步芳唆使部下，化装土匪，洗劫马麟河州家庭时，河州乡里亲友集合数十百人，追擒「土匪」，将财物夺回。洗劫土匪宣称：「我们是奉命而来。」说出真象，后追擒「土匪」之乡里人，一一失蹤，不知去向。马麟于朝圣归来，在杭州谒见今总统蒋公，曾为民请命，感叹地道：「请委员长作主，替我们管一管，青海番、汉、回人民都无法活命了！」其忠厚纯笃的胞兄马步青，亦被驱逐出境，财产全部没收，对外并以「柴达木屯垦督办」名义，以掩饰人之耳目。实则柴达木无水草、无人烟，全为荒凉不毛地，焉能屯垦？三十六年，鸿逵约马步青同去青海，为其失和多年之胞兄弟拉和，马步青慨允随行。一日在青海省府院中纳凉时，马步青因事外出，鸿逵乘间语马步芳：「你兄弟係一母同胞，应友爱相处，现子云（马步青字）既来青海，你现在台上，可以适当名义，或予以协助，言归于好。」马步芳说：「东牙上（阿拉伯语：世界上）无此坏人。」鸿逵看无法进言，也不再说。临行面告马步青：「你可单独多住几天，看看多年未见的亲友。」马步青表示，愿同来同往，免有意外。行抵老鸦峡，停车同看马步芳当年惨杀周子扬、朱镜屏等故址，询马步青：「预知此事否？」马步青举食指发誓（回教最大之发誓式）道：「概不知情。」由以上事实，可知马步芳无父无兄，人面兽心，枭獍之徒。马步芳又将其生父马麒旧部马元海、马荩忱家产，藉口经商抄没。派兵抄家时，连妇女一件旧衣服都不许拿出，扫地出门。中央发下全部之修筑青、藏新公路经费，被马步芳完全吞没，徵用民伕修筑，不但不给工资，反需自备食物、卧具及工作器具等件，大半民伕都係妇女，致饿死、冻死、过度疲劳致死者，不知凡几，惨不忍闻，青海民众都以此集怨中央，中央又哪裏知道呢？马步芳曾唆使其目不识丁的参谋长马德，驱走河州行政督察专员，取而代之，并迫令专员之妻，脱去下衣，赤身裸体，当众行走。马步芳当时仅为青海之一师长，其蹂躏人权、干涉行政，早已横行如此。当时甘省主席朱一民（绍良），竟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事后并承认既成事实。兰州撤退西北乡耆多人，间关跋涉，由兰州逃抵青海，备历艰险，急电交驰，向中央要来飞机三架，接运出境。三架飞机全被马步芳扣留运载黄金，致许多西北耆宿都未能走出，被中共枪决或自杀，西北人文精华，损失殆尽。马步芳自青海撤出抵广州后，向外交部一次取得护照一百本，彼时他人以合法手续申请护照一本，亦困难万状，不知马步芳何其易也？又何其多也？可思过半矣。马继援于西宁逃出时，在机场中，係于守兵乱抢堆集如山的黄金箱箧时，乘机走脱。否则早被愤恨的守兵开枪打死。以当时马步芳只知抢运黄金，其他一切均弃置不理，已激起军民的公愤。马步芳对外活动，纯以黄金为武器，长袖善舞，为此但亦视为商业投资，将本求利。其在沙乌地阿拉伯国大使任内，签证时每人额外勒索三、四百美金不等，无钱纳贿者，则多方留难．最近在沙乌地阿拉伯以强姦西藏逃难妇女，几致引起藏胞大暴动，其他各地逃阿之难胞妇女，亦横遭姦污，乘人之危，予以迫害，毫无人心可言。卸任大使后，照样藉词检查在阿之中国人来往信件，以防不利于他的言论，或洩露其阴私。有来自沙乌地阿拉伯之信件为证，必要时将予公布。西北耆老刘晓岚先生，前着有〈有关西北问题〉的书稿一种，交由张鸿鼎先生保存，张亦写有〈西北百年记〉书稿一种。鸿逵在兰州时，均曾寓目，二书稿言及西北回汉残杀历史甚详，惜均未能付梓流传，闻此两书稿现已为中共所搜去。鸿逵当时浏览此二书稿时，张鸿鼎在旁感叹地说：「祖老太爷，人称为『马善人』。云老及你为西北人望，惜都属回教中人。」我说：「那末，我就不该信回教了？」张说：「不是，只是西北回、汉相互残杀，隔阂太深。现在汉人青年，仍是善恶不分，良莠难辨罢了。」鸿逵并问：「此两书稿，为何历久未见出版，若出版经费困难，愿予协助。」答称：「还是缓一缓再说。」言下似有所畏惧，恐以文字召来杀身之祸。因此这两书稿均涉及青海之事甚多。马步芳出任长官，西北乡耆，都交口责难鸿逵：「当初何不将西北人心所向，及民意所归的真实情形，向中央陈述？」并说：「这都是你作的好事。」我说：「我怎能当李、白的家呢？难道我能拥护一个土匪来当长官吗？」西北汉人并认为马步芳之出任长官，是他们的奇耻大辱，尤其看见马步芳将甘省议会议员祁鼎臣用麻绳綑绑，投入黄河致死，人人不寒而慄。兰州守正不阿的缙绅及知名人士，均不敢在家夜宿，怕为马步芳所暗算，重蹈李建庭、周子扬、朱镜峰等人之覆辙。故马步芳就任三月，兰州城内外，已造成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西北近百年大事及马步芳生平罪恶，于今惟鸿逵一人知之最深。鸿逵现年已古稀，今日不谈，更待何时？惟本函所述，亦仅其崖略而已。
最后鸿逵愿将个人生平，略为一叙，非敢自诩，仅以事实作最好的说明，藉观效忠党国始终不渝之一斑而已。
鸿逵于前清宣统三年，于陆军学校读书时，年方弱冠，即加入中华革命党（按：应为同盟会）。当时凡与政治有关者，袁世凯均勒令加入其所组织之共和党，鸿逵虽数次被迫，但始终严拒加入。嗣奉孙总理令派赴甘肃，与张维、水梓、李建庭等，乔装高丽人，共同从事革命工作。份属军人，戎马半生，曾参加取消内蒙独立运动战争。当时袁世凯所属大军，及晋军孔庚一师，在绥境狼山均屡屡败北。先父及鸿逵统率宁夏部队，直攻下百灵庙及内外蒙交界地科布尔，生擒独立运动首领王德尼玛，内蒙独立运动，因之解体。后段祺瑞编练边防军三师，鸿逵父子曾就地理、气候各种条件向之建议，惜未採纳。否则，今日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亦无从成立，现在世界局势，亦将改观，历史亦将重写。消灭悍匪卢占魁部，在甘省河州堵击白狼，追至陕西汉中。在察绥、晋北、陕北围剿号称二十万众土匪小五扬，将其部众消灭后，并生擒小五扬本人。参加北伐之役，援陕解西安之围，会师郑州、督战鲁西，在大汶河将孙传芳部队全部击溃，并将其「五省联军总司令」大印卤获，孙氏仅以身免。直捣天津，甘棠起义，拥护中央，倡导和平，参加陇海、平浦线战役八阅月。在豫、鄂、皖三省边区追剿贺龙、徐向前共军，于豫、皖两省友军均告失利之下，所部十五路军直追至陕西蓝田，被杨虎城百般阻止前进，不得已始转往豫西卢氏回防。否则贺、徐共军必歼灭净尽。消灭孙殿英号称十万之众，使西北免遭共军二千余人蹂躏，死必尤多。攻下三边时，消灭共军八千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内中团长级以上匪共军官尤伙。历次战役，本人道立场与人为善的心情，对敌军俘虏，概予优待，并予适当教育，虽久历战场，未曾杀害失去战斗力的任何一兵一卒。抗战时傅作义放弃包头及绥西防地，撤至伊克昭盟；日军一旅团，直抵宁夏境内三盛公。鸿逵指挥所部，在三道河血战，收复五原、临河，直抵包头。于此愿顺提一笑话，即当时宁夏高等法院院长苏连元欲鸿逵向中央保荐其任绥远省主席，余痛加申责晓以大义。以鸿逵向不对中央作私利要求，况此又係中央特权，鸿逵安敢妄加置喙，对邻省素以道义相尚，急难相扶持，绝不能乘人之危，来扰夺名位。彼要求不遂，因此结怨于苏连元，责鸿逵不开展，不能把握机会，换言之，余不会投机取巧，以后苏连元种种悖理之行，即种因于此。解榆林之围，击毙彭德怀部近万，俘虏三千余人，使西北局面转危为安，中央曾以飞机助战。前已叙及不赘。鸿逵自问数十年来，为党国服务，从不言功，往事亦雅不愿道及，不平则鸣，以待是非自有公论。「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耳。」马继援于西北撤守，打败仗时，竟升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由埃及回到台湾时，竟连任国防部高参、总统府参军，并出入国门，如履家门，不知为何对马继援如此高看呢？小儿敦厚、敦静等，于役军旅，不无汗马微劳，何以一在台北，穷至无米为炊。次子敦静早经总统批准来美就医，而办理手续需时八个月之久。长子敦厚近蒙马步青盛意，引见蒋主任经国，承其垂念旧交，予以位置得以报效，并免饥寒。至鸿逵个人在美于疗病之余，以养鸡养马聊资生活，澹泊自守，清苦自甘，来美亲友，均曾目睹而能述及。
本信字字句句真实，源渊有奉，证据俱在，鸿逵愿负道义上及法律上一切责任。马步芳若有不服或认为有不实之处，可请由中央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负责审判，传讯有关人员对质。白崇禧、郭寄峤、刘任诸先生，现均在台。马步芳何时赴台投案，鸿逵即当兼程前往不误，务使是非曲直大白于天下。马步芳若以多金买人前来暗杀，一如往日所施惯技，鸿逵为公理正义，早置生死于度外，一惟有听之。专此布达，即颂时祺
马鸿逵启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原载于《马少云回忆录》）
接收大员五子登科
黄宇人[5]
参加接收清查团的微效
民国三十五年夏，由于抗战胜利后，中央派往各地的接收人员贪赃枉法，作恶多端，天怒人怨。政府为纾解民怨，决定由监察院和参政会合组接收清查团，分别前往平津、武汉、广东和东北等处清查，并规定必要时得请军警和法院检察官协助。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其他两位参政员和我参加平津清查团，由监察院冀察监察使李嗣聪为团长。甘家馨来信说，他和傅斯年原拟推我为团长，因清查团的团长是监察院和参政会均分，监察院在其他地区推不出适当的人选，坚持以李为平津区团长，希望我不要反对。事实上，如果我为团长，我也要商请监察使署选派职员办理文书、事务及会计等工作，指挥调度，反而不如李嗣聪方便。何况我对名位一向不争，而李又是我的好友，乃欣然接受。由于接收人员很少是清白无瑕的，我们开始工作时，我提议专打老虎，不打苍蝇；凡是参加作战，出过死力的军人；曾被敌伪拘捕，坚不屈服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在后方辛苦备嚐的教师，假如他们所犯的过失不大，可以不必追究。大家都表同意。我们先在北平清查一週，并无任何重大案件发现。
我们由北平转到天津，事前曾遵照中央规定，致电市政府，请代準备交通工具应用，但声明不受任何招待。不料我们到达天津时，市政府已在一间大酒店準备盛宴，欢迎我们，我主张拒绝。李嗣聪则说他们已经準备好了，如果我们不接受，岂不令他们感到尴尬。我仍坚拒，因对天津的情形不熟，时已天黑，只得去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邵华家暂住。第二天，我们开始工作。先是我们在北平时，即接到天津寄来的密报多件，指控市工务局长王某（已忘其名）吞没日本移交的货物甚多。日本人为图便于移交，在写移交清册上，已将所存的货物以多报少，使接收人员有利可图；同时，又将所用的图记不照规定予以截角，而仍保存完整，以便接收人员仍可使用，亦即等于不露痕迹的行贿。这原是敌人用心狠毒的一种狡计。工务局属下的某机构负责人是王局长的内亲，他与王局长勾结，除隐没敌人有意留给他们的货物而外，又将移交册上的物品取去很多，然后再盖上敌人留下的完整图记，伪装是敌人移交前改动的。我们到天津后，我承办此案，即约原告密人见面，据说那些图记，还放在办公桌的某一抽屉内。王局长是一个初出茅芦的昏官，竟不知将他们妥为密藏或销毁。我去该局时，先向他索取敌人的移交清册察看，改得很多。我故意问他：「是谁改的？」他说：「敌人移交时就是如此的。」我又问：「敌人所用的图记移交没有？」他说：「移交时已经截角毁了。当时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由我笔录。事前我已请天津地方法院派一检查官同去，我和王局长谈话时，他坐在中间，王局长不认识他，误以为是清查团的职员。我将笔录给王局长看，并告以如有错误，可以改正，他看后表示无错。我请他签名，他也照办。
王局长签名后，我即在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请市长张廷鹗到工务局，我先将我的笔录交与他看，然后当着他走去王局长的办公案开开抽屉，取出那些图记，并请他将王局长交与检查官带走。张廷鹗说：「王局长是简任职，我也是简任职，我无权将他交检查官带走，我必须先请示行政院。」我说：「你要请示行政院，当然可以；但如果行政院覆电要你不交人，我则是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蒋主席来电阻止，我也要依照清查办法的规定行事。那时，你如交人，便违背行政院的命令；如不交人，又要担负妨碍清查团执行职务的责任，岂不左右为难。所以依我看来，你最好是将王局长交给检查官后，再报告行政院。」张廷鹗想了一想后说：「那么，我送他到地方法院。」为了预防他在途中有变化，我也同去。到地方法院后，检查官向我说：「我们过去对有地位的人都是先在检查官室谈话，然后收押。王局长是有地位的人，是否亦应如此办理。」我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管他的地位如何，应一律依法办理，才可保持法律的尊严。」于是，检查官升堂如仪，庭警将王局长带到公堂，检查官问明姓名、性别、籍贯和职业等项后，即下令拘押。消息传出，全市鬨动，各报都出号外报导，大公报独无。据说，乃因该报主持人和王局长的父亲是好朋友。该报到清查团採访的是一个年轻女记者，她来向我哭诉说，她想退出该报。我劝她不必如此激动。我说：「今晚本团开会，我将报告清查此的经过，会后照例要送消息给各报，我相信大公报明天一定会登载的。」第二天，大公报果然照登无遗。后来王局长经法院审讯，被判徒刑三年。
我办完王局长的案后，又接办国防部特派员刘乃沂的贪污案。他是东北人，自北洋军阀时代，就在海军中做一个下级官，逐渐高升。据告密的人说，他在接收时，吞没大批鸦片烟和黄金美钞。李嗣聪先约他来清查团谈话，密嘱宪兵注意他的行动，我则根据告密人所提供的线索，乘其无备，去搜查他所租用的一个秘密地方和其住宅，果然搜出数十斤养珠，数千美金，十余条黄金和一百多件做女人冬季大衣的毛皮，但未发现鸦片烟，后来我又得知他另和一个名为红玫瑰的舞女同居，但不知她的真姓名和住址。我催逼警局务必于当夜查出，时已晚间十时，直至凌晨四时许，才得到报告，我即带同他去舞女家，一眼看去，便知已有準备。我认为搜查无益，正想离开，又见其母的床头有一些衣物掩盖着一个似乎是床头柜，走去揭开一看，却是小保险箱。我要她打开，裏面只有一张旧报纸。我觉得她把这张旧报纸放入保险箱，上面必有什么很重要的记载。细看数遍，才在分类广告栏内发现一则买卖房屋的启事，其旁有一小红线，房屋地址是北平。我立即打电话请本团留在北平的委员前往察看，他们终在屋内发现很多鸦片烟。继又根据屋内所得的线索，再查他的办公室，复在墙壁内搜得一大批。我们把刘乃沂交北平行营以军法审判，后来被处死刑。
瀋阳陷共前五百军政大员争相逃命
金典戎[6]
民国卅七年秋，东北的锦州、长春相继变色之后，剩下的最后一个据点——瀋阳，在损兵折将之余，谁都知道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了。
那时坐镇瀋阳危城的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忧心如焚，莫展一筹！他所接到的都是不利的消息，真所谓「叫天不应，入地无门。」有人说，瀋阳之失，像一个梦、一缕烟！一个久病的残躯，在无声无臭中断了气！这些比喻，确有几分相似。
总统亲赴瀋阳下令南撤
当时孤军据守下的瀋阳犹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若就战略观点言，在长春被中共攻佔以后，瀋阳这个孤点，早已失却据守的价值。兵法有云：「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安全转移，保存实力，不作无谓的牺牲，再作捲土重来的準备。」瀋阳那时的决定撤守，就是在这项原则之下决定的。
当时蒋先生为了东北情势的恶化，亦飞抵北平，并曾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出席的党政军要员达数十人，笔者也叨陪末席，在那次会议中对瀋阳问题，作出了如下的决定：
第一道命令：要瀋阳的防守部队，迅速打开辽南、瀋阳至营口的通路。
第二道命令：要海军当局準备十万吨的船舰，驰往营口接应。
第三道命令：着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飞机一架，飞赴瀋阳把卫立煌接出来，由卫氏到葫芦岛去指挥海运撤退事宜。
瀋阳危城中的情景又如何呢？在民国卅七年十月卅日上午八时，市内戒严令解除之后，马路上的行人照旧熙来攘往，但每个人的脸孔上都难找出一丝的笑容，他们出来的目的，若非为了到外面打听一点实在的消息，就是想设法收购一些木柴油盐之类的日用品作被围城后的打算。瀋阳城内的《新生报》，销路最畅，几个大一些的报摊，和街头小贩只要报纸一出版，立即被抢购一空，由此可见，人们对世局关切的情形。可是，打开报纸一看，官方的消息，却很少透露，只有一家民营的小报，这天在新闻报导栏中，加上了一个刺目的标题：「山雨欲来风满楼」。言外之意，似在暗示瀋阳的攻城战已迫眉睫！
空军英雄邬钺率21架运输机撤运高官
是日上午的天气虽然特别坏，可是到了中午时候，天气又逐渐好转，云收雾散，长空如洗！就在这片刻阳光之际，远处忽传来一阵嗡嗡飞机声，夹杂着零落炮声，从西南上空飞向瀋阳而来。再过几分钟人们才看清楚了，瀋阳上空出现了一共廿一架运输机。天真的老百姓们，以为是增援的部队或是空运物资到来，都不禁欢呼鼓舞起来！
后来知道，这是属于中央空军第十大队的运输机，由空军英雄邬钺率领，奉了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之命，到瀋阳来撤退卫立煌总部人员的。在是日的清晨，总部已经传出了中央派飞机来撤退人员的消息，所以总部内自认为够得上地位的高级人员，从上午八时以后，就纷纷扶老携幼的赶到机场上去等候着坐飞机逃命了。
瀋阳一共有三个机场，计为：东塔机场、浑河机场、北陵机场。其中北陵机场距市区较远，安全性比较差一些！听说从廿九日的晚上起，北陵机场上已有共军的炮弹飞来。
东塔机场，一向是作为军用，开放的可能性少之又少。所以这次的廿一架机大撤退，大家都以为使用浑河机场的可能性最大。而且在事前的传说中，也多说南来的飞机，将降落于浑河机场，因此，所有的撤退人员，都争先后地奔向浑河机场集合。
留在危城中的军政大员们，无不尽最大的可能，使用最快速的交通工具，奔往浑河机场而来。至于普通老百姓对于搭机撤退，根本就不敢作此种打算，低级一些的公务员，也同样的是望机生叹，亦不敢作坐飞机撤退的妄想！
逃难人群被堵在机场栅栏外
但在实务派方面，情势就同了，陆军人员想要撤退，空军人员也要撤退。空军自然比陆军的消息灵通，所以没等到陆军人员到达机场时，空军人员连同眷属，早已有一部份人员在场霸位了。
在飞机到达瀋阳上空之前，浑河机场外的通路上，人像潮水一般的涌至，看去怕不有千人以上。在这种紧急关头，谁也不甘心落后，你想捷足先登，我也想早走为快。因此，在陆军和空军方面，就起了冲突！吵吵嚷嚷的，互不相让。守卫机场的人员，看到这种混乱情形，索性把机场的栅栏一关，在栅栏裏架上了机关枪，任何人也不放进去。大家只好挤在那裏，等飞机下来了再说。
廿一架运输机，原本打算降落在北陵机场的，经过与地勤人员联络以后，知道北陵机场，已受到了共军炮火的威胁，叫他们改在东塔和浑河两处降落。他们又开始与东塔机场联繫，所得到的答覆，也是对安全方面没有保障，但未说明是什么原因。于是，该队飞机便在瀋阳上空盘旋了一匝，终于陆续的降落在浑河机场。
飞机降落后，机场上除了空军地勤人员外，跑道附近却是空洞洞的，连一个搭机撤退的人影也不见！
邬钺觉得奇怪，把地勤人员找来一问，才知道所有的搭机人员，都被阻在机场的栅栏以外，不能进来。邬队长一方面和卫总部通了一个电话，报告飞机已经降落在浑河机场；一方面就向地勤人员要了一部吉普车，开到机场栅栏去一看究竟。
当他到了栅栏附近，早就看见通往机场那条的柏油路上，吉普车、小轿车、大卡车，满满的摆在那裏，已将整条马路塞得水泄不通，谁也休想移动！
在靠近栅栏外的那些準备撤退的人，男女老幼，一应俱全，有的提着箱子，有的拿着旅行袋，有的扶着老太太，有的抱着小孩子，乱糟糟一片，都拥挤在门口，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从服装上去分析：着空军制服的人数较少，着陆军制服的人数最多。另外有些高冠阔领，气宇轩昂的便装人物，那大概是属于行政部门的高层人员，至少是局处长以上地位的人。
那些人看飞机已经降落下来，还是无法进入机场，心中不免有些着急。但在急忙中又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恰好看见邬钺走过来了，不啻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救星，彼此一答话，陆、空军双方人员就把情由向邬钺诉说了一遍。
邬钺听罢点了一点头，向大家说道：「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我们今天还要飞回北平去，大家如果是相持不下，搁了航程，谁也走不成，这样罢，让我来一个折衷办法，空军人员先进入机场五十人，陆军人员也进入机场五十人，行政人员再进入机场五十人。以现有的人数而论，二十一架飞机，大致都能装得下，谁也不用争先恐后，怕走不了！」
邬钺用计把五十多位高官哄下飞机
大家一听这个解决办法，虽觉得空军因为人数少，佔了便宜。但听邬钺表示，所有的人都可以走得了，大家都想进入机场，也就表示同意了。搭乘人员的问题，虽然解决，但是机场大门守卫的人员，在余怒未息之下，还是不肯打开栅栏。又经邬钺说好说歹的，他们才答应了叫这些人鱼贯而入。
碰到这种场合，要维持秩序，真是相当困难，大抵能得到消息赶到机场的人，来头总是不小，如果他们自信不够飞走的资格，也不会冤枉奔到机场，作飞走的嚐试。所幸廿一架飞机，每架可容纳五六十人，一千多人挤一挤，也大概挤得下。除了笨重一点的箱笼无法携带以外，其余的小件行囊及财物等，也都可以随身带上飞机。
由此可见，在性命关头，金钱财物的比重，已成了次要问题，大家为了逃命，也顾不得什么身外之物，那时浑河机场上满盛着衣物的箱匣网篮，丢弃得遍地皆是。
接着，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卫立煌和几位重要人员，还未来到机场。大家挤在飞机上苦候之际，卫的总部忽然来了电话，那是瀋阳空军司令吴礼摇来的电话。他告诉邬钺，奉到卫总部的命令，要他派一架空的飞机，飞到东塔机场待命，準备送卫总司令到葫芦岛去。
这时，廿一架飞机，都已挤得满满的，叫哪一架飞机上的人走下来呢？这一下，可叫邬钺伤透了脑筋。亏他心思灵活，眼珠一转，就想出来一条妙计。他命令其他的廿架飞机，先行起飞，只剩下他自己驾驶的那一架，还停留在机场上。他对那些搭客扬言说：「请你们人先下来，让我把飞机各部门检查一下，免得在半空发生意外。」挤进了机舱的人，最初谁也不愿意下来，但看一看机场上的人，已经全部飞走，绝对再没有另外的人和他们争夺座位，也就把心事放下了一半；再一想，邬钺为了撤退的事，跑出跑进的，也的确热心，更不虞有他，于是都乖乖的走了下来。邬钺独个儿上了飞机，在这个千钧一髮的时候，不得不把心一狠，加上油门，立即起飞，赶到东塔机场待命。至于被诳下飞机，留在浑河机场上的那些搭客，尔后的命运如何，也就不问可知。邬钺为了完成任务，怎能顾得了许多！
当邬钺的飞机降落到东塔机场后，他走下机来一看，却把他吓了一大跳，原来集在机场等候搭机的人竟有四五百位之多，从阶级地位上有看，大概都是文武大员，这些人都排班站在那裏，一心一意，等候登机。
文武百官争先恐后
卫立煌、赵家骧、马占山、高惜冰、董彦平、王铁汉、董文琦、王家桢，和瀋阳空军司令吴礼，也都等在那裏。飞机刚刚降落，飞机门便立刻被卫士们把守住，因此，还没发生抢着登机的情事。
邬钺走了下来，和吴礼略谈数语，便由吴礼陪同卫立煌等十几位大员先跨上飞机。其他的官员，看见卫总司令已经上去，也就不顾一切的冲出了行列，争先恐后，一拥而上，这时秩序就开始紊乱起来。
等到机舱内的位置，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的时候，有些人就再也没法进入了。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就是这样被留下来的大员之一。
那些被留下来的人数，还有十份之七八，这时人人为了逃命，也顾不得「官体」，有的爬上了机翼，有的还攀着舱门，死也不肯下来，就像大海中覆舟的人们攀住一根木头，或是一块木板一样，希望在万一中能够逃生。有些人连机翼也爬不上了，自知已没有飞走的希望，站在一旁，露出满脸愤恨的表情，口中咒骂不绝；妇女和小孩们，有许多则痛哭失声，闹成一片。
当时的情况，不但紧急，而且危险，他们的咒骂，在求生慾的心理方面说，是值得同情的，当这架飞机滑行起飞的剎那，有的人失去了理智，还大喊大叫的驾着吉普车追蹤飞机。邬钺见此惨景，知道这样乱哄哄地非常危险，如果有人把吉普车驶向了跑道，阻碍了飞机的滑行，那就飞不成了。他在紧急中，施出浑身解数，趁着飞机刚刚滑到跑道顶点的时候，加速的开封马力，腾空而起。攀着机翼的那些人群，这时也抓不住了，便纷纷的坠落下来。幸亏飞机飞的不高，这些从机翼上跌下来的人，虽然没有生命的危险，但也人人摔得鼻青脸肿，而且每个人所携带的财物，也于爬机时，完全丢了，走既走不成，以后怎么生活呢？这真像做了一场噩梦！
东塔机场这一幕，虽然表现的十分惊险、紧张和凄惨，但也是瞬息间便成了过去。此时瀋阳市区在国军防守之下，依然是沉静如故，戒严令也在无形中撤消了。到了民国卅七年十一月一日，共军终于分三路突入了瀋阳市区，全城的抵抗亦在无望中宣告瓦解，整个东北就这么全完了！
中枢对龙云处置不当导致西南糜烂
龙绳武[7]
家 世
根据黑彝社会中掌管文书的「笔录」推算，我是家族裏第四十四代，我老太爷龙云是第四十三代。
我有六个弟弟、一个妹妹。老二绳祖、老三绳曾和我同一个母亲，是父亲元配龙夫人所生。老四绳文，老五绳勛、老六绳元、老七绳德和妹妹国璧则是父亲的继室李夫人所生。李夫人过世后，我老太爷再娶顾夫人，她是顾品珍的姪女。
龙云
老二绳祖曾在南京担任过总统府中将参军，一九四九年时到香港，后来病逝于此。
老三绳曾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来陈诚将军送他到南京陆军大学，因此认识侍从室俞济时等。毕业后回昆明，不务正业，成天票戏，并和黑社会往来，生活紊乱。他曾翻车，脸上受伤，并留下痕迹。中共佔领云南后，他留在昭通，但是因为他的地方势力强，许多人逃难时只要报上：「我是三少爷的某某人」就可以顺利逃出。他和土共也一直有往来，但是后来中共却说他想打游击攻击解放军，因此用迫击砲突击他家，全家妻小、佣人都无一倖免，他自己也被害。只有一个小佣人躲在天花板中，事后逃出，向老太爷报告，而由老太爷向国务院告发这件事。他有一个庶出的孩子由绮罗香养育，因为没有放在昭通，所以倖免于难，后来这个孩子被老四绳文带到美国去。他的小名是『保福』。
我老太爷个人的历史和中华民国史有密切的关係。我可以大胆的说一句：如果不发生昆明事变，中共绝对无法崛起，我们也绝对不会退守台湾。有一种错误的说法，说中共的崛起有一个阶段是受龙云的帮助，好像我们是中共的同路人一样，这是最大的错误。
八年抗战中，云南也贡献了不少力量。当时云南凡是可以换外汇的物资，中央都需要。例如桐油、猪鬃、锡都归中央，云南一文得不到。利用这三种物资，中央换取了不少外汇。不过，钖砂的管理方法对云南特种矿产来说，也造成了一些后遗症。以箇旧锡矿为例，抗战前，原有十万工人，战时因为官价太低，卖到外国的市价却很高，因此箇旧工人苦不堪言。到抗战胜利后，箇旧的工人竟只剩下五千人。
抗战时期龙云与蒋介石合影
云南的经济财政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财政厅的企业局，收入不少；另一个是经济委员会，由缪云台（嘉铭）主持，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所换得的外汇物资都交给中央，使云南人民深感痛恨。当然，中央得到好处后，会留一点给经济委员会，云南也会得霑一点光，但是因为经济委员会只靠经济统制赚钱，不凭真本事，所以百姓骂它是汉奸。反观企业局就不一样了，企业局的经营方向是工矿农林等等生产事业，不像经济委员会具有管制性质。经济委员会也有投资事业，可是并不顺利，例如它虽然取得箇旧锡矿的经营权，然而结果还是赔钱，这和经济委员会的採矿方式有关。云南京姓传统採矿以三人为一组，挖到锡矿后，才加派工人去背出来，而经济委员会採用的却是新式开採法，矿藏不丰富的矿山成为废物，旧式的开採法是不会排除这种矿山的。
经济委员会和企业局所拥有的财产也不同：经济委员会的财产是外汇，存在美国，由缪嘉铭管理；企业局的财产则在云南，收买黄金保值。也就是说，经济委员会收藏美钞，企业局收藏黄金。后来云南省政府办了一期留美训练班，学员有六十名，由经济委员会负责。只办了一期，缪云台管理的美钞就被南京政府在上海查封了，使云南遭受极大的损失。我老太爷对这些事情非常不满意，他做了十多年的主席，中央不但没有给他监交的机会，连企业局的黄金和经济委员会的美钞的去向都没有给他亲自交代的机会，就这样逼他走，实在太不近人情。我老太爷不想离开云南，他的兴趣在云南，不在中央，他想使云南富裕、军队安定，此外别无野心。安定云南，建设云南，就是我老太爷的理想。
我老太爷崇尚诚实政治，不搞政客政治，对中央的命令，好的他就支持，不好的他不会支持。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南京方面曾下令各省进行土地清丈，将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对于这道命令，云南财政厅立刻执行，在抗战前就执行完毕。修筑滇缅公路也是如此，云南省政府支出了大半的经费，一年多就完成工程并通车。美国罗斯福总统本来认为以美国的机器及人力来修的话，恐将费时三、五年，所以滇缅公路通车时，罗斯福觉得难以置信，遂派人来滇实地观察，结果令他非常惊讶。
至于老太爷和中央意见不同的例子也不少，譬如说对黄金美钞的政策。战时国民政府币值下跌，物价上涨，中央认为民间有人囤积货物是祸首，但是我老太爷认为是因为国币贬值才造成物价上涨，百姓为求保值，当然要囤积，然后再居奇。因为中央与云南的看法不同，所以当中央禁止黄金美钞的买卖时，云南却准许公开买卖黄金美钞。在云南有黄金美钞的人遂大发国难财，一到夜间，街上贩卖黄金的商店灯光闪烁，成为战时特殊的一景。
中央对地方的情形不一定清楚，米粮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最初，因为政府不准米粮涨价，所以云南米粮不足，军队粮食也受影响，即使派车出省採买，也因交通不便而助益甚少。到后来连美国人也遭到购粮之苦，于是由中央、云南省政府及美国三方面会商，终于准许涨价，一涨价，米粮就够了。其中的哲学，除了和囤积有关外，还有运输的关係，本来价钱高的地方物资就容易较其他地方充足，因为利之所在，商人总会设法运来。
老太爷对蒋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他当了十八年云南省主席，一朝说调就调了，不给老太爷一点交代的时间。这件事令老太爷非常生气。
倒龙政变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间，日本投降。大公报及中共系的新华日报都登载了一封朱德给重庆政府的公开信，代表红军声明：八路军不再受中央指挥。此信一出，国际震动，都认为中国又要爆发内战。英、法等国遂召开会议，试图阻止中国内战。因为美国跟重庆方面接触机会较多，所以由美国负责国共和谈，并派赫尔利（Harley）大使来华。重庆方面也同意不以内战来解决问题。
事情因为朱德公开信而起，赫尔利为证实共军意向，于是先拜访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说他不能作主，必须回延安报告后，再由毛泽东裁决。赫尔利要求同行，周恩来不便拒绝，于是两人同飞延安。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表示：「我举双手赞成不打内战！」并立刻陪赫氏到重庆。这样一来，局势哗然，赫尔利也非常高兴。
国共和谈须有第三方面人士仲裁，因此通知美国，但是白宫方面表示美国不便正式出面。赫尔利遂密飞昆明，夜裏九点钟来见我老太爷。因为省政府夜间不办公，而老太爷所住的又是一栋旧式中国房子不便会客，于是来我家见面。当夜的翻译是缪嘉铭（云台）。
第二天晚上，我到主席公馆同老太爷谈话，他告诉我：「昨夜我同赫尔利见了面，他教我学毛泽东一样，也搭他的飞机到重庆，去当国共和谈的第三方面。」老太爷答应赫尔利第三天启程。他又说：「我对赫尔利有一个要求，因此我向他说：『虽然同样是搭飞机到重庆，我的身份跟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另外一个政治体系的，我则是国民政府特任的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治体系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党员，所以我要去重庆前，一定要得到重庆方面的同意。希望你先到重庆见蒋委员长，由他发来电报，我再到重庆去。』」这是三十四年八月底的事。到九月初，重庆方面依然没有消息来，我老太爷对这件事的立场是不感兴趣也不拒绝，一切顺其自然。
到九月初时，政变的徵兆就出来了。我个人认为，蒋龙关係无论如何不好，但都不到要引起政变的地步，其中的毛病，一定是出在赫尔利要老太爷当第三方面的这件事上。那时候民主人士差不多都拥护我老太爷。
早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卢汉即被派到越南，负责接收，带走了九十三军及六十军，我的部队并未随行。到九月初，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的第十九师也加入越南受降的军队中。我认为十分不合理，因为越南已驻有卢汉的两军，既非作战，接收足足有余。我告诉老太爷说：「我不去，恐怕事情不简单。」老太爷认为我住了昆明八年，太舒服了，所以捨不得离开昆明。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舒服不舒服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需要我去。结果，老太爷还是要我前去越南。我的部队先走，四天后，部队抵达越南，我才準备动身。
在我的部队将出发那天，士兵在营房中，四点钟时，一颗砲弹从天而降，打死了七、八个士兵，这是一种徵兆。卢汉当时人在昆明，他前往巡视，判断是我的士兵不慎引爆。其实我的士兵根本没配到这种砲弹，如何引爆呢？他是鬼扯的。我猜测这是杜聿明的第五军在挑衅。老太爷也怕我和他起冲突。临走之前，我建议老太爷毁掉战时工事，他同意了。
我到越南前，预先订了十月三日的机票。是日凌晨三点钟枪声响起，第五军要进城，警察抵抗。我起床打电话给机场空军司令晏玉琮（贵州人）谈机票问题，他告诉我当日飞越南的飞机停飞了。
在抗战胜利后，云南省议会曾通电重庆，要求将第五军调离云南，因为杜军驻滇太久，既已胜利，当可返回重庆。而卢汉和周锺岳到重庆开会时，老太爷也曾希望他能要求中央儘早将驻滇中央部队调走，卢汉说：「我也是军人，我怎么敢这样讲？」
神秘出走
老太爷到南京当军事参议院院长后，身边都是特务，等于被软禁。老太爷听说中央将迁台湾，他着急了，因此才下定决心自南京出走。
陈纳
老太爷要缪嘉铭去见陈纳德，表示将搭陈的飞机离开南京。陈纳德先问：「蒋有没有命令不准龙主席离开南京？」缪答没有，因此陈纳德答应送我老太爷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地方。当然，陈纳德必定调查过缪嘉铭的话是否实在。
之后我老太爷命令秘书刘宗岳去见陈纳德，联络好上飞机的方式。陈纳德拿了一张机场通行证给我老太爷。
出走当日，我老太爷换穿西装（平时係着中装），由公馆乘坐吉普车出发。因为他平常都是下午出门，那天早上七点出走时，特务并没有注意到。他由南京上飞机，到上海再换机直飞广州，最后转到香港。
南京方面发现老太爷出走后，认为他至多只到上海。当时老五（龙绳勛）在上海，特务跟他的梢。老五知道有人跟蹤，于是东跑西跑，那群特务差不多跟了四、五天。直到宋子文到香港后，与我老太爷见了面，南京方面在上海的搜索才停止。
假如蒋龙合作，对蒋有利的地方会很大。当年蒋在南京改组政府，我老太爷帮他；抗战期间，我老太爷也配合抗日的政策。不过，抗战以后，云南的声望上昇，那时候如果问百姓：「是委员长大？还是龙主席大？」百姓会回答：「当然是龙主席大。」因为主席是正统的地方官吏，而委员长却是非常时期的职位，百姓会这么回答是因为知识不够。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为老太爷所器重，但是他们却常发表反中共、批蒋的言论，使特务认为情况严重。另一方面，美国人支持云南坐让中央颇感不安。国共和谈时，毛泽东到重庆，来华调停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认为我老太爷也可以到重庆去当第三方面，我老太爷说：「可以，但是我是政府官员，还要请示蒋委员长。」于是赫尔利又回到重庆去，一去两週，都没有什么动作。之后不出一个月，昆明事变就发生了。
昆明事变对后来国民党的失掉大陆影响很大，如果昆明事变不发生，云南还是会像抗战期间一样帮助中央，共产党也得不到天下。其实我们的想法是：政府的官吏怎么可以叛变政府？坏就坏在重庆方面太慌乱，他们怕云南的情势发展下去，国民党的江山会保不住。
抗战时期的滇军
当时杜聿明有意要当云南省主席，因此和委员长合作。不过也怪我老太爷太不小心，本来我的独立师驻守昆明，隶属于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而有人则戏称我是「昆明内线防守司令」。前往越南接收的部队中，本来不包括我们，但是昆明事变前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在两週后参加越南的接收，我就告诉老太爷：「我不能走，这件事不合理。」老太爷却不听我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癥兆：有一位英国使馆武官从重庆来昆明看我，告诉我他在重庆听说昆明方面跟中央军开火了，我否认有这么一件事。那时候美军仓库也突然遭到抢劫，劫犯自称是龙主席派去的，这是很奇怪的事。
【附录】龙云卢汉叛变投共导致西南大局糜烂
龙云（1884-1962）云南昭通人，彝族，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滇军唐继尧部团长、军长等职。一九二七年发动兵变，逼唐下台，次年正式获中央委派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开展长达十八年统治云南的生活，把云南变成一个以龙云为首的彝族人统治集团，俨然云南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飞抵昆明，连夜与龙云闢室密谈，次日下午龙以云南省政府名义包租一架专机送汪去河内，以实际行动支持汪精卫一行十余人叛国投敌。从高宗武梅思平与日酋签订的《重光堂协定》中知「云南军首先反蒋独立」係汪逆的王牌。一九四O年五月，龙曾设法将北上抗日的滇军第一集团军脱离前线撤回云南，待军队退至江西即通电主和响应汪伪，此事因部将反对而作罢。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龙云（右二）、周佛海（左二）到昆明机场迎接汪精卫、褚民谊（左一）等，协助汪精卫一行逃往河内
直至汪逆病死前，四四年十一月中龙云还派人携亲笔信致汪，写在白绸上建议日寇「由宜昌入川，则滇、川军即将起而主和」。[8]然而大敌当前，中央一再隐忍。抗战期间龙云荣任陆军总司令、昆明行营主任，却暗中勾结中共在五华山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电台与延安保持直接联係，中共南方局更专派华岗赴滇洽谈。龙为割据自雄，竭力排斥中央系统军警，使能进驻昆明，且故意藉左倾知识份子力量牵制中央，乃将昆明变成反抗中央的舆论阵地，对中共外围组织「民盟」的反政府活动出钱出力支持，其本人也秘密加入「民盟」。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中央下令解除龙云在云南所有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龙云在五华山负隅顽抗，终于被杜聿明部解除武装。龙云为谋报复，乃透过各种渠道，示意在东北戡乱的滇军将领侯机倒戈，导致滇军潘朔端师、黄子华师相继投共。
一九四〇年汪精卫兼海军部部长时检阅海军学校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他买通行政院救济总署空运大队长陈纳德，逃离南京飞往香港。龙留港年余，参与「民革」反蒋活动，积极串连滇军旧部，策动云南省主席卢汉投共。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与黄绍竑等共四十四人在港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表示拥护中共的领导。九月廿一日中共召集新政协第一届会议，龙被列为特邀代表。次年一月，他正式北上投共，就此限居北京。他投共不久便出了三儿绳曾全家被共军枪杀事件。
程思远的女儿、亚洲影后林黛是龙云第五子绳勛的妻子
绳曾抗战时利用自己在西南一带帮会的威望，出任司机工会理事长，领导滇缅公路的司机群，使公路畅通无阻，为国家维持了国际援助的唯一输血管，对抗战贡献不小。他在陆军大学卒业后一九四九年自任西南游击总司令，独树一帜，公开反共。卢汉投共后，他不惜抄卢汉的家以示反抗。共军四兵团司令员陈赓进佔昆明后，委任绳曾为滇东军区副司令员，以示安抚，俾达消弭与收编之目的。他不肯就範，陈赓派重兵包围，绳曾全家连保姆在内，均死于乱枪之下。据陈赓的说法，事缘绳曾「私设电台，收容地主武装与解放军为敌，被围后绳曾之子先开枪射死一名解放军士兵」，但是龙云认为陈赓过份残忍，绳曾一人有「罪」，何须累及妻拏？
毛泽东派朱德周恩来去龙公馆解释，龙云表面上说三儿之死「不值惋惜」，但其内心的酸楚久久挥之不去。因此伤疼，其七子一女尽皆移居港台海外，与乃父分道扬镳，长子绳武一度随父投共，因三弟死于非命，遂被国民党策反去了台湾，七子绳德在大陆成了家，任职于社科院，最终也移民美国。留下龙云一人终老红都。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
一九五七年五至七月龙云在中共统战部、民革、人大常委会几次座谈会上发表以下言论：一、国家行政没做到分层负责，国务院直线领导基层，而党又有党的指示，双轨并行，很多错误和混乱便由此产生，问题发生在下面，但根源多出于上面。二、北师大附中只收高干子弟，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有特权思想，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要设贵族学校呢？三、土改斗争太兇了，很多人跑去当土匪，弄得家破人亡。现在大家都被整穷了；农业合作化搞得太兇，到处饿死人；工商业改造，把大家都整垮、整光、整穷，没饭吃。四、抗美援朝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借苏联的钱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苏联拆走东北工厂中的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中国援外预算太大，应抓紧压缩。五、过去几次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共产党员犯错误，不是一个两个，共产党应该想办法改变。
于是，中共掀起反右运动，指令民革要员黄绍竑、陈铭枢，旧属卢汉、少数民族干部刀京版（不久后起兵反共）等人对龙云围攻，指他「统治云南十八年，罪恶滔天，是无恶不作的土皇帝」「歌颂黑暗，诅咒光明，作美帝的应声虫」「反蒋完全是为了维持家天下的打算而已」「执行蒋介石的乱命，一上台就杀了大批共产党员，手上涂满了少数民族人民的鲜血」「走私贩毒，囤积居奇，把搜刮来的大批金钱存在美国银行」。
同年七月，龙云被迫在全国人大上作「思想检查」，自贬自辱「主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没有和美帝划清敌我界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反人民」，但又自辩「难道我还幻想复辟，让蒋介石用对待叛徒的手段来收拾我吗？」自嘲为「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裏，说到哪裏」。然而中共并不领情，他的右派帽子死后还戴了十八年，到一九八O年才获中共改正。一九六二年六月廿七日因心肌梗塞死于北京。
卢汉（1896-1974），云南昭通人，彝族。历任滇军旅长、云南省财政厅厅长、第六十军军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国民党中执委等。卢汉的叛变早就有迹可寻。一九四八年秋，滇军曾泽生部在长春投共后，中共对六十军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及在锦州被俘的廿七名滇军团级军官施以洗脑后遣回云南充当「第五纵队」，卢汉将张任命为保安第十一团团长，其余军官均安插于保安司令部，日后在昆明事变中，云南保安部队起了关键作用。
千古罪人卢汉
张秉昌带来了共方口信，要卢汉接济共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武器弹药。共军攻佔上海后，卢汉即指令其内弟、云南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亲自给边纵朱家璧送去步枪五百多支、机枪百挺、子弹数万发。六月中旬卢汉还亲笔写了「决心书」托中共密使宋一痕经香港飞北平送交周恩来，要求共军迅速入滇，内外夹击中央军李弥、余程万部。八月十三日龙云在香港领衔通电投共，香港报纸刊出醒目标题：「龙云要云南走北平之路，昆明的卢汉怎么办」，此举打草惊蛇，使卢汉吓了一跳。为了麻痹中央，他故意让宪警逮捕了左倾学生八百多人，又借李宗仁的名义，陆续予以开释。十一月卅日重庆陷共，十二月三日卢汉派财政厅厅长林南园飞香港与共方联係，林南园七日从香港带回「尽快行动」的指令。
第八军军长李弥与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
卢汉的叔叔、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濬泉。
于是十二月九日，卢汉率部在昆明宣布投共，并扣押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胁迫他们在「起义宣言」上签字。由于第八、廿六军官兵合力猛攻昆明营救他们的军长，当时昆明卢汉所辖仅战斗力薄弱的保安团，于是卢汉释放了张李余三人，让余程万携带万贯家财离开昆明，还赠款慰劳部下将士。李弥被扣六日后返回第八军，协同陆军代总司令汤尧指挥的第八军教导师加紧攻城，且已佔领巫家坝机场。不料余程万出城后率廿六军迅速向滇缅边境撤退。此时共军陈赓部已逼近云南，朱家璧的边纵与卢汉的滇军第九十三军合围国军，李弥孤军难支，又给养匮乏，只得被迫后撤。卢汉投共前曾要求中共释放他的叔叔、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濬泉（一九四八年十月在锦州被俘），但云南易手后，中共食言，仍关押卢濬泉十一年之久。
卢汉叛变后，扣押了国防部等撤至昆明的各级军官共三千多人，把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
卢汉的投共，使国府经营云南为反攻基地的宏图功亏一篑。如果说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华中军政长官程潜投共，使国府丧失西北、华中广袤国土，那么卢汉以一省主席却葬送了西南前程，他对中华民国的伤害远基于张治中程潜：卢汉叛变前一日，载运国防部、联勤总部人员与物资的飞机十多架陆续降落在昆明南部机场，运载了上将魏益三、中将十余人、少将以下三百多人以及大量物资，均被卢汉所派机场守护部队扣留，作为卢汉投共邀功的资本。当时国防部、联勤总部先后撤退至昆明的各级军官共三千多人，全被一网打尽；保密局处长、区长徐远举、周养浩所携部属与电台束手就擒。这一致命打击把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连潜伏都失去希望。
1950年2月卢汉欢迎共军的讲话照
此后卢汉历任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文革初期，他的「汗马功劳」并未使他倖免被红卫兵抄家批斗的命运，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三日患肺癌在北京逝世。
注释
[注1]张赣萍（1920-1971），江西萍乡人，黄埔十七期，军委会情报参谋班四期。历任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鲁道源）司令部参谋、情报队队长、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交警第二总队总队长。着有《血泪斑斑》、《弹雨余生述》、《抗日名将关麟徵》等。
[注2]黄宇人（1905-1989），贵州省黔西县人，黄埔四期、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政治系毕业。历任国民党中组部普通组织科指导股总干事、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兼组织部长、国民参政员、三青团贵州支团筹备主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国民党中央常委等职。1950-1967年在香港筹组第三势力，任「反共抗俄联合阵线」核心人物，主持出版《独立论坛》、《联合评论》、《中国民主论坛》等刊物。1972年移居加拿大，耗十年时间写成《我的小故事——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上、下两册，计50万言。
[注3]雷啸岑（1896-1982），湖南嘉禾县人。东京早稻田大学政经科毕业。历任国民党东京支部常务委员、中华留日学生总会理事长、南昌行营机要秘书、北伐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国民政府秘书、安徽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内政部参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及江陵县长、四川省政府高等顾问、《西南日报》总主笔、华西日报社长、重庆市部秘书、湖北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教育局长、和平日报总主笔、中央日报主笔。1949年7月流亡香港，任香港时报总主笔、以「马五先生」为笔名撰写〈自由谈〉与〈新世纪〉两个专栏，名噪一时。1951年2月与丁文渊、张国兴等创设「中国文化协会」，为大陆避难香港之知识份子解决困难；三月，与左舜生等创办《自由人》三日刊，任主编。1954年春，受聘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顾问。1960年春在港独资创办《自由报》三日刊，并受聘任香港德明书院新闻系主任。1982年10月18日病故香港养和医院。着有《三十年动乱的中国》、《忧患余生之自述》、《啸岑文存》等。
[注4]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英国封闭了滇湎公路，法国截断了滇越铁路，中国只能向美国借钱。中央银行用五亿美元信用贷款购买了一百六十二吨黄金，原拟运返重庆回收民间膨胀的法币，以平抑物价，不料美国财长摩根一再搪塞、拖延，不让国府运回这批黄金。所以政府预先出售之黄金，到期无现货偿还，用尽库存黄金，最后以八折兑现交货。此举使央行债信破产，又使人民怀疑国府已失盟邦，此后戡乱战事民心士气一落千丈，以致不可收拾。
[注5]黄宇人：1905年6月22日生于贵州省黔西县中和乡，中学未读到一半就跟随同乡的北京朝阳大学学生尹述贤离开家乡，投奔黄埔军校，1926年10月毕业，分发北伐军补充师，在团长陈诚麾下任连指导员，旋奉中组部长陈果夫之命回贵州筹备党务，因贵州军阀周西成专横暴虐而逃回南京。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由陈果夫吸纳到中组部普通组织科指导股任干事，三全大会后升股总干事。1930年8月任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兼组织部长。1933年由中组部长陈立夫选派赴英国留学，翌年春入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选读政治学、比较政府和地方政治。七七事变后，提前回国参加抗战，先后出任军委会第六部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训育组副组长、国民参政员、三青团中央社会服务处代处长、军风纪巡察团委员、三青团贵州支团筹备主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三青团贵州支团干事长、青年管理处长、国民党中常委等职。1948年11月，徐蚌会战失利，孙科继翁文灏任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出动，黄宇人主导的立委反CC系联合阵线推举吴铁城竞选立法院院长，不巧吴铁城被孙科邀请入阁，黄宇人转而循北方籍立委武和轩提名，支持北伐前在北平入党的童冠贤。童原已準备举家迁台湾，闻讯即回南京参加选举。黄迅即促使立法院补选正副院长，使CC系立委来不及赶回南京时，12月24日童以简单多数当选院长，整个过程仅四日。这位曾是改组派干将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署长、才当选立委不久的童冠贤不费吹灰之力便坐上院长宝座。1949年6月1日移居澳门，1950年10月因不出席会议被立法院取消立委资格。旋应顾孟余童冠贤之邀，以桂系人员退出为条件，加入李宗仁出钱、顾童牵头的自由民主大同盟（第三势力）。1972年移居加拿大依亲，自1971年起因胡越的劝勉开始撰写回忆录，至1981年4月写成《我的小故事——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上下两册，计五十万言。在自序中称：「奋斗一生，先后累了老父被军阀囚死；幼弟年仅十二，即被军阀拘捕入狱数年，不到四十，又被中共杀害；小女稚年即被中共奴役，其子女亦受影响。我在九死一生之余，只落得以洗碗工的身份，自我流亡异域，可说是失败到底了」。黄宇人曾任国民党中常委、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沦落至此地步，「只怪自己生性愚戆不识事务」。1989年病逝于加拿大。
[注6]金典戎，曾任北平行辕（主任孙连仲）参谋长、东北行辕交通处长、哈尔滨警备司令等。
[注7]龙绳武，龙云长子，法国圣西尔军校骑兵科毕业，曾任昆明防守司令部暂编十九师师长。龙云投共后，他被中共委任为云南省政府委员。旋即以处理香港房地产为由离境。一九五四年冬，被国民党策反赴台。
[注8]见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7月版，页1118。
五、兵败如山倒（上）
孟良崮会战追忆
毛 森[1]
三十五年六、七月间，蒋主席命令汤司令官成立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暂设常州。余奉兼第二处处长，主持肃清江南散匪（各地土匪、湖匪及中共地下游击队）、蒐集江北军情。不久、李默庵接替第一绥靖区司令官，移驻江北南通。李是黄埔第一期优秀将领，也是蒋主席的心腹。余仍兼任第二处处长，去南通略事部署，令副处长蒋剑民代理职务，即回江南。三十六年元旦，再去南通，辞去兼职，推荐蒋剑民接任处长，季仲鹏等为科长。
毛森
同时，蒋主席令汤总司令在镇江指挥第七十四军张灵甫、一百军李天霞等渡江，沿运河线北上，与东南李默庵部齐头并进。共军则节节顽抗，战斗相当激烈。第一关即共军号称「铁的南天门」邵伯镇（江苏省江都县北，地据水陆交通之孔道）。二十五军黄伯韬派一0八师三攻不下，黄调该军健将四十师师长陈士章上阵，一鼓拿下铁邵伯，并连克高邮；在高邮举行双十国庆，李默庵亲去授奖。各军继续轮番进攻淮阴、涟水等地、共军均坚强抵抗，双方损失惨重。七十四军损失兵额，一时无法补充，将所俘虏几千共军补入，以后孟良崮战役，到了最后关头，共俘掉转枪口，与招致失败有关。
匪谍刘斐将张灵甫逼到绝境
共军主力自苏北远退鲁南。蒋主席一面令李默庵绥靖苏北，一面令汤伯恩赶往鲁南，组成兵团部，继续追击。我奉令同行，于三十六年初春，到了临沂。军中业务本较单纯，按美军编制，第二处业务专为研判敌情。汤因所辖部队均係就近拨其指挥，不完全了解各军素质；为了知己知彼，要我提供「敌我」双方情况。
敌情：新四军在优秀政委及强悍军干领导之下，经多年生聚、整训，已逐渐形成有力军团。日本投降时，又收编多股伪军，收缴日、伪很多武器，只是缺乏重兵器，不能固守及攻坚。但有不少迫击砲，运动方便，杀伤力大。第二处为蒐集当前敌情，原设有谍报队，队长徐志坚，广东人，队员则多外省人；人地生疏，语言各异，一开口即引人注意。而共方民运工作早有广泛组织，故我谍报员下乡探查敌情，多有去无回，被其杀害。幸鲁南行政专员王洪九係本地人；因共方实施清算斗争，打土豪，分田地，穷人固大欢喜，官绅则恨共入骨。王为地方长官，自然代表反共。王姓又为鲁南大族，公私关係极广；由其代为侦查敌情，故我能了如指掌，中共对其恨之入骨。以后中共统治大陆，王洪九改名换姓，逃出后，从事营商。
张灵甫
据我记忆所及，当时新四军已编成十多个纵队，纵队即係游击队蜕化为正规军的前身。共拥有二十几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民兵，随时可补伤亡损失，随补随跟老兵一起打仗，不像国军重视制式训练。共军在实战中学习作战技术，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弥补军事上之弱点；运用党的组织力量，发挥勇敢的战斗精神，虽退不散，虽败不溃，已非乌合之众，已形成野战军雏形。它处处找寻国军弱点，伺隙主动出击。在苏北、鲁南，曾经多次剧战，国军虽胜，但元气大伤，且补充困难；补充之后，又须长期训练，始能恢复战力。
在孟良崮战役之前，张灵甫驻防北桃墟，陈毅曾想吃他，倾力猛攻，血战数昼夜。该地乃南北交通要道，大砲运动灵活，张部扼要猛轰，予其重创；东西又係高山，共军无法合围，乃知难而遁，张部伤亡亦重。此役获胜，实因有利地形，砲火发挥威力；现今上峰认识错误，竟令该军进入绝对不利之险地孟良崮，渡汶河攻取坦埠，以致全军覆没。
我与张灵甫多次来往，成为好友；他满腹怨怼，很气愤地的对我说：「我是重装备部队，如在平原作战，砲火能发挥威力，陈毅二，三十万人都来打我，我也力能应付；现在逼我进入山区作战，等于牵大水牛上石头山。有人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我死，我就死给他们看吧！」事后有人说：国防部参谋次长（主管作战事务）刘斐暗通中共，有意消灭七十四军。
一百军军长李天霞，聪明活跃，表面工夫较积极，军纪欠佳，战力亦较差；盼望南京多派男女政工员来劳军，鼓舞士气。李的资历较张灵甫深，两军编成纵队，张受李指挥。自苏北打到鲁南，经过多次激战，张有怨言，他对我说：「硬拚牺牲是我，有功是李天霞。」我也向汤司令官直言，并提出警语：「两军久战，张部已成外强中乾，李部犹如强弩之末。」
张灵甫蔡仁杰杀身成仁
战事未发动前几天，七十四军在孟良崮一些石洞中搜出不少便衣人民，请示兵团部如何处置？汤司令官派我前往处理。我略询问，他们都说是：「本地人，怕拉伕，藏身石洞。」但也可能是共党份子。我没有时间详查及处理，当即指示：如确係本地避难者，即予释放；对可疑者，移送地方政府处理。我顺路视察沿途情况，都是崎岖山路，见人马拥挤，宿营、补给均极困难。因多岩石，极难构筑工事，大砲不能运动，拉拉推推，变成累赘废物。逢山不能开路，遇水（汶河）搭不成桥。处此绝境，将士都有怨言。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更是满腹牢骚。
孟良崮会战前晚，我才看到国防部作战命令：令张灵甫由孟良崮渡汶河，攻取坦埠；受纵队司令李天霞指挥及支援。令驻汤头镇张淦纵队，向界湖担任右翼策应；令驻蒙阴黄伯韬军向北桃墟担任左翼策应。我对此部署十分惊骇，立即向汤总司令陈述：陈毅部队二十万人，都隐伏坦埠附近，张网以待；汶河水位虽不深阔，但沙滩极阔；通过广阔沙滩，实甚艰苦，暴露敌人面前，危险殊甚。
一百军李天霞部，战力不强，且在孟良崮西南，隔座大山，只怕支援不上。张淦纵队主力在汤头镇，距七十四军有七八十里之遥，又有河流山岭阻隔，绝对策应不上；黄伯韬部本可应援，无奈由蒙阴经北桃墟至垛庄，只有一条通路，两面都是高山，无法展开活动；到了垛庄，转入张部，又是山路，如令黄抽出主力，蒙阴又恐难守。汤听我分析之后，同意我的见解，即用电话向国防部作战厅长刘斐陈述。
刘说：「这是最高统帅的决定，命令既下，不能更改。现主席已休息，不便惊动他。」汤颇不安，又打电话向徐州顾总司令陈情，顾祝同答称：「作战命令直达各整编师（即有关各军部），徐州陆总及你的兵团部只是指示照办，负责督战；明晨即开始行动，照命令行事吧！」汤颇焦虑，一夜未睡，打了很多电话，都不得要领。临时决定：派副司令官李延年和我，驰赴前线视察情况，就近督战。
第二天微明，李与我率卫士一排，分乘二辆大卡车，经大磨石沟、小磨石沟、青驼寺，沿途都是李天霞部队；过了青驼寺至垛庄，没有部队。垛庄三岔路口驻一通信排，有电话总机，李延年拿起电话筒，与张灵甫通话，张大声地说：「我军少数渡过汶河，即被共军伏击。现陈毅倾巢南下，向我两翼包抄，似有十个纵队之众，对我取包围之势；左翼一部，直趋垛庄，截断我军后路。你们立刻回去，稍迟一步，即陷入包围圈内。如果退路被切断，即向本军靠拢。」
李问他如何应变？张答：「我已命令各部队，一面应战，一面从速退回原驻地。但是大砲、马匹挤在山地、河边，敌军向我密集轰击，秩序相当混乱。」李一再叮嘱；「站稳脚跟，沉着应战！」我们在电话中亦听到汤司令官对张的指示（临沂与张的电话，係经垛庄总机转接）：「切实控制秩序，集中火力，压制敌军人海冲杀。」同时汤司令官命令李天霞兼程应援。
李延年当向汤司令官请示我们行止。汤令我们速回临沂。李乃有名勇将，从容视察附近，尚无发现敌蹤，只见我方少数留守人马。据电话排告称：离垛庄数十里地，驻有二十五军，由北桃墟派出警戒部队一个连。我们乃原路南回，沿途见有少数士兵纵马啃麦苗，李延年令停车数次，斥责及掌掴士兵。又见几处市集，人群买卖，毫不知暴风雨将临。
到青驼寺附近，一百军正出动架设砲位。该军在孟良崮西南，山峰甚高，张军在崮北，确实不能策应。因正调动中，没有见到其主管，不知其行动计划。
我们回到临沂，已近傍晚。汤司令官正忙于指挥应变及向上级报告。当由李向汤报告我们此行概况。
我们刚离开垛庄，陈毅第六纵队也即到达，只前后步之差；而其后续部队不断增加，构筑工事，坚强固守，隔断李军北上及黄军南下策应；张军则无法向垛庄后撤，与李、黄会师。统帅部虽一再严令李、黄拿下垛庄，合力救张，无奈李军强弩之末，力有不逮；黄军不敢投入主力，恐共军转向，攻其蒙阴根据地。
李天霞直接指挥作战及支援，应自量力：青驼寺至张部遥远，策应不上。平时因为山区补给及宿营困难，避免挤得太近，但开始行动，应速接近，以免猝遇情况突变，无法策应。此次本为主动求胜出击，反而引敌反扑，又吃一次「围点打援」的大亏。对垛庄这样中途重要据点，李竟不派有力部队驻守，非特失职，简直没有军事常识，亏他还是黄埔三期生！无怪共军讥其为「黑埔」饭桶！
七十四军被围后，张即仓促部署，在孟良崮山区作困兽之斗。当时许多人都认张灵甫这头懒牛，不得不变成田单火牛，奋勇拚战；像过去迭次战役，终能自动解困。国防部亦存此期望，直接指挥作战，除用电话指示外，并不断派飞机传达命令，对张灵甫多方鼓励：奋勇战斗，坚守待援。对顾祝同、汤恩伯指示应变处置：对李天霞、黄伯韬、张淦，督促应援，尽力解围，作成反包围，予敌重创。迨见情况恶化，张部不能支持，乃严令李天霞必须拚死解围，否则军法从事！
但共军坚持「围点打援」，死守垛庄，坚拒我方援军；同时不顾牺牲，採用人海战术，紧缩包围圈，利用搬运方便的迫击砲猛轰，砲弹炸破岩石，弹石俱飞，杀伤力甚大。人员尚能勉强忍受，千百马匹无法控制，乱跳乱奔（该军大量马匹，係用来拉砲），乱了阵脚；苦战四昼夜，死伤惨重。这头被认不肯出力的牛，终至力竭声嘶，而陷绝境。军长张灵甫、副军长蔡仁杰、旅（师）长卢醒等集体自杀。时为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七十四军之覆亡，对国军士气打击极大。
我写战役检讨获蒋公重视
战役结束后，共军向北回窜，余又奉令前往收拾残部。遍地人马尸体，由工兵掩埋，余则陆续收集负伤官兵数千人：轻伤者草草包扎，慢慢步行，重伤者担送上车。因救护不急，几天没有饮食或流血过多，不少冤枉死去。这些负伤官兵，当然怨气沖天，到处听到骂声。只好充耳不闻，善言安慰。
我回兵团部，将全盘地形环境、各部队素质、敌我情况、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作成详细报告，并附图表（由中校参谋徐福臻草绘），指明共军各纵队南下路线及围攻位置，携至南京，亲自面呈蒋公。他对我的报告，先略略一看，转而对图表仔细观看阅读。连连说：「你很好！我知道了。」事后了解，我这报告发生很大作用。因为：
整编七十四师失败，蒋公确极震怒，对若干将领将予处分；对李天霞尤其切齿，有意杀他以振军威。看了我的报告，自知国防部不明实际地势，部署错误；对七十四师实力及特长、弱点，不够清楚，深为内疚。据其侍从私告，蒋公对张灵甫等死难，极为哀痛，曾默哀追悼。后将一军舰取名「灵甫」号，也不再追究战败责任，没有处罚什么人。对李天霞当时虽极兇，交军法审判，后亦从轻发落。
此次孟良崮战役报告上去没有几天，蒋公即要我做他的直接僚属，发表我为国民政府军务局专门委员兼第五科科长。足见对我报告的重视，也可说接受我的战役分析检讨。
（本文摘自《传记文学》杂誌总第456期所刊《往事追忆──毛森回忆录》）
出镇襄阳与被俘经过
康 泽[2]
被派任十五绥靖区司令 在蒋一再催促下抵襄樊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旬，有天上午，邓文仪（当时任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和罗泽闿（曾任青年军二0二师师长，当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一道到我家裏来告诉我说：「在昨天的作战会议上，决定新成立几个绥靖区，委员长指定要你去任襄樊这一区的司令官。命令已经下来了，你赶快準备吧！」过了一天，我奉到国防部的命令，同时，蒋介石通知我去见。他对我说：「现在决定派你到襄樊这一个绥靖区去负责任，我已经叫他们把这一个区划大一点，要包括鄂西北、豫西南、陕东南和川东北这一带地区，那裏的部队有川军三个旅，还可以把六十旅和二0三师调到那裏归你指挥，人地也很相宜，你赶快準备。」我承受了这个命令，并表示着手準备。
康泽
又过两天，接到通知，到官邸去出席一个会议。到时，看到除了蒋介石外，有蒋经国、郑彦棻、胡步日、谷正鼎、袁守谦、徐佛观、罗泽闿等在座。这个会议，讨论的事情是：党团合併后，计划把所有各级党团干部，由蒋经国主持召集训练。当天蒋介石只作一个决定：这个班的班址可以在中央训练团。
在这个会议完毕后，蒋介石叫我到另一间会客室问我：「你準备好了没有？」又说：「快一点準备，早些去。六十旅调到襄阳归你指挥，二0三师也调到那一方面归你指挥，还有八十五师和二十师，将来也可以调到你这一方面来??。」我在中间插嘴说：「第三厅厅长罗泽闿还在那边，可否请他一道来，以免他经办时不接头？」蒋介石说：「可以。」我和罗泽闿一道到国防部第三厅。他对我说：「六十旅现在豫东补充，一时调不过去，调的命令，还不能下。二0三师师部在成都，一旅在陕南，一旅在鄂东，调到十五绥靖区的命令可以下，什么时候调得到，就很难说。川军的三个旅在湖北境内，这个命令可以下。」我听他这样一说，心中冷了一半，即是，只有川军三个旅和二0三师了。心裏很想不干，但感到提不出口。
我为了便于指挥和拉拢川军，我接受陈春霖（当时任国防部副官局长，已成为陈诚下面陆大系重要份子之一）的建议，找原刘湘部下的军长郭勛祺任副司令官，重庆行营第三处处长刘志宏（又名刘宗宽，係共谍）任参谋长，均经蒋介石核准。以后刘志宏未到职，我又决定以易谦（曾任别动队大队附、中央训练团政训班副主任等）任副参谋长，江鹏南（曾任特别训练班大队长）任第一处处长，董益三（黄埔六期，军统份子）任第二处处长，胡学熙（当时在中央训练团任大队长）任第三处处长，汤孝钖（曾在别动队及青干班任总务组长，当时我派他任高参）代理第四处处长，蒋光耀（曾在特别训练班任政治教官、四川温江等地任县长）任军法处长，宋新民（当时任汉口戡乱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任新闻处长，燕德炎（曾在别动队指导组工作，以后在四川任县长、行政专员）任政务处长，傅良居（当时在湖北汉川任县长）任经济处长，汪荣（曾任特别训练班总务组长、贵阳市公安局局长、县长）任总务处长。
我和郭勛祺、胡学熙、江鹏南、董益三、蒋光耀、宋新民等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坐军用飞机到老河口。第二天（二月一日）由老河口到襄樊。
勉强到职惴惴不安 部队不全问题多多
到襄樊后，先到一六四旅旅部，然后过河到襄阳司令部（借驻襄阳师範）。我的第一个印象：老河口是在戒严状态中，驻防老河口的一0四旅，全是新兵，逃亡甚大，战斗力是说不上的。襄阳与樊城，分别驻有二十三旅与一六四旅。据说，二十三旅（有两个团兵力），装备颇优，战斗力颇强，惟骄气逼人，纪律甚坏；一六四旅装备极劣，只有四个步兵营，战斗力说不上，是从鄂西自由行动开到这裏来的，惟对老百姓的态度较好。
第二天，我即在司令部开始办公，召集联合会报。出席人是：司令部科长以上，部队团长以上，地方专员、县长等。我在这第一次会报中，发现摆在面前的几个问题：第一是军民感情恶劣，为了柴草麸料和工事材料，军队叫苦，地方上怨恨军队强买；第二是军政关係恶劣，也是为了柴草麸料和工事材料的问题。
当时武汉行营规定十五绥靖区的任务是：
一、守备襄樊；二、守备襄河河防（由老河口到锺祥）；三、维护襄（阳）沙（市）公路的交通。我奉到这项命令后，即正式规定由二十三旅守备襄阳，一六四旅守备樊城。将襄河河防任务，分段责成驻在老河口的一0四旅，及二十三旅与一六四旅，配合地方保安团队分别担任。并由一六四旅派出一个营兵力，驻乐乡关，以加强襄沙公路的防护。
在南京见蒋介石申述意见 闻蒋责腐败并酝酿小组织
三月中旬，接到国防部的电报，叫我于十六日到南京，出席绥靖会议。接到电报颇晚，加以天气恶劣，飞机贻误，二十二日到南京，二十三日到国防部去接洽时，知道绥靖会议已经闭幕。
当我回到南京时，曾有人先后不只一次地告诉我说：「三月一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举行九週年纪念会时，在南京的党政班各期同学均去参加了，中央党政军各部门首长也多应邀参加。委员长在训话中很露骨地说：『我们党政班办了九年了，无论在党务上、政治上腐败的还是一样的腐败，贪污的还是一样贪污，足见我们所训练的全是官僚；共产党也在办训练，他们所训练出来的是革命党。我们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发愤努力，再醉生梦死，我们就会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明年这个时候，再要在这裏开会，恐怕也不允许了。』委员长讲完后，即到后面休息室，有同学愤慎不平地起来发言说，现在党政军各部门的贪污腐败应该由那些高级人员负责，我们不能负责。打倒宋子文、孔祥熙！打倒陈果夫、陈立夫！打倒张群、陈诚、朱家骅！当时与会的有七八百人，均情绪激昂，热烈鼓掌，中央训练团教育长黄杰起来维持秩序，叫大家安静。大家鼓噪说，你不要讲话，你还没有被打倒资格。于是黄杰就不敢再维持秩序了。委员长在后面休息室，当然听得到前面的鼓噪和呼口号。但，他没有讲什么就走了。张群、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均在场，也一个一个的不等会餐完毕就溜了。」
我听到这种情形，感到一般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是「复员」、「整军」、「劫收」??乱七八糟、暗无天日的结果，这几个王八蛋（但，我当时认为朱家骅还不能和其他那几个人划一个等号）应该打倒。
老河口穀城失守 蒋命令固守襄阳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我离开南京到汉口。到汉口后，知道十五绥靖区改归华中剿匪总部白崇禧指挥。
华中剿匪总部命令在老河口设指挥所，并指定郭勛祺为主任。四月二十日，我由汉口回到老河口，当日召集指挥所人员开会，第二天回到襄阳。
五月初旬，共军从豫西南方向进攻老河口，先向马头山攻击后，有放弃马头山逕攻老河口城的企图。我无固守把握，国防部及华中总部所派两路援兵北路张轸、东路吴绍周行动迟缓，不能如所要求的时间到达。我为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将上述各情据实向蒋介石报告，并请示「可否权宜处置？」蒋介石当即覆电允许我「斟酌情形，权宜处置」。于是我于第四日晚十二时，向汉水西岸作有计划的撤退。老河口遂为共军所佔领。再次日，吴绍周率八十五师由东阳到达樊城，张轸所部亦过新野向老河口推进，将形成包围老河口态势，共军遂自动退出老河口。
六月三十日晚十一时过，华中剿匪总部来电给我说：「白总司令将于明日（七月一日）下午一时到老河口，希该司令官率同重要幕僚人员及行政专员等事前到达，準备举行会议，并加强飞机场一带之警戒为要。」夜间三时左右接到一六三旅报告，老河口东北的黑龙集（距老河口约六十华里）有共军约六七千人活动，同时石花街方面（距老河口约五十华里）亦有情况。据此判断，共军有包围老河口的企图，除向华中总部急电报告外，并建议白总司令不要到老河口来，如有指示，请用电报。白崇禧接到我的电报后，即不来老河口了。
七月一日傍晚，共军接近老河口，我令一六三旅，向穀城撤退，当晚撤退完毕。
七月二日晚，共军自东西两面向穀城进退，并由襄河东岸分数处渡河，抄断退路，一六三旅被截为数段，而分股向西南地区逃窜，至七月三日仍未与襄阳司令部取得联繫。
七月四日，共军继续南进，有进攻襄樊之势。同时，我接到华中总部命令，令我在襄樊固守待援。我于奉到这项命令后，作兵力部署，检查库存粮弹。弹药尚不成问题，而粮食则大成问题，临时在附近迅速抢购若干弥补。
七月四日晚七时，共军一部，开始向樊城攻击，与守军第一六四旅对战约两小时退去。我当时判断，此係试探性质的序战，并指示一六四旅继续沉着固守。黎明前共军一部再向樊城发起攻势，对战约两小时又退去。守军死伤共约十余人。估计共军的死伤，较守军为大。因之，我即利用此估计的事实，指出利用阵地之利。一六四旅曾因此增高了沉着固守的信心。
七月五日，共军仍在上半夜黄昏后、下半夜黎明前向樊城攻击，对战约两小时，又被守军击退。因此，我对一六四旅的信心，与一六四旅本身的信心，均与日增高。
七月六日晚上，共军除了在樊城发动两次攻势外，并于薄暮开始向襄阳西门外山地守备区攻击，万山和琵琶山于当晚被共军佔领。
七月七日晚，樊城方面，共军仍有两次攻势，对战约两小时左右后，仍复退去。
七月八日，华中总部令我将樊城兵力转移，增强襄阳山地守备区的力量，并派空军于中午十二时在上空掩护渡河。而一六四旅转移行动，颇为迟缓，所以落暮前未能接防完毕进入阵地，而共军则于晚七时又开始向山地守备区各阵地攻击，与瑟琶山连接、对襄阳城西门有瞰制作用的真武山，即于此际被共军佔领；不一会儿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失守。我知道凤凰山和无名高地两阵地是全山地守备区的脊樑，如果不派总预备队去收回，整个山地守备区，即将崩溃。晚十点钟，凤凰山及无名高地的两阵地，均已夺回。拂晓，共军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被四八八团击退。
由九日到十二日，共军每晚两次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均被四八八团击退，山地守备区，赖以稳固。
七月九日，华中总部来电，令我派兵收复真武山，并于中午派空军掩护。我令一六四旅执行此一任务，但一六四旅结果未能将真武山收复。
七月十三日，蒋介石来电，问我将山地兵力转移城内，凭城垣固守何如？我覆电说，瑟琶山、真武山、岘山虽已失陷，但其余大部山区阵地仍在我手，倘全行放弃，则西门、南门及西南关全在羊怙山、虎头山及真武山的敌人火力瞰制中，于我更形不利。
七月十四日晨，蒋介石又来电话说，襄阳城垣坚固，山地兵力仍以转移到城内固守为宜。我感到这是蒋介石比较肯定的指示；同时，我又鑒于共军从七月十二日以后，已未再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其他各阵地亦甚沉寂。我当时估计，共军有放弃对山地的攻击而逕攻襄阳城或截断我城内与山地守备区联络的企图。我与郭勛祺、易谦、胡学熙及周建陶（视察组组长、战地视察官）等研究后，决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下令山地守备区各部队于十四日中午十二时零分转移，按四八八团、一0四旅及一六四旅之次序互相掩护。由南门入城，约在下午三时转移完毕。黄昏时共军突向西门外的同济医院攻击。晚八时过，同济医院失守，西门陷于暴露。
在山地各部队悉数转移入城后，各部队长以兵力集结，更具信心。郭勛祺向我建议，并自告奋勇说：「几个旅都调入城内，需要设一个城防指挥官，统一指挥，我愿来讨这个差事。」我当即下了派他做城防指挥官的命令。他又向我要求说：「还请给我杀人权，允许我『先斩后奏』。」因此，我又下了一个手令：「在守城作战中，敢有贪生怕死擅自放弃阵地者，该指挥官得根据情形，即予枪决，然后补报。」
七月十五日早晨，我想到，为了减轻一0四旅的负担，并使各部队任务明确，以免混乱起见，城防部署需要重行调整。我即写就要点。郭勛祺于接到我提示的要点以后，来对我说：「不能调整，时间来不及。」于是我就把重行调整的意图放弃了。中午，我到鼓楼（即昭明楼）一0四旅及砲兵指挥所去看了一看，然后又转到视察组所住的襄阳旅馆和周建陶下象棋，以心绪不闲，未及终局就没有下了。黄昏（约下午七时过），共军开始在西门及南门攻击，双方对战，砲火相当猛烈。八时左右，一六四旅旅长刘玉杰来电话报告说：「好像敌人已经进了城了呀。」
共军攻破襄阳城 尽力死守成孤军
不久判明，共军是已经入城了。城内四处发生枪声，喊杀之声震耳，守备体系已被打乱了。于是即作加强司令部守备的準备。我想利用司令部周围的砖墙及四角的高碉和伏地堡，作死守计，以等待援兵。此时，各部队溃兵、司令部住在外边的人员和眷属，以及专员公署、县政府等的员兵，均纷欲逃入司令部。郭勛祺为免司令部内的壅塞和杂乱，已令将前后左右各门关闭，并堆上沙包。易谦到我的办公室来见我向我建议，趁此混乱之际，走出司令部，利用水鬼，泅过襄河逃走。我当时一方面认为，四面被围，逃出的可能极小；另一方面认为，我一出走，司令部核心工事，即刻发生动摇，不如死守司令部，尚有一线希望。因此，我未採纳他的意见。他就去了。他和视察组组长周建陶似即混出司令部，照他向我建议的行事。我以事已至此，未阻止他们。
我为避免流弹，从办公室转到碉堡。这时，城内各处的枪声和喊杀声，仍继续未停，而以鼓楼一带为最激烈。鼓楼是一0四旅和砲兵的指挥所，最初尚和我通电话，约在晚十点左右，电话也断了，但仍在继续抵抗。我希望鼓楼和司令部这两个核心工事，互为犄角，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郭勛祺向我建议说：「我们固守着司令部，等到明天再看。」
我当时鑒于事已至此，也只有如此了。因此，点头同意；而我内心则怪他没有照我的指示调整部署，以致一处被突破，全城即发生混乱。夜十二时左右，鼓楼一带枪声及喊杀声渐趋沉寂，估计共军或已佔领该处，惟共军尚未向司令部进攻。因此，更以为司令部尚可固守。当将此种精况——襄阳城已被共军攻破，及决心死守司令部核心工事，等待援兵，向蒋介石及白崇禧报告，并请迅派援兵。
七月十六日黎明，我上到司令部高碉顶上向四面了望，间或听到稀疏的步枪声，并看到服装不同的人在远处城墙上行走，我即感到所有城门已被共军佔领，所有各部队似均已被解决，只剩下司令部核心工事了。
上午，接到蒋介石来电，大意说他已饬顾祝同调派援兵。并说：「当此艰危之际，正是磨练胆识之时，将来事业亦以此为起点。」我看到这个电报，一方面觉得，他也许知道我不相信白崇禧的固守待援，所以叫顾祝同（当时已任参谋总长）调派援兵，也许真正有援兵来了；同时又感到，他这个电文，使我获得兴奋和安慰。因此我亲覆一电，大意说：「我决竭智尽力，死守司令部核心工事，惟望援兵能迅速到达。」接着又接到白崇禧先后两个电报。第一电的大意是，叫我集结兵力，将攻入城内之敌驱逐。我覆电说：「现已无此力量，切盼援兵早日到达。」第二电的大意说：「据闻退守核心工事，足见忠勇。」
我当时看到这个电报，格外生气，觉得：说叫我固守待援，固守了十余日，而援兵尚无到达之期，以后叫谁相信这类狗屁命令！中午接到宋新民（司令部政工处处长，当时因事请假到汉口）来电，大意说：「我到总部打听的结果，所派援兵原说在十六日从汉口出发，现在又要改到二十日才能从汉口出发。此间有关各方面，均担心缓不济急。」我接到这一个电报，觉得援兵要在二十日才能从汉口出发，已经救援不及了。因之，颇为绝望。中午还吃了一顿饭。
下午三点左右，第二处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行政专员李朗生，一同来见我。胡学熙向我说：「现在已经不能到外面挑水，司令部裏已经没有水吃了！粮食和弹药也维持不了多久的时间。」董益三对我说：「现在固守在司令部裏不是办法，应该派人出去办交涉。」我说：「双方短兵相接，即或派人，如何能派的出去？」他说：「派出去的人，先拿白旗摇一摇，对方就不会开火。」
我当时对他说的话很不顺耳，因此，我说：「我决心死在这裏！」李朗生接着又向我说：「在司令部裏固守，我看是很困难，不如利用今天黄昏时突围。」
我说：「你看怎样能够突出去呢？」他说：「敌人现在注意攻城，一定不注意外面山地的防守，我们利用今天黄昏的时候，从南门一带出城，向山地上走，只要上了山，这个山地很广，我们就容易走脱了。」我当时相当同意他的意见，只需要有比较可行的方法。因此，我告诉他说：「你们去和郭副司令官研究一下，再由我做最后决定。」此时，我是在核心工事的坑道裏，于是他们就到郭勛祺所住的高碉去了。
不一会儿，郭勛祺出来对我说：「现在只有固守，没有别的话可说。」我当时对郭勛祺的态度表示完全同意。他又向我建议说：「你这裏不好，还是到高碉裏第二层会好些，那裏的墙厚些。」
我同意他的意见，于是我就转入高碉裏去了。我叫我的副官张子瑜，把我的自卫左轮手枪递给我，备必要时用。郭勛祺看到了，马上从我手上夺了去，并说：「不必！不必！这支枪还是由张副官带在身上好。」
又问话了别的几句，我吩咐张副官到我办公室裏把我的日记本烧掉，以免万一失落到敌军手裏。另外，我把一部分未处理的信和两套换洗的内衬衣裤，装在皮包裏，教卫士张用之保管。这是我万一有机会突围时的準备。
此时的司令部防守的指挥责任，由郭勛祺对我负责，并指定了两个助手，一是第三处副处长舒子辉；二是勤务营长李光模。所控制的部队，除了二十三旅教导队比较完整外，宪兵连和勤务营，都有很多逃亡或隔离在司令部外面了。检点可用兵力，已只二百左右，而壅塞在司令部的人员，有司令部的职员以及其眷属、专员公署及县政府人员，以及各部溃散官兵等，使得司令部的会议厅、办公室及核心工事裏的坑道，均被塞满。
我当时曾感到，这样对于作战有极大的妨碍，但已不能把他们驱逐出去。
在碉堡中受伤被俘 从此开始战犯生涯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左右，共军向司令部发起第一次攻击，未能攻入，但饭厅、厨房、办公室及译电室等处，均已中了很多砲弹，我所在的高碉，也直接中了砲弹数枚，最高一层（即第五层）的守兵，有死有伤，因之他们就向下面移动。约半小时后，共军又发动第二次攻击，我所在的高碉，又直接中了砲弹数发，四层、三层的守兵，续有死伤，他们纷纷下移。共军似乎已进了司令部前院。
枪声和喊杀声愈更逼近。我所在中央高碉第二层的守兵，有的重弹倒地。原来董益三和胡学熙，均和我在这一层，此时我就没有再看见他们了。我转眼看到从射击孔扔进来一颗手榴弹，正落在我的面前，轰然一声，在我面前爆炸。我被震倒在地，我当时又挣起来，摸一摸我的四肢，尚未残缺。因之，我又靠墙坐下。此时，楼上的官兵，纷纷从上面下来，向坑道裏逃避，我又看到有第二枚手榴弹扔在我面前，无法驱避，又轰然一声，我被震倒地。
我不知我是否受伤，我只彷彿听到枪声和喊杀声越逼越近。不知经过了若干时间，枪声和喊杀声渐趋沉寂。我不知是怎样出了碉堡而被抬到一个街檐下，有医生在给我洗涤和上药，我又听到郭勛祺的声音，彷彿他在附近说：「哎呀！受了伤了，要请你们好生医治哟！」给我上药的人答覆说：「请放心，我们一定是好生医治的！」
我身上原来所穿的衣裤，好像是被医生用剪刀剪成几块拉下去的。上了药之后，我又被抬走，不知道是向什么方向，但我已经知道是被俘了，一切都完了，将来不知是怎样。这是当时的心境。
（原载《传记文学》杂誌第407、408期）
济南失陷的真相
高 恭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陷落，继而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沐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相继被中共佔领，于是揭开徐蚌大战之序幕。毛泽东于其选集第四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对于攻佔山东省济南，有如下记载：
「『攻济打援』：是指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所採取之作战方法，济南是国民党在山东地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以第二绥靖区的十一万余人守备济南，同时以配置徐州地区之主力二十三个旅，约十七万人，随时北援。华东野战军以七个纵队组成攻城集团，以八个纵队组成打援集团。九月十六日晚，我军对济南守敌攻击，经八昼夜连续攻击，于廿四日全部歼灭守敌（内有一个军起义），生俘国民党第二绥区司令官王耀武。由于我军迅速攻克济南，徐州之敌未敢北援。」
王耀武朝令夕改调遣不当
若果仅以上述毛氏所记载言之，中共用二面战法，以七个纵队攻击，所谓「攻」也；而另以八个纵队堵截援军，所谓「打援」也。其实，共军之得济南也，非纯藉其军事力量，而係靠其渗透之间谍，更乘国军内部因误会疑忌，致造成中共不劳而获得城池。然观其围城攻城以至巷战，国军仅以一师兵力，补给则以机场失守而告中断，援军则以共军截路而苦难达，孤军苦斗，城虽陷落，然亦足反映国军之勇于卫御。独惜王耀武竟任用共谍主管作战部门，又以调遣部队未得其当，卒至以身陷敌。
当时济南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其部队：一为整编第八十四师吴化文部；一为第十二军霍守义部；一为整编第七十三师，一为整编第七十四师之第五十七旅；一为整编八十三师之第十九旅等。整编之八十四与七十三两师均装备优良，军容雄壮。八十四师吴化文部驻守兖州（汪政权时化文原为伪和平军，胜利前夕反正，归顺中央）。
一九四八年八月间，济南受共军四面紧迫之威胁，王耀武乃调吴化文来济南增防，而以霍守义部防兖州，以吴部较为精良故也。讵知共军攻济南为声东击西之计，而将全力猛扑兖州，霍守义部抵抗力竭，向王耀武乞援。
王又令吴化文回师援兖，不料吴部在返兖途中，遭共军半途突击横截，吴部遂匆遽应战。共军陈毅部沿路出击，甫经一次战争，吴部尚可以前进，而二次三次连续在路中遇伏，吴部节节应战，致丧亡士兵一旅之众，而兖州终告沦陷，霍守义亦被俘。
吴化文驻防兖州，时间既久，其官兵眷属全居兖州，当其开拔赴济，军眷并未随行。若兖州被中共佔领，则眷属尽皆落入共党之手；加以损丧队伍如是之众，其内心之愤恨可知。吴氏认为王耀武之调遣不当，致有此失。既不使吴部守兖州，则不应再调回而救兖州；兖州既非吴部把守不足以抗倾巢之共军，则不应将吴部调至济南。如是步伐凌乱，何以克敌？况眷属及其资财俱在兖州，则吴部上自吴氏本人，下至官佐士兵，其心皆在兖州；今欲与眷属会聚与保持其各人资财，势不愿再与共军战斗，以增加全体军眷之危险，吴部士气遂完全动摇。
吴化文部以兖州已失，中途又遭突袭，王耀武令返济接防。该时济南已趋孤立之势，王氏调民防部队为最外线，而以吴部精锐居第二线，即保卫飞机场及铁道公路之主要防线；另以七十三师驻扎内线，守市中心区。此种部署似未可厚非，无奈吴氏对王氏已芥蒂于心，认王氏如此布置，係以杂牌队伍视吴氏，故将吴部布置于战斗必争之地，疑其有假敌歼我之意。同时中枢得到真确情报，于九月十四日曾致密电予王耀武，告以吴部军心动摇情形，着速谋监视，最好能消除其叛变意向，并饬注意防务，不为吴部而影响抵抗力量。倘吴部确有叛变实迹，准便宜处置等情。王氏阅电，不胜惊惶。立与其参谋长商量后，决遵照中枢指示办理，交由第三处核办。
第三处处长竟係共谍
第三处为作战处，为第二绥区之作战中心，所有攻守计划、部队调遣、防地与兵力部署以及补给、运输等均属之。
该处处长廖蔚文，曾随沈鸿烈、牟中珩等任职，原籍山东，勤慎迂谨，素为官长所器重。抗日时期，曾在山东参加地下工作，并打游击。廖蔚文即于该时参加共党，潜伏鲁省军界中服务，不稍露锋芒。此次王耀武委为绥署第三处处长，亦以廖蔚文谨慎持重，但为时只数月耳。
廖氏得王氏交办之中枢电文后，深知吴化文意向，以为机不可失；本拟在第三处再留一时期，以便将各项重要战略战术，尽情报告中共；继以倘吴化文率部投向中共，则取济南，易如反掌，乃持原电逕至机场晤吴化文。廖氏表白自己身份，并反覆论述济南必失，一面盛称中共德政，对吴部许其仍回防兖州，详陈利害等。此项策反工作亦正中吴氏下怀，于是，由廖氏先赴共区联係，谈妥条件，于九月十六日中午，吴化文正式叛变，先率部向鲁西开拔。
济南之失係共谍颠覆
王耀武得化文叛变情报，而绥署之第三处处长廖蔚文亦携各种重要文件失蹤，即晚共军来犯城池，外线民防部队奋勇抵抗，至十七日晚溃退，飞机场、火车站、公路站均被共军不费一弹而佔领。十六日王耀武决定死守待援，急电中央报告并请援；叵奈困守一城，补给无路，中央实行空运支援，十七日运兵一团增援，至十八日空运至济南上空，飞机与地面失去联係，知国军业已弃守，飞机折回，自此空援亦绝，王耀武惟有据城苦斗以尽其守土之责而已。直至九月廿四日，济南城全归共军佔领。
济南之失，关係徐蚌至鉅。依照上述经过，即以济南为例，皆由共军成功运用其间谍渗透颠覆所致。吴化文的叛变，使十一万重兵把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城济南，西部门户大开，王耀武所称「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于是刘峙派三个兵团北上援济的计划彻底破产。吴降共后四天，济南陷落，国军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保安司令部、两个师部、十一个整编旅、两个总队、五个独立团八万四千余人被毙伤俘，旅以上军官廿三人被俘，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等统统被俘，还损失了大批武器装备。济南失陷后，山东全局糜烂，于是华北、华东共区连成一片，直接导致了徐蚌会战的败局。吴部被改编成共军卅五军，参加渡江战役，其独立旅改编成的一O五师三一五团佔领了南京总统府。中共建政后吴化文出任浙江省府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卅五军改编为浙江省军区部队。一九六二年四月病死。
悲壮惨烈的开封城保卫战
刘茂恩[3]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以后，匪以陈毅、刘伯诚、陈赓等部，进扰中原，经年未已，我国军始终未能形成优势，穷追猛剿，致匪将我之广大平原太半摧毁，而我全省所能控制者，仅开封、郑州、新乡、安阳、商邱、信阳、南阳等处，其余各县，均在被匪窃据窜扰中，是时地方之自卫部队，亦仅能以游击方式与匪勉力周旋，保卫乡土。最初共匪只是避实就虚，以大吃小，但后来国军之追剿行动，疲于奔命，造成处处守备，处处薄弱，而显出力绌的现象，以是共匪越来越猖獗，才敢动大城市的脑筋，也敢打硬碰硬的会战了。
以五千羸卒抵御共军十五万精锐
开封是河南省省会，为我国五大古都之一，战国时代称大梁，为魏国国都，五代后梁建为东都，升为开封府，迄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都在这裏建都；金朝称汴京，后改为南京；元代置南京路，嗣改汴梁路；明代为开封府；清代为河南行省省治，民国始废府，改称开封县。开封城位于黄河南岸二十里，惠济河引黄河之水由开封城西北注入城裏，环绕一周，由东南角出城，流经柘城入安徽涡河。城墙高三丈五尺，周围四十多里，原有五座城门：东门名「仁和门」，通称「曹门」，其南有小东门，名「丽景门」，通称「宋门」；西门名「大梁门」；南门名「南薰门」；北门名「安远门」。南门外交通四达，陇南铁路经过那裏不远，车马行人络绎不绝；曹、宋两门关，道路修长整齐，西门、北门外沙阜绵亘，风起尘沙遮天，雨则泥泞载道，就是受了黄河的影响。自古以来，欲争天下，必先取得中原，欲取中原，必先佔有开封，可知开封地位的重要，所以共匪要进犯开封，也是意料中的事。
先是城防部队，仅是第六十六师的暂编第十三旅，辖三个团，约五千多人，偌大的开封城厢防守，如此兵力，实在不敷支配，经将全部保安队拨交李师长统一指挥后，守备兵力总算加强，但兼任城防司令的李师长却误认为一般保安团队，无甚战斗能力，根本未予重视，竟不准进驻城裏。及至情况紧急，重新调整防务时，仍然没有能够作适当的部署，还是由暂编第十三旅担任城垣和西关以至城东曹门关的守备，而以保安第二团（刘成汉）驻扎南关邮政总局，担任南关的守备任务，仅以保安第七团控置在城裏，作为城防预备队；并指定保安第二旅及保安第八团（曲铮）分别驻守城外南关及宋门关，其间地区指挥官为第二旅参谋长代旅长孙喜堂。另以保安第一旅（欠保八团）推进铁路南边飞机场以南土堤佔领前进阵地，以掩护飞机场安全。该旅参谋长是张桓（字戢武，军校十六期毕业，河北大城县人）督视阵地，颇为尽职。
六月十二日晨三时，我以开封兵力单薄，地区广大，现有兵力不敷部署情形，电向统帅部告急，请迅速派有力部队前来增援，以备迎击来犯之匪。
十三日、奉最高统帅电示要旨：「以现在对匪之行动，尚未能判定，饬以原有兵力固守城防，倘匪进攻开封时，只要能坚守五日，则各方援军定可与汝等在开封城内会面。」
是日、陈毅匪部之第一、三、六等三个纵队约九万人，先头已到达西华县及其以东之周家口地区，旋窜扶沟以东及龙曲集附近地区。刘伯诚匪部之主力，五个纵队约十五万人，其先头已到达西华县西北及鄢陵以南之红花集附近地区，旋窜扶沟以北地区。陈赓匪部先头已到达许昌及其以东地区，旋以一部窜长葛县附近，主力窜洧川以南地区。土共魏凤楼、张太生等匪部先头到达太康以北之龙曲集附近地区，旋窜杞县东北地区。
六月十四日，陈毅匪部已迅急进抵杞县以南及通许东北地区；刘伯诚匪部亦到达通许县城，并进至城之西北地区；陈赓匪部一部续进新郑附近地区后，便东向窜走尉氏会合主力，其先头一股逕叩朱仙镇（在开封城西南四十五里）。这时，「土共」魏凤楼、张太生??等旅亦都在摇旗吶喊，遥相呼应，竞相窜扰兰封方面；开封城东南二十五里之谢湾、高庙??等村落附近，亦有匪蹤出现。
十五日上午八时，刘伯诚部先头匪股已进至开封週边地区，开始攻打陈留县城。陈留县城西北距开封城仅三十里。陈赓匪部亦由朱仙镇前进至开封城南二十五里之茶庵一带，已和保安部队的警戒部队发生接触，猛烈开火，展开了前哨战。
十六日晨二时许，匪酋刘伯诚以其势众攻陷陈留县城，守军是保安部队突击大队，大队长王国然率部乘夜向开封南关飞机场转进；上午八时许，匪军亦跟蹤而至开封城南大堤，疯狂进扑保安第二旅第十团的前进阵地。至是开封城外烽火蔓延十余里，匪我普遍展开战斗，双方亦互有死伤，尤以飞机场附近最为剧烈，由是揭起开封战役的序幕。我守军英勇抵抗，浴血肉搏，前仆后继，不惜牺牲，曾数次挫杀匪之狠毒攻势。
飞机场的战斗，十分激烈，高潮迭起，彼此往复争夺，双方几进几出，终以匪军炮火猛烈，不断增援，守军工事都被摧毁，战至最后，机场遂告陷落。
守曹门周营长以寡胜众
匪军步步进逼，又猛烈攻犯禹王台、繁塔寺等名胜地方，都在开封城东南三里，于是双方短兵相接，杀声震地，浴血火拚，三进三出，已至白热化极点，匪以人海战术波捲方式，疲劳冲击，战至午夜，守军以众寡悬殊，火力不济，遂告失守，匪军伤毙三千余，保安第八团亦死伤二百余。扼守南关火车站（陇海铁路）一线之保安第十团，拚死应战，以抵御匪之疯狂攻势，虽牺牲高达六百余人，仍坚守不退，匪以攻坚难下，乃迂迴两侧，绕袭演武厅，尽焚官房街一带房屋，以天气乾燥，火势很快的扩及到四周，顿时烟焰腾空，而藉以发展其心理攻势，以影响人心，动摇斗志；同时、「土共」亦乘势窜至城东二十里之兴隆集，招讨营附近，和保安团队发生战斗，遥相策应，陈毅匪部之第三纵队急向城东大堤推进，狙击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的前哨部队，下午三时，即突破其前进阵地，一如溃堤决水，分向东、南、西三关主阵地进犯，很快的完成三面包围的形势。
共匪为攻犯开封，调集匪众约三十七、八万人，可以说是黑压压一片盖地而来，东起杞县之黑木集、杨堌集、曲兴集（在罗王村西，陇海铁路经之），直抵开封城关，西迄中牟，南至朱仙镇，北达黄河南岸，四周五十里之内，都被匪军盘踞，强迫人民供给饮食，封锁村庄，断绝往来，以免走漏消息，昼伏民房，夜出活动，逐渐由週边向城垣，缩小包围圈。陈毅匪部装备较优，曾在苏北、鲁南，劫夺国军大炮多门，及一部分新式武器，而人数亦最多，战斗力亦很强，因为它有炮兵，所以长于野战，还配有骑兵，故运动迅速，喜用「人海战术」及「钳形攻势」，以达成其「以大吃小」的阴谋；其次是刘伯诚匪部，在豫北袭击国军李守正旅，劫夺大炮及新式武器很多，亦喜用「人海战术」，尤长于挖掘地道，凿通墙壁，施用逐屋进战的战法；再次是陈赓匪部，喜戕害俘虏我方的军、警、吏、民，残酷恶毒，达于极点，欲以恐怖人心，使不敢反抗。然匪军亦很怕国军飞机的轰炸，和「新五军」的火箭炮、火焰喷射器等新式武器的火力，使它难以吃消；尤其是最痛恨豫省的地方团队，说是它的「死对头」，辄曰「反动派的爪牙」，若破它们捉到，必遭「剥皮抽筋」、「断肢斩腰」、「割舌挖心」、「铁丝穿臂」、或「点天灯」、「望中央」等虐刑，以至惨死而后已。
匪军陈毅部之何以祥第三纵队（辖第七、八、九师）开始攻打开封城，最先攻击曹门关（东门）。
先是匪军在城外挖掘了好多道深深浅浅的交通壕，步兵以密集队形分数路纵队猛烈扑来，冲至守军阵地前面，其爆破班就以大量的炸药炸毁防御据点工事，炮兵多採用坑道战法，将炮兵掩体先行构筑在距离守军之碉堡城墙约三四百公尺处，日间预先将炮标定，再在黄昏时候试行射击，然后于开始攻击时，先以猛烈炮火摧毁守军的阵地工事，及掩护其步兵前进冲锋，这是共匪的一贯技俩。
自六月十六日午后三时，匪向我主阵地进犯，激战至晚间十时许，我六十六师守备之曹门关被匪攻破。李师长立刻命预备队（省保安第一旅第七团）之周勋营约三百人，率部前往恢复，与匪展开巷战。周营长把握战机，与匪肉搏争斗，杀声震天，交战三小时，创毙匪军甚多，尸体枕藉，枪枝满地，遂向东溃退，计夺擭轻机枪十多挺，火箭筒两具，步枪一百三十多支，遗留之匪约两百余名，悉数就歼。这个可喜的消息传到城裏，所有军民在极沉闷的心情下，莫不喜形于色，咸认我以少数残余的保安队而能击毙众多的共匪，岂非天意？
当时检讨曹门关此役，周营长能够以少击众出此奇迹的，可以说足以当时的时间、空间等各种因素所得来的：
1.曹门关的範围，并不太大，居民的房屋亦不太密集。
2.匪军是白天突进关内的，在匪我激烈对击的情况之下，匪无时间偷挖民房墙壁，以渗入民宅，故不能凭藉民宅及建筑物的掩蔽以形成他的逐屋战，只有被迫在毫无遮蔽的天空下，成为曝露目标的逐街战、逐巷战的一途，而挨死打了。
3.守曹门关的周营长早已将关内民房及建筑物之必要的制高点，派兵据守，可以俯射街巷的匪兵，同时、匪之炮兵以其步兵已在关内与守军形成短兵搏战，为恐伤及匪兵，亦不敢滥于放射，而守兵以无匪炮轰炸，更可安心沉着射杀匪众。同时，城上守军发现城关之匪兵在无隐藏遮蔽的大街小巷，往来窜袭，即以步枪、机关枪之优势火力，以策应关外守兵向匪射击。
以上各种因素，就是促成周营以少胜多的奇迹，当然，周营长的沉着、机警、勇敢、决心，能把握战机，以制匪之死命，这是更重要的条件。
李师长鑒于周营长官兵作战英勇，战绩优异，极为嘉勉；并将曹门关要点守备任务授命该营负责担任。周营长奉命后，一面令全营官兵将已被匪炮摧毁的工事，加以重整；一面迅急布署，以待匪兵来攻。
共军驱赶老弱民众充当人海炮灰
可惜好景不长，当关内匪兵溃退之后，时为十七日上午九、十点锺之间，周营长即率同部队清理战场，捡拾街巷中匪所遗弃的枪械时，陈毅匪部复行集中火力，对曹门关前后左右作纵深式的炮击，猛烈而密集，连续不断几达两小时之久，将城关所有民房尽行摧毁而为一片废墟。当匪炮停止轰射后，周营长始从瓦砾准中爬出，已是遍体鳞伤；继他之后，由废墟火窖中跳出的仅有四十七人。全营官兵就在两天苦战中，为国家、为地方而壮烈成仁了。
李师长倍受感动，始令城上守兵准以绳索将周营长等四十八位官兵繫入城中。
当曹门关进行激战的同时，宋门关和南门关方面，保安部队与匪军亦发生激战，炮声火光，彻夜不停，双方伤亡，均极惨重。
十六日夜，保安第二旅第十团张修道营沉着应战，设伏阵前，俟匪接近，枪炮齐发，纷投手榴弹，一举歼毙犯匪千余名；旋匪炮以报复性之轰射，将该营阵地彻底摧毁。十七日，张营长与匪在南关一营街发生巷战，尤以裕丰粮栈搏斗剧烈。十八日晨，匪军攻击保安第十团，小南门外民房悉被炮火焚毁，一片瓦砾废墟的惨景。
十六日那天，陈赓匪部第四、九两纵队分窜至中牟地区以后，更遣一股推进至开封西南二十里之杏花营附近，即向西关马市街扑袭，激战三个小时，初未得逞兇焰。「土共」张太生等股，绕至城北九里之郭楼村，分沿沙堆进犯北关，因地势是一片平沙，视界辽阔，反被我守军诱入有效射程範围以内，给以一阵机关枪扇面式的扫射，只打得他们像落花流水一样溃退下去。
十七日早晨五时，陈赓匪部集中兵力再度攻犯西关马市街，激战至午夜时分，守军六十六师渐感不支，终于被迫撤入城内，匪军遂向右方席捲以侧击南关阵地的右侧背。这时，保安第二团及第二旅的第十团，以及小南门外的第九团，腹背受敌，前后应战，情况至为艰苦，第九团团长蒋凤魁受伤。加以匪军在禹王台安置大炮多门，疯狂轰击南关之河南省邮政管理局大楼、天丰麵粉公司、基督教会医院??等处，达三小时之久，弹如雨落，房倒屋塌，所有据点，完全被摧毁，因此伤亡情形，至为惨重，而又无援队增来，况且李师长的命令，绝对不准进城，乃于十八日拂晓前，沿藉着护城壕的掩护渐渐转移到宋门关，协力保安第八团对匪继续作战。
匪陈毅部对宋门关方面之攻击，夜以继日，炮火猛烈轰击不止，并採取人海战术，驱赶裹胁而来的群众，前列是妇女喊话诱降，接着老弱民伕至城根架设云梯，最后由匪兵扒城，推拥而上，前仆后继，一若波浪，机关枪则在后面督阵，可怜他们进退都难免一死，为匪充做炮灰。
匪军的攻势渐渐由远而近，忽然进薄到阵地前面。但是保安第八团不仅始终沉着固守阵地，尤能愈战愈奋，发扬最高的士气，先是用机关枪向来犯之匪予以一阵一阵扫射，远望匪兵的来势一波倒下、一波起来，及至阵前，守军即投掷手榴弹，只见匪尸狼藉，血花四溅，匪兵仍是源源拥来，乃奋身挺起跃出阵外和匪白刃肉搏。正值热战之际，适巧保安第二、九、十等三团，从南关转移过来，好似天兵降下，顿时加入战斗，出匪不意，予以包围夹击而聚歼之，真是大有收穫，延至十八日午后二时，匪受重创，兇焰方告戢敛。结果，此一地区的战事，保安部队又打了一次艰苦而极辉煌的大仗，匪军遗弃尸体又是累累皆是，无法统计，估计最少亦有万而八千之谱，而保安部队亦伤亡了七、八百人之多。
开封古蹟胜景均被共军夷为平地
从此以后，城防司令李仲莘师长才知道我保安部队真能作战，反共斗志坚强，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更能以少胜多，创造惊人的战绩，遂改变他所固持的颟顸态度，而另眼相看这支敢当大难的革命武力了。李师长为虑及此后持续作战，以待援军前来反攻起见，不愿以仅有的战斗兵力和匪对消于城外，乃下令放弃宋门关、曹门关、以及城外所有的据点，叫保安部队完全撤入城内，作为「预备队」。
十八日凌晨二时，共匪围攻开封城，其第三纵队（何以祥）利用夜色掩护分向宋门、曹门发起人海冲锋，战况炽烈。晨间，我接到蒋总统电令：「开封被围，无任繫念，刻除令空军昼夜助战外，并限邱（清泉）、胡（琏）等军分路增援，务希严督全体军民固守待援。」当时我第五军邱清泉部与陈毅部激战于金乡以北地区之时，共军由微山湖西渡企图截断我军后路。我第七十五师沈澄年部由定陶向城武推进，拟与第五军协力堵击来犯共军，而陈毅部则乘隙由定陶南窜，与在豫南之刘伯诚第三（陈钖联）、第八（孙定国）两纵队联合进犯开封。
十八日薄暮，我城外守军已撤入城内，坚守待援，匪即踞禹王台、繁塔、及南关天丰麵粉公司大楼等处所设的炮兵阵地，以优势炮火向我开封城周围猛烈攻击，并滥轰市区中心的鼓楼，落弹有三、四百发，鼓楼竟被摧毁，夷为平地。
按鼓楼为开封着名古蹟胜景，「铜壶滴漏」，以记时刻，列为开封八景之一，建筑宏伟壮观，结构雄奇，台高三丈，上置崇楼（三层），下设瓮道，通东西行路，绾络中枢，控扼四衢，建自何时，今已失考，唯自明代以后，屡有修整，楼悬两匾，俱金字黑底，东面为「无远弗届」，西面为「声震天中」等字，笔势雄健，传系明朝大学士杨寓（宇士奇，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之手笔，惜毁于共军之手。
匪炮深夜仍继续在吼，一阵一阵的炮声，一排一排的弹光，像连珠一样轰向大、小南门、及宋门??最少有两三千发。至夜十一时许，匪以人海战术，驱死扑城，其波浪式之攻击，继增无已，万千尸骸，累累皆是，城壕亦为之填塞，匪军残忍之性，暴露无遗。三门守军英勇用命，竭力抵御，惟以匪众防薄，加以匪军集中炮火轰破城墙多处，并掩护冲击，卒被突入，守军即向龙亭转移，三门俱失，匪将城门打开，匪兵蜂涌入城，破坏通讯设施，凿通民房，藉以接近攻击守军阵地，既可免除巷战的牺牲，又可于失利时赖此通道逃遁。匪军入城，秩序顿陷纷乱，情势亦至危急，颇有一点突破，全局糜烂之虞，所幸保安第八团团长曲峥沉着机智，不稍惊惧，立命第三营营长谢金鼇率部乘匪立足未稳，断然予以猛袭，将匪击出城外，保安第十团张修道营复扼大南门内中山路据点，阻匪窜扰，迅速恢复大南门已失之阵地；小南门方面突入的百余匪兵，亦被第二营营长赵登岳指挥所部迅急围困于东南城隅聚而歼之，佔领小南门阵地；宋门被匪突破，第九团第一营营长刘子杰发现守军去向不明，即时率部勇敢向匪冲杀，经瞬间之肉搏，夺回宋门，并阻拒城外匪军，但已窜入市区之一部匪众约七八百人，乘机隐匿于江西会馆附近民房，一时无法抽出兵力予以剿灭，颇堪忧虑。
大南门守兵伤亡殆尽
保安第九团团长吕维中因见一部匪兵窜入市区，大有四处救火，力难能分，顾此失彼，极为焦急，乃将情况向我报告，请求速予处理，免成大患。我先后接到曲峥、吕维中等的报告，对当前匪我情况已完全明了，即以电话与李师长仲莘商洽请其派队消灭江西会馆之潜匪。此时，李尚在家中，对于城门失守情形及当前状况，根本毫无所知，反而以话相诘责：「主席！你绝对不要听小话，哪一个人向你报告的，你就枪毙他！」经我将现状详细解说，请他迅为处理，李方说：「倘若情况属实，又有何法可想？实有诸多考虑之必要。」我当即向他提供意见，应先行抽调一部兵力将潜匪拘束，勿使滋蔓，然后逐步进攻消灭之，以达成领袖于五日之内与各方援兵会合于城内的指示，倘再迟疑，失去时机，到天明以后，此少数潜匪必四出窜扰，滋成大患，城内秩序立呈紊乱，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如此言之再四，李皆云：「无兵可派。」商量至最后，始指派保安第一旅旅长袁行廙（字茂矩，一字葆菊，北平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二十八期野炮兵科毕业）抽调保安第七、九（欠第一营）、十等三个团，前往江西会馆附近围攻潜匪，迅即完成围剿部署。先将窜入之匪，严予拘束，不使蔓延，但以兵力仍感不敷，李师长复将大南门之守备任务，于黎明时交由六十八军第一一九师之刘铁军团接替，将保安第八团抽调前来协助聚歼江西会馆的潜匪，仍归袁旅长指挥。
十九日晨六时，保安部队开始攀登民房，逐步进攻江西会馆的潜匪，激战至下午三时三十分，大部匪军已被我消灭，仅余残匪二、三百人被困于江西会馆，原可于瞬间悉数肃清，不料，五时三十分，突接获刘铁军团长报告：「大南门守兵与匪激战竟日，伤亡殆尽，大南门已被匪攻破，匪之大部已窜入城内。」从此情势大为恶化，已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天上午九时，正当开封城关进行激烈战斗之际，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偕同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中将，及幕僚人员：郭一久主任、吴一丹处长、周英科长等一行，乘专机飞临开封城垣上空，和我及李师长通话说：「城外援兵，今日晚问即可到达开封附近??。」如此更加强大家坚决与匪作战到底的决心。
大南门失守，开封城内情况已紧急万分，李师长已无预备队可用，一筹莫展，经与我联络商量，决定为固守开封，以待邱清泉、刘汝明、周喦、胡琏各兵团的来援，作紧急措置如下：
1.由西门以南经包府坑、大纸坊街、袁宅街、黄大王庙门、曹米胡同至曹门以南之线，由保一旅旅长袁行廙负责阻匪北窜。
2.西门及曹门以北之线，由六十六师之暂编十三旅张旅长负责固守。
保安部队奉到上项命令，于黄昏六时以后，迅急转移至大纸坊街及袁宅街一带，竭力拒御匪军进窜，匪遭遇阻滞，即在市街进行攻战，採用屋顶和地面配合并进的战法，因而发生剧烈的街巷争夺战，战至午夜，我全线阵地，屹立未动。
这天黄昏，李师长以保安部队所担任的防区太大，并已在城外和优势的匪军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精神体力疲乏不堪，恐难阻匪向北进窜而达成确保省政府的任务，曾给我电话，为安全顾虑，请我速至龙亭，稍避敌焰。而我早已下定决心，誓与省府共存亡，绝不他去。此时和我同在省府的：有秘书长马凌甫、民政厅长张辛南、建设厅长宋彤、教育厅长王公度，委员齐真如、田镇南，参议韩桂山，社会处长王光临、新闻处长周烈范，军管区副司令庞国钧、豫东师管区司令曹王珩、豫北师管区司令张文清、保安处长华克格、警察局长齐惠吾??等重要干部多人，我以万分沉重的心情，环顾左右，都是国家不可多得的忠贞干才，他们在此，并无战斗任务，如做无谓牺牲，实在可惜，因此劝说他们赶快离开省府，暂时躲避一下。但是他们都决心与匪周旋到底，誓不他去，要和我同生死，共患难，令我十分感动。
另外一提的是：十九日午前，新五军留驻开封的干部训练大队大队长谢道安，亲率百余官兵前来请求协同防卫省府。我深知新五军官兵作战勇敢，尤其火器精良，如今自动协防省府，自是极表欢迎与感谢，就将省府最紧要的据点「办公大楼」，交其协同省府警卫营负责防守。
城防司令李仲莘中弹殉职
二十日凌晨二时，陈赓匪部将防守西门之六十六师暂编第十三旅击溃，其主力乘夜色突入西门，而后分向左右席捲，势颇兇猛，以致省府后方顿成真空，全城一片混乱，危急万分。刘伯诚和陈毅两部匪军在城内会合以后，即以压倒之势，分别围攻龙亭和省府两个最后据点，战况异常猛烈。
龙亭位在北城裏面，午朝门街以北，今中山路北端，正南直通大南门，原是北宋故宫大内；明太祖朱元璋改动其第五子吴王朱橚为周王，在此建「周王府」；清初改为「贡院」，后以地势低洼，即于其上改建「万寿宫」，移「贡院」于东北隅（即河南大学校址），故名「龙亭」。下筑有方台，高六、七丈、宽约十丈，上有九间大殿，重檐四覆，黄瓦辉映，朱柱迴廊，古雅庄严，东西为潘湖、杨湖，湖水澄清如镜，两岸垂柳，景致甚佳。李师长认为龙亭一带地区，广大空旷，视界开阔，居高制下，便于布署固守，倘若城防被匪攻破，还可保此一隅之地以待援军反攻，况且西北城外，沙与城齐，设若情况恶化，尚可转出外线作战，所以早已将兵力全集中于此据守，实则覆巢之下，怎能有完卵呢？
省政府原为清帝行宫，慈禧太后那拉氏于庚子拳乱西逃关中，次年回銮过开封，曾于此勾留数月，在城垣中心偏西建筑行宫，规模宏大壮丽。我省府和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及保安、会计、秘书等处，都在一起集中办公，四外街衢纵横，一无可恃之处。
二十日凌晨三时许，李师长在龙亭以情势很坏，向我电话告急（最后一次通话），我即刻调派保安第一旅第八团驰往进佔「地方法院」，另将保安第一旅之第七团撤回省府周围，以巩固保卫省府这个据点。
晨五时以后，匪即猬集省府周围，与我展开近距离的战斗，往返冲杀，迄无停止，并以曲射炮沿街滥射，房屋多被摧毁。守卫部队凭藉原有之防空壕洞及伏地堡垒，或踞屋顶，抗拒匪军，保卫省府。匪以屡攻难进，即採用其残酷的手段——人海战术，波浪式的攻击，围扑省府。守军处此兇恶敌前，仍沉着应战，以机枪、手枪、卡宾枪、手榴弹等武器，竭力抵御，予匪以极大的杀伤。最后，匪又加强火力攻势，疯狂发射大量火箭筒及燃烧弹，顿时使省府及四周完全成了一片火海。我大为愤怒，立刻登上房顶指挥，与匪作决死斗。
下午二时，匪军曾数度冲入省府，均被我英勇官兵逐退，然官兵已伤亡惨重，周围火势仍在继续燃烧扩张中。五时许，三哥茂松劝我趁此时机突走，说：「省府已成一片火海，可以易地与匪周旋。」我以坚定的语气正色说道：「我已决心与开封共存亡，此地就是我葬身之地！」三哥想再劝我，为了表示我的意志坚决，也顾不得他是三哥，很气愤的踢他一脚，左右的人看了都为之动容。
八时许，匪又集中火力，利用人海战术，捲土重来，我守兵逐室抵抗，浴血争夺，匪复使用曲射炮，彻底摧毁省府房屋，成为一片瓦砾墟场，我官兵伤亡殆尽，尸骸枕藉，我眼见此种惨状，真是悲愤交集，默察以匪军攻势之猛烈，转瞬间即可毁灭「办公大楼」和「秘书办公室」这两个最后的小据点，此时若不成仁，岂不束手就擒，成为千古之耻？因此乘副官张天河不注意，将其手枪夺出，欲举枪自杀以谢国人，未料被三哥茂松及程振东副官（安徽临泉东四里刘兴集人，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六期毕业）迅速来争夺手枪，并将我抱住说：「现在还不能承认失败，只是暂时失利，还可转移到其他地区再举。」而守卫「办公大楼」的新五军大队长谢道安和其所部张连长，闻声亦率兵二十余名前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由分说，将我蜂拥挟持高举，冲出省府西侧门外的福寿胡同，辗转至民宅安身，等待援军及时到来，以补救于万一。
再说当我被簇拥着离开省府后，当夜，省党部主任委员燕化棠、省政府各厅处长、以及其他公务人员??等，亦很快的随之突出省府以外；被俘的：有秘书长马凌甫、教育厅长王公度，和省府公务人员一百余人，被匪干派兵二十多名押解他们，出大南门向扶沟县前进，至午夜方到城南二十里茶庵地方，匪兵疲困已极，即令被俘人员就道路两旁坐地休息，而匪兵亦倒卧地下假眠，匪兵以疲劳过度，躺下不久，都纷纷入于酣睡之乡，被俘人员鑒于早秋高粱丛起，乃乘匪兵熟睡不觉，就都进入高梁地裏，四处奔去，有惊无险，终于摆脱共匪的魔掌。省府残余官兵都能发挥各自为战的战斗精神，仍在利用残垣断壁，向匪反击，追逐争打，竟持至二十一日午，竭力作最后的决斗，终于都成仁取义了，这种浩然正气，足以惊天动地而泣鬼神，在革命的历史上，真是壮烈千秋了。
匪军攻打龙亭，是以陈毅部由东、南两面进扑；陈赓部由西门向西、北两面席捲；魏凤楼、金少山等部佔据北面城垣，布成合围的攻势，接着大炮、火箭炮??四面八方齐向龙亭、午朝门、东华门、西华门一带轰击，彻夜激战，二曾祠着火，设在那裏的河南省立图书馆的藏书——古籍善本，大半成为灰炬。守军凭藉龙亭工事，以机关枪、大炮四面扫射，希能煞住匪的攻势，但是事与愿违，匪军吞噬这座龙亭，只在旦夕之间了。
邱清泉部收复开封
二十一日晨七时许，匪军开始以优势的炮火，向龙亭西方惟一的掩护点地方法院之守兵保安第八团猛烈施以毁灭性的轰炸，遂使整个法院尽成废墟，而守兵亦随之同归于尽。这时匪兵像一阵海潮似的蜂拥前进包围了龙亭，城防司令李仲莘及城防部队长十三旅张旅长，鑒于末路已临，立即冲出地下室，向外逃跑，但周围儘是匪兵，张旅长瞬即受伤被俘，李师长跑至龙亭后面时，亦被匪击中而成仁了，其妻闻讯，出来抚尸痛哭。按国民政府于九月九日以该师长「率部奋战，身负重伤，壮烈殉职」，明令褒扬，并追赠中将。李仲莘（一九一二∼一九四八）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机械工程系肄业、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兵科、陆军大学十一期毕业，曾任陆军第九十四军一八五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副师长、抗战胜利后任整编第七十五师副师长，民国三十六年晋升任整编六十六师少将师长。死年三十六岁。
龙亭失守，开封全城整个沦入匪手。
事后知道大哥与七弟皆在此时被俘，久年患病的大哥曾对匪兵叱说：「玉阶（朱德字）在那裏？叫他来见我，」匪兵不知是谁？大哥说：「就是你们的朱总司令！」他们都唬不透大哥和朱德是什么关係，后来就把大哥放了。七弟大骂匪兵无人性，随意乱抓人，提起去年（三十六年）十月，匪军攻入巩县时，先母灵柩停在窑洞内，被匪挖开，公开暴露罚跪，以清算我历年来剿匪，反共的旧帐，然而先人何辜？竟遭此侮辱！此仇此恨无时或忘，不知何时才能得报？思之痛心！七弟被掳到杞县一带，后来乘机才得逃了出来。
这场战争，计伤毙匪军五万余人；国军团队官兵阵亡三千余人，伤五千余人；民众伤亡五万余人，失蹤万余人；房屋毁坏三万多间，以致无家可归，无米为炊的，约有十万多人。如此种种凄惨现象，实为旷古浩劫。
再说我于城中民房稽留两日，仍不见援军到来，知援军无望。二十二日午后，我获悉匪军调动频繁，且有大股匪队正经由大南门出城，正是出城的好时机，于是和随从数人选定出城时机和路线，经研判虽然援军是由东向西增援，如由大南门出城，将不为匪所疑，遂由副官程振东，副团长王东斗夫妇、营长李东方、卢倩（淑贞）夫妇、及营长张济超、宋士德、参谋丁源炳等男女八人，忠心义胆卫护着，很机警的巧骗了匪军耳目，大胆的跟随匪军部队，竟然顺利混出大南门。
先是程副官鑒于我争持手枪时，弄得满手鲜血，急中智生，为我敷上药膏，加以包扎，并及头部，诿称为乃父受伤送医，用手拉胶轮平车载我，当经过大南门时，可以说是生死关头，那裏有匪军的检查站，像是「鬼门关」，虽经严厉盘查，幸能各持镇定，不但没有露出丝毫破绽，反而能在匪军大队拥塞情况之下，平安脱险。这时已是二十四日清晨五时光景。
二十五日晨，我等一行人出城后向东出发，走走停停，虽历经艰险，幸大家机智应付，多能化险为夷。午后二时行至兰封以东之红花集，遇到邱清泉兵团所属的新五军第八十三师正向西推进，攻打匪军，两相对垒，无法通过，不得已，折向北行，沿着黄河南岸大堤绕过战线，始抵八十三师防地，当即迎导该师进至兰封。二十六日晨，新五军军长邱清泉接八十三师周志道师长报告，获知我来，亟派汽车迎接到他的军部，共商规复开封大计，积极进军，兵锋直指开封古城。匪军见国军反攻已近开封週边地区，乃亟行退去。
二十六日下午四时许，收复开封。
时局恶化开封再度沦陷
我于进开封城后，立即採取各项措施，首先恢复行政机关，收拾地方人心，鑒于善后工作急待展开，首先成立「开封匪灾救济委员会」，办理各项损失调查，据以施赈，并洽商邱清泉军，在每座城门驻兵，担任守护；另于城内划分区域，由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奉同各单位特务连，分乘汽车往来巡察，以防游勇滋扰生事；至于该军的主力则在城外指定地区休息，并戒备匪军回袭；且抽调该军卫生医务人员亦划分区域开设「裹伤所」，包扎医疗，施行义诊；复发动公私医院，一律免费收容治疗负伤军民；对无家可归的概予分配至公共处所及学校寄宿，并拨款助之修建其破坏的房舍；对于无米无炊的，亟令省社会处、开封县政府，及商会等机构，筹措食粮，办理急赈，助之恢复生业，以安生理；收容失散官兵，得万余人，重建警察及保安团队武力；整理户籍，清查户口，以免匪人潜伏；迅即清除战场，掩埋遗尸；修复被匪破坏的城垣，及交通、通讯等，诸种善后问题，并发动民众协助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军修筑必要之城防工事等等，于是很快的恢复安定了秩序。
蒋总统由西安到郑州，还嘉慰我协力收复开封，并批发开封善后救济费三千亿元。
开封战役后，我看到地方破坏之惨，人民灾难之深，心中异常痛苦，加以事后为筹措善后事宜，弹精竭虑，深感心力交瘁，况且身为河南省主席，未能保全地方，为民解除困苦，深觉有愧于我豫省百姓，因而七上辞呈，请辞去河南省主席职务，中央虽一再慰留，然我辞意坚决，终于获得允准，于八月二十六日奉命准予免除本兼各职，改命张轸（宇翼三，罗山县人）继任河南省主席。
记得我到南京晋见蒋总统时，他询问北方情形如何？我答说已整个糜烂。他一听这话便急躁得踱起方步来，连说「怎么办？」那时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组长陶希圣（湖北黄冈人）在旁向我暗使眼色并以手示意我不要说。但蒋先生又问我怎么办？我本于良知道德不能隐瞒实情蒙蔽他，便直说了。他惊讶地说：「怎么演变到这种地步？」又问怎么办？我说：「办法是有，但也不太容易??要训练两百个师，??可惜没有武器。」陶希圣在一旁着急，也无法制止我说话，大有古之近臣替人主分忧之风，用心良苦，但我也很感歎古语中所说的「朝中无鲠介之士，则国亡矣」那句话。
在南京时，我住在灵隐路印度大使馆对面的房舍，后来蒋先生又召见我，要我担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我说：「我是来京待罪，请求处分的，怎么可以？我不能接受。」蒋先生说：「难道你们认为关于国事，都要我一个人负责么？??你和墨三（顾祝同字，时任参谋总长）研究、研究。」顾说：「明天商量。」我说：「我实在没法去，既无兵、又无将，怎么可以呢？」顾很轻鬆的说：「可以拨给你兵将。」我说：「即使有兵将，不知他们肯不肯打？当年你在郑州（顾任陆军总司令，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四兼任郑州绥靖主任），哪个听你的指挥？以你的资望尚且不行，何况是我？到那时既无枪又无粮，岂不误国害民？我确知自己无能力，非不受命，实不敢贻误蒋先生知人之明哦！」因为自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具有革命历史的十五军已被裁销，而今已无自己班底，故无能力报效国家，甚为痛心！后来由张钫接任这个职务，也难以补救恶化的时局，以致陷匪被俘。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我奉令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将），并晋京就职，从此交卸一切军政职务，心情感到十分轻鬆，只是忧心共匪叛乱无已，大好河山遭此浩劫，又不禁为之扼腕长歎！
河南县长专员五十二人成仁取义
回忆在我主政戡乱期间，我全省军政干部，自始至终，都能配合政策，适应情况，于戡乱战事逆转之时，充份表现出忠贞、坚毅、勇敢的精神，奋身遏阻红流，冀支大厦于既倾，成仁取义，前仆后继，基层干部报国殉乡者甚多，即以「行政专员」和「县长」而论，即多达五十二人，或力战阵亡，或被俘殉职、或受伤不屈，均有其不可泯灭之忠勇壮烈事迹，惜大陆沉沦，不能一一为之立传，仅录其姓名及事略于后：
第一行政区：
荥阳县长张金印——与匪激战，力竭被执剥皮，头顶凿孔灌浇水银，骂贼而死。
汜水县长方子美——力竭被执，不屈死。三十七年九月廿九日，总统府明令褒扬。
第二行政区：
甯陵县长胡藻——与匪力战阵亡。
鹿邑县长孙敬轩——字耿吾，商邱人，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一岁。
柘城县长路传芝——字瑞庭，睢县人，与匪力战阵亡。
虞城县长蒋家宾——力战被俘。
第三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赵质宸——涉县人，北京师範大学毕业，曾任中学校长、舞阳县长，督队剿匪，力战阵亡，死年五十一岁。
滑县县长王泰恭——与匪力战阵亡。
内黄县长张隆文——伊川人，北京中国大学、军令部参谋班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三十八岁。
安阳县长黄伯英——与匪力战阵亡。
汤阴县长张守魁——字继武，林县人，河南公立法政学校、河南省区政训练所毕业，曾任林县、涉县县长。力战负伤，死年四十六岁。
第四行政区：
温县县长原汉三、于锦江（继任）——与匪力战：原壮烈阵亡，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总统府明令褒扬；于锦江力竭被执，不屈被剥皮而死。
新乡县长丁振卿——与匪力战阵亡。
修武县长徐文涛——字景山、修武县人，河南焦作中学、河南省区政训练所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八岁。
获嘉县长史来桓——字伯武，新乡人，河南大学毕业，曾任军政治部主任，与匪力战阵亡，死年三十六岁。
博爱县长张宏恩、刘秉钧（继任）——与匪力战阵亡。
第五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汪宪——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大陆沦陷后，仍率队二万余众，游击于大别山，终以弹尽无援，力竭被俘，壮烈牺牲。
禹县县长席鸿勋——率队进援省垣，至中牟与匪苦战被执，押回原县，剥皮抽筋，骂贼而死。
郏县县长蔡慎言——字缄三，郾城人，河南省立开封师範学校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二岁。
襄城县长廉明伦——字维五，临颖人，河南大学预科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一岁。
临汝县长王起元——与匪力战阵亡。
第六行政区：
内乡县长李曰商——内乡县人，北平民国大学毕业，曾任新郑县长，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六岁。
淅川县长杨嘉惠——与匪力战阵亡。
镇平县长赵平甫——镇平县人，河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曾任省参议员，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五岁。
叶县县长凌士英——宇俊宸，修武县人，河南省立第一师範学校毕业，力战负伤，年五十二岁。
唐河县长王世辅——力竭被俘。
邓县县长王海涛——力竭被俘。
第七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张振江——力战被俘，不屈死。
淮阳县长张延龄——字韶九，淮阳人，河南淮阳师範专修科毕业，曾任郏县、沈邱县长，力战被俘，不屈死，时年四十一岁。
第八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谢肖良——光山县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历任中少将副师长、参谋长、副总指挥，与匪力战阵亡，死年五十二岁。
汝南县长高钦铭——与匪力战阵亡。
新蔡县长董国彦——字华民，许昌县人，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与匪力战阵亡。
第九行政区：
经扶县长李建纲——光山县人，豫鄂皖三省保安团队干训班二期毕业，曾任信阳县长，与匪力战中弹阵亡，死年四十二岁，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总统府明令褒扬。
第十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刘焕东——字瀛仙，巩县孝义村人，早年留学日本；为政廉能，人民誉呼「刘青天」；守土剿匪，弹尽援绝，被执不屈死。
洛阳县长郭仙舫——力竭被俘。
嵩县县长苗维藩——字屏山，济源县人，河南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山西绛县县长，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岁。
偃师县长席拂尘——与匪力战阵亡。
宜阳县长贾建勋——系回教徒；于韩城督率团队，与匪力战阵亡。三十七年五月，总统府明令褒扬。
孟津县长张赞化、郭担宇（继任）——张力战阵亡；郭力竭被执。
第十一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李群峨——许昌县人，黄埔四期毕业，曾任少将旅长，与匪力战，壮烈阵亡，死年四十二岁。
渑池县长王克基——信阳县人，早年留学比国鲁文大学，曾任河南省民政厅秘书、陕西泾阳县长，死年四十四岁；董吉甫继任，先后与匪力战，均阵亡。
洛甯县长詹简、黄海容（继任）——先后与匪力战，均阵亡。（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总统府明令褒扬黄海容）
灵宝县长狄昌伦——力竭被执，不屈死。
卢氏县长杨古峰——与匪力战阵亡。
新安县长郭质——力战负伤被执，不屈死。
第十二行政区：
睢县县长段承恩——字荫桐，睢县人，河南区政训练所毕业，曾任省政府秘书，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二岁。
兰封县长董瑞麟——力竭被俘，不屈死。
由此可以推知与匪搏斗而尽职死事的壮烈惨酷和众多，为历代所无，其为国殇，为烈士，精神永远不死。更可看出我河南地方团队，对匪之戡乱作战，可说发挥了最大的效用，虽因死守而牺牲惨重，但匪方之死伤亦数倍于我，以战略价值而论，则非仅双方实力相互对消而已，共匪受我地方团队之牵制，在三十七年以前，终不能渡江而南，或作打通秦岭隘道入侵陕西、川北之行动，是为我地方团队之伟大贡献。
（本文摘自《刘茂恩回忆录》）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董文琦[4]
东北失败实可分为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外来因素固为主因，但人谋不臧之内在因素，亦应负大部责任：
第一，在军事方面，应主动时处处陷于被动：东北剿共初期，国军势如破竹，一举而克复四平街与长春，声势浩大。此后固因周恩来联合民盟，压迫马歇尔促成停战，国军遂未能一鼓作气，一举而下哈尔滨，但当时国军控制地区面积广大，人烟稠密，资源丰富，如能在收复地区加强组训地方团队，畀以清剿地方散匪，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则国军即可集中整训加强战力，不仅可阻敌来犯，也可乘机北上，追亡逐北。惜在休战期间未能如此做去，反将精锐部队分散戍守于光复之县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谓「守者千里，攻者一点」，遂予共军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之局面。且国军各将领或贪骛外事，或专尚宣传，或追求享受，或兼营商业，其尤恶劣者，则吃空额之风十分盛行，军队不能核实发饷，弊窦丛生，当时东北国军号称五十万，实则不足三十万。在此情形下，国军锐气一挫，即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第二，在政治方面，应争取时间时着着落后：在重庆时，日本于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委员长曾召见原东北三省主席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等三人，指示他们迅速筹组省政府，準备回东北接收。当日本投降，苏俄军队进入东北时，东北顿成无政府状态，此时如能遵照委员长指示，迅将三位省主席送至东北各省会，并授以临机制宜之全权，暂行维持东北局面及地方治安，则伪满二十万军队，将为我抢先收编利用，而不致为共党所用。惜中央发表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后，他不察东北局势发展情况，先将东北原来三省改为九省，复将原三省主席改为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另选九省主席。新主席派定后，又一再讨论如何组织省政府，大好时光，一误再误。我当时为东北水利特派员，亦奉命参与会议，深感每次会议所讨论的多为行政琐事，很少针对东北局势之演变，筹商因应的措施。至十月中，始将各省市首长，先后送至长春。是时，苏军早已全面控制东北，并协助中共张学思由热河窜入辽南，吕正操由华北窜入辽西，复又将林彪自延安接至哈尔滨，收编伪满军政干部。熊式辉到长春后，曾要求苏军司令协助我方建立地方政权，接收省市行政机构，苏方当即答允协助。如果当时各省市首长，能利用苏军的协助，分别至各省市接收，当仍可与中共一争胜负，惜亦未能如此去做。至苏军撤退后，中央各部会及地方党政人员，始大量涌进瀋阳，等待随军接收，其中复又昧于地方情况或官僚习气太重，甚至一工厂甲机关去接收，乙机关又去贴条，互相争夺，致政治败坏，民心尽失。
第三，在情报方面，敌暗我明：剿共期间，中共间谍渗入我军事决策机关，据当时传闻，国军与共军作战，如果某一部队战胜，则必立被调开。此虽似故甚其辞，但后来发现行营政治部两名重要职员与共党暗通消息，证据确凿，由此推断，传闻不为无因。
第四，战略方面，宜忍耐时轻躁妄动：如三十六年冬剿共末期，长春、瀋阳、锦州三地被围时，美国特使魏德迈曾建议我政府将东北国军撤至锦州，全力扼守山海关，却未被接受，以致三十万精锐大军一朝溃灭，优秀装备尽陷敌手。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致使东北大局日益恶化，其间政府为挽救颓势，特于三十六年九月派参谋总长陈诚接替熊式辉。陈先生到任后，先由内部着手整顿：一建立军事统一指挥系统，二整饬军队风纪，三树立廉能政风，四加强防谍工作；各项改革雷厉风行，一时颇具成效。惜因为时已晚，陈先生又身患疾病，在职仅数月便告辞职，东北大局遂益行严重。到卫立煌来后，大势已去，虽勉强支撑，延长固守时间，而局面已恶化至极。再加上各军将领嫌怨颇深，不能上下一心，全体用命，如孙立人即因与杜聿明不合而被调为东北保安部副长官，解除了实际兵权；又如三十六年行宪后选举副总统时，廖耀湘、杜聿明因地域观念作祟，分别支持程潜、于右任，捲入政争漩涡，自相倾轧，更使将士离心，终致失败。有人说：「东北好似中国的一个毒瘤，不能治好即应割去。」但此一毒瘤的位置是在身上重要部位，若能不任它变成毒瘤，原可营养百脉，强壮精神；既已变成毒瘤，留在身上固会耗尽精血，一刀割去，亦可因伤致命。换言之，如东北不能善加利用，固然无从强国，若被敌人利用，反可使我们亡国。不可讳言，正由于东北失败，乃演成整个大陆之失败。缅怀往事，不胜惆怅。
东北失败检讨答问
【问】抗战胜利后，东北接收失败，牵动大局，一般认为时任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应负最大责任，洁忱先生当时担任瀋阳市长，耳闻目睹，看法如何？
答：苏俄已于三十四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至二十日，即攻佔瀋阳，控制整个东北。同时，日本于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即通知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撤销对伪满之承认，同日下午，张景惠宣布满洲国解散。伪满解散后，东北顿成无政府状态，假定我政府能把握时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迅将万福麟等三位省主席送至东北，并畀予全权，令其因时制宜，维持地方治安，遏止中共觊觎，则以万等三人在九一八前均曾在东北任军政要职，东北人民对他们耳熟能详，知道他们回来，一定谒诚拥护，原伪满军队亦定愿为他们卖命。果能如此，想东北局势定可改观。不幸，当局思不及此，反而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部署国军进驻东北事宜。这样一来，正触犯了苏俄大忌。当时，苏俄的基本政策在对抗美国，故一方面在东欧扶植傀儡政权，以为缓冲；一方面更竭力反对美国介入东北。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曾在长春公开宣称，东北问题为中苏两国的问题，不容第三者插手，如有第三者插手，苏俄定将其手切断，其意已至为明显。而美国则深恐东北为苏俄独佔，故愿协助我政府运兵至东北，因此甚遭斯大林之疑惧。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我们能及时收编伪满军队，维持地方治安，以消除苏俄之猜疑，实为唯一良策。但是熊式辉不此之图，惟知汲汲从事东北九省之区划与各省行政首长之人选，将大好时机轻易错过。一再蹉跎的结果，大局日非。到十月十二日，熊式辉才偕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先生、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公权先生飞赴长春。此时，苏军进入东北已逾两月；在此期间，中共亦已派张学思由热河进入辽南、吕正操由华北进入辽西，其后苏俄又派飞机将林彪从延安接到哈尔滨。林彪一到哈尔滨，即大肆收编伪满军队，并接收由苏俄移交收缴日本七十万开东军之军火，势力急遽扩张。苏俄亦藉此为要胁，向我国要求东北经济合作。
熊式辉到长春后，先向苏俄交涉国军由大连登陆，苏俄以大连为自由港而予拒绝；继又交涉由营口及葫芦岛登陆，复遭苏俄藉口两地不靖而拒绝。国军不得已，始由秦皇岛登陆，很快即进佔锦州。此时，因苏军尚未撤退，国军不敢再向前推进，以免发生冲突。至次年三月中旬，苏军撤退，国军方向前进攻，一度攻抵松花江畔，复又遭马歇尔劝阻，未再前进。此时，熊式辉乃率东北行营人员由锦州进入瀋阳，中央各部会接收人员及各省、市政府人员亦相继来到瀋阳，瀋阳顿成东北军政中心。惟熊式辉一行入瀋后，置军事政务于不顾，镇日酬酢徵逐，颇失民心；而中共则加紧训练，不久，即有连续五次之攻势，致东北局势日趋恶化，终告溃败。检讨东北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熊式辉应负最大责任：第一、他不应建议政府将东北三省改为九省，致一再延误接收时间，而予苏俄培植中共武力之时机；第二、即或必须改为九省，对省、市首长人选，亦应协调东北派系，均衡任用，不应多任用自己亲信人士，致遭东北人士攻击，因而演为派系之倾轧，甚至相互攻讦；第三、当中央接收人员抵达瀋阳，争相抢夺，熊式辉身为东北政治最高负责人，不能严加制止，予地方人土极恶印象；第四，当国军进抵松花江畔时，东北土地约有三分之一，人口约有三分之二以上在国军控制中，熊式辉即应以东北最高统帅身份严令各省、市积极招募壮丁，组织保安部队，维持地方治安。如此，国军即可集中兵力，积极整训，以防共军来犯。惜熊未能如此做，致兵力分散，复以军纪废弛，而无法防御共军大举进攻。
总之，熊式辉私心自用，处理东北之策略，已失先着，加以在时间上又一再延误，在瀋阳时期，又未能整饬政风，争取民心，遂又将良好时机轻易断送。
大陆沦陷后，熊式辉置公谊私情于罔顾，不肯追随政府来台，到香港去炒股票，失败后再到曼谷开设纱厂，经营不善，又告倒闭。走投无路，才向政府申请来台定居。他到台湾后，居住台中，欲谋一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而不可得，悒郁而终。
【问】张公权先生于抗战胜利后，奉命出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与苏俄交涉接收东北经济事宜，遭致若干批评，毁誉参半。洁忱先生当时追随公权先生，亲历此事，您的看法如何？
答：公权先生在东北的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研究规划东北经济接收事宜，其次与苏联交涉东北经济合作事宜，最后推动东北经济重建事宜。
先是，苏军进入东北后，即图控制东北经济，故提出中苏合作之要求，谋夺东北经济之控制权。据我所知，张先生与俄人交涉之初，苏方所提条件极为苛刻。他们声称东北工矿厂房，凡属日人所兴建者，皆应视为苏方之战利品，苏方即以这些战利品为股本，要求与我合作，成立一个中苏合办公司，东北一切电力、工业及矿业等设施，均应纳入合营之範围。察苏俄用意，一方面是控制东北经济，另一方面是使美国无法涉足。按照这样条件，东北蕴藏丰富之资源如铁、煤、镁及石油等，势将为俄人所攫夺，我国政府自然无法同意。
后经公权先生与苏方一再交涉，并多次请示政府，函电往复，最后始拟定两项对策：一根据同盟国协定，战败国在各盟国领土内所有工业设施，悉归该盟国接收，故东北之日本工业设备，不能视为苏军之战利品。中国愿接受苏方投资，但不能用战利品字样，而改为对苏军之战费补偿，并将範围缩小一半，重工业由中苏合作，轻工业由中国自行经营，亦即在当时估计全部价值约为六十亿美元之工业设备中，苏方以三十八亿美元作为合作之股本，其余二十二亿美元逕交中国接收；二苏俄允将由东北劫持回俄之机器设备运回东北，作为投资股本，合作方式亦由设立一大规模公司改为分设若干不同种类之公司，如水泥公司、铁矿公司等。
当时，公权先生深知俄人狼子野心，其要求极不合理，但他鑒于俄人已实际控制东北，若不适度满足其要求，则其延缓撤兵，扶植中共，最后并将东北政权移交中共，则国家损失益为不赀。在权衡利弊下，不得不暂时牺牲若干权益，迅谋解决中苏争议，俾东北地方政权得以早日接收。他这项提议，经过多次交涉，终于为俄人所接受，仅待双方签字，即可成立协定。不意，在此紧要关头，重庆召开二中全会，与会委员闻知此事，多认既有中苏友好条约，即无经济合作必要，故纷纷表示反对，甚至诋斥张公权出卖国家、断送东北。而身负决策重任的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等人，事前均同意此事，此时却不敢挺身说明，以致迁延未决，严重贻误国家前途。
平心而论，我国确无接受苏方要求之义务，然苏军盘踞东北，已属事实，我既无力与之抗衡，则应面对现实，忍痛牺牲，以争取宝贵时间，解决中共心腹大患。公权先生在这段期间，煞费苦心，处处以国家前途为念，不惜肩负举世交谤之罪名，其高瞻远瞩，忍辱为国之精神，令人敬佩。如当时政府当局能接受他的建议，我想东北局势可能有所改观。迄今思之，良可歎息。兹特节录张公权先生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所记日记一节，以见其苦心：
五月余苦心焦虑，奔走于渝长之间，冰天雪地，鸢飞空中，置性命于不顾而所得之结果如是。不知主管当局所持之政策，祸乎？福乎？加上二中全会一幕，国家主义派之偏狭见解，与附和者之利用以作私人斗争，造成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黑暗耶？光明耶？乃知国家大事，真是一髮千钧。恐对于今日局势之负责者，尚沾沾自喜，认为得计，而未尝一加反省也。同时为苏方计，目前似得一听其指挥之政权，以遂其独霸东北之野心，然亦有若干不利之点：1. 苏方未履行中苏友好条约，东北问题尚属悬案，即使能向东北共产政权取得权利与地位，其权利与地位亦未能合法化；2. 国共两方继续作战，东北继续在战时状态之中，政治无法安定，经济岂能发展？3. 苏联之衊视条约，不顾信义，阴谋侵略，将为世界舆论所指摘。有此三种顾虑，推测其今后所採政策，可能如下：（1）在国共两军相持不下之际，出而调停，按照政协决议，协商解决；（2）绝对与国民政府为敌，加强援助东北共产武力，阻止国军北上，并在关内煽动中共，使与政府破裂，全面作战，俾中央无法兼顾东北，乃至不得不与中共谋妥协。
中苏交涉失败后，公权先生返回重庆。至苏军撤出东北，国军进佔松花江以南地区，张先生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重返瀋阳，主持东北经济复员重建事宜。这时瀋阳已为东北军政中心，进入东北国军数达五十万，军需供应，极为沉重，复以东北币制紊乱，伪满币、红军票、法币，平流并用，益增经济建设之困扰。张先生有鑒于此，首先着手整顿币制。他向中央建议，发行东北流通券，兑收原有各种纸币，以统一币制。为此，他又成立东北生产局及房地产管理局，分别接收管理各项轻工业（重工业由中央各部接收）及日人与伪满官吏之房产，作为流通券之发行準备基金。这项措施对于维持东北经济稳定，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同时，这种困难的工作，若非公权先生这样深谙财政经济之学理，并与中央有良好关係者主持，恐是无法成功的。
另一方面，公权先生又将东北生产之黄豆，向农民价购，运销关内，以所得价款购进米麵，以供军需民用。这些措施，虽遭到许多人批评，但他殚精竭虑，一心一意只为国家利益着想，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力行不挫。当时我正担任瀋阳市长，为平抑不断上涨的物价，镇日奔波，因须与张先生的经济措施密切配合，故几乎每天都要与他见面商议。见面既繁，对他的所作所为有极深刻的认识，也从他学到许多宝贵的处事经验。
至三十六年一月，公权先生离开东北，至南京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旋赴澳洲，再转美国定居。他一生虽均从事财经工作，并无蓄藏，后在美国史坦福大学教书，维持清苦生活。其后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曾请他暑假回国担任该所博士班客座教授，因而曾数度来台。他每次回来，我都陪他到中南部各地游览，彼此畅叙往事，不胜感慨。民国六十七年在美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本文摘自《董文琦先生访问纪录》，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
徐蚌会战与首都沦陷
刘毅夫[5]
在一个阴冷的早晨，联勤总部通知各单位主官，到鼓楼的总部会议室开会，我还是第一次参这种规模盛大而庄严的会议，会场中都是上中将高级长官，像我这样的小少将足有一两百。
会议开始后，郭忏总司令就宣布了此次会议的目标，他说：「统帅部已决定在徐州与共匪决战，这是一次有决定性的大会战??」，他的话说了有半个多小时。多数是数目字，我真钦佩他记忆力之强，对后勤补给，支配得清清楚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在业务上的致词。我对他明智与果断，非常敬服，并且有些惊异。
兵慌马乱还有人告黑状
他致词完毕之后，当即分配执行任务，如：「蚌埠存粮十万包，抽五万包即运徐州，由芜湖存粮中抽五万包运蚌埠补足」、「运襄樊的冬服二万七千套，改运徐州??」，他一连串先说了三十分钟的数目字。都分配得清清楚楚。因此也引起了我心中的一段构想。
当总司令说完之后，他又问「诸位还有什么意见」？
官越大的人越懂得沉默，官当久了也懂得藏拙，祇有我这个新官、小官、毛头小伙子沉不住气，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如果决定在徐蚌一带会战，我们必须动用两个铁道兵团，先把铁路修通，同时动用两个工兵团，把公路修通，使徐蚌地带能与南京交通畅通无阻，前方能得后方的充份补给，然后才能??」
我话还未报告完，不知道是那位长官厉声申斥，「这裏没你说话的地方??」
幸而何世礼副总司令发言主持公道，他说「刘司长的话不无理由，值得考虑。」
我本来被辱得面红耳赤，很想摘下领章上的一颗星，辞官不干，经何副总司令一说，气又平了，这时运输署长赵桂森中将坐我前边，他满面笑容的回头安慰我，也带鼓励的意味说：「你的建议很正确，长官们应该考虑的。」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大型会议，从此是徐庶进曹营，再也不敢发言，学乖了。
徐蚌会战逐渐展开，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到了南京，联勤总部裏的情形好像比前方还紧张，我非常钦佩郭总司令的干劲儿。
我奉命到徐州去视察战场的需要，当即向空总申请了一架专机，带了有关人员飞到了徐州，到徐州后，使我大为吃惊，也大为洩气，这不像是一个指挥大军会战的后方城市，秩序紊乱，人心惶惶，晋谒绥署主任刘峙将军，他虽然仍是面团团的满脸笑容，但笑容裏掩不住烦燥的阴影。幸而我遇见了英气勃勃的蒋纬国将军，我们才能吃到一顿晚饭，饭后即準备乘原机夜航返京，起飞前我徵求自告奋勇的几位青年人，留徐州工作，想不到竟而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每想此事，心就难过，最难过的是把他们的名字都忘记了，这是带兵者的很大错着。
我由徐州回来之后，晋谒郭总司令，报告了徐州见闻，他听了很沉着的不加批评，只问我：「你报告黄副总司令（仁霖）没有」？
我第二天上午看见了黄副总司令，他永远是非常兴奋的满脸含笑，他是总统蒋公的忠实信徒，凡事祇知努力前进，从不退缩，他对任何严重的事也不会紧张，他轻轻鬆鬆的给我一件新任务：「徐蚌会战展开之后，我们要在这几个月裏运二十万新兵到前方去，同时估计前方可能有两万到五万伤兵要下来，这项重要工作交给你了，运输署和军医署会配合你。」
这可是一件不寻常的大任务，都怪我经验不够，又年轻，一口答应了，终于自找苦吃。
有了这项新任务，我立刻展开了布署，想不想竟而有人眼红，背后告黑状，郭总司令派监察处「严查」，我仍然亳无警觉的日夜傻干，有一天监察处邓处长（少将现在台）找我谈话，他是一位国军中很公正的将领，我们过去除在会议室中见过面之后，亳无交往，他忽然亲切的与我握手说：「真想不到，难为你，有人告了你二十多条，我派陈监察官（陈铸上校现在台）带人考察了二十多天，人家告你的二十多条，不但没有过错，而且都是你针对现实工作最恰当的措施，我们据实报告了总司令之后，他非常高兴，要立刻见你，我陪你进去。」
总司令与我也是亳无渊源，他祇是根据邓处长的报告召见我，夸奖一番之后，又端相我一阵，忽然祥和的说：「你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我会支持你，好好的作，将来有更重要的工作给你！」
千里赴援的大军行动危机四伏
这时的南京大教场，成了空军集中地，老虎将军王叔铭在机场裏成立了一个作战指挥所，总站长是空军官校二期毕业生罗中扬，当时的物价飞涨，空军生活非常困难，每天任务又多，空地勤人员等于枵腹作战。
我把这种情形报告了郭总司令，他很焦急的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说：「王老虎的指挥所也很困难，我準备每月支援他指挥所六千银元，机场裏的空地勤人员的伙食我来办，免费进餐，日夜供应。」
总司令慷慨的说：「可以，应该，就是又要辛苦你啦，你写个签呈吧！」
我当场写了简单计划，呈给总司令批，他正在忙别的公事，头也没抬的说：「你自己批个可就好了，盖上我图章就行了！」这么爽快办事的长官，对我来说，这是知遇之恩，对国家来说，真是务实的好长官。
我感动之余，又顺便报告：「现在新兵到的很多，住处成问题，我查过了，上海库房裏有一万顶帐棚，正好运动应用，上海库房还有二十万箱牛肉罐头和饼乾，这些东西也应该运来南京，作空军飞行口粮。」
总司令一边批别的公事，微微侧脸苦笑道：「恐怕汤总部不肯拨出来吧！你可以试试看！」
回来后，我派军校七期毕业生童志良上校到上海去汤总部交涉，结果真是徒劳往返，我真气急了，国家到了这步田地，仍然各霸一方，这还得了，据传当时的武汉总部也在保全实力，不去管他。我立即用写新闻的笔法给汤总部写了一篇「警告」，结果很灵验，童上校达成了三分之一的任务，已经不易了，郭总司令也感意外。
大教场成立了招待所之后，空地勤人员能吃饱饭，打的更起劲了，于是又在挹江门成立了一个新兵招待所，派寇邦杰上校为主任，在浦口成立了一个伤兵招待所，派杨成德上校为主任，当时的津浦铁路局长是陈舜耕先生，他对我说：「说实话，如换了别人在站上设指挥所，铁路局準倒霉，至少要派两列火车侍候了。」从这时我与陈先生作了好朋友。
南京仍是繁华的，李宗仁那一批软骨头，暗中兴风作浪，对政府处处表示不满，而奇怪的张治中这家伙，他住在沈举人巷，和我正对门，我却一次也没去拜访他，可是他家深夜的灯光给我很大的苦恼，我到十二点一定要睡，他家总是车水马龙，活动刚刚开始，当时我还以为他为国事操劳，等到总统蒋公下野之后，他才露出了真正狐狸尾巴，原来他的家就是和谈大本营。
徐蚌会战的风声越来越险恶，有一天总部裏又举行了会议，仍是以前那两百多人的大场面，祇听郭总司令很沉静而又有些忧急的：「现在已决定要黄维兵团由驻马店、信阳一带往东急进，驰援徐州，前头部队已到了永城，行军行列覆压千余里，这种千里赴援的大军行动，真教人担心，十数万大军，无安全后方，无安全的两翼，也无法得到我们有效的补给，恐怕未抵徐州，已成了一支本身待援的残军。」
当时我的官太小，又看不到军情战报，但总司令的话已够使我们忧心忡忡的了，我们祇能遵照总司令的最后指示，我们联勤必须尽全力支持这一会战，不要在公文手续上咬文嚼字找麻烦，一切要快，有什么就拿什么，这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最重要一仗。
徐州的战事已经够紧迫了，可是黄维兵团更使人担心。
徐州的伤兵已无法由陆上后送，南京的新兵也无法从陆上前运，祇好动用飞机了，总司令命令我邀军医署和运输署开会研究。
国军缺乏合作支援精神
开会时我对运输不太重视，因我知道我们空军的空运能力，一个建制师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运来运去，一些伤兵和新兵，当然不会成大问题，我最关心的是新兵和伤兵如滞留南京，这个繁荣安静的大后方，一定会发生一些想不到的骚扰，记忆所及，在任何战役中，伤兵给予后方的苦恼很严重。
因此：我严格的规定——军医署每天中午，要提出后方医院腾空的床位，根据这些床位的容量数目，通知运输署準备等量的机位、船位、车位，都需要在前一日的五时前报到待命，然后由军医署通知徐州空运伤兵，再通知明光，放行陆上集结的伤兵，由火车到浦口，另由特勤署派人在浦口招待所与大教场招待所负责。会同军医署和慰劳总会，当伤兵下机、下火车之后，即验伤票、沐浴（沐浴时收缴旧军服，目的在检查有无武器及其他危险品）换药，换新伤兵制服，然后开始用餐，慰劳表演，发犒赏及慰劳品，在伤兵们兴趣浓厚之时慰劳结束，随着欢笑上火车、上船，一分钟不许延迟，任何理由不许进入南京市，因此才能使有匪谍活动的南京危城始终无伤兵滋事。
空运开始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滑稽事，军医署派来的负责人是段司长，这天我们派去徐州的飞机是三十架C-46，每架规定运回伤兵三十人，我与段司长同送飞机起飞，我随便问他：「车船準备好了吧」？他说：「昨晚都报到了，三百人乘船到南昌，六百人乘火车到杭州转金华。」我又问：「由机场到码头和车站的汽车準备了吧」？他有把握的说：「準备好啦，运输署派了三十辆道奇大卡车。」
我吃惊了，「那怎么行，三十辆不够啊」？
段司长说：「C-46可载五吨，大道奇卡车也是五吨啊，三十架飞机派三十辆卡车不正好吗？」
我只好详细给他解释：「运伤兵不是载货呀，C-46空间大，伤兵可在飞机上躺着，卡车上可以躺吗？况且用飞机空运回来都是重伤兵，很少能坐着或站着的呀??」
争了半天，他又请来了军医署长陈立楷将军，他很同意我的说法，我们共同打电话运输署长赵桂森将军，他也明白了，「啊呀，这怎么办，车都派出去了。」
我祇好硬着头皮说：「让我想辨法吧」，我向装甲兵蒋纬国将军求救，他立刻派来二十部大卡车，仍不够，再向江南汽车公司徵调了十部大型公共汽车，才把问题解决了。
这些都是后方的小事，但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来当时国军中有些军官们的办事态度和方法，仍停留在八年抗战时半原始的方法中，徐蚌会战国军的装备已现代化了，而这些现代化变成了国军的负担。
共匪仍走他们的老路战法，相形之下，我们就一败再败了，人谋不臧，并非共匪有何特长。
我国有句极为要不得的俗语：「祇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国军对共匪作战就少了合作支援的精神，尤其有些话谁也不肯公閞的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认真的检讨过去，研究现在，才能创造美丽的未来。
就在空运伤兵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到了明故宫机场（为了方便不妨碍作战飞机，改在明故宫机场），恰巧遇见了中央日报记者，他很会讲话，首先捧我在抗战时期所写的空战文章，然后诱我谈论战局与空运伤兵以及劳军活动，我当时也是一时冲动，幸对战局不甚了解，避而不谈，对慰劳总会的活动却作了无情的批评。
想不到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写了三千字一大篇，被黄仁霖副总司令看见了，责我不该随便发言，恰巧政工局长邓文仪将军电话找我，电话找到黄副总司令办公室，他脸色有些变了：「看吧，你闯祸啦！」
我坦然的说：「我自认于心无愧，顶多不干。」接了电话，邓局长很客气，邀我到他家吃晚饭，我硬着头皮答应了，硬着头皮晚间去赴邀，黄副总司令很不放心，叫我「不要再乱讲啦」！
到了邓公馆之后，邓局长亲自出迎，亲切握手，我安了心，进屋后又介绍一位长者，老人家是慰劳总会会长居正院长，这回我发窘了，但青年人嘴硬，又不肯为新闻道歉，还是居院长先开口：「我看见中央日报了，你批评的非常正确，我已先和邓局长研究过了，今后如何劳军，如何活动，慰劳总会听你的吩咐??」。
杜聿明携带难民行军贻误了战机
这又是一付重担子丢到我肩上，比骂我还沉重，可是年轻人的可贵处就是有勇气，我立刻答应了。
于是居院长、邓局长都很高兴，这顿晚饭也就吃得很有意义。回去报告了黄副总司令，他也是大出意外。
这时我是属于特勤署的服务司，但所管的事工已大大的超过了特勤署，黄副总司令兼署长，在这样状况下，他也只有全力支持我了。
徐州的主将换了能征惯战的杜聿明将军，我们相识于二十二年冬的北平，胜利后在北平、东北，我们交往更多，我真想飞徐州去看他，正想向总司令请示时，总司令告诉我，「杜聿明已决定向南突围了」！
我大大的吃惊了，我报告总司令：「千万不能突围呀，徐州有飞机场可供空中运补，徐州有即设阵地，可攻可守，徐州有一二十万民众，还有储存物资，要是突围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自走毁灭之路呀！」
我几乎流出了眼泪，总司令叹口气，「晚了，一切都晚了，杜聿明已经放弃了徐州，身后还带了一二十万民众。」
我跺脚说：「糟啦，这正是当年刘备失败的老路啊！」
现在我们回头谈谈南京大教场的空军作战情形。
空军副总司令老虎将军王叔铭，是总统蒋公的忠实学生，也是杜聿明的同期同学，更是好朋友，杜聿明的突围，在公在私，他都要全力支援，他不分日夜的在大教场指挥所裏督导作战，更常自驾B-25到阵地上空侦查，和杜聿明陆空通话，回来就详细的报告蒋公。
空军当时驻在大教场的战斗部队，有B-24重轰炸机大队，蚊式轰炸队，B-25轰炸队，和P-47，P-51等驱逐队，还有一个侦查队，实力非常雄厚。
杜聿明带着庞大的部队，冲出之后，即受到了共匪的截击，他一面夺路作战，同时还要掩护一二十万民众的安全，自以无敌铁牛军着称邱清泉兵团的装备多，民众的东西更多，他们拖拖拉拉的前进，根本违背了突围作战轻简快捷，猛冲，猛打，猛进的原则。
大兵团分散了，只剩下邱兵团拥着杜聿明，带着民众，在风雪严寒中到了陈官庄，再也走不动了。
更不幸的是由驻马店、信阳来的黄维兵团，也被共匪围在双堆集。
这一来平静的南京动摇了，再加上匪谍造谣，更坏的是李宗仁这一批内奸作祟，南京已是惶惶不安了。
老虎将军王叔铭日夜不眠，我也以大部时间放在大教场，飞机不停的起飞降落，招待所裏灯火通明，经常有一两百人在饮食，有些飞机落地加油挂弹之后，立刻又起飞，这些忠勇的飞将军们宁愿饿着肚皮再出任务，我由上海运来的牛肉与饼乾罐头派上了用处。
我又有了新任务，在大风雪中，困在陈官庄的杜聿明没有吃的了，于是我接洽空运机空投大米到陈官庄去。
王老虎由陈官庄上空回来啦，杜聿明告诉他──有米无柴也不能作饭──于是我发动慰劳总会的人，整夜守住各饮食店，把所有的大饼、烧饼、馒头，都买下来，送到明故宫机场，空投陈官庄，同时接洽所有店家，大量製造馅饼、馒头、麵包。每天继续空投，十几万军队，一二十万民众，只靠空投供应食物。我这个不知愁难的楞头青也感到大不易了，但是我不灰心，不让陈官庄挨饿。
为了了解前方情形，我要了一架C-47，单人飞往陈官庄，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杜长官，我先向他问好，然后问他最需要什么。
他说：「谢谢您，王副总司令告诉我，都是你在南京为我们準备吃的，老弟辛苦啦，这裏最缺的是香烟，酒更谈不到了。」
空军运输机改装成轰炸机
我再低飞到两百呎，在陈官庄上空盘旋，发现阵地很完整，阵地裏的十几个小村落也都完整，只是树木都不见了（都被砍作柴烧了），官兵们都在阵地裏，态度却很安定，处处都有人向飞机招手，在东北角的一个小村中，还在人在野地裏推磨磨东西，看样子陈官庄并不严重，祇要杜聿明肯突围，一定不会有大问题。
耳机中非常吵杂，最初是野马式机的声音，对我说的──C-47快离开，我们要下去扫射投弹啦。
接着是C-46的声音，他对我说、对野马说、也向地面说：「C-47离开，我们要投大饼了，野马不要下去，你妨碍了我的航路，地面注意，教民众躲开，不要被大饼口袋砸死啦！」
B-24也发话了──B-25和蚊式躲开，我们要进入投弹了。
儘管他们吼叫，我飞的太低，什么也看不见，原因是所有飞机都在上边，投弹扫射又在陈官庄阵地之外，我仅能看见的一幕，即是最伤心的镜头，C-46空投落地的大饼麻袋，像炸弹似的落在陈官庄阵地裏，我看不见落地后的详情，但看见有很多民众为抢大饼麻袋，被砸倒再也爬不起来了。
这时我仍在和杜聿明谈话，我又向邱司令官问好，我们未见过面，他很风趣的说：「请你告诉后方朋友，我们不会有危险，请你看看我的火力，在你机头的西南方有个村庄，那裏可能是共匪的一个纵队部，在十分钟内教它全毁。」
他说完话，陈官庄的大砲开火了，看不见炮弹，祇看邱清泉所说的那个村庄，全被砲烟盖上了，等十分钟之后，这个村庄已成了瓦砾场，我在飞机上用无线电话向他贺喜报捷。
我回头又飞往双堆集，去看黄维兵团，他们在涡河边上也佔领了好大一片阵地，可是气势没有陈官庄的雄壮和安祥，双堆集阵地裏的官兵们也没有陈官庄阵地裏那股生气和活泼，我和黄维相识是民国廿三、四年间在南昌，所以我也在无线电话裏慰问他，他的粮弹尚充裕，也是无香烟。
回到南京之后，才知道总司令已去了上海，在励志社裏找到黄副总司令，他先夸奖我实事求是的勇敢，其实根本谈不到勇敢，然后他亲自派人準备烟酒，亲自动手和我剪缝绸质小降落伞，又亲自帮我用大量棉花綑好香烟和酒，他大笑说：「我们励志社一向戒烟又戒酒，今天破戒啦！」
记得送给杜聿明和黄维的是每人四条骆驼洋烟、四瓶白兰地洋酒，这真是礼轻情意重。
第二天我又飞到了陈官庄，空中的秩序更乱了，野马式在四周横冲直闯，Ｂ-25在六千呎空中等机会投弹，Ｂ-24在高空打转转无法投弹直骂街，祇有C-46进入时，大家都能自动让开，看情况地面战事一定非常紧急，正当我把小降落伞投下去的时候，两架蚊式轰炸机由我机肚皮底下飞过去，好险！
我在无线电话裏也叫不到杜聿明了。
我再飞到双堆集的时候，黄维的阵地已经萎缩了一多半儿，祇在紧靠涡河的岸上缩成十几平方里的一个圆圈圈，所有官兵都蹲在战壕裏，看不见有人行动和站立，当我投下的降落伞落到靠涡河堤边的一幢房坡上时，也没人去拿，我转了两三个圈子，呼叫了十几分钟，房坡上的烟酒，仍然讽刺的在那裏，呼叫也无人回答，我只好怅然的离开了，往南京飞。
当夜我把情况报告了王老虎，他叹气说：「黄维靠不住了，杜聿明看起来还很稳定。」
就在这时，我给他建议：「我连去了两天，一个共匪也没看见。」老虎说：「他们白天都躲在五公里以外的村子裏睡大觉，夜裏没我们飞机的时候才出来！」
我灵机一动，去教场总站小楼上找空运大队的张光明，研究用八二迫击砲弹装在C-47空运机上,飞到陈官庄四週的十公里範围打圈圈去找共匪的麻烦。
他非常赞成，他亲自带领军械士、机械士，把飞机裏铺上滚板，把四发砲弹装成一箱，有百多箱砲弹都平放在飞机裏的滚板上，早饭后我们起飞了，他亲自驾驶，我管投弹，我们的信号是机舱裏的一盏红灯，如前后谁发现地面有好目标就按开红灯，立刻用脚蹬下一箱砲弹。
我们在三千呎高度，很安全，对地面也能看的很清楚，绕第一圈时候，毫无发现，绕第二圈时，首先在一个大农庄裏发现了揹枪的匪兵，我按了红嬁，张光明又飞回来，我蹬下四箱砲弹，想不到十六发砲弹的威力真不小，那个小农庄炸平了，匪兵只有三个人跑走了。
这一炸不要紧，匪兵都慌了，纷纷出屋逃躲，张光明哈哈大笑，「他奶奶的，我们比B-24、B-25、和蚊式都来劲儿啊！」
杜聿明决心同邱兵团共存亡
打仗不能全靠制式战法，要按情理多动脑筋多变化，从这一次的成就，C-47也派上了用处。
讲运气是迷信，但这段时期的天气我们太不利了，祇要能有三五天好太阳，地面稍为乾爽一些，我们重装备的邱兵团本身的力量就可以冲出重围，可是天气始终和我们作对。
为了空军兵力太大，空中秩序的维持，以及陆空联络，和传递领袖蒋公的指示，空军老牌勇将二期毕业生，当时为空军总部作战署副署长董明德将军，自告奋勇，乘弗力特小飞机到陈官庄落地，当他落地时，匪砲立即猛轰临时小跑道，飞机打坏了，幸而董明德和驾驶人无伤。
事后据董明德说：「领袖已知大势不可为，要杜聿明坐小飞机回南京，杜则决意同邱兵团共存亡，以示效忠领袖。」董明德说陈官庄的情形：「真想不到，在陈官庄裏的香烟成了宝贝，一支香烟十几个人轮流吸，吸一口一块大头。」
他又笑着骂我：「你哥儿们真害人，你空投的大饼麻袋压死了好多人！」过后他才透露实情，二三十万人靠空投食物，当然不会满足，因之很多饿急了的民众，每有空投飞机临空，就不顾死活的往空投场裏冲、抢，都是这样被压死的，说来真惨，这也是因为天气太坏，有很多天无法飞行运补才造成了饑饿的现象，也给了共匪猖獗的机会！
在这同时，统帅部为了挽救黄维兵团，又把胡琏送入双堆集。
可惜大厦将倾，救已不及，陈官庄、双堆集，终于先后陷落了，两个大兵团也瓦解了，南京真的动摇了，李宗仁这班狗东西更振振有词了，这时不是和谈，他们要订城下盟，有些人要卖身投靠，蒋公黯然下野，去了溪口，李宗仁成了代总统，于是危机重重的政府，事实上成了群龙无首，汤恩伯在上海、何应钦仍在南京、白崇禧在武汉，各总部也多迁离南京，有一天郭总司令又找我，说了很多勉励的话，最后要我留守南京，因为总部即迁上海，但支援前线的运补中心还在南京，他下了一张字条，派我为南京区指挥官。
这也等于是临危受命，我不能说不干，但我要求各署派一位少将级的副署长或司长留在南京，他们不能推三阻四的说请示、考虑，一定要负责，我才能接受命令。可敬的总司令满口答应，我再无言推诿了。
在此之前，杜聿明、黄维崩溃之后，领袖立刻着手重整军力，据我所知，刘廉一与赵霞，就同时受命另组两个新军，同时又命由双堆集突围的胡琏，再重组十二兵团，此外我不知道的更多，如果李宗仁等不逼领袖下野，国事仍有可为，蒋公深得民心，又洞悉军事，岂能让共军轻渡长江！
领袖下野之后，李宗仁祇知投降谈和，此外一筹莫展，幸有刘玉章的五十二军填补了空隙，李运城率一个师守住了明光，我夜间乘飞机巡视前线时，由蚌埠以南，数百里漫山野火，如非李运城这种骁将，吓也吓退了。
杜聿明力战被俘
五十二军的侯程达驻常州，侧应江阴也拱卫首都，刘汝明的残军守了荻港要冲，其余的布署已模糊不清。
五、兵败如山倒（下）
当郭总司令赴沪之前，他特别嘱咐我：「你要常到顾（祝同）总长家去看看。」奉命之后隔三两天去一次，顾总长家裏非常俭朴，什么都不肯要，我有天到他厨房裏去看看，什么都没有，如果大官都能如此，大陆河山哪会变色？！
共匪惯用的手段是打打谈谈，现在他们不需要再谈了，可是领袖的潜力仍在，仍不敢贸然渡江，故尔仍然不太拒绝李宗仁等一相情愿的投降和谈，我对门的张治中家裏更热闹了，真使人洩气，但一到了空军新生社，看见周至柔总司令和空军弟兄们的英勇劲儿，就又有精神了，周至柔总司令是留在南京到最后的高级将领之一。
前方的战事虽然暂时寂寞了，我的工作却是天天增多，幸而所有参加指挥所的同仁们都肯负责努力，尤其是女将赵筱梅（现任西湖商工校长）能力强又认真，事事不肯后人，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这时使我最头痛的是后运伤兵，可恶的共匪把战场上的伤兵都放回来，希望他们扰乱南京，并百般挑拨，其中有吴化文的伤兵、黄伯韬的伤兵、邱清泉的伤兵，他们祇要遇到一起準打架，不过打架的原因虽是由于共匪的挑拨，我们也该检讨。
一有风吹草动美军顾问率先开溜
吴化文的伤兵骂黄伯韬的伤兵：「日你娘，当初你奶奶的只要靠近我们打几枪，我们也不会垮呀，奶奶的，现在你们也垮啦，报应！」
黄伯韬的伤兵也用同样的话骂邱清泉的伤兵。
幸而在浦口设了伤兵招待所，更严格的即到即招待、即转送，南京城始终未见到一个伤兵，这是大出共匪所料的，所以非常恨我。
另一个想不到的麻烦，那是一个星期天，忽然接到浦口车站电话，她是浦口车站的接线生，她说：「现在某军接新兵的一位营长和驻军打上啦，我打电话给某总部，今天星期日，都放假了，没人接电话，祇好给你??」
按理说我管不着这档事，但事关首都安全，我祇好硬着头皮过江到了浦口，说好说歹，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二天我给某总部张总司令打电话，报告了处理经过，我也毫不客气的说明了电话小姐所说的话，他很客气的夸奖又道谢。
上边没有责任感，当兵的当然就无斗志，这个仗还能打吗？都怪李宗仁把国家搞得暮气沉沉。
美国特使马歇尔所搞的三人调处小组，帮了共匪大忙，每当国军打胜仗时，共匪一发嗲，美国人立即向国军叫「停」。当共匪打胜了的时候，美国人不但不讲话，反而在后方先綑行李，製造扰乱人心的行动。这时共匪仍停留在江北，作渡江的準备，南京还算安定，美国单位即慌慌张张的全部撤走了，在黄埔路中央医院的美军顾问团（ AAG）也跑了，空留AAG一个横招牌。路过中山路的人们看了非常扎眼，这时我空军西北军区司令徐焕昇回到南京。他看到这块招牌问我：「这是什么单位，跑的这样狼狈？」我用英语说：「美国军队滚蛋啦。」于是相对大笑。
到三十八年三月中旬，前边已无伤兵下来，浦口招待所虽未撤出，但已无事可做，祇有挹江门新兵招待所，偶尔有千百人过境，明故宫机场的招待站也取消了，大教场的招待所也停业了，因为大部份飞机已移到上海，祇有王老虎的指挥所还在大教场，他本人已去了溪口，我在指挥所裏听到由溪口回来的人说，领袖在溪口的生活很清苦，听了非常难过。
南京的物价飞涨，币值变化更大，有一天财务官很得意的向我报告：「我替指挥官买了三十万元美钞。」我吃惊的问：「那来的钱哪？」他说：「库存钞票每天贬值两三倍啊！」
我气坏了，口不择言：「浑蛋，赶紧给我送回去，都是你们这班东西把金融搞乱了。」他摊着双手说：「现在已经赚一倍啦。」我更气，拿出手枪，「你再不送回去我就枪毙你。」
其实这家伙哪会送回去！还不是自己受用了。
总司令又回到南京，在会议上做了一项他一定不情愿的决定，他说：「现在军队散布面积很广，但散在中原的部队，多是与匪军犬牙交错，实际上早已断了补给，在那些地方又无法使用钞票了，当然更无法运补粮服，祇能空投黄金，让他们自己採购吧。」
我悄声报告总司令，「这办法会产生不良后果，黄金到了各级部队长手裏，不可能切碎了发饷，这会影嚮士气。」总司令叹口气，「哎，除此别无办法，我们只能尽心而为啦。」
总司令很关切的对我说：「你也跟我到上海去吧，这裏没有重要工作了。」
我谢了总司令的好意，并报告：「我奉命留守之后，留下了三千多官兵，我一个人到上海去，对不起这些愿意随我共生死的官兵们。」
总司令用一种关切的眼色看了我有一分钟，才再问我：「你还要什么东西吧？」
我说：「在这个时候，尤其将来撤退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武器，我现在祇有由蒋纬国兄处借来的两支冲锋枪??」
总司令很同情的说：「应该，应该，两支太少了，现在南京还有一批库存新枪，给你十支冲锋鎗，三十支卡宾枪，足够你指挥部自卫了。」然后他又亲自打电话，命人立刻把枪支送来。
我有了武器，胆子更大了，第二天我就组织了一个模拟撤退车队，走金坛，转常州过夜，并拜访了老友侯程达兄，他以盛宴招待，并一再嘱我小心、机警，他对徐蚌之战，也多惋惜，他的部队最近可能调到上海去，军长已经到了上海，并给了五十二军在上海的电话。
回到南京，即刻挂电话到上海找刘玉章军长，叫通后，他高兴的叫：「喂，老弟吗？你到上海来玩玩吧，你几时来，俺到车站去接你。」
正好我有事需要去上海看黄副总司令，我就决定晚车去，明天一早到上海。
共军未到已有人想组织维持会
这时的京沪铁路畅通，京沪两地并无兵慌马乱景像，说好听的是非常沉着，说难听的是经李宗仁一闹，把人心弄得麻木了，李宗仁替共匪在江南作了最大的贡献，就是几乎使江南军民失去了战斗意志，还幸而国军深受领袖的精神影响，仍然维持了继续作战的準备，否则共匪不费一枪一弹就可过江了。
一大早到了上海，刘玉章军长果然在车站接我，相见甚欢，他的神气十足，气色很好，他由东北回来之后，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在吃早餐时，他豪气干云的告诉我：「上海是一个最理想的保卫战场，这裏有众多的人民，有大量物资，有足够的军力，还有海上的补给线，我对上海保卫战很有信心。」
他又谈到东北撤退之战，对廖耀湘仍然耿耿于怀，而对第二师由营口上船之后，船起火的惨事，竟而眼含热泪。
看他在战场上用兵时冷酷严厉，但内心中对袍泽们的爱护是无以复加。
上海十里洋场，繁华情形比过去有增无减，各处有钱人为了避共匪，都逃到了上海，当晚间刘军长偕副军长李运城在国际饭店请客时，看见了上海客豪阔的情形，幽默的李运城又逗笑话说：「我们到了上海是装蒜哩。」
在上海未能看见黄副总司令，他已去了台湾，很多老朋友都去了台湾，这是我在意识上初次接触到台湾，当时并未想到我们真会在大陆上一败涂地，撤退来台。
第二天我到江湾的一幢小楼裏拜会刘玉章军长，他又很有把握说出防卫上海的信心。然后我又到江湾机场去看空军的小弟兄们，正好遇见了高品芳，他刚刚由台湾飞回来，他说台湾的老台币比金元券、关金还牛的多。很多眷属都到了台湾。我也看见了二期的毛瀛初，三期的张伟华等数十老友，现在的上海机场，比南京大教场热闹多了。
现在我在南京的工作很轻鬆，祇有很少的伤兵过境，新兵更少了，很多事需要到上海去请示，到了四月初，共匪已经有了要渡江的模样，但是人心并不像币制那么喧嚣紊乱，尤其很多愚人们竟相信了共匪统战的挽留信件，不作离京準备了，每到夜晚，街头非常冷清，某日我由浦口回到南京时，顺路到都城饭店吃晚饭，遇见了面色凝重神态古怪的邵力子、黄绍竑、张治中三人，同坐一个小圆桌，招呼之后似不愿与我多谈，我也识相的躲开，想不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宣布，他们又到北平去了。
邪不胜正，李宗仁虽然当了代总统，除了求和即毫无作为，正人君子都不听他那一套，因之他的份量在共匪眼中也贬值了。真是自讨无趣，害己误国。
我为了了解江北状况，特地由浦口去浦镇看看，然后想到六合去看看，驻军好意劝阻我：「不要找麻烦了，共匪似图大举渡江，现在江北已成匪类世界。」我祇好回到南京，决定把浦口的伤兵招待所撤销。为了减少将来突离南京时的负担，命杨成德上校率领不必要人员，即时离京去上海报到。
为了减少目标，节省开支和易于防御，把指挥所由黄埔路搬到沈举人巷，并作了撤退编组，把必要公物装车，车上备份油桶及油箱每早晚都加满了汽油，规定每人武器不准离身，外出与食宿都须放在身边，我并且训示官兵们说：「小心準备不是胆小，大意疏忽是自寻死路。」
这时的南京，表面看平静无事，其实匪谍已大量涌进南京城，他们藉着李宗仁谋和的掩护，无人再抓共匪嫌疑份子，而更多的人已与共匪取得联络，已半明半暗的作了移交準备，还有人公开造了移交册子。
我之所以将指挥所移到沈举人巷，是为了头一夜的黄昏，前院的胡国榕笑嘻嘻到处点东西，登记、造册，我还夸奖他，很负责，他却说：「我奉了侯鸣皋先生的命令！」我问：「侯先生为什么这样热心哪？」胡国榕很得意的说：「侯先生已接受了共产党的委任，为本单位维持会主席，现在造好清册好移交啊。」
我气坏了，大喊：「黄副官（宝安，现在台），把他抓起来，就地枪毙??。」他掉头跑了，黄副官来时他已跑过前院。
在李宗仁庇护下共谍大量涌进南京
同时纷纷传言，谣言纷起，我搬到沈举人巷后的一天上午，来了一位数年不见的老同事，他一见面就流眼泪，他仍称我抗战时的老官衔：「总队长，你一向拿我当孩子看待，所以我虽然奉命作你的工作，我实在狠不下心害你，我这次也是奉命过江的，希望你赶紧走，千万不能留下来，共产党已经把你列入顽固的战犯，你一定没接到劝你留下来的信吧！」
他又说：「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太过份了，言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早已看穿了，所以我对一切都是拖、敷衍，只要不被清算、斗争就够啦！不过这次我又犯了大错??。」
我笑笑说：「你不肯骗我，留我，害我。」
他点点头，叹口气。
我说：「你也不用回去啦，跟我走吧。」他慌急的摇摇头：「不行啊，我一走，我的家裏人都完啦。」如此事例很多，不能赘述，这些现象，都是李宗仁高唱投降和谈所造成的，瓦解了民心士气之恶果。
张治中的楼裏再不见灯光了，南京市的夜景也萧条了，四月十八日，挹江门招待所的主任寇邦杰上校慌张来报：「共匪已到了明光」。
我到新街口去看看市容，见有一两百部大道奇卡车，载着部队往水西门外飞驰，经询问，是刘汝明的部队驰援荻港江防。
我当即命寇邦杰通知无业务单位，乘火车离京，我又亲自看了二十几个单位，有的人做好了撤退準备，并洽好了车船，有些人竟而流泪说：「逃到那裏去呀！认啦！」这些人多是有钱不想走，接到了匪信中了毒不再走，真是可怜又可恨，当时我不肯用强的原因，也是面奉某人之劝告：「不愿走的人用不到强迫他们，这些无志气的人跟了我们也是无用，何必增加累赘。」
四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挹江门打电话给我：「我们已经听到了浦口方向的炮声」，我还不相信，登上楼顶平台，果然听到了江北隐隐的炮声，立刻下楼，自己开了吉普车，赶到空军新生社，这也是在抗战中养成的习惯，每遇大事就向空军接近，现在又下意识的往空军圈裏去，事实上也无其他地方好联络，李宗仁的圈圈能接近吗？
到了空军新生社，我立刻到台上去拿起扩音器：「诸位弟兄们，现在浦口方面已经有了炮声。」
能征惯战的飞将们，确是与众不同，他们都料到了会有这一天，所以人们都很沉着，毫无惊慌之色，现在周至柔总司令还在南京，他也住在新生社，他即把空军的器材、眷属、不必要的官兵，全都撤到了上海和台湾，留在南京的人，都住在飞机场和新生社裏，他们是说走就走，周总司令同时作了一件最有远见的事，他把政府拨给空军的五百万元现大洋，也全部运到了台湾，分文未动用，以后老台币改新台币的基金，据说就靠了这五百万元现大洋。
我回到指挥所之后，才发现了我犯了一项大错，我一生不太注重钱，所以也未向总司令请求预备金，现在要撤退了，财务官说：「金柜裏一文钱都没有了。」这个家伙真可恶，他是故意刁难想留住我，可惜我毫无警觉。
我严厉的说：「到了什么时候啦还是钱！钱！你就认得钱，我们有汽油车可以动，有牛肉罐头和饼乾，可以填满肚皮，还要什么钱，从现在起，谁也不许离开指挥所。」我又当众给卫兵命令：「非我准许，不许任何人出入。」但我不能让大家挨饿，去挹江门车站，找到寇邦杰，他将要上火车，他凑了五十银元给我，总算手裏有了钱。
报纸上对李宗仁投降和谈的消息减少了，共匪要渡江南犯的消息增多了，我常来往的许多军中朋友，突然都失去了联络，祇知道刘玉章在上海，刘廉一去了湖南，天天见面的赵霞也调走了，连和我工作搭配的军医署署长陈立楷也看不到了，就在这时，郭总司令又来了，教我立即跟他同机去上海，但我怎能捨弃与我共患难的官兵呢！我说：「谢谢总司令，请总司令放心，我会照顾我自己的。」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向他要钱。
南京突然间成了烽火危城，听说挹江门火车站已作了破坏的準备，又听说共匪由崇明岛的北边到荻港一带的江北，已集结了大批匪兵，準备抢渡长江，白崇禧在武汉仍然按兵不动，南京方面我感觉上已是空城，临危要走走不了，人都在咒骂李宗仁，可惜骂亦无用了，我之迟迟不肯走，不是硬充好汉，我是希望南京能有一场像样的保卫战，我就又可出点力了。
我们联勤总部留守的几个处也都去了上海，我这才感到了孤寂之苦。
二十二日的下午，南京市面上已经有些商店关门了，根据传闻採取行动的民众们，有的往城外搬，又有些人往城裏搬，昔日繁华热闹的南京，一下子到了「秋天」，我也不能再大意了，揹了卡宾，左右跨了两只左轮，左腋下藏了一支扣提，带着武装的黄副官，乘吉普车巡视了二三十个走不动的单位，大家流泪告别，我也祇能安慰他们「好自为之」，除此又能说些什么呢？
二十三日上午，听说共匪已在全面渡江了，李宗仁也跑了，荻港丢了，刘汝明已向南撤走，南京方面共匪已到了浦口，开始渡江了，到这时我不能不走了，中午离开沈举人巷，一辆小吉普，四辆中吉普，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我们在街道纷乱中离开了可爱的南京，离开了我们崇敬的国父陵寝，心裏说不出有多么难过。
我怕路上有意外，不再信任司机，因为前几天我到下蜀去看冯治安部队的眷属，深夜归来，路过栖霞山时，司机硬说车抛锚了，我要枪毙他，他很不情愿的东摸摸，西弄弄，才没把我移交给土八路，其实我也知道他不是共匪，但这时期的匪谍专门和司机们勾搭，不能不防。
可敬的下级官兵
公路上已乱的一团糟，幸而傍晚冲到了宜兴，还算平安无事，找个店家準备过夜再去上海，恰巧隔壁店裏住了空军周总司令的几位参谋和司机，总司令、副总司令的三部坐车也是今午冲出南京的，我去看他们，他们说：「总司令已于早晨飞往杭州」。又说：「听说到上海不能走了，共匪业已过了江，你也和我们一道去杭州吧！」
我说：「我们总部在上海，我必须到上海报到。」
吃过晚饭之后，约八时许，天已大黑，我出屋看天气，突然空气中产生一种莫须有的恐惧，星月无光，鼻孔裏吸的空气都有萧杀味道，于是我通知空军参谋们说：「这裏发生了陆军战地所习称的煞气，这裏恐有变故，你们赶快连夜上路吧！」他们惊慌的穿衣开车走了，我也率领我们的小车队上路，走了十几公里，到了漕桥三岔路口，右边路去无钖，左边路去常州，天太黑，怕走错了，我停车想看清楚，恰好黑影裏走出三十多个黑短衣人，都拿了土枪，我以为他们是民众自卫队，我下车问他们，到无锡怎么走？他们笑嘻嘻的说：「往西北走！」
我摇头说：「那是到常州去的路啊！」
他们大笑回答：「那裏都是自己人！」我未听懂，常州当然是自己人嘛！这时我的司机悄声说：「报告指挥官，他们是土八路。」就在这时，四部中吉普上的官兵们，已按照我离京之前的规定，祇要一停车，大家都下车实弹备战，他们看了这种情势，十几支冲锋枪，三四十支卡宾枪和三零步枪，他们才悻悻的放我们通行。
又走了十几里公路，走到一座山下，发现一只好大的野鹿，牠也惊慌的失了去处。其实我该警觉到山裏已经有了战事，才把野鹿惊出山。
再走几里路，路前突然亮出手电筒，几位国军战士端枪拦车，我教黄副官下车去查询，原来领头的是位炮兵连长，他向我道歉说：「我以为是共匪追来了呢！」
我大意的说：「在这裏哪有共匪呀？」
他吃惊的问：「长官还不知道吗？江阴和常州都丢啦，我们一个砲兵团只有我的一门砲逃出来，拖车又抛了锚！」
我这才深信漕桥所遇确是土八路，我邀连长上我的车，他说：「这是一门一0五大砲。我不能失落它，我们拖车很快就能修好，长官先走吧！」
国军的官兵真可爱，都是几位愚笨的高级将领自误误国。
我又前进数里，前边又有了车灯，我停下车，命大家準备战斗，我以为这次可能是共匪了，临到最近，原来是一辆空的大道奇军车，车前座是一位上海汤总部的少校参谋，他说：「在上海已叫不通南京、镇江、常州、江阴的电话，总部派我来看看！」
我说：「我是中午离开南京的，听说共匪已经过了江，方才在路上又听说常州、江阴也丢了！」
这位少校真邪行，慌得很，连谢谢都不肯说，掉转车头，如飞而去，迅即不见。
约在十二时左右，我们到了无锡，想不到全市灯火通明，街上熙来攘往，所有警察的臂上都配上了準备投降的白布圈儿，还有数十位大腹贾，也都长袍马褂，配了投降标记出来欢迎，这些鬼东西还以为我是匪军，等他们发现我是国军时，才羞惭的退去。
我们找家饭店吃了饭，再準备上路时，财务官装肚子痛，他不肯走，我大为光火说：「你要想死就留在这裏，顶多费我一颗子弹。要想活，乖乖的上车。」
我本来想一到上海就把他交给军法处，想不到他竟溜掉了，这是到太仓跑丢的。
离开无锡时心情非常沉重，我的膝头因长途开车也很酸痛，又时刻提防有共匪来袭。幸而天亮了，到了太仓，看见了五十二军的哨兵，询问之下，是第二师的防地，他们听说是我，一位连长跑过来欢迎，他是东北战场上的老兵升上来的，他仍然叫我「县长也来啦，快到连部吃早饭吧！」
我谢了，我说：「我要赶到总部报到，请你打个电话给你们师长，和刘军长，说我到了上海，过一两天我去看他们。」
到了上海的乐义饭店，先给总司令打电话，总司令高兴的说：「昨天我们一夜未睡，大家都以为你冲不出来啦！能到上海就好，先不用来看我，你好好的休息睡一觉再来！」
其实那睡得着，上海依然繁华如旧，首都惨痛陷落，回忆前情，当时李宗仁祇要稍有斗志，振奋民心士气，共匪也过不了江。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杂誌总第206、207期）
胡宗南部与马家军难逃一败
简二阶
在国共战争的末期，国军方面，已仅剩下两部主力，一部即为布置在两衡地区的白崇禧桂系部队，由于共军对白部有顾忌，致使其南下行程，延迟了两个月。另一部则为久戍关中的胡宗南部队。彼时共军的战略，显然在捕捉——消灭国军的主力，而不急急乎佔领城市。实际情形也很简单：消灭了国军主力，固然任何城市都可加以佔领也。本文係就当时共军彭德怀部在西北地区与胡宗南所部国军的角逐，作一概括的叙述。
胡马两部反攻险些夺回西安
西北地区共军，为彭德怀所率第一野战军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等五个军，兵员在十二万人至十五万人之间。这五个军即由原来彭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等五个纵队所改编。中共对「第五纵队」一直颇有忌讳，除林彪在东北曾有第五纵队番号外，其他如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各部，都把第五纵队的番号悬空不用，直至纵队改称「军」以后，此一忌讳始不复存在，故彭德怀以后即将地方军区部队中的精锐，抽编为一个第五军。彭德怀所部实力，在共军中是较弱的一环，但因彭曾任朱德的副司令员，兵力虽小，资格颇老，所以被编为中共第一野战军。
一九四九年五月间，中共以大批共军业已顺利渡过长江，并正围攻上海，当令彭德怀率部攻入西安，胡宗南部仓皇撤退至汉中，长安古城就此轻易失守，彭部乘战胜之余威，并沿着陇海铁路向西挺进，前锋直达岐山西南的阳平镇，如再西进，便要直抵宝鸡了，宝鸡虽仅属陕西的一县，但在抗战中，它已是川陕公路、陇海铁路的运输终点，相当繁荣。此时胡宗南部突发动猛烈反击，青海的马家回教军又大举从陇东向麟游、永寿、淳化一带进击，彭部恐后路被截断，遂从扶风、武功、兴平等地退至咸阳、西安、泾阳、三原一带。此役对彭部反击，因在胡宗南部与马家军合力夹攻下，彭部损失达二三万众，胡部且将咸阳城包围，大有夺回西安之势。中共见势不佳，即将徐向前新在山西编组的第六野战军（原称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之六十、六十一、六十二等三个军，共约八万人左右，陆续从晋南渡过黄河入陕增援。徐部到达西安迄咸阳之线后，即协助彭部，筑工事固守。其后续部队十九兵团所辖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等三个军，以潼关至西安间铁路，被国军敌后部队破坏，同时国军飞机，也常至渭南、临潼一带轰炸，故迄未能全部进入关中地区。当时国共两军在关中的兵力，共军方面计为：彭德怀部十二万人，徐向前部十二万人，其他军区部队约二万人至三万人，总兵力共约二十六、七万人。国军方面计为：胡宗南部约二十万人，以骑兵马为的青海马家军约有十万人，共计三十万人。与共军相较，还略佔优势。不过共军在陕南平利一带，还有赵寿山、孔从周等部，加起来双方恰巧相等。
胡宗南与彭德怀在陕西打了若干次硬仗，可说互有胜负。从战略方面言，胡宗南善于布置袋形阵地，每每诱彭部深入，然后再加以围击。彭德怀则长于设伏阻击，以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两年的战事为例，彭部向胡部进攻，彭必失败；胡部向彭部追击，胡必吃亏，如一九四八年夏天泾渭河谷之战，彭德怀派贺龙带了两个旅在陇东阻止青海马继援部骑兵南下，因骑兵机动性大，贺龙未能完成任务，致彭德怀所部因受夹击而遭到重大的损失。但当彭部退入黄龙山区（该山在陕东澄城、郃阳以北地区）从事整补之际，胡部乘胜追击，却又一再中伏，受了不少损失。其次如一九四九年五月，彭德怀于攻佔西安后，向岐山方面轻进，居然又受挫而回。胡部东向追击，因彭部在咸阳、西安等地构筑工事据守，所以战事陷于胶着状态。胡部于撤出西安时，曾在终南山、秦岭一带配置重兵，故彭部第二军在渭水以南活动，始终未获进展，且时遭胡军逐退。马家骑兵的不时猛冲，尤使彭部感到甚大威胁，因之共军在战术方面，已试行一个新对策，即多掘外壕、多筑工事，阵地内外，壕堑纵横，以削弱骑兵的活动能力。此种战术对骑兵相当有效，马家军以骑兵不能长驱直入，纵横驰骋，便设法调集炮兵，来轰击共军的工事。可惜彼时中央的空军力量，分散各地，不能集中使用，否则协同胡宗南部和马家骑兵，歼灭集结西安、咸阳、泾阳、三原的彭德怀与徐向前各部，也不是没有可能。因其时胡部和马部的战斗力并未消失，而胡部的军火、汽油等物资，亦充足得很。
共军集中重兵先打马家军
共军彭德怀部在整补初期内，又新编了第七、第八两个军：为了对付胡宗南和马家军，中共军委又调派华北兵团聂荣臻所部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等三个军赴陕应援。彭德怀乃于是年七月十一日发动第二次攻势（与鄂西、湘赣同时发动），派五个军的兵力向西急进，另以五个军的兵力，在泾阳、三原闻牵制着马家军的宁夏兵团、青海兵团和陇东兵团。西进的部队直达宝鸡，在扶风、武功、岐山等地，曾与胡宗南部发生恶战，双方的损失都极重大。胡部为应付这一大规模的突袭，便沿秦岭山脉布成一条防线，共军虽屡次向秦岭山脉仰攻强袭，但都给胡部击退。此时马家军与胡宗南部因被共军分途迎击，彼此失去联络，陷于孤军作战的苦境，同时週遭共军对马家军已布成包围之势，迫得马部自动后撤，逐步退回甘肃境内，以后没有发生激战，故实力未受损失。共军的初步目标，即在堵塞马家军再出之门，俾从容解决胡宗南部队。所以也并不向后退的马家军挑战、求战。
到了七月底、八月初，彭德怀部第一、第二两军，前锋已抵达甘肃边境的陇县，徐向前部第六十、六十二两军，亦向陇县方向移动。此外聂荣臻部六十三、六十五军，则已到达长武及泾川地区（泾川已深入甘境）。中共派出六个军的兵力向甘肃进逼，其次一步骤当为消灭马家军的主力，并图一举攻佔甘肃省会兰州。
共军原来的计划，是要先消灭国军嫡系的胡宗南部队再进兵甘肃的，后以马家军由甘肃向陕西出击，表现了骑兵强劲的攻击力，使中共不敢再予轻视。同时美国发表了白皮书，并声言今后将直接援助各地反共的「省际领袖」；中共诚恐马家军与美国搭上关係，获得充份补给，力量将更形强大，因之变更计划，改採「先马后胡」的策略，决定先集中大部分兵力，向西挺进，以消灭马家军主力为目标；仅留下徐向前所部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二等三个军，分布在天水、宝鸡之线，摆出向南入川的态势，对胡宗南部採取监视态度。
是年八月上旬，马步芳奉李代总统之召，由兰州飞穗出席重要军事会议，白崇禧、胡宗南、马鸿逵等皆参加。会后，马氏飞台北裁时，曾对新闻记者说：「西北战事，已快到主力决战的阶段了，我要赶回去，亲自指挥，打个胜仗。西北的民心和士气都很旺盛，中央又于最近有武器和弹药的空运补充，对确保兰州，绝对有把握。现战事进行地点，距兰州约二百华里，主力战斗将在这一地区进行。」马步芳氏在广州时，也曾作「马家军从未打过败仗」的豪语，暗示平凉、天水等地之失，都是自动撤退的。马步芳所说的话固然很动听，可惜的是，等他从广州飞回兰州之日，已经局面全非，兰州城已听得见炮声了！
当时中央方面为了提高马步芳的威望，曾特加他陆军上将衔。当他于八月十八日飞返兰州，其时正面共军，已进抵兰州以东约四十公里的榆中附近。彭德怀部第三、第四、第六等三个军，沿通渭、定西，进抵榆中附近的兴隆山。聂荣臻部六十三、六十四等两个军，则向靖远、郭城驿、会宁一线推进，企图夹击兰州。左翼方面，则彭德怀部的第一军已抵甘谷、武山一带，第二军在陇西、渭源、会川一带，目标在越临洮、佔临夏（临夏在兰州西南八十公里），以威胁兰州的侧背。三路共军的总兵力为七个军约十八万人。
从共军的布置看，兰州已不可能坚守。因马家骑兵，长于冲击，若要坚守城池，需要炮兵、弹药、粮食和重武器。其时甘肃省适又换了马鸿逵当省主席，马氏并未履任，仅由秘书长丁某苦撑场面，共军向甘境挺进，正利用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机会。
共军以八倍伤亡攻佔兰州
马步芳虽声称「确保兰州」，但兰州的守军，却只有马继援的八十二军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併起来不过六七万人。而攻方却有二十万人，血战一週，双方均有损失，马家军于八月廿五日即撤出兰州。官方公布：共军伤亡约四万余，守军仅伤亡五千余，双方死伤比例为八对一。此一数字，虽非绝对正确，然共军伤亡，必然多过守军数倍，则为一不争之事实。因共军人数众多，所带粮食甚少，后方补给赶不上前线。共军以甘肃之回教人民素来反共，也不想以徵发粮食去引起他们的反感。在大雨中且曾断粮两日，相持日久，对本身不利，故只能不惜牺牲，向兰州急攻。守军凭藉工事，以逸待劳，伤亡当然较攻方为少。不过以兵力悬殊，国军飞机的助战，以基地距离过远，又未臻理想，所以打了一星期，国军便只有向黄河北岸撤离了。
国军撤出兰州后，彭德怀部第三军即跟蹤前进，在河口、红古城（一名红城子）相持了一个短期，彭部第四、六两军，也接着过了黄河，双方在民和以东、以北、以西各地区，又打了几仗，马家军已失战意，节节后退。而马步芳的老巢青海省会所在地的西宁，距民和仅约七十公里，在兵败如山倒之情况下，西宁城已呈朝不保夕之势，马氏父子鑒于兰州之失，竟忍痛放弃了固守西宁老家的计划，所以在八月卅日，即有西宁易手的消息；九月五日又有西宁情况不明的新闻。实际上西宁既无国军驻守，对外电讯联络已告中断，共军随时随地皆可大踏步地进城，不会遇到抵抗的。
马步芳父子在匆卒间将部队作了一个打游击战的部署以后，便携同家眷南飞，并转台湾，表示反共到底的决心。共军「先马后胡」的策略，亦告实现了。
西北的马家军，和胡宗南部原是唇齿相依的。至此青海和宁夏的马家军实力已去掉一半有多，仅留下马鸿逵的宁夏兵团在西北支撑残局，而马鸿逵本人却又卜居于广州爱群酒店十一楼，始终不肯回去。因之，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山脉出击，以直扑宝鸡为目标。是时胡宗南部当面共军仅有徐向前十八兵团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二等三个军，驻宝鸡，天水之线；然徐部抵抗甚烈，致强弩之末的胡部亦极少进展。
胡宗南所部后来经汉中退入西川，马鸿逵的宁夏兵团亦不免被共军所击溃，盖亦大势所趋，此为后话。
十五万国军困坐厦门海滩束手就擒记
冰 壶
厦门是于民卅八年十月十七日易手的，这一役，也是福建省最后的一战。但是这次战役，到了最紧要关头时，竟传奇性的忽然没有了指挥官，致令十五万国军，犹如无头苍蝇，眼巴巴的困坐在厦门的一片大沙滩上，等待着共军来接收！由于海洋之隔，久战疲惫之师，人马战车困于一隅而不能行动，尚有可说，但十余架战斗机也安全的停在机场上，等待共军的来临，确实令人费解。这是国共五年内战期间，千百次大小战役中，最为少见而最具传奇性的一战。
血战三昼夜福州陷共
民卅八年的四月中，自长江天堑失守，共军的第三野战军陈毅、粟裕以及谭震林各部分兵进攻南京、上海和杭州。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部则直逼南昌。四月廿三日南京放弃，五月中上海亦告易手，西线上之共军四野林彪部于五月中攻佔了汉口，与二野会合进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东南半壁，已处处告急，接近台湾的福建省沿海，顿时形成了重兵屯集之地。当时江西临川一带有胡琏将军所部之十三兵团驻扎于黎川、建瓯、建阳、邵武、光泽以至福建延平；福州则有七兵团黄伯韬的旧部第廿五军陈士章部。沿海岸线南向，军队杂聚，兵种亦多，诸如：交通警察、伞兵、浙江师管区、江西省保安总队、青岛撤来的海军陆战队、徐州国防医学院、步兵学校、上海龙华撤来的联勤总部第八总医院等等，此外并有十几个兵站，驻在马尾的海军两栖部队，以及难以计数的各地方团队。??以上这些能战斗与不能战斗的军事机关，此时都混聚在福建省境的莆田、古田、洛阳桥、南安、同安、惠安以迄漳州。其时国军的重点则在晋江以及漳州，至于作为主力的部队尚有第六十七师、一0八师、一四八师，第五军（非邱清泉原部之新五军）、第十八军之十一师的两个团、河南部队之刘汝明、刘茂恩等部以及曹福林部等。由各地撤退而来之较重要的机关，原本分驻于福州和厦门两地，但延至是年七月初，陆军第一编练司令部在厦门成立，福州的重要机关亦皆随之调迁厦门，因此，厦门的重要性顿形增高。中央当时对福建的作战计划是可进可退。基于闽省沿海距台湾仅一衣带水，如若反攻，有马尾、厦门、秀独、崇武等大小数港口，增援极易；如若撤退，则这些港口亦具有同样便利的效用。
但另一方面，共军进势太速，浙、赣两省自沪杭易手，南昌失陷后，沿线虽略有接触，而不久温州又复放弃，浙赣已全部变色，立即反攻的可能性已不存在；然国军仍有意坚守福建及广东，所以当时由福州南撤的军事机关，有一部份则调迁漳州、云霄、招远以至汕头。在此等布署下，厦门就形成了国军在大陆东南方面的军事中心，并由汤恩伯兼任厦门防卫司令；行政方面则由毛森出任厦门市长。这文武二大员，都是由新放弃不久的上海到来的，中央重视厦门的态度，至此愈益明显了。
厦门面积不大，人口仅六十余万，地势略似香港，由于厦门从前受过英国的影响，故部份民房建筑带点洋派，当然这也多少因了华侨较多的原故。厦门港口的东面，如在晴朗的天候下，可遥见大小金门、大小烈屿之山影。距厦门东面半里之遥，尚有一弹丸小岛，即鼓浪屿，风景绝佳，上面尽是完全西式的建筑，并有明代古蹟郑成功的水师台。厦门可说是个岛，也可说并不是岛，因为它的西北方两里阔的海面，如果在退潮时，可以步行至对面的集美镇，海水仅只没膝。集美镇乃我国着名侨乡，景色幽美。至于厦门东南隔海约十余里处，为屿子尾山，山上有昔年英国所设之要塞，巨砲虽已搬迁，但是堡垒极坚，砲座仍甚完整，可以使用。
第一编练司令部成立后，驻于厦门一带的国军部队，首先开始须经国防部之点验组进行点验；如此一来，致使各部队终日慌慌张张，因为诚恐人数不足，引起麻烦，遂演出互相借兵听点的一幕，即使向来与中央嫡系部队不睦的河南部队，此时亦与中央部队有了交往，因各部队之人数，皆经不起认真点验也！
经过官样文章的点验之后，训练即行展开，当时曾有八十余名佩戴校级军阶的日本籍教官，已到各部队进行巡阅，万不料在正式训练尚未展开之时，第一编练司令部却突然宣告撤销，原因固未宣布，但以形势而论，当与大局有关，因为正于此时（八月中）福州失守了，湖南的程潜与陈明仁又投了共，共方四野正逼紧着白崇禧所仅存的桂军主力，西北方面兰州亦告陷落，大局已到了土崩瓦解之势！
福州之失，是相当壮烈的一战，守城的第廿五军（陈士章）血战三昼夜，死伤殆尽，共军三野叶飞所部好不容易始攻入城。至于福州以南的莆田、洛阳桥等小城镇，国军第四0师、第一0八师等仍能苦战达两个月之久，因此遂使厦门方面能有充份的準备时间。在这些情况下，厦门之不适于继续练兵，是可想而知的。不久之后始由孙立人于台湾南部开设了新军训练营，就是此事的后果。
496团奉命反攻 汤司令逐一握手
由于福州的陷落及沿海各城镇的激战，厦门市则更显得畸形的热闹，空气也更感到紧张，从沿海各地撤退而来的大量军事机关团体以及军人眷属和各单位的设管人员及留守人员，如潮涌至，大部份已经无屋可住，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临时搭盖的木屋草寮和帐幕之类，因之市内的秩序，恶劣异常，时时由于争住房屋的事而致机关与机关打、军眷与官眷吵，再加上钞票贬值，更增加了无限的是非！当此时也，银元券、关金券以及中央银行本票，民间早已不用了，军人只好强行动买，军饷之中虽已部份发给银元、港币和黄金，但兑换率是不易求得中庸之途的，银元的种类多，价值亦大有出入；黄金是中央银行的库金，每块重量约十二公斤，凿开之后就难求足秤；因此每日为这些事所发生的打斗事件不下千宗，地方监狱巳失去了效用；军法管制的效果也不再发生作用。日日以死刑枪决作为镇压的手段，但毫不减少案件的发生。军警宪联合稽查队、陆海空三军执法队等，虽然终日在街上巡行，但是街上随时竟会有欢迎共党的标语出现。调查户口以及逮捕嫌疑份子的行动是时时进行着的，在兵慌马乱的时节，当然不无受冤枉的，致而哭声载道，惨不忍睹！
有很多军政人员的住处，为了想减少调查户口的麻烦，各人就在自己的门口，挂出名衔，如此一来，一家挂、家家挂，到处都是官衔及机关的名称了，诸如：「八二八三部队留守处」、「七0八部队官长眷属住宅」、「金华县政府」、「兰溪县党部」、「金坛县国大代表寓」、「安徽省参议员寓」、「行政院官长宅」、「江西省保安总队寓」，??林林总总，多如牛毛，因此，厦门当时流行着一句话是：「街街巷巷设衙门，宅宅户户住官长！」然而，儘管门上贴出了官衔，但是户口仍然要查，遂有些高级官员的眷属，往往会撕破衣裙与查户口的人员搏闹！如此的情况，一直的延续到厦门市的末日。
是年阴曆的八月十二日，战火终于烧到了厦门週围三十里附近了，当天下午，防卫司令部下令，将厦门南面对海三里处莲塘村松嵩码头的一座美孚火水公司的十二幢油塔爆炸了，一时之间，海上漂油数寸，顿成火海，足足烧了一整夜。厦门外围的国军接连退败下来，仓皇回到厦门。共军显然此时正在布署，未向市内进攻，厦门防卫司令部指挥的一中队野马式战斗机，一日出击数十次。虽然如此紧张，而市面上却仍旧人潮如涌。阴曆八月十三日，情报消息说明屿子尾山上的海军要塞，已被共军控制了，这消息无异是晴天霹雳，因为人人都知道，整个厦门的粮食弹药全靠海军由台湾及金门运来，如果一旦间共军在要塞上架了砲，厦门立即就成了死港。情况之严重，不能不令防卫司令部立即有所对策，亦即必须马上夺回屿子尾山而守住这座要塞。
当时奉令出击的部队是一个团，这个团本是第廿五军四十师辖下的一一八团，团长刘万燊，原为调作编练司令部担任警卫的，后来编练部撤销，而第廿五军又于福州之役全军覆没，番号已销，所以一一八团此时已被编入第五军第一六六师，改为四九六团，但始终是独立的。由于该团以善战着名，所以攻击要塞的任务，就落在它的肩上。
全团弟兄于阴曆八月十四日凌晨，在厦门码头出发，共乘上了四艘内海民用轮船。临登船时却有一件笑话，十分有趣：防卫部之军需处在码头上铺摆了三张大桌子，桌上用银元堆成了三座小堆，如同金字塔，该团弟兄每人下船时，不论官兵皆发给现大洋两元，并限定当将银元接到手后，必须立即放入衣袋中，当时任何人皆不明用意何在，有些新闻记者追问原因，才搞明白，原来军人们一手执枪，如另一手中拿着两块银币，则无法与送行的汤恩伯司令长官握手，因为汤恩伯立心要和他们每人握手，以示鼓励，特在事先为此事作了周详的準备。自古以来战士上战场，几曾有过这种现象。有人曾问汤恩伯，为什么一定要如此这般？汤却淡淡的说：「以壮行色，不好吗？」
血战五十分钟收复屿子尾炮台
四艘轮船直向屿子尾山驶去，当超越了停在海中间的一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时，四艘兵舰上的砲位同时发砲作掩护，连续发射了一刻钟之久，整个屿子尾山完全被笼罩在烟雾了，但山上的共军却不作丝毫回击。当四艘轮船将近登陆之时，共军始开枪向四船扫射，数十挺轻重机关枪、集中火力，射向船上，因该四船无可掩蔽，暴露于外，四九六团的弟兄立即死伤枕藉，而船上的驾驶和舵手都是老百姓，他们何曾经过这种场面，立即转舵预备回航，但被军官用手枪指在他们头上，即令继续前进，但他们已经瘫痪，倒卧在舵轮旁，再也抓不住舵了！显然那对着他们的枪口，也不忍心真真开火，如果他们死了，不论是国军或敌军打死的，那都是天下最可怜的事；所幸这四条船上的五十多名员工，因为吓得倒卧舱裏，并无死伤，都能平安的回到厦门，否则，不教而诛，那才真是屈死鬼！
屿子尾山是没有滩头的，四九六团在那些嶙峋的岩石上展开了总攻，此时空军也飞来助攻，做了掩护，经过五十分钟的激战，终于收复了屿子尾山头，该团死伤了半敷，但却捕获了数十名共军俘虏，经政工人员的审讯，始知共军乃是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三十军。
要塞方被夺回，共军即开始反攻，砲火甚为密集，厦门防卫部立即用快艇将国防部特别爆破组送到屿子尾，命令炸掉砲台后，始全部撤回厦门，不必守下去了。炸罢要塞回航，四九六团已溃不成军。第二日是阴曆中秋节、厦门市居然一片热闹，并扩大举行胜利大捷庆祝大会，由屿子尾撤回的四九六团弟兄们顿时成了市民热烈犒劳的战斗英雄，由毛森市长、市党部书记长、国大代表、商会会长等，押着大量烟酒月饼等物慰劳，好不风光！
国防部忽于此时下了一项新鲜的命令，内容是：着守卫厦门的陆海空三军之各部各单位，选举模範军人和战斗英雄。这道命令由防卫司令部交下，并且强调每个连至少要选出一名，此事在国军中乃是创举，是无先例可循的，因此，很多单位选来选去总是选不出，士兵们谁也不知究竟谁是模範？谁是英雄？然而选不出是不许可的，结果，到了最后，多半被各部随意推出一个人来应付，目的只是敷衍了事，而被推出的人物，又多半是些傻兵或秃头、或口齿不清的伙伕马伕之流，总之皆是士兵们平素开玩笑的对象。当各部队已经选出了英雄及模範之后，在那一年双十节的一天，隆重地举行了「群英大会」，在厦门市政府门前的大广场上，汤恩伯长官和一位海军支队司令、海军军官学校的几位高级教官、空军的一位上校、各部队的许多将领、毛市长、绅商等数百人，坐满了临时搭盖的观礼台，个个英雄和模範皆身披红布，红布上用金字写着「英雄」或「模範」等字样。授奖典礼开始，各个「英雄」或「模範」须要当众自行宣布他的英雄或模範事蹟，这么一来，竟闹出了连篇笑话：原来有些「英雄」或「模範」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其中竟有人说：他幼时入过白莲教，学会了枪刀不入之术，所以打仗的时候，他曾经用身体堵着敌人的枪口，使枪弹发射不出，故而被选为英雄等语。这些「英雄」们的事蹟，致令听见的人们汗毛直竖，观礼台上的汤长官及其他高级官长们，个个都面红耳赤，踧踖不安，但又不能中途退席，必须维持这个尴尬场面到完场。
「群英大会」结束了，「英雄」和「模範」们的快乐时候还多的是，除了大酒大肉不算数，夜晚居然还有类似「营妓」的特种招待节目，事实上那些职业女郎们为了怕警察局命令停业，而且慰劳「英雄」又有钱拿，所以皆大欢喜。
蒋介石飞抵厦门鼓士气
十月十二日（阳曆）晨七时，防卫部突下令全市戒严，至下午三时各部队、各单位少校以上的军官全部奉令在厦门大学集合，事前谁也不知是什么事？迨集合完毕，始见四辆小汽车列队而来，直到大学的礼堂门口才停车；一声立正，由车内走出的竟是以总裁身份来视察的蒋先生。是日蒋先生身着灰色中山服，头戴呢帽，到了礼台上，随员们皆在台之两端侍立。全体官员敬礼后，蒋先生命令大家坐下，用「谈话」的方式致训词。在简单谈话中，即郑重强调两句口号：「发挥无形力量，消灭内在敌人。」并加以解释谓：无形力量乃是不惧的坚决和果敢；而内在敌人即是摇动不坚的信念。
蒋先生约讲了十分钟即讲完，训话后，仍由汤恩伯及毛森陪同离开厦门大学，返回兵舰。事后据闻蒋先生是乘了一架水陆两用飞机由重庆经广州而来。又据当时传闻：蒋先生的飞机先降落在海面上，再由兵舰上的起重机吊上兵舰，之后，方由飞机中走下兵舰。此种传说，不知确否？当飞机走了之后，厦门市的军民才知道临时宣布戒严是怎么同事。
一连数日不闻砲声，厦门市的居民们都说蒋先生的福份大，他老人家一来过，厦门就平静了。在这平静的数日间，不少辎重从厦门运去了金门，当时驻防金门的是由江西新撤来的胡琏兵团、以及新成立的第五军军官战斗团等。
是时，金门岛上，尚很荒凉，人口极少，共有四个村庄，其他也另有一些散居的民宅，但多数皆甚穷困，村民的服装破烂，较有钱的人家，多盖有碉堡式的石头楼房，大多是二层或三层，家家户户都供着一堆堆的大眼睛木偶，其中一个是齐天大圣，另一个叫做太保侯王，至于是什么神，由于言语不通，他们又多数不识字，问也问不清楚。整个岛上甚少树木，小山冈皆是光秃秃的，田裏不种禾稻，只种番薯和少量的落花生，副食是些钉头大的小鱼，用盐浸了可以生吃。码头在东部，岛中有个小飞机场是日本人遗下的，另外一所较为西式的大房院，据说是日本的「督府」。该时驻在岛上的第十八军的工兵们正在掘战壕、架铁丝网，岛上遍处皆生有一种天然植物，样子似菠萝的叶子、有刺、很坚硬，不知何人发觉此种植物有军用价值，士兵们由各处将它挖出，集中在一起，埋植在岛周围有沙滩的地方，植得密密地，竟形成了一条天然鹿砦阵地。这件事可谓相当有头脑！
十一月十六日，厦门防卫司令部接二连三向部队送达了数项命令：第一次是早上九时送到，命令各单位烧毁不重要的文件及档案。第二次是十一时的命令，着各单位破坏残旧之辎重、车辆和武器。第三次命令是：不论军官或士兵只限保存一套备用的军服，放弃毡毯、蚊帐和军用必需品以外的任何私人物品。并要缴销火柴及打火机。??这些命令都是很反常的，每个人的心上都有一些不安的预感。
是日正午，在厦门市内的中山路的十字路口之正中，执行枪决犯人，由车辆运到了三十几个年轻人，有男有女，大约都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虽然此等青年人行将被枪毙了，但仍然大喊大唱，喊的是什么，由于是当地话不易听得懂，但唱的却是：「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是铁那样坚固，是钢那么硬，??」然而人们皆不知他们是犯了什么罪。但是也没有宣布他们的罪状。
下午四时，防卫部的命令又来了，内容是绝对不留任何文件，不论重要与否须一律烧毁。到了下午六时，最后的命令是：限令七时正在码头西边约二里路之处的沙滩上集合，不准用手电筒。
以上所说的这些命令，是送给岛上的驻军的，自与市民无关，但市民们也许见到军人的不正常动作，也或许没有注意，但是五点钟的时候，晚报出版了，报贩们大喊大叫：「中央社消息！厦门固若金汤！」
千余官兵争相攀爬兵舰
十月间的下午七时，已是入夜了，我们到了沙滩之后，才发觉驻于厦门的军人和眷属原来竟是那么多，黑压压的挤满了四个平方里的面积，虽然没有确实的计算，但人们皆猜测约计有三十万众，然而，单纯军人，是有确实数目的，数目是接近十六万人。
这个时候，这种情形，任何人都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件事了，有些人觉得这情形是「敦克尔克」的翻版，但也有人很感兴奋，因为心中都在想着即将前往美丽宝岛台湾了。不时的听到人们低微的谈笑声，那都是极其乐观的：「台湾地方好，女人也不错呀！」「老子有大把钱，到了台湾后要玩个痛快！」??。至于不乐观的人们，他们却在忧郁，当然忧郁不是没有原因没有根据的，据当时传说：在这次大撤退中，中央要借此机会甩掉一部份杂牌军，然而谁是杂牌军呢？当然很难说，因此许多自己感到是杂牌的人就内心惶惶不安；而另外那些自信是嫡系中央军的，则理直气壮，自信必定优先被接往台湾。
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由厦门码头开来了两艘内航轮，由轮船上走下了一队传令军官，散到各单位中传布命令：準于十时四十分着令分批上船，某部第一批，某部第二批，皆有次序指定，俾便于十一时兵舰到达后，搭登兵舰，转运台湾。至此，才算是正式宜布撤退的命令，显然这项撤退的计划，是很有规律地筹备的，并非出于临时的决定。
当然，湖南、广西全部失陷了；遥远的西北——青海的马家军垮台了；新疆省主席鲍尔汉、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都投了共了；整个的中国大陆，只有西南一小部份虽还未易帜，但已在混战中，厦门的作用已不存在了；加上在几天之前广州亦易手了，厦门再也没有保留的价值。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有计划的撤退是极符合情况的。
然而，这个撤退，在实际上真是不堪设想！
当深夜十一时整，兵舰果然开到了，停在海面的四里之处。在事先虽已正式宣布了分批上船的命令，仅仅只过了一会儿，就有不少的特殊人物先行开始破坏命令的执行，——这是一群数约百名的将领，此辈究竟是谁？天既黑，人又杂乱，不易认得清，但当他们抢先爬上船的时候，曾大声向押船的一名中校使用压力，说出了自己军阶和身份，其中有的是国防部的、有陆军总部的、更有「侍从室」裹的，押船的那名中校，显然是被他们的身份吓住了，稍稍的略一犹豫，将军群们就争先恐后地抢着爬上了船。
大官们先上了船，小兵们看在眼中，立即联想到大官要逃命了，也联想到自己也有一条命，也该逃了，结果是乱哄哄的、一窝蜂的，大家都不守秩序挤上船；起初，还有些大官拔出手枪来企图指吓小兵，继而拔枪已无用了，因为小兵手中也有枪，同样的子弹上了膛，看谁的命比较值钱？大官们到了此时也只好让步，黑压压的一船人，可以说人上有人，人们在船上就似沙丁鱼罐头一样，一个挤一个，但好处是，一经爬上了船的人，再也一声不响了，暗自在那裹侥倖。
十月初新换上的棉军服，在爬船时浸满了海水后，都湿胀了，一千个人，会有三千个人的重量，大家挤在一起，似乎都忘记了寒冷。只有河南的部队在船上曾接二连三的大喊着：「老弟兄，让让路！」但没有人回答，也不会有人让路，因为根本已没有路可让了！
最麻烦的就是那些机关枪和小钢砲等武器，人们先爬到船舷，再用绳子将枪砲煞费气力的吊上船。像这样挤着爬着抢着，其实在沙滩上能够爬上了船的人，还不到全数的百分之一，上不了船的人们，急得磨拳擦掌、破口大骂，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船长大副逃之夭夭
人们挤满了船，等侯了许久许久，终不见船开，因为每个人皆为自己能先爬上船而高兴，谁也不想多麻烦，每人只等着别人催促开船。但是等来等去，两个小时过去了，船终不开，最后，终有官阶高的人们首先提出了询问：「为什么不开船？」——答案找出了：那就是船上的驾驶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从船长、大副、二副、以及水手等，正当军队慌张争抢爬船之际，全轮上的员已趁那机会逃走得一个不剩，当大家证实了船上的工作人员真已离去之后，这一下可把那些将领们吓呆了。一个一个只好又从船上爬了下来，坐在沙滩上，面对着大海，望洋兴叹！
因为军舰仍停在海中并未离去。在这种有船上不得的情况下，有一小部份人，曾动过飞机的脑筋，显然也是走不通，飞机场中连人的影子都没有，十二架野马战斗机，既未飞走，也未破坏而又没有人管理，到底是何原故？
正于此时，由厦门岛上的主要山峰——鹭峰的顶上枪弹开始射了下来，共军终于登陆了，这个情况如何是好！士兵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但任何一个身为军官的人，立即都开始了恐慌，因为如不抵抗，一会的功夫就要当俘虏了，这将是生活上极大的突变，很多人歇斯底里式的开始不正常了，继而枪声越来越近，沙滩上的人堆裏，展开了骚动，团长找师长，主官找部队，越找越乱，越乱越慌，呼呼喊喊，混乱得有如一堆寻洞的蚂蚁！其中较清醒的人们终于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是须要立即找到汤司令长官、或其他高级的负责人员；第二是应当展开抵抗，将已登陆的少数共军，用十倍的力量立即歼灭，并需立即再行成立指挥系统。
想法固然是很正确的，然而，谁也找不到汤恩伯、毛森等人了，而且也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那裹；当然，不用多研究，大家心裹都明白，大家都能想得到汤恩伯等早已先走了！
十六万国军向千余共军缴械
大家既都知道需要立即抵抗，还能有拖延的时间，和等待船只的机会。然而，谁去抵抗呢？就不曾见到任何一个将军或中级军官下过这样的命令，彼此你等待我去打，而我也等待你去抵抗，结果终于没有人去抵抗，如此拖延到午夜一点半钟，突然有一群忍无可忍的士兵们开始由小声骂，继而看看无人答话就有人大声骂，渐渐地发展成了哗乱，幸而低级军官还能说服他们，此时竟有一个年轻的女军人，身份不明，猜想大约是部队政工人员，或者是野战医院的医生护士之类，——她忽然由人群裹站起，用尖锐的声音号召人们共同起而抵抗，先有几个士兵当场站了起来，真的跟从了她，继之竟有了一些年轻的军官也跟着站起，当他们只有三五十人的时候，竟提着枪，一面骂，一面昂然越过公路，奔向山的方向，陆陆续续又有了一部份人追了去，无法确知他们到底去了多少人，但不过二十分钟之后，战斗开始了，机关枪、步枪以及迫击砲都响了，一直到第二日（十月十七日）的上午十一时许，他们还在与共军战斗着，枪声砲声还未停止。
一个一个的共军士兵，满身泥浆，显然是在集美镇那方面趁退潮的时候进入厦门的，他们登上厦门岛的人数，到十七日中午，估计也不过两个营，换句话说！打进厦门的只不过千多人而已，所以他们都是单个由公路上提枪走过，公路两旁睡在田间及沙滩的十几万国军，都尚未解除武装，但共军们竟长驱直入，视若无睹！
报贩们持着「号外」，在马路上大喊大叫，躺在田中及沙滩上的国军，买过一张看看，只见大标题上写的是：「解放军势如破竹，敌军残余正被续歼中！」厦门就是如此这般陷落的。不论如何评论，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笔者正是坐在沙滩人丛中的一员啊！
（原载《春秋》杂誌总第35l期）
白崇禧的百万大军是怎样瓦解的？
东方绿
什么叫作「总体战」？——相信有些人不曾留意到；这不是一个旧有的名词，也没有什么典故，只不过是国共内战末期——民国卅八年的春间，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所杜撰出来的名堂而已。
毫无作用的锦囊妙计
白崇禧当时所高唱的「总体战」，内容究竟包括着一些什么东西，相信多数人都不甚了了！约略说来，大致是：「上下一心」啦、「军民一致」啦、「军政一体」啦、「全国总动员」啦、等等陈腔滥调；不过这在当时来说，却曾雷厉风行、煞有介事了一阵子，不仅由国防部向各军事机关单位颁布了「总体战」的命令和教条、纲要等等，而政工局出版的《国防月报》、《士兵週刊》等刊物中，亦连篇累牍的解说「总体战」的道理和妙处，由于人人尽知白长官乃是「小诸葛」，颇有不少军人皆曾憧憬着这个「总体战」极可能是一个「锦囊妙计」。但当人们尚在犹豫着、对这项「法宝」还没有认真弄清楚时，无情的战火竟急速的烧到了华中，武汉三镇一下子就落入共军四野林彪、罗荣桓等人的手中！到了这阶段，「长官已驾黄鹤去，此地空余长官署」了！
因此，「总体战」这个名词，也由于没有时间再追询探讨的缘故，不久也就被人们遗忘而不见下文了。
白崇禧进剿大别山共军扑了个空
所谓「华中地区」，并不是个地理名称，实际上只是泛指着长江中游地带的一个行政、或者军事统辖地区的名称而已。因为从中国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实在很难指出究竟那些地方算是华中？所以一般来说，所谓的华中地区，大约是範围着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湖南两省，再加上江西、安徽、河南三省的各一部份。这一带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城市多数为日军佔领，而小城市、乡村、山区，则分别属于第九战区、第六战区、第十战区以及第四方面军所统辖的地盘。如较详细的作一划分，大致是：武汉一带属六战区；南昌一带属九战区；长沙、衡阳一带则为第四方面军；大别山蚌埠以西、安庆以北地带则属十战区。但是，这只是指着国军方面控制此一地区的分布情况来说的。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共军，虽然在这区域中所屯驻的数量并不很多，然而，自抗战中期之后，共军新四军的第五师李先念部，却以大别山为中心，也佔有着庞大的根据地，所以，当抗日战争方告结束，这个新四军第五师已发展成为正规军，加上地方民间武力，竟达二十多万众的势力了。
所以在接收日军投降的问题上，共军的李先念和国军的李品仙在这一地区之中首先就成了水火不容的死对头！表面上，日本鬼子在徐州、蚌埠和安徽三个地区，是向国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缴械，但是一转手之间，李品仙又七零八碎的转交给了李先念，因了这等情况，盘据在大别山二十多个县的共军，就成了华中地区国军的眼中之钉，非拔去不可。
国共两军武力相向，虽在抗战方结束之际便已实际开火，不过，当时的战事，仅属地区性的；而地区也仅局限于陕、晋、冀三省的双方犬牙交错地带。认真来说，全面性的内战，要向后推展到民卅五年的六、七月间，西线国军沿平汉铁路，东线沿运河两岸，在东西近乎千里的横线上平面向北推进，那才算是正式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而由总的方面来说，直至民卅八年的四月共军渡江之前为止，内战虽然打了三年多，却始终不曾在江南地区发生过战斗。而长江北面之最南部首先发生战事的，就是鄂东、皖西之间的大别山战役，这一战的时间，较全面内战的展开早了一个月，其正确的时间，就是民卅五年的六月下旬。
华中地区的第一仗，国军出动了六个军的兵力计十五万人，进攻黄梅、潜山、霍山、宿松等地区，一直推进到大别山的中心地区，这一仗是由第十战区的基本军队：第八四军、第三九军以及孙蔚如的第三十军、第三八军，更有王敬久的第六六军和第九二军，此外还有李品仙的安徽地方部队合力进击，结果，只打了三数天的十余次小战事，国军竟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因为共军已全部撤向陇海铁路北面去了。
二野的「集腋成裘」战术
在之后，不多一年多的日子裏，这带地区从未见共军的蹤迹，直到民卅六年的八月，陈赓和谢富治所率领的共军太岳兵团（两个纵队和一个军），才由山西南部渡过黄河进入了桐柏山区和大洪山区，同时，共军晋冀鲁豫军则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着六个纵队，也由冀南经过豫东，开进了皖北。随着这两支共军之后，原在山东胶东的共军两广纵队和东江纵队，亦于同年九月初开始行动，经过鲁西南，开进了大别山区。他们在经过山东曹州时，还顺手牵羊把国军整编第五七师连同师长段茂霖全部「带」走了。
当共军的这三支大部队开进了湖北和安徽之后，华中的局面就开始受到威胁了。
一开手，陈赓和谢富治就将李品仙指挥的第八四军覃连芳部，和第八八军的第十一师吃掉了；之后，就在桐柏山、大洪山以及中条山地区成立了「豫、陕、鄂解放区」。而刘伯承在大别山区略一停留，即分兵向西发展，仅半年的时间，便和桐柏山区、大洪山区的陈赓部队接联到一起，很快的就成立了「桐柏解放区」、「江汉解放区」、「鄂豫解放区」、「皖西解放区」等四个根据地，这半年之中，他们和国军华中的部队不停的打着，战事虽然不很大，但共军一得手就打，形势一旦不对劲，便立即「转移阵地」，结果，在零零星星的战况下，国军竟毁去了近十三个整编旅。刘伯承的这种打法，叫作「集腋成裘战术」，当然，这也是得意忘形时的讽刺和嘲笑的说法。
桂系部队带着家眷上战场
在这个期间，从整个的内战而言、却正是国军在战果上获得最高分数的阶段，可说到处都在打胜仗；可是在华中地区，却恰恰相反，刘伯承的部队，有几次差不多打进了白崇禧（华中）的大门口，即如该年十一月初，共军在湖北东部蕲春发动了攻击，接着就蔓延到广济和黄岗，前后在这一线上，打了二十多天，国军青年军第二0六师邱行湘的一个旅被歼灭，另一个旅毁掉了两个团。在蕲春的高山埠地区，国军第一三九师全部被消灭了，而同一时间，李品仙的一个保安旅和怀甯师管区也在霍山整个被吃了去。白崇禧当时派出了四个整编师向桐柏山进剿，而陇海线上的刘茂恩也派出了四个师南下接应，但是华中所派出的军队，最低限度有一半以上是有去无回的，整编第十五师不仅全军覆没，连同师长武廷麟以及他的老婆都被共军俘了去。——实在不明白，他们前往打仗，为什么还要带着家眷？
就在白崇禧清剿桐柏山区之时，刘伯承和陈赓却联合发动了一次大反攻，就在是年十二月中旬，前后三四天的时间，郑州以南的平汉沿线两旁，竟被攻破了二十多个县城，国军方面损失了保安队五万多人，而驻守在平汉线上的黄维鲁道源等部队，都吃了不小亏，损失的人数据估计总在两万左右。
由于这一次共军的突然进攻，在白崇禧来说，而子上很不光彩，因此，在半个多月之后，华中剿总就展开了一次更庞大的清剿，这一次共调动了十二个整编师，即：整五八、整二0、整二五、一四军、整四八、整七、整四六、新编七九军、整七四、整六四、整八五、整一0，总计二十五万多人，其中整八五、六四、二0、二五等几个整编师，都是由苏北、鲁南调来的；尤是整二五师，还是由山东乘兵舰而来，好在当时山东没有大战。
像这样大规模的集中兵力，也可看出白崇禧当时是抱着多么大的决心；然而，这一仗「小诸葛」却又估计错误，廿五、六万国军加上安徽和湖北的保安团队，足足有三十多万人马，这么多的兵力，竟在大别山裏转来转去，前后转了三个多月，结果却不曾见过一个连以上的共军。但是所有通往大别山区之外的大路，竟全被土共破坏得寸步难行，有时军需品还得依赖空军投送。民卅七年的二月，遇上大雪，空军数日无法空投。在霍山、金寨（立煌）一带地区的国军，只好吃伏苓（一种中药）充饥，幸好那个地区农民皆大量种植这东西。二、三十万大军如此这般地搜索了好多天，因为见到到大股共军，就算是清剿完毕。实际上共军早已在国军进入大别山之前，向黄泛区撤去了。
华中的局势，经过这一役之后，在表面上又算造成了半年的小康，在民卅七年的上半年，安徽、湖北确不曾再有正规共军出现过，所谓「土共」的地方势力，却已遍地皆是了。
国防部长蛰武汉
就在这个大别山之战的阶段，白崇禧已发表了「总体战」，不过，当时各方面并未留意，所谓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及至经过一年多之后，又由李宗仁再次提倡，始为各方所注视，但到了那个阶段才注视，已没有用了。
白崇禧于抗战结束、国府改组之际，出任了首任国防部长，国防部那名词，在过往中国是没有的，这是模仿美国的新名堂，这个官儿十分大，但无实权，真真的兵权，却操在参谋总长手上（第一任参谋总长是陈诚）。在当时来说，白崇禧虽然作大官，却很少机会认真办点大事，所以在大多数时间中，他一直以武汉为他的居停地，事实上，他的旧班底，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那一带。国防部的部务也就交给了次长，这样直到民卅六年五月，他出任了「华中剿总」，则更是合情合理的长住武汉了。
白氏的名衔后来又改成了华中军政长官，但不论怎么改，或改成什么，总之自抗日战争结束为开端，武汉地区原则上就是他的势力中心，第四八、第七、第八四、第四六——这四个广西军，不论东调或西调，也始终以这地区为根据地；他的兄弟班：李品仙、夏威以及心腹大将张淦、徐启明也皆安置在週围，使当时的华中地区，形成了一种超然和特殊的局面——这裏所以说他是超然与特殊，因为他们虽然毫无疑问都是国军，但却与其他的国军多少有点不相同，仍摆脱不了狭隘的地域性，所以在全国的军队中，他们仍然是不群的，当然，这情形自民十六、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早已形成了，在之后也就成了传统，再加上李宗仁与最高当局之间的不愉快，更予人以口实！
白崇禧见死不救 康兆民襄樊被俘
当时，坐镇华中的白崇禧，在他的公职上共有两位重要的副手：一是李品仙；二是张轸。
李品仙是广西苍梧人，保安军校时期和白崇禧是同学，也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后的第一任武汉卫戍司令，所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似乎宁愿放弃安徽省主席而企望着坐镇武汉，显然他对武汉有着深厚的旧情；但可惜中央当时所委出的「华中剿总」副老总却是张轸（张当时兼着河南省主席及南阳绥靖区司令）。
张轸是湖南罗山人，日本士官出身，资历是很老了，所以当他被委为「华中」副老总时，不仅李品仙为之大感怏怏，就是白崇禧也不大高兴。张轸虽然战战兢兢的作白崇禧的副车，据说他和白氏的关係相处得并不很好，所以在徐蚌会战正吃紧的阶段，他首先放弃了南阳而投共，使白崇禧张皇失措，时间是民卅七年十一月上旬，由于当时战事的新闻太多，所以很少人注意张轸的下落。
由于张轸的投共，李品仙亦水到渠成，调至武汉。他先任「华中剿总」副老总，继之改为「华中军政副长官」。虽然白崇禧的衙门改成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可是当时华中地区却又出现了一位「湖南家长」程潜，根本不卖「长官」的账。中枢方面如何决定，局外人颇难了解，但是，肯定的这些发生在「华中」地区的人事问题，颇使华中的人事关係更加不协调。基于这等缘故，所以是时白崇禧再三、再四的大唱：「协力同心，团结一致，出力出钱」的「总体战」，就不是完全唱高调了。
华中的内部人事上，既然有複杂的情况存在着，而军事的发展上，因徐蚌会战的失利，亦威胁着华中的局面，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用历史的目光来分析：「华中」的军事能力，事实上远不及徐蚌地区的坚强；这并不是说徐蚌地区的几个兵团都打过硬仗，而华中的几个兵团未经硬仗而就轻易垮掉，只是说：徐蚌地区的军事失利，或大或小有一部份是受了华中先败的恶果所造成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只要略一回顾，就不难看出这一点来。
民卅七年七月初，陇海线上的黄伯韬等还正在「豫东大捷」之际，属华中地区的南阳却正在打着仗，黄维、鲁道源、张淦、杨干才——这些由华中指挥的大部队，在平汉线上虽然摆着长蛇阵，但却步步向南败退，而守南阳的整编第五八师差不多全军覆没，只有在信阳的鲁道源跑回汉口去了！不仅如此，最值得注意的是徐蚌会战的第一炮还未响，而鄂北的重镇老河口、襄阳、樊城，却一股脑的全部被共军攫夺而去，坐镇该处的第十五绥区司令官康泽，且被陈赓活捉了去，致使襄阳北面的南阳、新野陷于孤立。同时也使共军在尚未渡江之前，就能早早的进佔荆门，而控制宜昌；更令后来国军西撤的退路上，被共军尽先布置好了障碍和封锁线。——那已是后话了。
总之，自从进入民卅七年的下半年，华中指挥系统下的平汉线上所发生的败绩，要较津浦线上所发生的败绩提早了一百天。康泽在襄、樊的失败被擒，曾传说武汉方面对于襄、樊被围，坐视不救，而自襄阳失陷之后，孤立了又达四个月之久的南阳张轸所以投了共，那似乎是颇为值得人们谅解的了。
民卅七年底，平汉线上的华中部队，已经全部撤退到武胜关以南和长江线上了，这个阶段，除了在平汉线垮掉的军队不算，只有黄维的部队在十月间东调徐蚌地区，其他所有部队，大致没有变动，不过，却皆加以补充，而且也皆扩编起来，当时华中的全部兵力约在三十万之间，计：第三兵团张淦、第十兵团徐启明、第十一兵团鲁道源，这都是华中的主要部队；另外的一支华中主要军队就是陈明仁了。陈明仁是湖南醴陵人，民卅六年在东北四平街打过硬仗，但与东北军政长官陈诚却处得不好，及至后来由东北撤下，已是一个残破的部队，经白崇禧将之补充起来，以一个军为基础，成立了第一兵团部，实际上却只有三个师，即：九一师、八七师和八八师。当民卅七年底程潜辞去湖南省主席时，就曾由他接替了湖南主席，又曾兼任武汉警备司令。后来白崇禧南撤长沙时，他也跟到了岳阳，但由于与张淦摩擦之故（据说他的军队颇受排斥），所以终于与程潜同时投了共；而他所兼的文武两职，均由黄杰接替。不过，到了那时，已经是日薄西山的末期了。
华中方面在共军渡江的前后，兵力大致如上；但是除了上述四个兵团之外，另外还有四川军队杨干才的第二十军，——杨是从山东撤下的残军，也是由「华中」将之补充的，直至「华中」整个瓦解，他也是始终跟着白崇禧的。
三十万大军不战而溃
除了上列的这些部队之外，另有一支中央的部队，那是宋希濂兵团（第十四兵团），这部队原驻汉水沿线，但当襄阳失陷之后，就撤到洞庭湖北岸的江陵、沙市一带集中，他们所处的位置，虽然属于「华中」地区，但却并不受白崇禧的指挥。当民卅八年夏白崇禧南退之际，这个兵团一分为二，扩成了陈克非与锺彬两个兵团，却沿长江西退，在方近四川之际，就被共军瓦解——这也是后话。
三路压迫白崇禧撤退
再说民卅八年初，徐蚌会战方结束时，共军第二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就全部涌到了浦口西面，直到江西九江一段的长江北岸上歇了兵，而第三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的部队，与第二战军同一时间，也在南京以东之长江北岸布了防。国共双方的军队，就在隔江对峙的情况下，彼此皆借和谈来拖延时间，各自作下一步棋的準备。但当共军已準备妥当之时，和谈还未结束，二、三野已经渡过了长江，当时江南国军布防的重点，就是南京、杭州、上海的三角地带，而渡江之后的共军，急于进军的地方，也正是这个三角地带。
南京于四月廿三日失守，李宗仁仓惶南下，在广州喘了一口气，跟见大势不妙，就退回了广西老家，这样一来，与汉口——正南、正北连成了一线，北面既有他的老搭档掩护着，所以，他还在桂林自行约了一小群伙伴，打算另起炉灶，再创局面；无奈当时的武汉三镇，还正在「实施总体战、保卫大武汉」高唱入云之际，竟被林彪和罗荣桓的人马兵不血刃的接收而去。
中共的第四战军，一部份当时（民卅八年的二月初）正在北平举行「和平解放」入城礼，而另一部份却已打下了鄂北的荆门，——看起来他们是在打完了平津之战后，只留下了一小部份在平津地区「清理战场」，其他的大部份，则沿着平汉线直向南奔，他们一面行军，一面休息和整补，而另一面还得在沿途之中，收拾国军所遗留下的若干小股残部。当他们越过了郑州之后，就分兵三路南进：西线经南阳、襄、樊；再分成两股：一股经荆门，沿汉水西岸和南岸直指武汉；另一役则经枣阳、随县、穿过桐柏山，在汉水以北亦指向武汉。而中路方面，是年三月中就已打下确山、信阳、花园一带。鲁道源和张淦两个兵团都撤至武胜关，战事就胶着在那裏。而东一路则经黄梅，逼近九江。被共军三方面压迫着的武汉，白崇禧一面在武胜关打着，一面就将大部队开始撤向岳阳。
四月十四日，罗荣桓亲自率领的东路共军，就在汉口东南黄岗至武穴的一段上，继刘伯承、陈毅之后，也渡过了长江；原本守在这一段的徐启明兵团，迫得向西南退去。东路的共军已过了江，守武胜关的张淦在前，鲁道源在后，虚幌了一招，乘着火车就退到汉口了。在当火车临开封之前，先将背后的铁轨毁掉，火车跑得快，中共的四野部队，只凭着两条腿，自然追不上，当四野部队进入武汉（五月十六日的夜间）时，保卫大武汉的白崇禧长官，已经退得很远很远了。
渡江之后的共军，仍然是分为了三路：东路是三野陈毅；西路是四野林彪和罗荣桓；中间的一路是二野刘伯承和邓小平。东路的陈毅、粟裕、谭震林，又继续打了半年多，先攻下了杭州，之后才进佔上海，八月中取下福州，十月中打下厦门，才算休了兵。西路的林彪、罗荣桓，也继续打了将近七个月，直至民卅八年十一月底，攻下桂林，十二月初又攻入南宁，白崇禧的三十万大军才算澈底瓦解！若说他们认真打了一仗，那就是在九月到十月之间，在衡阳和宝庆的一场攻守战，打得相当激烈，但也无补大局！事实上那一仗也是不得不打，因为越过了那一线，就是华中地区之外了。
西南大撤退之际白崇禧竟毫无作为！
蛰 翁
一九四八年秋，中共军已迫近南京对岸的浦口、京沪一带，早已人心惶惶。我当时是配属在华中战区的一个汽车兵团的主管，某次因运输问题，由汉口奉派赴广州公干，在穗逗留约十余日，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已放弃武汉，撤至衡阳。我因离开部队已有多日，遂匆匆赶返新驻地从事整理与部署。
拥数十万大军指挥瘫痪
我从广州赶返衡阳后，眼见大军云集，秩序混乱，我那个汽车兵团所有车辆均散停于各学校操场上，官兵则搭帐棚而居。在衡阳仅留二週，部队整理刚有头绪时，又随长官公署撤退至桂林。桂林为广西之省会，又为白长官（崇禧）之故乡；且白长官所统率的部队，除黄杰兵团外，其余如夏威兵团、张淦兵团，都是广西系统的基干部队，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长官能有所作为，在湘桂线上能与共军来一场大决战，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
岂知白将军徒有「小诸葛」之虚名，虽拥有数十万大军，却始终举棋不定，毫无作为。在驻节桂林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作战的準备；即对撤退上亦乏消极的部署舆整备。故于共军攻佔广西北端全州时，即又匆匆从桂林向柳州撤退，处处居于被动挨打状态。
当时白长官对于许多配属的部队，似乎採取不闻不问的作风，不但撤退时得不到命令，连他的企图也搞不清楚；因之，我们这些汽车部队、通讯部队、工兵部队、炮兵部队、宪兵部队等部队长，只好凭自己个人的关係，与长官公署的有关幕僚单位主动的协调连络，而决定行动。我因在长官公署有不少陆军大学的同学，所以连繫上尚称密切。
记得在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晚上，若不是自己提高警觉，几乎便陷身于柳州；是日黄昏时，我看见马路上军队纷纷向宾阳公路上奔驰，于是急忙向长官公署以电话连络，谁知电话已经不通了；转向电讯局询问，才知道其总机已经撤除了。再多方探询，才知道长官公署已向南宁撤退。于是我当夜即召集各营连长开会，限他们连夜整修车辆，并下达命令：凡不能于黎明前修好的车辆则一律弃置之；若可能修复的则一律于五时前开始行动。并漏夜到各部队去巡察督修。等到天明时幸大部均已装修完毕，仅两、三辆因引擎损坏过甚不能修复的，祇有忍痛将它牺牲了。
黎明準时出发，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故车行甚缓，驶到迁江渡边，已经日落西山；我们由于出发较迟，前面的车辆，已如龙长估计达两千五百余辆之多，车阵延绵有数公里之长。我步行至渡口察看，我的天！迁江码头，仅有渡船两艘，每次该渡船只能装载大卡车两辆过江，一次来回，起码需时十分钟，每天最大量仅能装运约二百辆，我们的车辆排在二千余辆车辆之后，要轮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轮半个多月，所谓望江兴歎，真是焦心。我于失望之余，只好回到到车上过夜。
在挨饿坐寐的情况下，感慨万千，深觉高级将领们，平时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绸缪的準备，既计划撤退，为什么后方交通干线的渡桥也不预为搭建呢？真是太不应该。像迁江这样仅有几十公尺宽的江面，搭一座可载汽车通行的便桥，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假若预有準备，那至少可以争取十天时间，绝不至坐待中共追兵的到来！
群龙无首只好各自逃生
我在迁江渡口苦候了六天，每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到了第七天的下午，居然轮到我们了，本兵团的汽车才陆续渡过了约四百五十辆，尚有七十辆停在岸边待渡，这时候共军的追兵已步步迫近，相距仅二三千公尺之遥，步机枪声已清晰可闻，在此危急情势下，只得决定将未及过渡的车辆即刻浇灌汽油予以焚燬，顿时浓烟蔽天，未过渡的部队争先抢渡，幸渡口上尚有一条用汽油空桶（上加木板）搭成的人行便桥可以通行，我于放火烧车之际，跟着后卫部队刚步过桥头时，便桥即被挤断了，以后许多驾驶兵及部队便纷纷游水过江，凡不善游水的都要陷身敌后了。
我到达南宁，已是十二月十九日的夜晚，次早跑到长官公署去连络，才知道他们已于昨日全部远飞海南岛，连一个指挥所也没有留置。于是，几十万大军没有指挥中枢，便如群龙之无首，只有各自逃生的一途；距南宁约三公里的南面，又相隔着一流江水，我赶去察看时，见江边车辆亦早巳摆着长龙，与迁江渡口情形完全一样，祇有竟日在渡口苦苦等侯而已。到了十二月廿三日午，共军已逼近南宁，此时黄杰兵团的最末一批部队已渡江完毕，城郊的飞机已开始破坏，遥见火光沖天，情况至为凄惨！
五百辆卡车全部弃置江边
当日傍晚时分，我于南宁渡边看到我团车辆已过江的仅祇三十余辆，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好率领已过江的车辆继续向钦州方向前进，并嘱在共军未进城前，儘量抢渡，能渡的车辆马上跟着来。但车行数十公里后，前面又横隔着一条小江，虽然江面很狭，但祗有一艘渡船，过渡更为困难；等到午夜时分，忽然枪声大作，于是大家于黑夜中，都急急忙忙的躲避到山坳裏，等枪声停息回来时，才知道刚才放枪的是广西的土共，已把车上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我的一只小箱子也被抢去了。
我回到渡口，即集合部属商议，决定将所有车辆都弃置于此。因时机迫促，不能再作等渡的打算，遂即乘夜渡江，大家在黑暗中沿公路步行前进，天将黎明，疲倦不堪，正坐在田边休息时，忽然又隐闻远处有枪炮声，于是我们又以急行军的步伐而行，同行动余人，大都被冲散了。
下午三时将到达离钦州不远的小董镇时，在我身边祇剩有一位营长和两位排长了。此时若再穿军衣，难免惹人注目，捱到深夜才设法改装难民步行到小董镇，在菜市场内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我们混入难民群的行列，由广西的土八路担任护送，向十万大山的小道上避行，每天餐风露宿，足足走了三天，才又回到南宁城。
进城后，共军也不多管，着即自由解散。数千难民，各自去找寻生路，我则暂时投宿于一间小旅馆，徐图脱身之计。
当天下午由林排长和钱排长分别出去和陷在南宁的部份同事取得连络，当地的情况也略予了解，知道在南宁失陷的同时，共军即在钦州登陆，以致国军遭到腹背受敌，向海南岛撤退的计划乃告落空，并且全军瓦解，而进入南宁的仅是林彪所部第卅九军一军之众。
（本文原载《春秋》杂誌总第454期）
我与宋希濂同时被俘记详
士 心[6]
民三十八年，徐蚌会战早经结束，自张治中所率领的和谈代表团于四月一日由上海专机飞到北平宣告投共之后，中共跟着即下令第二、三、四各野战军指战员，全面渡江。第一野战军则由彭德怀，贺龙指挥，攻略陕甘、而入川康。
中共第二、三，四各野战军大举渡江后，三野陈毅一部围攻上海；二野刘伯承部则由华中折而西上，直犯川康，进窥重庆；四野林彪之大部份兵力，则直薄浙赣路的上饶，南下建瓯而趋福州，另一路却由安徽以北窜入湖北之沙洋、应城，準备迂迴长沙。彼时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本拟集中兵力，在长沙週边与中共进行一次大决斗，但以人事上发生问题，白氏发觉不妙，即将几支嫡系部队撤到衡阳，计划保卫广西了。
宜昌失陷，退守津关
中共四野之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共四个军，循公路由皖北进抵湖北当阳后，即企图突破国军宜昌、沙市的防线，以直逼长沙。
当时宜沙的防守，是由湘鄂边区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负责（此后不久即改组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氏所辖部队计有：第二军（军长陈克非）的三个师；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的三个师；第七十四军（军长陈瑞鼎）的三个师；第一二二军（军长张绍勋）的三个师；第一二四军（军长赵援）的三个师；陈明仁军的三个师，以及直属部队与干训班等，合共二十八万余人。边区司令部设于宜昌，兵团司令部设于宜都（自民卅八年五月间，第十四兵团司令由锺彬中将接任，陈明仁亦升任第一兵团司令，但仍隶边区司令部建制）。
当时因为川湘鄂边区防地辽阔，宋希濂所统率的廿余万众，在历次战斗中，屡经损折，伤疲交併，已经有名无实，而中共各野战军则挟战胜之余威，狼奔豕突，如入无人之境。自宜沙防守战展开后，国军即处于挨打之苦境。记得是民卅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后，中共四野的先头部队，已在当阳与国军第一二四军第六十师（师长易瑾）开始接触，激战至下午四时左右，四野主力部队到达，六十师孤军狙击，处境危殆，已逐步向宜昌週边之鸦雀岭、古老背、龙泉铺、津关各据点后撤。至深夜，国军第二军及第十五军之一部，始赶到宜昌市区集结增援，泊于宜昌江面的两艘兵舰，亦以炽盛炮火，协同陆上作战。
至廿三日中午，国军被迫退出宜昌，转移阵地于宜昌以西的津关高地，继续战斗。宋希濂则乘兵舰冲出敌人火网，到达三斗坪指挥。廿四日，国军退至秭归渡江，集中于巴东收容。
火海人海 血流成河
另一路之中共二野第十一、十二、十八军三个，又由湘西宜都、枝江、石门、大庸沿川湘公路进行进攻重庆。宋部第一二二军，以及七十四军、十五军、一二四军之一部，正狙击于来凤、秀山、酉阳、彭水之线（兵团司令锺彬在彭水即被俘），这一线的战事，有关重庆的安危，当国军正与共军作殊死战时，蒋先生曾两次饬蒋经国携亲笔手谕，前来慰勉宋氏，要宋氏全力阻敌西进，以便从容完成重庆周围的作战準备。
津关在宜昌以西约五华里，是一列的丘陵地带，国军第一二四军直属机关枪连的阵地设在其中一个较高的山头，俯瞰着当阳到宜昌的公路，共军于迫近宜昌之顷，这个阵地曾发挥最大的歼敌作用，因此，共军亦改用了有名的人海战术，以图佔领津关，不知他们从那里弄来无数的老弱妇孺，他（她）们手持面盆，敲敲打打，中间夹杂少数的正规部队，像潮水般的向国军机枪阵地仰扑上来，这时，机枪连的许连长督率部属，将火力发挥到最高峰，织成最密盛的火网，来对付这片人海，一幕人火冲杀的惨烈场面，实在令人胆寒，阵地上的机枪被人海涌得连子弹上膛的空间都没有了，阵地虽然终被突破，但敌人也死伤了万多人，山岗上流的血，活像暴雨中的山洪爆发一样。
后有追兵 前有土匪
宜昌失陷后，在川湘公路上的战斗，国军因受不住共方优势兵力的压力，唯有且战且退，逐步向重庆方面靠近，此时重庆週边和核心的军事配备，是以孙震和罗广文两个兵团做基干，不料，正当共军突破了川东南宋希濂的阻力，重庆的攻防战即将展开之际，而重庆内线的罗广文兵团，又在阵前倒戈，变生肘腋，逼得当时连座镇重庆歌乐山林园的最高统帅蒋先生，亦惟有连夜西走成都！
重庆既告不守，宋部残余各军，只得一路向成都西退，图与胡宗南部会合，此时并分为两路后撒，一路由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当时已升任兵团司令，番号不明）率领，另一路则由宋氏亲自统率，由綦江沿长江向川南进发，讵知军次南溪，宜宾对岸，驻该地一带的廿二兵团司令官郭汝瑰，又告叛变，并图截击我们，但因我方人数较众，郭军不敢硬碰，宋氏也就不予为难，各行各路了。
我们由宜宾继续向川南前进，这时根本是没有计划，毫无目标的盲目行军，与各方的电讯联络，亦已完全中断，给养也无法获得，只有逢山开路，过水搭桥，一路徵购萝蔔、青菜等果腹而已！
宜宾过后的川南，都是穷乡僻壤文化落后的地区，国军沿途曾遭遇着极多奇怪事件，譬如在牛喜场（离宜宾十二华里）就遇上过两千多自称为红帮的「大刀队」，群集在路上不让我们通过，他们都自命是刀枪不入的人，但结果却给警卫团扫蕩，死的死，伤的伤，呻吟于漫山遍野！
芳草天涯无去路
由牛喜场出发，行了两天，因为天雨泥泞，行军速度更其慢了下来，此刻军心已显出有点徬徨了，以是宋希濂便面饬副官处黄处长发出通报，凡少校以上的军官佐，集合在一个小市集的广场举行训话，这是一个寒雨的早晨，天气非常阴沉，人员都集合好了，宋氏亦适时策马到达。
广场听训人员的正面，恰巧有一座类似戏台的残破建筑物，宋氏下马后，便拾级而上，说也奇怪，当宋氏登上楼梯，骤然映入他眼帘的，便是不知何年何日，那位落拓江湖的游子，一首题壁的七绝诗，这首诗第一、二、四句都已墨瀋糊涂，只有第三句「芳草天涯无去路」七个字清晰分明。宋氏呆看了一阵，还朗声念诵，念完了，随着一声歎息！宋氏这次训话的大意是：
「我们的前途，已经无法想像，但我们都是忠党爱国的军人，不管生死成败，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负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找个根据地，等待机会，日子是越过越苦的，如果你们愿意随我一齐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地分手回头好了，遣散费将官黄金二十两，校官黄金十两，可向副官处领取。??」
宋氏这段话，说得悲凉慷慨，台下的人闻之，多泣不成声，训话历时两个钟头始毕。不愿意再往前行的将校，约有六七十人，他们各人领了遣散费，离开队伍，自寻生路去了。是日早饭后，继续行军，一日又一日，行行重行行，似乎有着行不完的路程，究竟走到那裏为止呢！宋氏在行军途中或宿营休息时还常常低声念着「芳草天涯无去路」的诗句。
大渡河口、宋氏被俘
到了十二月廿四日，我们行至四川犍为县属的铁炉场，正在荒山野岭之中，忽然后卫部队枪声大作，继之追击炮也密集射击过来，据斥堠报告，已发现轻装追击的共军部队。宋氏即传令前卫部队，加速行军速度，以便能迅速通过长狭山谷，希望在后卫迎拒共军作战的时间内，国军大部人马可以抢渡大渡河，此时我们距离大渡河，仅约十二华里。宋氏当即快马加鞭，超过前锋，亟拟先行渡过彼岸。
笔者当时在宋部任师长，战备行军的任务，是负责本部的警戒，当共军追及时，宋氏因恐殿后部队作战力量单薄，临时命令我率领完整的六个团，在原地散开，以接替正在作战的第一二四军。经过四小时后，第一二四军右翼受敌压力过重，被迫后退，我便接了上去。我所统率的六个团，全部俱係使用美国卡宾枪和汤姆生，火力虽强，但是射程不远，而且消耗弹药太快。共军使用的却是远射程的轻重机枪。所以我们只有捱打，极难作有效的还击。
入夜，共军二野杨勇兵团主力第十二、十八两个军，已经跟蹤到达，加入战斗，我方阵地已被迂迴包围。天明，共军攻势加紧，包围圈亦逐渐缩小，我军已陷入绝境，所有弹药，也已消耗殆尽。当日正午十二时，我军的抵抗已告中止，全部人马放下武器，我成为了俘虏，被看管在一边。共军一个政治委员立即询问我：「宋希濂在那裏？我们一定要将他生擒！」我说：「我是后卫，我一直没有见过我的主任（宋为川湘鄂绥署主任）！」
宋氏在离开我一小时以后，即驰抵大渡河的渡口，不料，对岸又为共军第一野战军贺龙部先行佔领，河岸上已插着很多红旗，而这边的追兵又已赶到。宋氏就在此时被俘了。
说起宋氏被俘的大渡口，正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离开洪秀全渡河西去的地方，也正是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北窜陕西时渡过大渡河的所在。
不摘党徽、被打耳光
宋氏被俘后的当夜，共军第二野战军杨勇兵团第十二军的尖兵连，把宋氏押返犍为县孔圣庙，我们已先被看管在这裏。晚上十一时，始看见宋氏被簇拥着进来，神色十分沮丧。我们都以悲愤羞耻的目光，默默无言地迎着他。宋氏似乎也很惭愧地低垂着头，跄踉行上石阶，直入大成殿，坐在殿左的地上，双目紧闭，频频摇头歎息！
残冬的寒夜，又值风雨连宵，大成殿上只燃着惨绿如豆的孤灯，景况显得格外凄凉。笔者坐的地方，离宋氏不过六七尺距离，眼见他澈夜辗转未曾入睡！有时共干走去询问宋氏：「要不要饮水？」但宋氏从未予以置答！
被俘第二天一清早，中共一位军级政委走入孔庙，指手划脚，喝令要我们将军帽上的党徽摘下来，偏偏宋氏就不肯如命照行，宋还对这位政委说：「你摘吧，我是宁死也不会自己摘下来的。」在争持之下，政委便以战胜者的姿态，打了宋氏一个清脆的耳光。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个个都怒髮冲冠，但我们是俘虏了，愤怒只管愤怒，那裏能有还手的余地！
被俘的将校尉各级军官，在犍为喘息了三天，即被押解至泸州，随身行李铺盖，概由各人自己背负，每日规定步行八十华里，在泸州停留大约一个月，又复起解到重庆！
（原载《春秋》杂誌总第116期）
余程万「一念之差」目击记
简 仇
云南，自北伐以后，在中国各行省中，一直处于特殊形态之下。龙云与卢汉，先后以「土皇帝」身份自居，对中枢终不免阳奉阴违、貌合神离之概。
民国三十八年冬，大陆戡乱军事，已近尾声，国军所扼守之地区，仅西南一角。云南之昆明已成为军政重镇。此时国军方面，除前线尚保持大部实力外，在云南境内，只驻有李弥之第八军，和余程万之第廿六军两军。第八军接刘伯龙防务，驻滇东霑益一带，因该军新从徐蚌会战下来，伤亡之余，兵额既少，待遇亦差，目的只在调到后方整补。二十六军係自抗战期间进驻滇南，原为备作印缅方面远征军后援部队之用。嗣因抗战全面胜利，该军遂开入越南受降，还师后，仍驻滇省宜良，担任清剿滇西南一带土共之任务。该军因驻扎云南时间较久，装备亦优，官兵三万余人，实力颇为雄厚。余程万每向部属训话，尝以「南天屏障」自诩，可见其重要。
余程万李弥被扣留
民三十八年秋，云南主席卢汉，见共军已进迫东南，声势汹汹，曾一度发动叛变，剑拔驽张，战机迫在眉睫，旋因慑于二十六军之威力及国府处置适宜，遂中途知难而止。事后卢汉虽到重庆向最高当局表明心迹，以示悔意，但其叛象毕露，已为人所共知。余程万、李弥二氏，亦有鑒于此，曾相约无必要事，不去昆明城，彼此均作应变準备。余军除在昆明城郊构筑工事，以监视卢汉动态外，并厘定应变之攻守计划。同时，余程万个人更向该军高级干部宣称：「我以职务关係，难免要去昆明，万一被卢汉扣留，尔等即听彭副军长（佐熙）之指挥，我在城内所发出任何书面或口头命令，均作无效。??」就当时情形看来，余氏可谓顾虑周详，且甚具应变决心。
是年十二月初，现任国府秘书长张岳军先生到昆明，八日上午，余程万、李弥两氏，应张岳军之邀，分别从防地赶到昆明见面。九日，余李两氏偕卢汉所部之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同飞重庆，当天原机折返昆明。卢汉忽见时机已到，叛心顿决，若再错过此一机会，势将无法再举。遂于当日下午发出通知，约余李两氏及中央驻昆重要军政首长，于晚八时在翠湖卢寓开会。余程万于七时四十分率师长石补天驱车前住，行抵卢寓门首，即见枪兵戒备森严，迨通报入内，室中竟阒无一人，余氏心知有异，急转身退出，而枪兵已自后面追到，不令行动，并摘去余等所佩之手枪。少顷，有一排长率武装兵士数名，将余等押至五华山大楼（即云南省府所在地），入厅，见李弥已先在，相对哑然作苦笑。是晚，与余李等同时被扣者，尚有宪兵副司令李楚藩，保密局负责人沈醉等人。卢汉一面通电叛变；一面下令宣布全省戒严。所有留在昆明之中央人员，悉被一网打尽。
廿六军猛攻昆明城
十二月十日拂晓，驻昆明城东建国中学之宪兵第十团，与卢汉所部发生战斗，一般市民，于熟睡中被枪声惊醒，市区内外均禁止通行；全城已入死寂状态。至上午九时，驻宜良之二十六军军部，接前方田团长电话，谓昆明发生事变，军长已被扣。副军长彭佐熙闻此凶讯，当即召集军部之高级干部开会，正聚议间，收音机忽传来余氏广播，自谓「已与卢汉共同『起义』，嘱官兵听候命令，勿作妄动。」但语低沉而音微弱，大家推测余氏必係受卢汉威胁而出此。上下愤慨万分，一致主张进兵昆明，前往营救老军长（余之部下多尊呼余氏为老军长）。
在事变之同日，国府将余氏调为云南绥靖主任。又正式任命彭佐熙为廿六军军长，并令其剋日收复昆明。彭佐熙本谨厚如村妇，迟迟不敢决定。同时李弥第八军之电台亦发生故障，以致廿六军与第八军联络中断，直至十五日恢复再通后，双方始行商讨进军计划。在此期间，卢汉曾派彭诚等人，先后三次携带慰劳品到宜良向廿六军招降。最后一次，并携有卢汉暂编第十军番号之印信，要彭佐熙接受改编。但当时彭向人表示：一切条件，须先释放老军长，否则，即无法谈判。
十八日，余程万尚未释出（李弥已于是日获释）。二十六军开始向昆明推进，以四八二团为主攻。该团团长田乐天，黑龙江人，骁勇善战，一举而攻克呈贡。彭佐熙于当晚即行赶达。至十九日，已进薄昆明城外。二十日，佔领西关飞机场，北路则迫近昆明车站。第八军方面，亦出入于大小板桥。两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士气之旺盛，大有灭此朝食之概。是日下午，城内极度混乱，守城之伪十三军龙泽汇部（原九十三军所改编）、土共朱家壁部，以及各保安团队，皆已溃不成军。临时迫得抽调警察补充前线，徵集民间壮丁及学生代警察防守街巷，到处赶筑工事，準备巷战。卢汉一面调集车辆，装载私人财物，準备西窜大理；一面释放余程万，嘱其制止所部进攻，并提出停火五项条件：一、将二十六军改编为暂编第十军。二、所有该军人事绝不更动。三、保障该军官兵及眷属生命安全。四、保证该军过去征剿之土共部队不得寻仇报复。五、提高该军待遇与滇军同（原来待遇仅及滇军三分之一），并发三个月饷。
余程万下令停止进攻昆明
如此条件，不能不算是具有相当诱惑性，何况那时人心思变，达于极点，余程万面对当时情势，纵使是个铁汉，也要被溶化了。到了二十日下午五时，余程万及有关人员，分乘汽车两辆，车前高悬白旗，由南郊驶出，九时许安然到达呈贡。
余氏于释出当时，行抵前后，即手令停止战斗。二十一日上午十时，余氏在呈贡车站附近小庙内，召集团级以上干部开会，庙内只有破桌一张，长櫈数条，情况极为凄凉。会前，余氏曾授意同时被扣之随从副官邝某，嘱于会议开始，报告被扣及谈判经过，以作接受卢汉条件话题之先导。盖余氏向以忠贞自诩，今面对多年部属，忽作一百八十度转变，势难启齿，所以余氏当时内心之矛盾苦闷，可以想见！不料邝副官亦因良心未泯，起立时，面红耳赤，两眼润湿，嗫嚅不能作一言，旋即坐下。余氏见话未入题，愈感不安，沉默了片刻，终于赧赧然说道：「目前事已至此，前途茫茫，为了本军全体官兵及眷属安全计，只有与卢汉合作，较为上策。」语毕，大家面面相觑，无人置答。余氏随即询问该军新任军长彭佐熙。彭竟掩面而泣，良久始曰：「我们进军的目的，是为了要营救老军长，老军长既出，则以老军长之意旨为意旨。」次及副军长叶植楠，叶答：「唯老军长之命是听」。再及一六三师师长梁天荣，梁答语最妙，竟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老军长今天不但要我们戴红帽子，就是要我门戴绿帽子也要戴的。」余皆唯唯否否，或默或是。
一念之差错失反攻良机
当时军部副官处长许金涛与四八二团团长田乐天座位相接，见此情形，两人皆甚愤慨，乃先后起立抗辩，认为事尚可为。许金涛处长并即席建议：
一、立刻回军收复昆明，贯澈中央命令。
二、攻克昆明后，集宪警与叛军可以编成两个军，势力增加一倍，不难固守待援。
三、昆明现集车辆数千，万一不守，则将所有物资，西运腾（沖）、龙（陵），扼守怒江天险，或南进车（里）、佛（海）、南（峤），凭澜沧江而战，绝无全军覆没之危。
余氏当谓：「昆明工事坚固，不易攻下，即攻下纪律亦不易维持，何况卢汉之余建勋部已由滇西赶来，正拊本军之背；共军陈赓两个军已过百色，本军已在包围圈内。益以各地土共纷纷壮大，民心已失，不复有为。许处长之议，未免过于空谈。」
许金涛见余氏态度如此，遂以极恳挚与孤愤之语谏曰：「老军长平时每以『疾风知劲草，板蕩识忠臣』二语勖吾等，今天国家已到板蕩时期，老军长遽尔变节，试问今后何以驭人？此其一。第二、大陆仅余西南一角，中央以西南重任畀本军，老军长弃而不守，将何以对中央？第三、昆明有万千之中央撤退人员，渴望本军前往营救，彼辈皆为吾等袍泽，老军长何忍坐视？第四、历来倒戈，均为利禄，老军长现被中央任为绥靖主任，若接受卢汉条件，仍不过为一军长，为权位计，又何所获益？第五、卢汉为无信义之军阀，陈赓为极兇酷之共军，老军长今接受卢汉条件，后果如何，不难预卜！为个人身家计，亦不应出此下策！基此数点，请老军长千万慎重。??」言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卢汉色厉内荏虚惊一场
许金涛，安徽桐城人，耿介能文章，尤工诗。以一介书生，相依余氏近二十年，此其词毕，举座默然，大家对许氏所说，心虽称许，但无人敢置一词，盖际此昏天黑地中，都恐招杀身之祸。其实，余氏内心似亦有所感动，毋如势成骑虎，欲下不得，乃愀然答道：「目前大势已去，本军独力难支，吾意除与卢汉合作，别无出路，许处长与我共事多年，不料今天尚不能体我意思。」语毕，空气异常沉寂，半晌，彭佐熙以转圜之语气说道：「大家不必三心二意，一切服从老军长，不但现在要服从，将来更要服从，我们应该听候老军长处理。」余氏闻言，当即交付表决，在座者因胁于事实，竟全体通过，未举手者，仅许金涛、田乐天两人。余氏随即由衣袋内取出事先拟就之通电稿，嘱与会者签字，许金涛见事已无可挽回，遂痛哭而出。
会后，即正式启用卢汉暂编第十军新印信，同时遣散随军之中央人员，每人发给银元五枚，令其各自逃生。
至廿二日，余氏率部队南移，到达宜良，又召集原班人马开会，方式一如在呈贡时一样，重申前意。惟此番附议投降者，仅团长宁波少数人而已，余皆面呈难色。
此时昆明城外，已告平静，被困在市内之中央人员，见已将到来之一线曙光，又告消失，无不沉痛莫名。廿一日下午，卢汉亦召集部属开会，席间大骂他的大小喽罗道：「你们今天要起义，明天要起义，一声起了义，人家来了一个团，你们就招架不住，如果不是我处置得宜，试想如何得了！」言时色怒而矜，各喽罗亦皆俯首服罪。
流亡香港死于非命
廿三日，余氏已率全军移至蒙自，因余氏接受卢汉条件之事，除高级人员外，下级官兵，尚皆蒙在鼓裏，到了此时，消息开始在下面传了出来，全军下级干部及士兵闻余氏决意接受卢汉之招降条件，大为愤慨！一面将卢汉送来之慰劳品到处乱抛；一面纷纷酝酿上山，三三五五，形将星散。卢氏一见军心如此，既愧且惧，在万分焦灼、极端颓丧之情绪下，不得不悬崖勒马，打消前念，决定再电台湾方面联络。旋接台湾复电，令其即刻反攻，藉挽颓局；但余氏则以上述开会时答覆许金涛之理由，历举六项困难，申述反攻绝不可能。一直拖延到民三十九年一月一日，余氏始在蒙自正式就任云南绥靖主任职，仪式开始，正準备庆祝一番之际，不料师长石补天忽大声叫道：「我们全体向昆明死难同志默哀三分钟！」闻者以此会本为喜庆大典，忽来志哀，颇引为不祥，余氏丧钟，或自此响矣。
三十九年一月十日左右，台湾方面鑒于余氏不一定可靠，一面派顾祝同等先后飞蒙自，决定将部队空运海南岛；一面令余氏到台湾述职。余抵海南岛，因内疚过深，遂悄然来港，渡其高等难民生活，不复再出。讵料年前竟在港死于匪人[7]之手。余氏戎马半生，久膺疆寄，因一念之差，而落得如此下场，惜哉！
（原载《春秋》杂誌总第23期）
大陆上最后变色的一块土地
——苦守西昌的痛苦回忆
应 荪
平生使我最难忘怀的一夜，是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晚间陷在西康省的西昌，突遭当地驻军第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叛变的一幕悲喜剧。西康省原是刘文辉的地盘，自从重庆和成都相继变色，刘文辉已投入中共的怀抱，而西昌城算是当时国军在整个大陆上仅剩的一块小土地。自从那年十一月底重庆陷落，李宗仁代总统已由香港飞去美国，蒋先生亦由四川成都飞往台北，行政院亦迁台办公，政府已经全部撤离了大陆。西昌虽僻处南疆，当时却成为整个中国仅剩的一块自由民主土地。我们这一批呆在西昌的人，虽仍然要照常办公，但已无公可办，每天围着办公室打转，居则忽忽若有所失，出则茫茫不知所往，这才领略到昔人所谓：「绕室徬惶，不知所措」的真滋味。一入黑夜，大家无精打彩地都跑到电信局袁局长寿楠那裏，聚集于一架古老的收音机旁静听广播。我们这边儘是一些坏消息，扭开中共那边的音波，那种气焰万丈、不可一世的胜利骄傲气派，会使人为之心惊胆跳。
伍培英送来逼降文书
西昌位于川康高原万山环绕之中，对外几无水陆交通之可言，如果外出，虽有山蹊小径可走，但很有可能会被当地的夷人虏去当作「白夷娃子」（即奴隶之意），永远不得翻身。笔者旅居西昌三年，仅知道只有空中一线，维持着对外交通，自从重庆变色，完全就与外面绝缘，这时在这裏的人们都怨父母没有给他生就一对翅膀，既不能振翼飞去；又没学会土行孙那套神通，遁地潜蹤，大家只是愁眉苦脸，唉声歎气，从没看到有人脸上挂出丝毫笑容。
驻防西昌的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便是那时已投靠中共的刘文辉的「乘龙快婿」，当重庆未失陷之前，他在重庆已受乃岳蛊惑，命其回西昌策动，上演「阵前起义」那齣好戏。伍培英是依靠老丈人发迹的，自然一切都奉命惟谨，遵照行事。伍的师部原驻扎在西昌城隍庙，与西昌警备总部（原为西昌行辕）及总司令贺国光[8]将军官邸的望远室，都佔在一条平行线上。
伍啣乃岳之命，赶回西昌，即与心腹人等，昼夜商议所谓「起义」事宜。那时他惟一感觉苦恼的，是他历来都受警备总部的节制，他对于警备总司令贺国光也有三分惧怯，加以师部在西昌城内的兵力还不满两团人，号称精锐的另一团，早经奉令出驻富林剿匪，临时调动深感困难，故一直延迟至十二月九日，伍培英的酝酿叛变，犹未成熟而不敢动手。
是时他因获知云南的卢汉已于九日继川康之后宣布投共，使他更觉心痒难熬，终于不顾一切，于十二月十日他对贺国光致送了一个最后通牒，要贺氏接受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否则便要不客气了。
那时西昌警备总部本身所掌握的实力，仅有贺氏贴身一个警卫营，虽然在西南局势吃紧时，準备扩充为警卫团的，但在渝领到兵员和枪械后，不幸重庆成都即相继失守，人马都搁在中途路上，动弹不得。若论当时的实力，是无法与伍培英相抗的。
自从这个炸弹消息传开之后，警备总部的人员，因为看到伍培英的哀的美敦书，措词异常横蛮无礼，不免在紧张中又带着愤怒，而又苦于无法应付。这一天，大街小巷的老百姓们也都显着惊惶的神色，在惊惶中也带着怨愤，对我们投以轻蔑的一瞥。
议论未定叛军蠢动
在这个暴风雨将临的前夕，似乎整个西昌城都充满了悲惨的景象。记得那一天虽是个大晴天，但太阳似乎也失去了热力。日落黄昏时，贺国光公馆远望室平时静静的会议厅裏，却挤满了人群，原来是贺氏为了应付即将来临的祸变，特召集总部全体中上级职员，在极机密中举行最后一次决策会议。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会议开始后，首先由贺老总宣读伍培英送来的逼降文书，接着又摆明双方兵员部署和实力的对比，并鼓励大家踊跃发言，应付危机。
跟着即有人站起来激昂慷慨的侃侃陈词，主张宁为玉碎的起而抵抗；也有一二人主张走政治路线，马上派员和伍培英讨价还价，万一无效，再谋抵抗不迟；也有人垂头丧气，呆在旁边一声不响。此时会议室裏七嘴八舌，你争我辩，一连串的冗长讨论，不知不觉会议由六时开到了九时，依然发言盈庭，莫衷一是。贺氏坐在主席位置上，不断地抽着他历来所吸的那种国产雪茄，有时很用心倾听他人发言，有时显着欲听不听的神气，有时又在拍纸簿上振笔疾书，不知写些什么？这时，忽然从会议室外闯进一位便衣人员，向贺氏附耳低声报告了几句，贺氏聚精会神地听着，却不住点头。
大家正在猜忖之际，贺氏立刻便将这个情报公开了，原来是：伍培英部都已接奉密令，决定在本晚三更造饭，五更出发，一切正作急行军準备中，决心要把我们澈底解决。此际时间是最无情的，显然敌人「刀已出鞘，箭也上弦」，我们这边还在作筑舍道旁之谋，头脑稍为宁静的人，都为之捏一把汗，担心这会议再僵下去，难免不蹈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的覆辙！
贺国光击桌下令平叛
最后，贺国光站起来了，大家冷不防地听到他用坚实的拳头向桌上猛击了两三下，这，一面表示他的决心，一面权作惊堂木。登时全场就鸦雀无声的静了下来，又突然听到他咆哮如雷的发言了，他说：「我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半生戎马，愧对党国，今天决不能向任何暴力低头！」
他说这几句话时，紧握着的拳头有些发抖。接着又说：「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时只有一条路，这也是大家唯一的生路，我们只有竭尽现有的一切力量，发挥大无畏的精神，和敌人死拼到底！」随着就展开他那本拍纸簿，宣示他业已掌握可以使用的兵力，七拼八凑，连总统府警卫军日前路过西昌留下来约一营兵（该营一色卡宾枪，此役出力最大）都合计在内，还不足一团人。然后又宣布他的作战计划、兵力配备。大致是：决定本晚分两路出击，以一路直扑城隍庙伍培英的师部，并悬赏二万元活捉伍培英，能将其击毙的则赏银一万元；另一路分途包抄伍部驻扎于西郊外跑马场的部队，阻止他们进城。
为了争取主动，决定将进攻时刻较原拟的提早，改在晚间二时造饭，三时进攻。贺老总把这些计划一一宣布之后，再加重语气喊着：「如果赞成这计划的请举手。」当时这一声喝，满场一齐如春笋怒茁般的都高举着拳头。
贺氏见此情形，颇觉安慰，一面向大家点头示意，一回又说：「既无异议，请大家在这拍纸簿上签名。」这当然更无问题，一一将名签完，贺氏又说：「就无异立下了军令状，时间不许我们再犹豫，望各位立刻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如有违误，按军法从事。」就由他这样斩钉截铁的作了这次会议的结论。我至今还记得真切，这幕秘剧散场下来，时间已是十点零五分了。
花花公子不敢打硬仗
天下事有时确乎太出意外，历史进行的轨辙，有时也未必是「必然」的。伍培英这个人，原本是一位花花公子，当年在成渝各地的交际扬中追求刘文辉的二小姐，确实也显过一些拿手杰作，生平倚靠泰山，刮地皮、搞鸦片，对于他的老丈人，也算建立过不少汗马功劳，可是叫他绾领兵符，决胜疆场，胸中蕴藏的虎韬豹略，却真少得可怜。
自从他阴谋「起义」，连朝又对贺氏逼降，并未见贺氏作何坦白表示，但他知道贺老总不大好惹，在书面逼降，固然措词强硬，大摆威风，若真的动手，他根本还没有十足的勇气。因为他也计算到，这时西南局势突变，外面一切消息阻绝，虽然他拥有一师之众，彼此实力悬殊，万一贺老总率部作困兽之斗，可能弄得双方皆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同时伍培英平日慑于贺氏威名，一朝犯上作乱，终不免带有几分虚怯心理，何况他的师部和警备总部都挤在西门一条线上，刁斗相闻，如果两下开起火来，无异鼠斗穴中，展布不易，胜负之数，也难有绝对把握。加上这两天西昌各界为免令全城玉石俱焚，奔走和平的人也极为卖力，舆论自亦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有了这种种因素，所以伍氏的智襄所作出的建议，都被伍氏否决了，他总觉得此举有点投鼠忌器。
据伍氏的估计，认为在城内是不宜作战的，必须先将师部和驻扎于西外部队，开向距城六十里之遥的泸沽集中，再调回在富林剿匪的一团精锐，然后并力向西昌反攻，方为万全之计。那时全国皆已变色，困在西昌的人已成瓮中之蹩，更不愁贺国光不就範。伍氏的那道最后命令，所谓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其实是指他的部队在五更出城，齐向泸沽开拔集中，并非向我方进攻。
孤注一掷打垮伍培英
但我方虽居劣势，却有弧注一掷之决心，为了先发制人计，提早进攻时刻，自属当然之举。该晚担任攻城隍庙师部之一路，半属新募之众，训练犹未成熟，可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们一出发，便好像狂风般的冲向师部门前，也不论什么奇正分合，发的一声喊，突来一个猛虎洗脸式的扑了上去，立刻把师部所有的卫兵都缴了械。一部份弟兄已冲进师部大门，那时伍培英尚在办公室内不知和部下们在商议些什么，他猝不及防，看到来势兇猛，一时吓得心惊胆落，拔足飞奔，在几个卫士扶持下，向屋后跳墙逃走了。师部裏其他士兵们正在埋锅造饭，準备饱餐一顿出发，一点也没提防，在庙中走廊上，即被我方兵士用刺刀搠倒十十多个，他们在惊惶失措中，有的缴械投诚，有些则向后门狂奔逃命。
同时跑马场方面的伍部，亦在準备向泸沽开拔，不提防我方突然连夜三路进攻，顿被杀得人仰马翻。伍培英仓惶逃离师部，登上西门城头，遥见西郊外跑马场正在鏖战，哪敢久停，便飞也似的绕出了西门，一面传令，两处人马乃依原颁命令，火速收拾残局向泸沽退却。这样一剎那间，伍部的两处阵脚，全部崩溃，我方部队精神百倍，无不一以当十，跟蹤紧追，到达西郊小庙、黄土场一带，天色已经大明，该处居民平日久已痛恨伍部抽收烟苗税，横徵暴敛，恨之剌骨，知道这次伍部败逃，老百姓竟自动参加我方阵营，农民手裏的锄头、扁挑，都成了追击败卒的犀利武器；村妇儿童则敲盆打钵的吶喊助威，数十里内，一片喊杀连天，伍部狼狈逃命，将所有枪械子弹及随身携带的鸦片白银，沿途抛弃，成为民众争猎的大好目标。
这一仗，真是打得落花流水，有声有色。迨伍培英化装逃抵泸沽，只剩下亲随十余人，无法扎营，只得连夜继续西奔，直趋富林，依附所部，才有机会喘息，收集烬余，再整旗鼓。
那天，笔者于望远室散会后，已是饑肠辘辘。而贺老总于慷慨激昂的结束会议后，即着他的全家老少搬进防空洞，他的电话机和办公桌，早已在洞中布置妥贴，四周门卫亦增加了好几重，一瞬间，这防空洞就变为他的司令塔了。
醉卧一宵危险成过去
我们这班纸上谈兵的角色，临到真枪真刀的场合，究竟派不出多少用场，我走出望远室后，便跟着一伙人拖着疲倦的身躯，踱到小南门的一个友人家中，这位友人甚好客，主妇亦不俗，当晚便準备了一大桌旨酒嘉肴，请我们大嚼一顿。
记得那晚喝的是本地高粱，味最醇而性最烈，这时各自怀着最沉重的心情，大家来了一个硬性的规定：今夕饮酒，务必大醉，如有提议乾杯的，不许推辞。各人心中本都怀有一个希望，希望喝得烂醉，好去华胥国中不闻不问，逃避这连天的炮火，人生临到此际，死生祸福，本已无法自主，果然，大家一边喝酒，一边摆龙门阵，渐渐引起了酒兴，居然猜拳狂饮，甚至有两位老枪朋友，为了要赌胜负，竟捧着酒瓶作牛饮，弄得酩酊大醉。星移斗转，夜犹未阑，不知不觉都已玉山颓倒，就在主人客室内，东倒西歪，呼呼入睡。我一觉醒来，看见东方已露出了鱼肚色，历历的枪声，已离耳边很远很远，这时我已意识到危险时间似已过去，事态并不十分严重，带看矇眬的醉眼，辞别主人，慢慢踱回警备总部，才获悉这场天大胜利的喜讯。
再走出门一看，大街上已熙攘一片，比平时更热闹，我还特地跑到城隍庙伍培英的师部作了一次巡礼，看到他卧室内，一袭崭新的狐皮袍子，仍然挂在衣架上。抽屉裏擦得雪亮的铜烟盘内，还躺着一根象牙烟枪，旁边一炉顶好的白花烟膏，却只用去了三分一。
贺国光荣任西康主席
伍培英如此不堪一击，确乎出人意外，中枢获得捷讯后，很快就发表贺国光兼西康省政府主席，贺氏于民卅九年元旦在西昌宣誓就职，还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文告。在整个大陆皆已变色之际，贺氏恐怕也想不到他自己会做大陆上最后一任的省主席。这时，在重庆、成都各地被共军击溃的国军官兵，有些不惜踏破千里穷荒，冒着峦烟瘴雨，成群结队，在酷寒风雨中，攀登万尺高的大相岭，陆续奔来西昌。四川的耆老如尹昌衡、唐式遵、羊仁安辈，皆是七十以上高龄，成都沦共后，他们或化装算命先生，或扮成衰老乞儿，扶着拐杖，爬山越岭，忍饑挨冻，也行抵西昌来。
那次的西康省府组织，可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联合政府，委员及各处室人选，都由国民党和民、青两党及社会贤达平分秋色，青年党人邓凯南出任西昌县长，笔者还是到他府上去促驾的一个。当日大陆整个沦陷，仅剩下西昌所辖十县两设治局这块小小的乾净土，但其面积约略等于今日之台湾，实无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我们那时唯一急务，重在组织民众、宣传民众、动员民众一切力量来守土抗敌。当时省府曾决定首先来个两週以上的宣传週，正好由各方奔来西昌的反共志士，一天多一天，大家怀着满腔愤恨，要求发泄，这如火如荼的宣传运动在城乡展开后，到处都发出了反共抗俄的怒吼，尤不以远千里而来的那些老先生们，都也贾其余勇，当仁不让，人人口若悬河，声如洪钟，自动地参加了宣传的行列。
孤独黯淡下好景难常
跟着省府又把全区分成为十六个警备区，无论汉夷，统统组织起来，约有十万人之众，好些没有枪的，就用大刀梭标当武器。由于屹立川康高原的西昌，又勇敢的吹起了抗共的号角，马上惊动了四周的人们，重复煽起中华儿女行将死去的希望，显露出大地黑暗中的一线曙光。并迭次回应前方，举行祝捷大会，欢声雷动，震撼山城，民心士气的振奋，殆不可以言喻。
可是好景难常，这个大海中的扁舟，究竟抵不住漫天的狂风暴雨，渐渐的外面讯息终告断绝，但台湾方面每隔三数天，总还有一批飞机为我们送东西来；西南长官胡宗南也已在这裏成立了行辕。当李弥、余程万在昆明被扣脱险后，还和顾祝同于民卅九年一月十三日在滇西重镇的蒙自机场联袂飞抵西昌来会商军事，策划保卫康滇的任务。不料林彪所部马不停蹄的从滇桂边境如闪电般冲将过来，云南情势更呈恶化，保卫蒙自机场的国军兵力单弱，只好一面抗拒，一面撤走，李弥将军等在西昌闻到这一恶耗，急急飞回蒙自，飞机已不能降落，只好转飞台北。这一来，又失去了西昌飞台湾的唯一中途加油站，更加深了西昌局势的孤独黯淡。在这段时间中，蒋经国、王叔铭等还时常从台北飞来西昌看看我们，为我们打气。
投降喊话如巫师唤魂
尤其难得的是已故司法院长居觉生老先生，他也在这围城中住过半月以上，此老雅兴不浅，时常要我们陪着他去游览西昌的一些名胜古迹，曾在泸山玉皇宫下榻了好几宵，在粉白的寺壁上，还题下过传诵一时的五首绝句，记得他开题两句是：「不信南枝指向东，半山涌现玉皇宫。」这要算是在西昌坐看为我们打气的一位开国元老。
这样一个艰危的局面，居然苦撑到了卅九年三月初间。中共的囊括整个大陆，此时已接近完全成功阶段，对西南军事部署，亦均就绪。惟独西昌远处穷荒，中共一时还是鞭长莫及，西昌依然还在发号施令，大吹大擂号召全国勤王反共。这在中共看来，纵不是心腹大患，究亦不失为肢体上未经割治的一个毒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长此酣睡；故晚上听收音机，渐渐爆出共方显要劝促西昌方面投降的喊话，有时繁弦急管，像巫师唤魂般，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这时共军已源源不断地开进西藏，西藏的抗暴势力，也渐渐被中共的铁腕压平了，不过还可支持我们一点信心的，是我们历来和夷人合作得很好，靖边司令孙子汶（夷兵统领）遇事都和我们一条心，我们曾经都认为他是极可靠的忠实同志（后来证明亦不儘然）。万一大股共军攻入西康，使我们失去抵抗力，又与台湾失却联络，那我们就只有上大小凉山去打游击为唯一出路了（后来证实这条路亦走不通）。所以大家在万分紧张之余，一想到这点，还能略带几分宁静。
林彪刘伯承东西夹攻
在紧张而又极度沉闷中，转瞬已是三月中旬，一个晴朗的下午，突然有两架中共飞机，如鹞子般的在西昌城上空盘旋着，并空投下了许多传单。此后一连三天，每天都有共机来窥伺，大家都意识到，今天还活着在这儿谈笑的人，明天也许会躺在寂寞的坟堆裏了。
到了三月二十日，据探报：由滇桂边境进入云南的林彪部队，前锋已达西昌所辖的会理县，人民皆已逃避一空，同时刘伯承由四川而来的大队伍，亦已越过大渡河，我方防守富林的兵团司令胡长青所率领的不足一团之众，已被刘伯承的先头部队所击溃。估计共军两路人马约十余万众，用钳形攻势来夺取西昌。这次共军的进攻，是採狮子搏兔的手法，东西夹攻，不借出动十师之众，企图一举而取得西昌。我们面临这种局势，既无法插翼飞去，又不能遁土脱逃，大家惟有抱定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决心。结果，西昌完了，笔者却很徼幸的能够历尽千辛万苦，逃到海隅，离乱生活，岁月易逝，往事追怀，已经是整整十个年头了！
（原载《春秋》杂誌总第79期）
注释
[注1]毛森（1908-1992），浙江江山县人。浙江第八师範、浙江警官学校、军统杭州特训班毕业。抗战初期历任军统杭州分站站长、行动总队长、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1940年后任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抗战胜利后任京沪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浙江省警务处处长、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等要职。上海撤守前，曾主持捕杀中共地下党员三千人，并焚毁全上海户籍名册。上海陷共后，南下接任厦门警备司令，创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布建一批潜伏电台。五十年代初期遥控指挥大陆十省近百支反共游击纵队、数十万人的敌后游击作战。
[注2]康泽（1903-1967），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历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军委会政治部二厅厅长、复兴社书记长、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1948年任国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七月在湖北襄樊兵败被俘。1963年4月被特赦释放。1966年8月31日被红卫兵暴徒围殴致重伤，11月死于秦城监狱。中共认为康泽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也是蒋介石部属中最坚决的反共份子，至死不肯「认罪服输」。
[注3]刘茂恩（1898-1981），河南巩县人，保定军校六期毕业。初在其兄刘镇华镇嵩军任迫击炮团团长，后随兄投靠冯玉祥，任国民联军东路总司令。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军军长、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河南省政府委员、豫皖边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第十三军团军团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豫西警备司令、河南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河南省警备总司令、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6月20日共军猛攻开封，刘从省府西门突围。1949年4月携眷赴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注4]董文琦（1901-1988），山东登州人。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土木系毕业。历任吉林市政处工务科长、湘桂水道工程处处长、东北水利特派员、瀋阳市市长等。胜利后，奉命自苏军手中接收瀋阳市政，坚拒俄人企图侵吞日伪经营的七十多家大工厂，同时积极推动市政建设，兴修水利，增加粮食生产，以供剿共军事之需。东北陷共后，改任中央水利部顾问。1949年随政府撤台，自1950年起，受陈诚院长之聘，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廿多年，参与复兴基地建设。1972年5月，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注5]刘毅夫，（1911—），辽宁瀋阳人，1929年在冯庸大学参加义勇军，九?一八后到北平创办救伤医院。抗战爆发后，历任军委会委员长驻空军联络员、军委会战地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胜利后，历任本溪县县长、抚顺市市长、联勤总司令部服务司少将司长。赴台湾后任军事新闻研究会会长。着有《胜利之钥》、《空军抗战史话》、《空军史话》等。
[注6]士心，本名刘志。历任军委会政治部副官组组长、国防部军官收容总队少将总队长、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所辖师长。
[注7]1955年8月27日余程万在九龙钻石山寓所死于警匪枪战，当时报纸称其因与劫匪博斗，不幸中警枪而死，劫匪逃走无蹤云云。时隔四十多年，退休之国防部保密局少将张某于弥留之际向友人坦承自己曾奉命赴港执行制裁余程万任务。余氏横死之远因係抗拒中枢命令错失反攻良机，近因係余氏在港不断辱骂蒋总统，引起情治单位震怒。
[注8]贺国光（1885-1969），湖北蒲圻县人。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校，北京陆大四期毕业。在清军任陆军十七镇排长、队官；鼎革后在北洋军升至第十五军军长兼开封警备司令。1926年11月策动靳云鹏投向北伐军，后历任武汉卫戍副司令、武汉行营参谋长、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训练总监部步兵监、南昌行营参谋长、重庆行营参谋长、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重庆特别市市长、宪兵司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西昌行辕主任、西南军政副长官兼西昌警备总司令、西康省政府主席。1950年8月26日乘专机离西昌经海南岛赴台，是最后一位撤离大陆的省府主席。
六、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马歇尔调停一举消灭国军
一百八十个师以上之兵力
曾 振
所谓「整编」，就是「缩编」，美其名为「整编」而已。实际上是「自杀政策」。在别的国家，大战结束之后，战胜的国家几百万军人退伍还乡，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有了固定习之已久的退伍制度，政府安排了他们退伍军人的工作，并给以退伍金等等，使其安居乐业，大家高高兴兴，这时候已经没有与敌人再行作战的必要了，不需要维持部队的士气。战败国家，由于整个国家垮了，大家在强敌战胜国的压迫之下，解除了武装，军人乖乖的回家乡，退伍金等的待遇也取消了，只有各人找工作过活，政府也无法照顾他们了，他们当然心情很坏，士气沮丧，但亦无可奈何。
不过，他们无再作战的必要与可能，士气人心颓丧，无人去管他们了。当时我国情形则不然，多少年来，由于内战混乱，退伍制度没有建立，更没有退伍的习惯；在北伐成功以后，曾经为部队「编遣」问题，内战重起，扰攘了三年以上，情形已如所说。抗战胜利匆匆的来临，马歇尔匆匆来「调处」，退伍制度也还是没有建立，军人退伍后之安排工作，根本没有準备，退伍显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况且有一个潜在的敌人（中共），还在处处以政府为敌，到处渗透进行颠覆工作，凡是社会上有点漏洞毛病，它都要利用加速的扩大破坏，「整军」这个漏洞它当然要利用。更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国、共两军还在作战，国军经过这一缩编，士气低落，实力大减，战场上的兵力不够了。所以这种「整编」（缩编）既严重的打击了民心士气，又严重地削减了作战的兵力。而中共则始终没有「整编」、「缩编」，更进一步的大加扩编，并有苏俄的军事力量在东北及内外蒙古支援、接应、维护、配合，美共操纵的美国政府又对中共鼓励支援并儘量打击蒋和国民政府，且在财政经济方面扼住国民政府的咽喉，这就等于把多把斧头来砍国民政府这棵孤树，岂有不被砍倒之理？
兹将国军的「整编」情形说明如下：
国军在抗战完毕时，计有正规军（作战部队；后方部队如师管区、补充兵训练处、地方部队等尚不在内。）三百五十四个师，每师兵力以一万名计算，则共计全国国军兵力为三百五十余万人。依马歇尔所提的方案（以下简称「马案」）规定国军第一期十二个月内将三百五十四个师缩编为九十个师，这一缩编实际上消灭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其内容如下：
在整编时国军陆续开住东北接收的部队，计有二十七个师，因有任务，在行动中，没有整编。
其余在关内全国国军各部队都参加整编的，整编办法如下：
（甲）军改为「整编师」；（乙）师改为「整编旅」；（丙）「整编师」之下辖三个「整编旅」；（丁）「整编旅」之下辖两个步兵团；（戊）取消了「整编旅」的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连、野战医院，各团的输送连。
依上述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的办法，九十个「整编师」容纳了二百七十个师（编成了二百七十个「整编旅」），那么三百五十四个师减去了二百七十个师，剩下八十四个师要撤销，要解散。
还有，「整编旅」每旅编制是两个步兵团，原来师的编制每师是三个步兵团，这样，二百七十个「整编旅」又多出了二百七十个步兵团，须要撤销、解散。以三个步兵团编为一师计算，则又有九十个师要解散。前面八十四个师要撤销，八十四加九十，则国军要撤销、要解散一百七十四个师，如此，在马歇尔压力之下，国军活生生的被撤销，被解散了一百七十四个师（连特种兵和其他独立部队计算，实际上损失之兵力更超过此数甚多），为可谓惊人之至！（美国众议员周以德说是撤销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那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实际上还超过此数。）
国军整编后军中士气及社会上所受之不利影响
马歇尔来华对蒋对国民政府这一击非同小可，他这一剂毒药——「国军整编」——整垮国民政府的军事优势的毒药，硬要国民政府吞下去，造成国民政府「致命伤」和「併发癥」一齐来，其「併发癥」如下：
（一）由于制度未立，裁撤与保留之标準难期公平：就部队言，就军官个人言，大家都经过了八年抗战，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个部队先撤销，哪个部队保留，哪个人先裁掉，哪个人留任，很难定一个準则，退伍制度既未确立，退伍习惯既未养成，币值不稳定，工作难找，政府事前对于军人退伍后之生活没有安排好，退伍军人的生活就没有保障；每一个部队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荣誉感，大家认为哪个部队先被撤销，是哪个部队的不幸，哪一个军官先被编掉，他就倒楣。有的部队和个人，靠历史关係，有的部队靠长官的认识；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有妥当的标準，所以怨当局、骂政府，不平之声，到处闻之。
（二）军中降职级的不公与不平：当时规定军长降为「整编师长」；师长降为「整编旅长」；团长多了则编余或调为增设副旅长或其他职务，连排长因人数多，如果一齐编掉，以后补充困难而且可惜，因此，连长多余的就编余或降为副连长，排长多余的降为副排长，这种安排，本是「削足适履」，实在是不得已之处置，高级军官应该识大体，自然遵从，下级军官则颇不谅解，被降职的心有不平。同时国防部规定军官只准降级降职任用，不准升级，等于升迁的冻结。这样被降调与冻结的军官见军队萎缩没有前途，顿生「兔死狐悲」之感，这自然影响士气。
（三）造成国军内部派系观念复萌：国军本来是从各个派系而结合的，例如有中央派系（即蒋在北伐时的第一集团军，内中有以黄埔学生为基干的与非黄埔学生为基干的。）冯玉祥旧部所谓冯系，阎锡山旧部所谓山西部队，李宗仁部所谓桂系，还有四川部队（其中分几个派系），湘、滇、粤、黔、陕各省军队及北伐前后收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旧部，及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西北回教宁夏、青海的军队，还有共产党的共军，全国合计约四百万人，在抗战前及抗战期间，蒋确实是费了一番苦心，把他们团结融洽起来，在他一人指挥之下努力和日军作殊死战，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在抗战期间，蒋对这些纷歧、複杂，并有一些屡次反蒋的将领和部队都不咎既往，一视同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升迁发展，各予机会，其中除共党军队别有野心异志、另有图谋外，其余各军均能服从蒋的领导指挥，所以在八年长期抗日战争中，经过多少牺牲、危险、艰苦，都能矢勤、矢勇、必信、必忠而不动摇。但到了这时要实施「马案」而实行「整编」时，这些被撤销的部队和被编掉的个人便疑神疑鬼——疑心中央政府不公平，疑心长官不公平，怀疑中央政府藉机排除异己，排除非中央嫡系的部队，排除「杂色部队」，以致造成了军人的离心离德。
（四）「和谈」影响军心：由于和谈天天在报纸上鼓吹宣传，使人认为真正可以和平了，真正要和平了，军队和共党敌对的意识模糊了，减低了「敌忾心」。
（五）编余军官的愤怒引起了社会不安：编余的军官，可以说不是垂头丧气便是气愤不平而去的。发布一纸命令，将他们编余调为附员，依照规定给以旅费，他们校官以下到军官总队去报到（各战区都有军官总队，係国防部设的），各军官总队都收容有几千个编余军官，他们情绪很坏，在各地天天闹事，打宪兵，捣毁车站、娱乐场所，殴打交通管理人员，不守秩序等等。编余的将官则在南京孝陵卫设一个军官教育团收容之。他们也多半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的。
（六）编余军官投共：由于在抗战时期大家生活艰苦，军官大都没有积蓄，所发的资遣费，天天货币贬值，不足以维持生活与仰事俯畜，中共又加以诱惑，于是他们有许多人投奔中共那边去了。
（七）逼使伪军投共：在伪组织汪兆铭之统治区域，关内有伪军六十八万人，大部份投共；其在东北之伪军五十个团，林彪收编了。此时共军又在东北强徵当地壮丁，关内的共军又大批的开往东北，复将韩共收编，又将河北、山东、热河、察哈尔、山西等地的民众壮丁及民团强迫押往东北，将日军缴下之武器装备训练之，林彪本人初入东北，只带干部二万余人，经过上述收编扩充，陆续增至四十余万人。
「整编」确实把国民政府的国军人事「整」得一团糟，兹举一个可悲的实例如下：
武汉警备总司令部新任的参谋长吴光朝和我说：蔡甸军官总队，收容有三千余个编余军官——校尉官，该军官总队的副总队长到武汉和他说：盼望你们高级长官不要到蔡甸去，那裏的编余军官的情绪很坏，如果你们高级长官到那儿去，被他们打死了我们不负责任。后来那三千余个编余军官都不见了，投共去了。
站在写历史的立场，我们无意把国民政府和蒋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在马歇尔身上，但是这把火是马歇尔放的，这是事实，我们一点也不冤枉他。当时我们国军军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对于「整编」的动机不了解，不知道为什么「整编」，更不知道是受了马歇尔的压力而整编的，只是怨政府、怨当局。由于陈诚在重庆是军政部长，在南京是参谋总长，负责实施整编的，在实施时他也毫不迟疑的「整」，毫无顾虑的「整」，因此怨他的人多。大家认为共党既是在各地与政府为敌，积极扩军备战，何以政府要在此时「整编」？自己把部队「整」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弄得军心瓦解，怨声载道，怒气沖天，岂不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吗？
「马歇尔方案」整垮国军是国民政府失败致命伤
政府方面的资料显示，政府不管共军的整编情形如何，国军决定仍照「马案」去整编：也许政府当局认为，就是在整编以后，国军较共军还是佔优势，即使共军叛变作战，政府军还是可以击垮共军，甚至消灭共军。但是局势演变的经过与结果，适得其反。兹将作战情形列下：
由于「马案」撤销解散了国军兵力之一半，计一百八十个师以上之兵力，等于共党不动一兵一卒，兵不血刃，就凭马歇尔来「调停」替共党执行一套骗术，国民政府完全受骗，消灭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之兵力，这是多么骇人听闻、多么严重的事！
兹将和谈不成国、共两军作战区域範围列下：
东北方面为东北各省加上热河；
关内北自绥远、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陕北、河南及豫、鄂、皖三省边区、苏北地区，地方辽阔，纵横数千里。东北及华北、华中各铁路交通线，绵亘万里以上。
中共的战略及作战计划与战术如下：
（1）利用马歇尔之调停，从事和平谈判，压低拉垮国民政府的全面优势，尤其要儘量削弱国军之军事力量，使其由优势转变为平衡，由平衡转变为劣势；
（2）和平谈判在政治方面：除非能组成中共能控制的联合政府，否则，中共不参加政府；和谈只是拖延时间，使中共力量壮大，绝不与国民党真正言和；和谈只是打击国民政府的手段，俾有利于共党夺取政权。
（3）军事方面：
A、与苏俄配合并在俄军支援掩护下，迅速夺取东北为第一优先，由林彪率领所属各部及关内增援之吕正操、张学诗、李运昌、万毅等部与壮丁以及韩共部队从水陆两方面向东北急进，并收编当地伪军，接收俄军所缴获日军之武器，夺取东北。
B、萧克部由山西北进，进攻绥远包头，控制平绥铁路西段。
C、聂荣臻部由察、热进佔张家口，并进攻平津，并与外蒙古军队配合作战，控制内蒙及绥、察、热地区。
D、贺龙部由晋西攻太原，佔领正太、同蒲沿线及汾河流域，并配合外蒙军进入内蒙古及绥、察、热地区作战。
E、刘伯诚佔据太行山、平汉路、豫北，并进至黄河以南、河南、鲁西、大别山区与陈毅及李先念部配合作战。
F、陈毅部从河北进入山东，控制胶济、津浦、陇海东段，两淮各地区，并以一部向、苏、浙、皖边区发展。
G、李先念部控制大别山、豫、鄂、皖边区、江汉地区，津浦、平汉南段。
H、王震部佔据湘北、赣北一带。
I、彭德怀部控制陕北地区，并向山西配合作战。
以上各部共军作战，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採取攻势作战，相机以大吃小击破国军，消耗国军兵力，破坏交通，控制广大地区，围困据点内之国军；如遇强大之国军则避免决战，而行退却战，然后绕击国军之侧方及后方。在华中及华北则牵制国军于广大地区使其不能向东北移动增援，俾东北共军作战容易。以民兵放大地域，作面的控制，围点，断线，围点打援、长距离奔袭，夜袭、埋伏，对坚固据点实施「一点两面」战术，实施「人海战术」的波状突击，重视夜间行动与情报，发动破坏战，使国军补给困难，经济陷于不利，??尽量扩军，收编伪军，运动国军譁变投共等等。
国军逐年之军事进行概况：
（1）民国三十四年
八月，抗日作战胜利，日军投降以后，整个国军人员、马匹、武器、装备、车辆补充足额，三百五十四个师，军容之盛，空前未有，士气之高昂，亦空前未有。国军所到之处，共军披靡。
兵力不敷分配，戡乱初期捕捉不到共军主力
（2）民国卅五年
是年初，马歇尔来华强行调停国共冲突，实施停战和谈，便使人心理不不免憧憬着和平即将到来，国军战志上不免受其影响；「马案」复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部队撤销解散，把在营国军「整」得支离破碎，军心士气、战力，一落千丈。然而在那「谈谈打打」、「打打停停」的局面下，剿共各战场，仍赖各级指挥官奋勇努力，犹能追奔逐北，局部的击破共军，将共军逐出某些地区，收复若干要地，控制交通线；但因受「马案」整编的影响，兵力不敷分配，国军攻击地区兵力不能形成「重点」，在广大地区，追击共军，追来追去，如推磨打圈，往往捕捉不到共军主力；有时，国军孤立的部队，反遭共军反噬而局部受到损失。例如：华中之苏北、山东、河南、豫鄂皖边区；华北之晋南、平汉北段，皆係如此，晋北国军虽曾击破集宁之共军，解大同之围，但由于兵力不足，未能歼灭共军之主力；张家口于十一月十日收复，陕北之榆林虽已解围，但国军因兵力不够，共军主力溜走。
是年六月第二次停战，共军兵力已扩充至八十余万人，十一月第三次停战时，共军兵力已扩增至百万人以上。
本年八月马歇尔实施对国民政府禁运，使国军美式装备的部队，不能获得补给。
（3）民国卅六年
华中方面：是年初，共军活动渐强，在苏北宿迁、鲁中峄县、向城、枣庄、莱芜吐丝口、孟良崮等地，国军局部受挫；五六月间，国军调动十五个整编师约卅六万人之兵力会攻沂蒙山区，直捣胶东共军根据地，共军退出其根据地，乘国军分途进击，兵力稍形分散之际，共军猛犯南麻之整编第十一师胡琏部，继又犯临朐之整编第八师，由于各该师兵强能战，同时国军赴援向共军之侧背攻击，共军受挫而退，国军继续进击，旋克胶东，惟以地方辽阔，兵力虽云三十余万，但仍嫌不够充份，未能形成该方面所需要之优势而包围共军主力，各整编师中间之空隙仍大，又缺乏有力之第二线跟进之兵团，以致共军主力分途乘夜色从空隙中溜走，仍然回到鲁中，因之此次攻击，未能收到歼灭共军新四军主力之效果。
国军继又将在山东之范汉杰兵团调往东北，增援锦州，以后鲁西国军亦有局部损失。旋共军刘伯承回窜大别山区，虽经国军围剿，亦因兵力不足，刘部复行北窜。
在陕西之国军胡宗南部于是年三月下旬攻克延安，但共军主力避免决战，钻隙流窜，避实击虚，此役未能歼灭共军之主力，亦以国军兵力不充足之故。
在华北之平汉北段及平绥、正太、同蒲、津浦北段、北宁各铁路上，国军在各铁路沿线控制交通及各要点，共军屡来攻击，经国军击退，但以兵力不够，未能主动深入歼灭共军主力。
在山西南部之运城、乡甯等地曾发生局部之攻防战，国军由于兵力不够，局部失利。陕北榆林国军第二次解围，但以兵力不足，仅能自保，共军退走，未能歼灭。
本年以上各地作战，无论攻防，皆因兵力不足，不能形成重点，胜不能扩张战果歼灭共军主力，兵力较弱或兵力分散之处，反遭共军各个击破。
（4）民国卅七年
戡乱后期，兵力不足国军被迫採取守势
是年，共军野战军之兵力，已经扩增到两百多万人。国军则损耗日多，受损之部队，新补充的兵，训练不够即上战场，造成士气不振，部队中之官兵连年征战，日形疲惫，轻重武器损失，补充来源困难；国军部队原来有三十九个师是美式装备，枪炮及弹药皆美国製造，这些部队连年作战弹药告罄，须要美国赶运弹药补给，否则此项武器等于废铁；可是马歇尔唯恐致国民政府于死地不能达到目的，于卅五年八月开始实施对国民政府禁运军用物资（禁运自一九四六年八月实施，延至一九四七年五月——约十个月。柯克上将说：「于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马歇尔亲自告诉他说：『由于实施禁运，我们实际上是先为中国国民政府提供武器，然后又解除他们的武装。』抗日胜利后，中国财政经济尚能维持，但由于戡乱军事开支浩繁，同时中共又暗中破坏政府经济，在上海、天津各地，屯积物资，散布谣言，使物价飞涨；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寻求贷款，又被美国左倾的国务院及财政部扼杀，毫无结果，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日益加剧。
在战场上，由于共军增加，国军损耗，国军兵力愈感不敷，孤立据点，愈难支援：胶济路上之周村、昌乐、潍县四月陷落；开封六月陷落；七月初，鲁西及黄泛区国军作战局部失利；三月中旬，洛阳失陷；七月三日，襄阳失陷；同月，兖州失陷；九月廿四日，济南失陷；是年冬，乃有徐蚌会战。
华北方面：本年初，保定绥署（傅作义）与张垣绥署（孙连仲）合併，成立华北剿总，以傅作义为总司令。华北作战，由于兵力不够，不能大规模地主动包围共军主力而行歼灭战；国军的战略也如在华中一样，集结主力于战略要点及交通线上，有时主动攻击共军，但共军见国军优势时即避免决战，国军追之，即分途逃窜，推磨打圈，东边追到西边，西边追到东边，不能捕捉共军主力而行歼灭战。因此，国军往往採取攻势防御态势，等待共军接近时，即转取攻势。是年，平汉路北段平保间，屡有激战，年初，共军来犯，国军将其击退，共军主力退往西方山地。察南、晋北，三月至五月，国军曾击退共军对张家口及大同之进犯，但国军因兵力不足，未能予以击破。
热西方面，六月下旬，国军曾击退承德外围共军，解承德之围，亦以兵力不够，共军主力溜走。
六月中旬，共军攻北宁线关内段，当经击退。七月中旬，平保线战事复起，国军在涞水、定兴、徐水失利，三地失陷，经国军合力反攻，共军退走。
七月间，国军曾扫蕩冀东，颇有成效，但因兵力不充足，共军溜走。
以上华北各地之作战，皆因「马案」之整编将国军削减一半以上，兵力不足，不能予共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又以兵力不断消耗，共军日形壮大，国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此时东北国军崩溃，华北感受压力愈重。十月，平绥线作战复起，国军作战不利，包头作战虽互有进退，但十二月中旬，张北失陷，下旬，新保安、张家口相继失陷。
平津方面：在东北战事失利之时，国防部曾电傅作义，以一部守北平，主力防守天津、塘沽、大沽，保持海口与海运之畅通；以便不得已时，从海上撤退，移师南方；但傅作义不从，不愿放弃平绥路东段、张垣、宣化，居庸关等地，俟林彪部共军入关，遮断平绥路，该地国军遂告崩溃。
迨林彪部共军攻陷天津时，傅作义遂投共。
山西方面：临汾五月中旬失陷，太原共军徐向前、贺龙会合围攻太原，自七月初起，战斗月余，太原城由孙楚总司令指挥力战，共军死伤重大不支，但仍继续围攻，至卅八年四月，共军大举增援，调集林彪部三个军，聂荣臻五个军，傅作义部四个师，炮兵五个团（合大小炮三千余门）约廿三万人，又由各地调来民兵五十万，连同原有攻城共军，约计七十余万人，由彭德怀指挥，并使用毒气，至四月下旬，城内外工事尽毁，国军官兵多于战斗中阵亡；最后，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敦厚以下五百人集体自杀，太原遂告陷落。梁敦厚果然「敦厚」！不负阎锡山及国民政府付託之重；其所属五百人皆死焉，在人慾横流，人怀苟且之心的今世，实属罕见，与古时田横五百人自杀之故事相同，有足多者！台北圆山现有太原五百完人祠及象徵的冢墓。
综观上述三年余之作战情形，便知自卅四年秋季，国军抗战胜利以后，兵力强大，士气高昂，装备训练均优，军势之盛，空前未有；共军力量不过是国军力量十份之一（按实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在内计算）。国军所向披靡；但自卅五年春季马歇尔来华以后，藉调处和谈为名，实行俄共、美共、中共阴谋横施压力，硬迫使国民政府，将国军优势拉倒，编掉解散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之兵力，而共军不但不减少，反而扩充壮大；并由于这一「整编」，将国军在营之军心士气整垮，战力大减，又在当初，国军对共军作战胜利追击、可以大规模的歼灭共军主力之际，马歇尔却一手挡住，国军不得前进，让共军逃去，等他们扩编準备好了以后再战。同时要求将长城要隘之张家口交由共军控制，以便共军向东北进出，使共军在东北壮大，并便于与内外蒙古联係作战。（还有马歇尔最奇妙的说要替共党在张家口设立一所小型的「西点军校」训练共军）。（见柯贝博士书）
由于「马案」实施，撤销解散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华中、华北、西北各战场，都因兵力不足追奔驰逐，守点守线，没有一处集结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彻底对共军主力施行包围攻击与扫蕩，在战略战术上说，这是违反了「重点原则」和「集中原则」。在卅五年由于共军滋长不及，国军尚能主动攻击、追逐，但是追来追去，共军往往避开国军，隐匿失去蹤迹，以致未能歼灭共军主力。但到了卅六年共军兵力大增，战场上，孤立的或分散的国军，往往遭受共军伏击，袭击，受到损失，迨国军有力强大部队赶到，共军又远飏。本年国军在华中虽曾集中兵力行重点攻击，但所谓「集中」、「重点」，仍然是因为兵力不足，而是不彻底之行动，不是绝对的优势，所以不能击破共军，战场上形成了一种僵持状态。至卅七年国军损失消耗愈多，补充、补给不断，财政状况恶劣，共军兵力大增，自始至终，美国又力加鼓励共党抢夺政权，断绝对国民政府的支援并施行禁运及多方面的打击，于是国军渐佔下风，迄至是年冬，形势愈为不利。此无他，国军开始时之优势即被「马案」摧毁，颓势造成，「形势比人强」，无法挽救，因此每下愈况也。
马歇尔是大陆陷共的罪魁祸首
在东北方面：开始的「引狼入室」，是美国出卖中国缔结雅尔达协定种下祸根，罗斯福开其端，马歇尔促其成，这当然还是要「感谢」日本侵略中国造成其局势于先。
在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开始接收东北，至卅五年（一九四六）十月十一日，国军已掌握辽宁、辽北、吉林、热河、安东诸省；只以受马歇尔之「调处」影响及共军受俄军之庇护卵翼支援、关内共军及壮丁（民兵）不断增援补充、韩共之参加共军、与乎东北伪军之被中共收编，于是东北共军力量很快壮大；同时国军作战之消耗未及补充，美式装备因马歇尔的禁运而补给困难而中断，只有临时部份改换日式武器及本国武器，种种原因，战力士气，因之锐减。
至卅六年以还，共军先后发动六次攻势。第一次至第四次，仅使用一部份兵力，对长春及通化等要点，行有限目标之攻击；第五次及第六次均为全面之总攻，企图一举攻略瀋阳；共军历次之攻击，虽经国军先后予以痛击，确保战略要点；但在整个战略上，则形势日促，已由主动转变为被动，自四平战后，国军放弃安东、热东、辽东、演成吉长、四平之形势孤立。
至卅七年一月下旬，共军发动第七次攻势，二月七日，辽阳失陷，十六日鞍山陷落，下旬营口陷落，廿八日开原陷落，三月十二日四平失陷。
三月九日，在吉林之第六十军撤回长春，自五月以后，共军即包围长春，守军新七军及第六十军与共军力战，至八月初，城内军民粮尽，饥疲万状，共军乃发动政治攻势，挑拨第六十军与新七军（后改为一0二军）之感情，十月十九日，第六十军倒戈，新七军被缴械，副总司令郑洞国率两个特务营，坚守银行大楼，最后郑洞国投降。
在卅七年七月，国军曾以新一、新三、第五十二军对辽南扫蕩，但以兵力有限，收效甚微。
是年九、十月间，共军以二十余万之兵力，围攻锦州，范汉杰兵团力战，由于国军自瀋阳及锦西两方面前往增援之部队被截击不得前进，十月中旬，锦州失陷。
当锦州战起，瀋阳东北剿总以四九、七一、八0、八三、八五共计五个军组织西进兵团归廖耀湘指挥，十月五日西进，至廿六日，以锦州既陷，乃向东折回瀋阳，但被共军邀击，败彰武、黑山地区；同时，共军围攻瀋阳，并展开政治攻势，国军新卅、暂五十三师及瀋阳第一守备纵队被共军诱降，十一月二日，瀋阳沦陷。杜聿明在葫芦岛之军队十三万余人及义民三千，军品二千吨从海上撤出。
东北情形。既如上述，瀋阳陷后，林彪部共军四十余万人稍加整顿，匆匆入关；华北局势，已如前述，骤遭共军林彪部加在华北之重大压力，平绥路战况恶化，天津亦失陷，北平之傅作义，经共方之政治攻势劝诱，遂即投降。
东北及平津既失，共军大部份可南下，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国军在指挥方面固有若干错误与乎作战次长刘斐等人大量出卖军事机密因而陷于不利，但徐蚌会战并不是国、共两军成败之决定因素；很显然的，东北作战乃是决定性之因素，因东北失败，东北共军入关，对华北国军予以决定性之打击，华北傅作义部既已投降，共军大部南下，徐蚌国军全部不过四十余万人，岂能长久支撑挽回既倒之狂澜乎？因此，徐蚌会战之失败，乃迟早之问题耳！而自整个局势观之，国军之失败，乃由于马歇尔来华执行共党阴谋整垮国军之优势，乃其基本原因也。
假如马歇尔不来中国，中共不致有恃无恐，态度决不致如此蛮横，一切要听他的。
假如马歇尔不来，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不致被撤销解散，部队必然是士气高昂，战力完整充实。即令和平谈判不成，必须武力解决时，以这一百八十个师，无论使用到哪一方面，哪一方面便形成重点，保持绝对优势，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再具体的说：假如在抗战胜利以后，没有美国来干涉内政，马歇尔——这个刽子手不来破坏拉垮中国国民政府的全面优势的话，中国政府所有三百五十四个师，以三十个师进入东北，接收到瀋阳为止，收编全部伪军及东北义勇军，稳定东北局势；以八十个师控制黄河以北至长城一带各要地，相机扑灭当地共军，并支援东北国军作战；其余二百四十四个师以四十个师为总预备队机动使用，以两百个师编为二十个兵团，分由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统率，先保持重点于陕北，豫西方面，肃清各该地区之共军；以一部监视黄河以北共军，不使南渡，主力扑灭豫、鄂、皖边区及豫东、鄂东共军，再东进而歼灭苏北山东之共军。随即北渡黄河，与华北国军协力消灭黄河以北之共军；再后，挥军出长城，饮马辽河、松花江，解决东北问题，完成独立、自由、民主、大统一之新中国，只要此项军事进展成功，即使美国停止财政支援及对华禁运，或竟支援中共，亦不致动摇国民政府；只须国人束紧腰带，自力更生，自立自强，不靠别人，必能完成三民主义的建设。苏俄赤化征服中国的野心便无由达成，共产政治又岂能推行于大陆，中国大陆人民亦不致遭受空前未有之灾祸，日后韩战、越战亦不致发生。
附录：国家财政、难以负担720万官兵的虚额粮饷
〔编按：这是陈诚覆林蔚函件有关「整军」（指裁撤国军180多个师）问题的自辩词〕
整军：此问题之政策与原则，均在弟未到中央以前所决定。弟到中央仅负执行之责。而当时实际负责执行者，尚在陆军总部。此事就政策言，绝对正确；就执行言，亦无多大错误。然今日反对整军者，亦即当时反对中央不整军之人。出尔反尔，所谓伪君子最难处，其指此辈之谓乎？弟尚记得，当时大家均认为整军绝对需要，但绝对困难，而不整军，则绝对危险。一直至敌人打到贵阳，大家才下决心，与其坐而待亡，何如克服整军之困难？但当时又谁肯任此劳怨？再检讨整军，究竟裁了多少兵？实际上只是裁併机关与空头单位而已。换一句话讲，如不裁併机关与空头单位，如何充实国军？同时国家财政，如此困难，人民生活，如此痛苦，能否负担七百二十万人的虚额粮饷？
修路者的血汗与泪
——马歇尔来华调处期间中共破坏铁路交通见闻
凌鸿勋[1]
在日本侵华的期间，日方的政治和军事重心在华北，而抗战后期傀儡组织则在南京。后来侵华的军事指挥总部也在南京。在北平与南京两个重心之间，原有一条津浦铁路大干线，又北平与长江重镇武汉之间又有一条平汉铁路大干线。抗战末期日本的力量已是强弩之末，这两条铁路交通已不甚灵活，平汉铁路曾遭受破坏，元氏至临洺关之间一百十多公里一段已遭拆毁。津浦铁路也没有经常的维护保养，但仍照常通车。到了日本降，中国陆军总司令在南京受降之后，最急切的问题莫过于使国军迅速开赴华北与东北受降和接防。特别是东北方面，自九一八以来即给敌伪盘踞十几年，日本投降后又给苏俄捷足先登，派兵入踞，我国急待派军至东北，以免夜长梦多。因此恢复津浦和平汉两条铁路干线的交通的确是当时最为迫切之事。
日本係三十四年八月十日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请降。当时交通部深知交通问题必定是一件受降后的主要课题，即于八月二十日派由技监韦以黻率领的一队人员随同中国陆军何总司令应钦飞赴芷江，转往南京。又于廿六日续备民航机三架，载运接收人员数十人，及法币八吨（价值数目若干不记忆），飞芷江转南京。何总司令是九月九日在南京受降。经过八年之艰苦抗战，受降后的善后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关于铁路交通问题，那时知道平汉铁路中间一段断了许久，不是短时间所能修复。至另外一条更关重要的津浦铁路虽然失于维护，而且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即已停止行车，但在物质上却较易于修复。因此交通部的俞部长（飞鹏）决定由他和我（时作者任交通部次长）分头出发。他亲自出马去督促平汉铁路的修复，而把那时所认为较容易的恢复津浦铁路工作交给我去督促。
共军开始破坏铁路
三十四年的十月十日，正当首都庆祝胜利后第一次的国庆，我就从重庆带了些人员和準备为修路用的一亿元钞票飞到南京。当日谒见何总司令。那知早已潜伏在苏北的中共新四军，正于十月八日起发动对津浦铁路南段施以破坏。起先破坏是在离浦口不远的沙河集，张八岭一带，其后渐到了蚌埠的南北各段，徐州且被共军围困。我方出动修路的员工日间把路修好，但共匪则于天黑后出来破坏。其始是拆钢轨，烧枕木，掘路基，偶尔炸坏几孔小桥，后来则破坏的规模愈来愈兇，较大的铁桥也被炸毁。我方修路员工没有军队的保护，祇有随带几名没有实力的路警，以致入夜之后，共匪即出没于路上，十足土匪的行为。共匪的目的自然是破坏南北交通孔道，阻碍国军的接防华北。因为苏俄其时正陆续在我东北扩张其势力，并掠夺大量物资，阻我接防军队在天津秦皇岛以及大连营口等地登陆。在苏共配合工作之下，国军遂无法由陆路或水路至华北接防。至于战时难民之还乡，与民生日用货物之运转，更不是中共心中的事。
由这个时候起，一直几个月，不要说通车济南或徐州，即在徐州以南以至浦口的一段已是修修坏坏，坏坏修修，迄无宁日。人力不必问，修路的钢轨枕木大量消耗，一时已无法补充。当初对此路修复尚抱乐观，至是情形乃愈演愈严重。不但交通难以恢复，且国共双方之军事冲突日益尖锐。十月廿二日共产党宣言退出长江以南，惟苏北鲁南则更紧。九月间政府原已邀请中共头目到重庆商谈。十月十一日政府且公布与中共会议纪录十二项，决定由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方将交通频遭破坏事在重庆向中共质询。中共虽遁辞知穷，但亦不得要领。而华北交通除津浦外，如胶济，如陇海，如平汉，如正太，亦时遭破坏。甚至拔去轨道或道钉，使列车出轨，伤毙旅客，在所不顾。至于东北各路则另由苏军盘踞，不允由国军接管，中央更感鞭长莫及。此为马帅到华以前三个月间的局面。
马歇尔来华调处
十一月廿七日美国宣布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特派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元帅为杜鲁门总统特使，出任国共调人。十二月十六日马帅由美国飞抵上海，廿二日飞抵重庆。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头目周恩来叶剑英陆定一等则已先于十二月十六日由延安来到重庆。过了民国三十五年的元旦未几日，三方在重庆决定，由政府代表一人，中共代表一人，及马帅本人组织一个三人委员会，为最高的调处机关。一月七日首次正式会谈，政治协商会议则于一月十日在重庆开幕，其主题为有关国民政府改组事。是日政府下第一次停止冲突命令。除第一项规定一切战斗调动须立即停止外，第三项则规定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国共军队均须撤离路线，而以路警代之。所有妨碍交通之一切障碍物应即拆除。共方所谓障碍物乃指日据时代沿路所建之护路碉堡而言，此项碉堡后为我方修路时用以资防卫，共方乃坚持必须拆除，以便利其破坏工作之进展。我方为勉从美方之意，同意下此命令，在文字上看来，修复交通自应将所有障碍物除去。其时我方準备集中力量修复津浦、平汉、胶济、陇海、平绥五大路，期于三十五年二月底通车。
希望儘管如此，事实上则停战命令方生效，协商会议正进行，而共军攻势并不已。连日正太铁路列车触雷，共军复攻陷津浦铁路之连镇东光等站，修路人员到工地后不能工作。一月十九日共军复攻陷泊头，津浦铁路员工退集沧州，修路事益陷于停顿。一月廿三日我由南京乘坐津浦车至蚌埠及徐州两地，商询修路各事，复回南京改乘一架飞机过徐州，后沿津浦铁路低飞视察沿线给共军破坏情况，顺道到北平。其时军事调处执行部係以北平为中心，我就趁此和执行部我方的代表接洽一下有关修路之事。
三十五年一月卅一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通过了一项和平建国纲领，对国府委员名额分配未得协议，共方要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控制权。对于交通则坚持参加护路，所有修复之路段须归其管理。于是双方距离益远，修路之事更不是就地所能解决。
文字上协议的达成
二月九日，张治中周恩来及美方白鲁特少将曾在重庆作一次之商议，建议事项：1. 长江以北山海关以南各铁路设一管理总机构，受北平调处执行部之指挥。2. 执行部内设铁路管理组，在外路设八个小组，每组各为三人。3. 国共军队各保护其路段。4. 行车秩序归路警维持。我在南京得悉后随即飞赴重庆，与张治中接洽，我方对第一点表示未能同意，认为交通部在北平既设有平津区铁路局，无另设总机构之必要。惟其时军事调处行部郑介民叶剑英及美方罗伯森三委员已在马歇尔张群及周恩来三代表核准之下，发出两项项重要文件：公字甲号与公字丙号
公字甲号似係原则性，而丙号则係细节问题。公字甲号文字上有点近于外交辞令。明知道不好办的事，总想在文字上得一结果。但就文字上说，似乎修复铁路祇是国府单方的责任，而与共方无关。金钱的筹措，材料的接济，都是我方的事。破坏铁路似乎是共方的权利，不再破坏是请他把权利放弃一下。至于共方则根本不愿意恢复交通。因为交通一恢复，则共方即不能达到阻碍国家统一瘫痪国家经济的大目的。与共方谈恢复交通，何异于与虎谋皮。此类命令早知不会有效执行。
共方坚持要政府付钱购买共军拆卸的铁轨枕木
因有此项重要文件的发布，华北各铁路局长即于二月十四日在北平集议，商讨如何加紧修路及筹集款料之事。交通部亦即于二月十五日加派华北区铁路局长石志仁为交通部驻平特派员，并指定其为交通部之代表，负责与执行部联繫。自后津浦北段之冯家口，南段之运河桥，平绥路之青龙桥，胶济路之张店博山，均开工修路。惟平汉路之石家庄仍不能开工。陇海中段其时尚没有受军事影响，中牟黄河及黑石关洛河两大临时桥均告修复通车。
执行部命令发出还不到一个月，共方对于修路已故意为难，阻碍横生。三月四日，津浦北段修路工程师邵仲雄在南霞口为共军扣留，由伪局长王焕章传见，提出下列各点：1.沿线杂伪军由共方解决。2.由中共参加管理铁路。3.沿线为共方所拆下之轨道材料须备款向中共的合作社购买。三月八日，泰安万德两站被共军强行接收，劫去现钞二百余万元。共方且在泰安成立济兖铁路办事处，强制接收各段站。似此路是共方破坏的，钢轨材料是共方取去的，修路是政府的事，需要的材料要备价向共方买回，路修好后听归共方去管理，站上的钱要给共方拿去，天下事那有这个道理？
我为了修路事有一点希望，因于三月十四日到了徐州，转车到开封郑州，与当地军政长官和各路局的主管人员接洽一切。那时平汉铁路安阳方面仍无法动工，陇海东段则尚可进行修复。到了廿四那天由徐州以东至白塔埠一大段居然修通。当然路是共方所毁的，而修复则全是我方的担负。
正当华北进行修复铁路之际，四月九日东北共军攻入哈尔滨，十七日进入长春市区，东北的军事起了甚大的变化。关外在国军控制下之铁路亦迭遭破坏。其时马帅正回美国述职后返华，俞大维氏又以军政部次长转任交通部长，自后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政府的代表遂改由俞氏担任。俞氏在军政部期间已与马帅有接触，兹复以交通部长资格担任恢复交通问题的商谈，自属甚为理想，俞氏于五月廿三日到部任事。时值国军收复四平街，并进驻长春，嗣又收复吉林。俞氏斯时忙于奔走。马帅方面关于交通之事指定由希尔上校为主要联络接洽之人，交通部方面则由我与路政司萨司长福均，及由平到京之平津区石局长志仁商洽办理，与马帅方面每日接触频繁。
正在中共军在东北受着挫折的时候，马帅又要求蒋主席于六月六日下令东北停战十五天，使中共再获得机会，确实履行其以前签订的协定。并指示在此十五天内对恢复国内交通之详细办法及进展必须获得完满之解决。其时希尔上校曾把马帅与周恩来关于交通问题之谈话纪录交来，其中要点仍不外1.拆除铁路沿线碉堡，2.修复铁路后不再用以运军队，3.修复后之管理问题。自后我等日与希尔上校商拟细节，希尔则以极审慎的态度逐日奔走于双方。
六月十五日，军事三人代表签订一件东北停战协定，但中共藉停火令的颁布，再事重整旂鼓。不但在东北到处攻击，即关内山东方面，发动全面攻势，韩庄的运河桥甫经修复又遭共方炸毁。在此情况下更没有修路的可能。十五天的停战期满，马帅更要求国府主席将停战期限延至六月底，俾予共党以更大的机会，期对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等问题获得完满解决。
共方坚持拆毁铁路线碉堡、修复后铁路归其管理
在这个停战期间俞部长大维约了我和路政司萨司长福均、石局长志仁，于六月廿三廿四两日到南京宁海路马帅行馆，与共方举行恢复交通正式会议。宁海路是南京新闢住宅区裏的一条干路，五号又是一所建筑相当伟大的私人住宅，环境极为优美。自从卅五年五月五日正式还都，马帅由重庆迁到南京，即以这裏为行馆，时常冠盖云集。那天我们是在客厅裏一张长桌子上会谈。长桌子的一端坐着马帅，马帅的右方坐着国府的代表们，左方坐着共方的代表们。俞部长的对面是周恩来，我的对面是滕代远，萨司长的对面是黄逸峰，石局长的对面是章文晋。会议的主题自然是关于恢复交通。马帅坐了主席的位子，依然表情严肃。俞部长说话不多，说必中肯。周恩来态度傲慢，时出恶声。滕代远这人我没见过，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名字，他始终一言不发。黄逸峰曾在京沪沪杭甬铁路任过事，铁路稍有认识，对我的过去似乎很清楚，常提及我从前修筑粤汉铁路和三段统一之事，说话较轻鬆随便。章文晋则是一个翻译，就外表来说，到还文雅。这次会议依然是几个旧问题。共方要拆去沿线的碉堡。黄逸峰甚至夸说共方可担任拆除全国各铁路沿线的碉堡，可谓狂妄之至。至于修复后的铁路归其管理，我方绝难赞同。至于共方交还所拆下的路轨材料，则始终支吾其词。六月下旬正是南京开始酷热之时，马帅不断的喝冰水，也不断的徵询双方的意见。廿三的一天讨论不完，廿四又再来一天。翻来覆去，总是纠缠着几个问题。经过了两日的谈判，总算通过了办法条文七条，获得文字上之协议。此不过马帅返华后在停战期间的一连串会议的一种，此外自更有重要的政治及军事各会议，也在六月中旬下旬内不断的进行。
共方对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自然没有一点诚意，对于开会祇是一种拖延的手段。所以打打又停停，停停又打打。对于交通破坏了稍修复，修复了又破坏，又是自然之理。在此停战阶段期间，七月一日正太铁路居然修复通车，而粤汉铁路那时未受共军破坏影响，祇是日军留下的破坏，亦于七月一日全路修复通车，此为近月来交通上一点曙光。
惟七月八日起津浦北段又有毁路之事，同时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工作人员竟去电美国阻止救济物资运华，总署乃宣布暂时停运。该署在华分署不少亲共份子，影响美国政策甚大，因此有一时期所有恢复铁路之物资不能运赴长江以北应用，这又是共产党的一次胜利。
共军大肆破坏铁路 马歇尔故意庇护中共
自赫尔利将军离华后，美国驻华大使一直虚悬，经马帅之保荐，美国乃派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正在斯时（卅五年七月中旬）。时局又紧张，各地战事皆起。苏北如皋扬州等地有事，津浦铁路南段张八岭嘉山管店一带铁路又遭破坏。
八月一日起共军又在方始修复不久之正太铁路榆次至娘子关一段施行全面破坏，白羊墅站已为共军佔领。自后之半月间，正太同蒲两铁路已全面被破坏。共军又扰陇海路，黄口杨楼一带又迭受破坏。胶济铁路一面限期抢修，一面继续破坏。八月十四陇海路码山李庄兴隆罗王等站失陷，徐州开封间全段不通。八月十七日中共在延安广播动员，如此再有何修路可言。
九月八日多事的正太路居然修复试车。廿三日陇海路开封徐州段又修复通车。但才五日，兰封罗王等站又被炸毁，列车出轨。十月一日共军又开始破坏平汉铁路北段，保定南北被袭，津浦铁路泰安南北亦被破坏，而和平谈判仍在日日进行。十月七日平绥铁路西段由绥远抢修至大同。计自胜利以来平绥路的抢修比较顺利，沿线军纪甚好。
十月十日国军收复赤峰，进逼张家口。十一日国军进入张家口。十六日国府蒋主席发表声明。重申政府期致和平的诚意。十一月一日津浦铁路徐州至临城段修复通车。为国民大会将要召开，十一月八日蒋主席再下令停战。十一日平绥铁路北平至张家口试通列车。十五日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共产党虽拒绝参加，且撤退代表团以示不合作，但其兇焰亦稍杀。十二月十二日胶济铁路在丈岭附近修复接轨全路通车。
十三日平绥铁路大同至张家口接轨，由是平绥全路复通。十五中牟陇海路黄河便桥通车。十六北平至保定又告复修通车。此为制宪期间恢复铁路交通工作上一难得的进展。
马帅正为调处国共冲突感觉到走头无路之时，美国杜鲁门总统忽调其返国，荣任国务卿之职。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马帅遂离南京飞返美国。临行发表对中国局势的感想，其来华任务至是告一段落。
马帅归国任国务卿后，对于美国今后对华政策影响更大。是月月底，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及三人小组，今后的铁路交通依然是无法恢复。
综计民国三十五年一整年为马帅进行调处最重要的一年，亦为破坏交通以及抢修铁路最多事的一年。这一年中，铁路轨道被破坏合共一千四百九十二公里，大小桥樑被破坏一千三百八十四座，车站一百二十七处。修复方面，计修好轨道一千五百九十四公里（一部份在长江以南不是共军所破坏），桥樑三百九十三座，车站二十二处。
同一年间铁路用款用于抢修者法币六百三十亿元，用于修复者一千三百三十九亿元，用于整理者二百三十四亿元。财力物力的无谓消耗如此。至于人力，则我眼见数以千百计的员工日夜为恢复交通而与恶势力搏斗。在材料与设备十分缺乏情形之下，用其万能之双手，以接驳此柔肠寸断的交通路线，其中员工不乏为中共所掳去，抢毙、毒打、威逼、幽禁，或在工作地点跌倒、压伤，或积劳得病，仍不顾血汗与泪水来尽其职守，这群无名英雄当不至给人忘记。
（原载《传记文学》杂誌总第2期）
苏联将日製、美製精良武器增援中共
姚 遥
日本投降和「关东军」缴械，是中共武装部队踏上正规化和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在一九四五年末到一九四六年初的那几个月裏，如果没有「关东军」的全套装备，加上「满洲国」部队、韩共部队和一部份关东军残余人马「楚材晋用」，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是绝不可能那么迅速地成长为一支「连战皆捷，愈打愈强」的四十万大军的。
关东军的武库装备了共军七个机械化兵团
根据中共自己的记载：在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他们的延安总部，便抽调了主力部队和干部十余万人，分兵六路，进入东北和内蒙一带。
当时奉命出关的部队，是贺龙、聂荣臻、吕正操、李运昌、万毅、张学诗各军。
这些队伍，虽然一向被中共视为「主力部队」，但在出关以前，装备上依然是既旧又差更杂。当时负责「保卫党中央和主席」的汪东兴支队，武器总应是全军中第一流了吧。然而，据毛的卫士长阎长林，在他们的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中透露：他们一共祇有四个连的兵力，除掉「几百条步枪」以外，「连一门小炮都没有。只是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候，担任警戒的部队，才会让一个排，带着三挺机关枪，去向敌人迎头痛击。因此，那些装备比「中央警卫」部队还要差些的「主力部队」，自然更不会有多少重武器；基本还没有具备从事「火力战」、「攻坚战」和炮战的条件。
当时，日本在中国的部队，已经奉到了中国统帅部的命令，「不准向未指定的部队擅自投降，或让防」。所以，在全国各战区内，真正向中共部队缴械投降了的日本部队，一共只有山东泰安车站的一个步兵中队，以及驻扎在陇海路东段瓦窠的一个炮兵中队而已。
长城以外的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那裏的关东军，一共有廿四个师，都是向苏联红军缴械投降的。他们交出来的各种装备，据官方统计有：
步枪，三十万枝
机关枪，一三八二五挺
大炮，三六六二门
战车，三六九辆
装甲汽车，三五辆
飞机，九二五架
卡车，三0七八辆
各式汽车，二三00辆
拖车，一二五辆
指挥车，二八七辆
特种车，八一五辆
辎重车，二一0八四辆
骡子，一七四九七匹
无线电报机，一三三座
马匹，一0四七七七匹
手榴弹，一一0五二颗
军用品仓库，七四二座
这个统计数字，还只是包括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以前解除的武装，要比实际缴械的总数低一些的。
莫斯科电台坦承苏军把3700门大炮
800多架收音机移交给共军
根据莫斯科电台，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四日广播的「兄弟援助」这个节目中透露：当年进入东北的苏联部队，一共有三个方面军。仅只其中的两个，就缴获关东军这样多的装备：
大炮三七00门
战车六00辆
飞机八00余架
机关枪约一二000挺
军用品仓库八六0座
其中，战车，大炮和仓库的数字，都要比前一个统计多些。
这些东西，正像莫斯科电台，在那广播中所着重指出来的一样：
「苏军把从关东军那裏缴来的一切武器，都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各方面的佐证看来，这倒不是莫斯科的丑表功，而是有真凭实据的。
那时，从重庆派去的东北行营，一再请苏军总部，把从「关东军」缴来的武器，移交给它。但却一再不得要领，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间，才收到了苏军的一封正式通知道：
现在根据两国同盟友好条约，将所有关东车武器，交与贵国。
计开：步枪，三千枝
马刀，一四八把
上列武器，现存哈尔滨，请即派专人前往提取。
不谈重武器和机械化装备，就是光以步枪而论，苏军在这裏答应移交的，也只不过是总数的百份之一；而他们又绝对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加强自己的火力，因为他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比「关东军」佔很大的优势；光是在飞机数量上，就强大三十倍，在战车上，更是四十三倍之多。焉有再垂涎于「关东军」这一堆「老爷货」之理？
更何况苏军在「对轴心国作战」的招牌之下，早已利用「租借法案」，向美国取来了这样一大批的重要装备：
战车，七0六五辆
高射炮，八二一八门
飞机，一四八三四架
军用卡车，三八五八八三辆
吉普车，五一五0三辆
军舰（轻巡洋舰级以下），五百艘
万吨级货轮，九五艘
无线电台，一六000座
绝不至于可怜得像中共当年的游击队伍一样，完全要靠「抢敌人的枪炮，来充实自己的武装。」
中共在出关之前，既然连大炮都很少，战车和火箭筒一类的武器，当然更不会有几个。但是，不到几个月的功夫，就在东北一口气成立了七个机械化兵团；而且在北满的佳木斯，正式开办了培养装甲兵干部的学校，训练营和教育班！——姑且撇开干部的问题不谈，光是战车的来源，就大大值得研究。它们总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吧！
美国援苏先进武器打垮了装备窳劣的新一、新六军
炮兵也是一样，居然在剎那之间，就成立了一系列「独立炮兵旅。每旅所拥有的火炮，至少也在一0八门以上。」这些炮又是从哪裏来的？
空军，一向是中共最弱的一环，只有两三架「摆样子」的东西。谁知一到东北，也立刻变成了「见风就长」，马上耀武扬威地成立了「空军」这个兵种，而且在齐齐哈尔和苏联的伯力，开办了「军事航空学校」。那些涂着红星，在东北上空飞来飞去的军用机，当然不会是美国直接送给他们的。
在步兵的装备方面，改善之速，也绝不是光靠「抢敌人的武器」，就可以做到的。中共其所以能在战场上打垮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这些王牌队伍，「人海战术」固然是一个因素；火力上的不相伯仲，大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时，这些「王牌队伍」的装备，比日本投入太平洋战争的主力师团，还要优越得多。据说：每一个师都拥有。
轻机枪，约四百挺
重机枪，约七十挺
卡宾枪与自动步枪，约一千六百枝
掷弹筒，约四百具
步兵炮，三六门
防战车炮，一八门
榴弹炮与山野炮，重迫击炮，共约七十门
高射炮，约四十门
巴楚卡，约六十具
轻战车与装甲汽车，约六十辆
中共那些一向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如果没有天外飞来一大批新式武器的话，又如何能在眨眼之间，就「迎头赶上」了当时火力最强的中央军「王牌」？
苏联有武器交给中共的证据，有底案可查的，至少有下面这几次：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派了黑龙江军区警卫旅第四团的作战参谋果征卡，到海拉尔去，从苏联军手裏接收来了一二00箱缴械来的日本步枪，一二八000发炮弹。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康凯，接收了瀋阳日军和满洲国部队的全部武器。
十天之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又带了一支部队到瀋阳来，用日军仓库中的武器，装备了自己。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共「黑龙江军区」警卫旅第四团供应处长刘品生，奉令到安达县和小嵩子一带接收缴来的全部日本武器。
此外，张学诗、万毅、周保中、李兆麟、吕正操、李运昌、王明贵等中共部队，以及「民主联军」的「朝鲜支队」，渡海而来的「山东兵团」，都分别在佳木斯、嫩江、安北、瀋阳，从苏军手裏接收了大批武器，来装备自己。
甚至于连中共的海军和两栖部队，也都是在这时候，以暴发户的姿势诞生的。只不过把训练的中心，暂时放在苏联的史巴斯克而已。
那时，中共为了要「广聚人才」，来替自己打天下，也曾经收编过几万「日幕途穷，有家难归」的关东军「残部」。以及三十万在战斗力和装备上，都绝不稍逊于日军的「满洲国部队」。这一支队伍，被重庆摒诸大门之外，坚决不肯收编；这才在中共「蒋家不要毛家要」的口号下，连人带枪，全部投了「东北民主」联军。
韩共、蒙共十几万精兵参与中共叛乱
除掉他们之外，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客军」，也替中共出死力打过天下。那就是当年接收了日本「驻朝鲜军」全部武器的金日成部队。
金日成原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中一名师长，比在山中饿死的那「联军总司令」杨靖宇，还要低一级，是一向在延吉一带地区活动的。日本投降的时候，原来驻扎在北朝鲜的日本第十七军，第七十九师，混成第一0一联队，永兴湾要塞守备队，罗津要塞守备队的整套装备，都经过苏军的手，转送了给他。——按照编制上来说，这些部队的每个师，至少要有
轻机枪，五四一挺
重机枪，一0四挺
掷弹筒，五七六具
野炮，山炮，榴弹炮，六十四门
步兵炮，四十四门
战车，二十四辆
卡车，二六六辆
马匹，五八四九匹
这样一来，穷困了多少年的金日成部队，就马上从一个兵微械陋的游击师，扩编成人枪俱全的四个「军」。总兵力强大到二十七万人，其中虽然只有十五万是「朝鲜」土着，但是另外的十二万，也是从中朝边境地区「政治动员」而来，思想上是清一色的「亲苏」和「亲共」的。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之后，曾经和朝鲜与东蒙「友军」的代表，在佳木斯举行过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上做出来的重要决定，大致有下面这些：
甲、「东蒙」以两个骑兵师，朝鲜以十万大军，来参加「东北解放战争」。
乙、东蒙军的任务，是在适当条件下，改编为现代化的步兵师，在特定的地区，配合中共部队的攻势。
丙、朝鲜军的任务，是负责自营口到图门江这条线以东的地方，进行扫蕩和建立「解放区」。
丁、朝鲜军的一切补给供应工作，完全由中共代为解决。
戊、朝鲜籍的参谋，指挥，技术和政工人员，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巳、以金日成为首，金晓山为副的朝鲜军，在参战以后，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的第十三兵团，由金晓山兼任指挥员，接受「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领导。
佳木斯会议的结果是：朝鲜军在「民主联军第十三兵团」的名义下，迅速地把六支精兵投入了东北战场。那就是：
（A）姜信泰部队，两万余人，在延吉到拉法的铁路线上活动。
（B）金策的「中朝混成纵队」，约一万三四千人，在长春以西的长岭、双山、怀德一带地区作战。
（C）朴孝三部队，约两万六千人，在通化地区活动。
（D）牡丹江纵队，约有两万人。
（E）佳木斯纵队，约有八千人。
（F）舒兰五常纵队，约八千人。
这些部队的训练，自然要比才出关来的那些游击队好得多；打硬仗的经验，也比较丰富。因此，就曾经替中共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共为了要鼓励青年们去替朝鲜当炮灰，曾经屡次公开提到「朝鲜同志们在解放战争中的伟大贡献」要人们「饮水思源，以德报德」。由此可见：「朝鲜部队当年在东北战场上的重要性」，是绝不能以等閑视之的了。
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
——论国民党为什么败走台湾
郑 义
二十世纪全球头号大输家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国土已经五十六年，至今仍有人诿过于「贪污腐败」，然而今日大陆上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比诸昔日的国民党何止千百倍--自一九八四年至二00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干盗窃一万四千四百亿人民币的公帑顺利运往外国；有一万七千名中小官员和六万六千名暴发户将九万四千亿人民币非法套汇移至外国，足令国民党的孔宋家族自叹不如。那么何以共产党不垮台？学术界至今乏人研究中共的间谍战、心理战成效及其严密组织对维护、巩固共产政权所起的震慑作用。
中共的御用理论家与史学家口若悬河地重覆以下谰言：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共产党是推不倒的，迄今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在中国大陆替代共产党，推倒了共产党必定天下大乱。
这显然是欺人之谈。历史实际上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从目前已经澄清的历史事实可知，国民党败走台湾绝非人心所向或曰天意，而是由许多偶发事件堆砌积累而成的。以下一百个偶发事件大致可分为十八种类型：
一、 襄公之仁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伐军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率廿六军解除中共操控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其首脑汪寿华、罗亦农等九十人被捕。闸北驻军师长斯烈邀中共中央军委会书记周恩来前往谈判，遂予扣押。斯烈之弟斯励是周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他让周写了悔过书后开释。四年后周恩来亲率红队成员将顾顺章一家老小八口以及他的恩人斯励勒毙。
一九三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康生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被捕。由于一起被捕的丁济世之叔父是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康生一伙很快获释。八年后，康生在王明扶植下擢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在延安枣园开办训练班，为各地各级党委输送了大量特工人才，诸如乔冠华、耿飙、李强、黄镇、黄华等人，在外交、经济、文化部门从事特务工作，对国民党作出了致命打击。
一九三三年三月，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在上海治伤时被捕，经黄埔一期同学邓文仪等多人签呈请求赦免，蒋介石法外开恩将他释放。纵虎归山后，陈赓成为共军一员骁将。抗战胜利后，他率先叛乱，上党战役击溃国军十三个师，此后三年半转战晋豫陕鄂皖苏赣闽湘粤桂云贵川康等十五省，攻略城市二百零六座，歼国军七十多万，包括歼邱行湘部二0六师、黄维兵团卅三个团，在云南箇旧、屏边歼国军第廿六军，在元江歼第八军，俘虏陆军代总司令汤尧和第八军军长曹天戈，为共军席捲大陆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八日毛泽东周恩来飞渝出席重庆会谈，军统局有人建议乘机逮捕毛、周、王若飞等八名匪首，以祭江西湖南千百万枉死民众。事为蒋介石知悉，下令缴了此人的枪，还命令特别警卫组和稽查处对中共人员严加保护。中共建政后，凡军统人员，无论警卫组、稽查处一律枪毙，以怨报德。
在三年戡乱战争中，共军用「人海」对付「火海」，强迫无辜民众打前锋，用以消耗国军的弹药。国军的机枪射手们面对波涛一样汹涌而来的人潮，杀人杀得令自己害怕与噁心，因不忍伤害百姓，往往在精神压力下放弃阵地。无论国军火网如何严密，都有着永远死不完的「炮灰」来同枪弹相拼，结果是粤语所谓「好佬怕赖佬」。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黄伯韬兵团奉命西进跨越运河铁桥时，数十万百姓的骡车、马匹跟着部队的卡车、辎重逃难。黄伯韬爱民如子，让百姓先过，以致于七万大军无法在规定时限内抵达目的地，当全兵团到达碾庄时，共军主力已从鲁南兼程赶至，形成对黄兵团的包围圈。十二月初杜聿明部向永城转进时，亦与难民混杂一途，窒碍钝重，两天行程仅七十公里，使共军陈毅部获得充裕之时间与机会，完成合围。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力度不够，无论处死、判刑的汉奸都不及法国、荷兰等国惩处叛国者的十份之一，以致于周佛海的儿子等汉奸成批投奔中共，对国府伤害极大。例如南京失守前，国府释放了判刑十年的汪伪军委会调统部第二厅厅长胡均鹤与镇江特工站负责人刘毅等人，他们联络一群汉奸投效中共，胡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刘为专员，他们向中共提供了一千多起国府潜伏人员的活动线索，从中破获了四百多名潜伏特工，其中包括中统局京沪地区潜伏首领苏麟阁，还收缴电台八十多部。中共华东局审讯委员会在愚园路青白小学刑讯逼供害死了万千国府地下工作人员，其刑讯头目廖耀林曾在汪伪特工总部当过「扑格打杀」刽子手。汪伪政府财政部税务署署长邵式军投奔新四军时，一次就捐献了廿五万美金，让他们放手发动叛乱残杀同胞。
二、 主帅优柔寡断举棋不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在砀山奉命救援黄伯韬七兵团时，黄兵团已被围三日，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颟顸无能、迟疑不为，贻误了戎机，陈毅部利用这三日两夜时间在崇山峻岭构筑阵地，而邱兵团十二万人必须仰攻严阵以待的五十万陈毅部，所以邱兵团血战四昼夜才攻到鼓山，离碾庄圩三十公里时，黄伯韬兵团已崩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国军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优柔寡断，未能果断执行他在南京与总统所定的密案，而听任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调兵救援被共军包围的两个师，致使国军百万精锐坐以待毙。设若杜聿明麾下三个兵团及时突围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将会对刘邓的中原野战军造成致命的威胁，完全可以扭转困局。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令制裁通敌有据的李宗仁，特别行动组在李逆官邸附近埋伏待命，由于决策者优柔寡断，这个行动组于蒋公下野前结束工作。设若行动成功，一系列桂系头子伏诛，则不会发生李宗仁上台后士气一落千丈、江南不战而溃的局面，至少也能保住半壁江山。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向麾下廿五万官兵宣布已签约投共，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特勤组组长的谷正文游说随徐永昌来平规劝傅回心转意的装甲兵参谋长蒋纬国将傅逆绑架回南京，蒋纬国也提起戴笠智擒韩复促成台儿庄大捷的往事，但蒋纬国在最后一分钟退缩了。倘若绑架成功，将傅押回南京以降敌罪名审理，对其他採取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是一项严重警告，进而提振士气，则国军在大西北、大江南仍大有可为。蒋纬国以其特殊身份，丧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扭转形势之良机。
三、粗枝大叶，麻痹轻敌
一九三六年夏，陕西省党部调统室向中枢密告张学良、杨虎城私通中共；九月，东北军总部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密报中枢：东北军不稳，蒋公批示：「胡说，送（张）副司令阅」。同年十一月，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密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齐世英：张学良已与红军达成局部停战协议。齐马上派专人密报在洛阳的蒋公，其他情治单位也密报西安不稳，然蒋公一直认为张学良虑事天真、未必会图谋不轨，他未注意到中共已渗透东北军各阶层。西安事变本可以防止，它的不幸爆发挽救了垂危的红军，使它从数千羸卒发展到百万之众，终于颠覆了中华民国政府，导致大陆沦陷，江山变色。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策划在长白山麓战略要地通化市发难，以三千八百义军推翻中共政权，成立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与中央先遣军，配合国军收复东北。主事的国民党通化市党部书记长孙耕晓求功心切，策动共方东北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军械股股长沈殿铠提供八百支枪，被沈出卖。此时通化是一座空城，中共通化省委书记吴溉之指挥廿多名省委干部与两挺机枪，击毙孙耕晓以下持大刀铁锹十字镐的义军一千八百人，起义被扑灭。
另一则因轻敌大意而酿成的悲剧是稷山暴动。阎锡山部下师长萧荫轩与亲信团团长杨子乘在晋南八个县建立了反共抗暴武装六个纵队与三个支队，相约在一九五0年十一月十九日发难。由于阎锡山在山西民间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基层影响力，所以义军首领利用亲朋、同乡、师生关係渗透到十多个县区政府、共军宣传部门以及铁路警察，大有创建中条山反共基地的希望。不幸主事人发通知时误将十一月十九日写成十二月一日，所以届时只有稷山一地举义，孤掌难鸣，终于失败。其他各县闻悉稷山失利，便未再行动，此后半年，全省义军被捕杀逾千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国军在上海最大的军火库--江湾军火库发生大爆炸，声浪与烈燄持续了几天，主库储藏的美製最新式军火连同仓库设施统统化为灰烬。该案是由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周克布置周沙尘通过其外甥、军械库少尉赵聚能引爆的。赵父是中共老党员，早年曾帮助周沙尘去延安，周沙尘是通缉要犯，竟能以上海粮食日报驻南京特派员身份为掩护，公开活动。赵聚能故意将优质弹药报废、将失效弹药运往前线，居然从未被发现。他去科学仪器公司採买炸药原料磷和钠，引起店员怀疑，居然被他逃脱。军火库规定管库、警卫、保养连各成体系互相制约，可赵犯居然能以几杯酒买通管库人员交出钥匙自由运用。这一切都是国军保防制度的重大缺失，大意失荆州。
国防部保密局布置三大潜伏武装力量之一——东北技术纵队在满州里、哈尔滨、长春三地伏击访苏归来的毛泽东专列，全部计划由国防部二厅全能情报员计兆祥指挥执行。一九五0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指挥军警突然逮捕了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等八人与刚空降的两名高级杀手，廿六日收网抓捕计兆祥。此案破绽出在国防部保密局从香港公开汇鉅款给计兆祥的姐姐计采楠，引起了公安部一局侦察科长曹纯之的怀疑。
一九五0年九月廿八日清晨，中共公安部与北平市军管会在灯市口甘雨胡同十七号院逮捕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李安东等七人，他们置备了迫击炮，企图在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大典时炮击天安门观礼台，刺杀中共要员。这个隶属东京盟军司令部情报机关的间谍组合，拥有教堂、消防仓库、洋行、店舖等掩护，但是粗心大意到竟然用普通邮件传递情报。中共公安部驻邮局的检查人员截获了李安东寄往东京邮件中用铅笔画的天安门草图，上面赫然标有箭头直指天安门城楼的弹道抛物线。美国的情报机关竟然对中共的邮检制度一无所知。
四、专家判断失误
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赴雅尔达前，让驻华大使赫尔利询问中国政府：日本还能支持战争多少时间？当时专办对日情报的军委会国际关係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作出错误判断，认为日本至少还能打三年，他主持此项覆文，却漠视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剩下一个空壳。罗斯福深恐美军伤亡激增，为谋求早日结束战争，遂要求苏俄出兵东北对日作战，且私相授受，同意恢复帝俄时代在旅顺、大连、中长铁路攫取的利益，并允许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斯大林派一百五十八万苏军进入东北，劫掠了东北价值百亿美元的工矿设备回国，还将缴获的日製大炮三千七百门、坦克六百辆、飞机八百架、机枪一万二千挺以及六百八十座仓库和国防建筑设备移交给中共。此外，又把堆积在海参崴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美製耐寒军械移交给林彪部共军，使其如虎添翼，从两万人的自治军一举扩张为席捲东北的四野。苟非东北尽墨、影响民心士气，则通货膨胀绝不可能陷国府于绝境。
五、忽视情报工作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军统局局长戴笠将军死于空难，使一批直接由他指挥的潜伏共区高级特工变成断线风筝。他的继承人毛人凤、唐纵等尽皆庸庸碌碌之辈，不思进取，也不能守成，以致于总统府九名报务员中竟有七人是共谍，国防部作战厅长期被共谍把持。戴笠殉难翌日，中共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讲话说「戴笠之死，使我们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一九五0年三月十七日在戴笠殉职四週年纪念会上，蒋公沉痛地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不会撤退来台湾。」
六、 主管官员尸位素餐、能不称官
一九三七年红九军军长何畏因憎恶中共当权者滥杀无辜而投奔国府，途中被偾事官员扣押六年，以致错失了策反共军高级将领李先念、许世友之良机。后何畏经张国焘营救出狱，万念俱灰，一九四九年共军渡江前，全家投江自尽。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赴苏与斯大林会谈，斯坚持要把「外蒙独立」列入中苏友好条约，宋子文不愿做历史罪人，至七月十三日拒绝签字，且辞去所兼外长职。八月七日，王世杰赴莫斯科重开谈判，这位继任外长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熟谙国际法，当时只须委婉表示一下这个条约签不得，事情就可能有所转机，盖既经内戚挂冠而去，复遭新任外长谏阻，相信再固执的人亦必会感到事态严重而对整个条约重作考虑。只要稍稍拖延几日，日本就投降了。日本一投降，美国就不必再求苏俄出兵，自然亦无理由再逼迫国府追认那个私相授受的雅尔达协定。王世杰缺乏文人应具备的「有所不为」的骨气，致使国府遭受无法挽回的灾难。
同一个王世杰，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以「苏俄欲离间中美」而阻止蒋公与斯大林会面，拒绝苏方调停国共战事，致使苏方派到迪化接蒋公的飞机白跑。当时斯大林不欲毛泽东变成第二个铁托，力主国共隔江南北分治，像调停西安事变一样，也确有能力阻止共军渡江，但这国脉最后一线希望被王世杰断送。
盐贩出身的许铁英抗日反共有功，被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任命为河北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司令。一九四六年六月起，他率部坚守永年县年余，还主动出击。无奈十一战区自一九四七年四月起停止补给，使围城永年军民吃水草树皮度日。十月六日，他率几百部众突围出城，在成安县吕庄中伏殉难。
另一位民间义士王三祝，自发组织六个县保安团，被顾祝同封为豫北剿匪中将总指挥，还当选立法委员。他比正规军更勇敢善战，且向华中剿总密告第四十军有投共倾向。此举被剿总泄露，四十军军长李希晨啣恨报复，停止分配空投物资，还坚拒王三祝部退入新乡城，王三祝率军转战太行山又杀回安阳，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突围死节。
一九四九年五月，第十八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董钊密电奉化蒋公，谓共军进逼东南，主力已渡长江，中原所留兵力有限，此进国军集结西北五十万部队宜向东猛进痛击，彭德怀、徐向前所部决难抗拒，不惟挽回颓势，且可使共军南犯之主力陷进退维谷之境。可惜此绝妙建议转国防部后被搁置不用。
桂系逼宫，蒋公下野，然而李白执政后毫无作为，昏庸误国。白崇禧驻节桂林月余，坐拥数十万大军，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的整备，且在撤退上乏消极整备，对属下部队不闻不问，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华中长官公署向南宁撤退时，不通知下属单位就撤除了电讯总机，仓猝出发，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以致两千五百辆卡车在半个月内全部损失，不是滞后被俘，就是被土共洗劫，官兵们群龙无首，各自逃生，几十万大军也很快就覆灭了。
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前后，大陆形势丕变，民众自发揭竿而起：贵州省义军控制了全省城乡半数以上，至三月底西南地区反共武装已发展到七十五万人，百人以上的队伍就有一千一百支；川南游击队佔领了五份之三以上区、乡，川北义军焚烧了胡耀邦的川北行署大楼；西康义军炮击了共军西康省军区政委廖志高的办公室；汪宪率领的人民自卫军扩展成十四个支队十万铁军，控制了以金寨为中心的东西长三百多公里、南北宽二百多公里的鄂豫皖边区；新疆义军佔领了哈密地区与迪化地区；在甘肃临夏一地，反共游击队达到五千多人，遣返回青海的七万多马家回军官兵都先后参加了反共抗暴斗争；李森组建的中国人民自由军，发展到十万人，转战闽粤赣三省，重挫中共基层政权；撤至缅甸的孤军反攻云南连克九个县，但他们都是各自为战，缺乏配合，加上后勤匮乏，外援不足，在三年内先后被中共集中重兵各个击破。在台湾的军政机构空喊反攻大陆却不能及时提供援助，徒使志士望洋兴叹。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陶铸密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密晤流亡香港的前国军补给区司令周游，倾诉自己「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蒋介石）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函由周游送交国防部特呈蒋经国。上述林彪密函表示林彪愿意弃暗投明，可惜台湾方面迟疑不决，错失良机，然而机会是稍纵即逝，陶铸与林彪相继遭受老毛残酷整肃。林彪死讯传到台北时，蒋公潸然落泪。
七、人事倾轧，以私害公
潜伏在国军任四十六军军长的韩练成与共军陈毅部密谋，导演了一齣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现代〈三岔口〉剧：一九四七年二月将李仙洲集团七个师送入虎口。韩遂只身溜走，与共军三野司令员陈毅秘密会面后返回四十六军青岛留守处，韩回南京述职时，把失败责任推诿参谋总长陈诚，使陈被撤职，自己却留蒋公办公室任高参。他巧妙地帮助陈毅，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三万余人送入共军包围圈，致使中将师长张灵甫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被击毙。一九四八年二月，杜聿明向蒋公面告共军三野一名被俘团政委招供韩练成与陈毅秘密来往，陆军官校校长关麟徵在旁听见，旋即驱车向韩泄露。关麟徵此举是由于他同陈诚有隙，不欲陈诚官复原职。何应钦接国防部长后再接杜聿明密报，乃将被俘共军团政委押到南京重审。于是中统局局长叶秀峰插手调查，还亲自讯问莱芜作战实况。韩练成见形势不利，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卅日悄然摆脱监视岗，离南京去了香港。由此案可见国军保防系统千疮百孔。
一九四八年夏，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破获了中共地下党刘仁、李政宣案，循线抓捕了几百名中共地下党员，其电讯网远及瀋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上海等省市，正当北平站士气昂扬全面扫蕩共谍时，保密局内部因派系斗争导致北平站总务处长刘玉珠、北平行营督察室主任马汉三被捕判死，北平站核心成员不是被捕、调职，就是逃亡，仅三人留任原职。这种大规模的换血，对保密局北平站的业务造成很大伤害：原有的线索皆因布线者入狱、亡故、离职而丧失殆尽。否则，在保密局全国区、站中业绩领先的北京站，绝不至于盲塞到让共谍渗透到傅作义身边（按：傅作义的副总司令邓宝珊、两名保密局处长、傅的女儿傅冬菊都参与了投共活动）。
大陆陷共后，原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毛森创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下辖近百个纵队数十万游击战士，且从美国方面直接挂钩接受武器装备的补给。不料蒋经国接管情治系统后欲大权独揽，乃宣布撤销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司令部的编制，还逼毛森交出南方十个省的潜伏人员名单、移交从美国直接接受后勤支援的渠道。毛森不肯移交这笔多年经营的人事资源，仍然来往于台北与定海之间直接指挥敌后游击部队。富春江纵队司令王某，奋战连年多次负伤，回台治疗时，因係毛森部下，被禁基隆，不准上岸。后设法潜出，一见毛森，即伏地大哭。毛森见其形同乞丐。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蒋经国吩咐台北最高法院检察署颁布通缉令，称毛森「抗命不法」。此后毛森在泰国、缅甸等地从事反共游击队组织工作，因失去台湾基地，其东南反共救国军数十万人相继被共军剿灭，毛森只能流亡美国，一代反共英雄山穷水尽。设若蒋经国豁达大度、深明大义，东南地区反共形势定会是另一种局面。
八、骄兵悍将阳奉阴违，抗命怠工
一九四六年，隐藏于地下的陆军新编第廿七军军长姜鹏飞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约定裏应外合，配合国军收复哈尔滨。不幸八月八日杜聿明部将孙立人藉口休整按兵不动，致使姜鹏飞既无服装又无经费，弹药也将用尽，只好孤注一掷单独进攻哈尔滨，导致四万地下军与三千名九宫道道徒全军覆没。哈尔滨从此成为共军四野叛乱基地，国军再也没有能力光复。
一九四八年五月，白崇禧接获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密电--命令将图谋叛变的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张轸及其同谋将领押解广州审讯。白氏故意放纵张轸乘隙逃离武昌，让他拉走三个师两万余人投共。此举打乱了华中剿总保卫武汉的部署。同年十一月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时，中枢急调宋希濂部两个军从鄂西北开往武汉待船东下支援，白崇禧则下令运输司令部不准运兵，结果黄维部十多万人与杜明所率两个兵团全部被歼。设若张淦、宋希濂两个兵团东下解围夹击共军，徐蚌会战将是另一种结局。
一九四九年九月，参谋总长顾祝同拟定一项计划：乘共军兵力分散之机，让汤恩伯部反攻福州，胡宗南部反攻陇海路西段，宋希濂部反攻宜昌。然而宋希濂怯战，于十月杪率部西撤，一路损兵折将，十一月十八日到白马山时只剩一万人马。十二月十九日率千多人在川康边境兵败被俘。设若宋遵令反攻，绝不至于遭此惨痛下场。
九、军阀政客引狼入室与吃裏扒外
一九二七年刘伯承组织泸州暴动失败后逃到西安，时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的邓宝珊立即资助刘一千六百大洋，把他窝藏在秦中旅馆。养虎遗患的恶果是：刘伯承日后成为中共一员骁将，仅一九四五九月上党战役至一九五0年四月西昌战役，就歼灭国军一百六十八个师一百四十五万官兵。
一九三一年六月廿八日，桂系军阀李白与粤系军阀陈济棠张发奎背叛中央，另组广州国民政府。李白等派遣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求其出兵东北，以便逼迫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回师东北，使冯阎二、三集团军直捣南京，同时两广一、四集团军由衡阳进攻武汉，一举推翻国民政府。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的起因，动摇国本的十四年抗日战争由此揭幕。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西窜，身为南路剿匪总司令的陈济棠，表面电令缉拿朱德，暗中却派人与共军和谈，协议互不侵犯。共军保证不入粤境，陈济棠则保证不截击，在湘粤间划定通道让红军通过，且赠以步枪子弹一千二百箱。陈济棠为保存实力稳踞南天王宝座而促使祸水尽快西流。
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灌阳、三江等七县边界进入贵州，只用了十天时间。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命令廖磊率第七军紧跟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白崇禧对部将说：「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他令桂军开放桂东通道，让红军尽快过境，还将入桂剿共的中央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包围缴械。以上两广军阀之行逕，无异纵虎归山，酿成日后燎原烈火。
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李陈同意两广出兵倒蒋，日方则出兵华北以牵制国府兵力，使蒋介石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李兵力能顺利由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日本欲乘南京中央政府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军阀之时，轻易佔据黄河以北。李宗仁默许了日寇此一阴谋，不啻引狼入室，于是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爆发。
十、军阀作乱的后遗症
一九三0年北方军阀锡山冯玉祥与中央开战，双方投入兵力一百五十万人，前后历时八个月，连续决斗，寸土必争，从无间歇，战区自平汉铁路沿津浦、陇海二路直达鲁西，战线长达九千余里，中央军死伤九万五千，阎冯军死伤十五万。仅河南一省因战争死亡人口即达十二万，受伤近两万，逃亡在外一百一十八万余，被军队拉伕一百三十万人，其中因以致死者三万余。财产损失六亿五千万，间接损失不计其数，十年才能恢复。双方军费损耗逾两亿银元，各地民间损失当数十倍于此，光是铁路车辆车轨之破坏与营业损失在六、七千万元之谱，农产品仅烟叶一项，豫鲁皖三省已失收二、三千万元。国军全力北调，在南昌、广州两役惨败之共军乃死灰复燃乘机大肆扩张，滋扰赣湘鄂皖闽豫浙桂等省，长沙南昌均曾一度失陷，共军人数突然扩充至六万余人，其中央、湘鄂赣、鄂豫皖、洪湖鄂西、闽浙赣、广西左右江等六个主要根据地皆于一九三0年中原大战期间陆续建立，作为扩大叛乱的基础。之后政府动员全国之兵力从事围剿，历五年，始终未根除，乃成大陆沉沦之祸因。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动机只是为了维护军阀割据、阻止中国统一。然事变将整个抗日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而延缓或停顿。原拟由德国顾问协助训练卅六个师充当抗日基本力量的计划，只完成三份之一弱，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预备囤积起来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西安事变使抗战提前爆发，在準备不足时仓猝应战，结果是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一九三七年币值）、十亿土地破坏了六亿亩，沿海地区工业全部毁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黑四寿男等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两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日本皇军呀！」
十一、军阀余孽叛变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冯玉祥西北军旧部高树勛在平汉线邯郸战役中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率国军一个军与一个纵队共一万三千余人投共，导致四十军与三十军两万六千余官兵被围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刘世英等被俘。高树勛是戡乱战争中第一个投共的高级将领，他又写信策动国军将领庞炳勛、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黄樵松等投共，对国军士气打击极大。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西安事变中欠下二百多条血债的杨虎城爱将、国军第卅八军中将军长孔从周在河南巩县率第五十五师投共，此举使共军炮兵改弦更张、精实壮大。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云南军阀龙云被解除兵权后，念念不忘失权之痛，遂煽动旧部为他复仇。翌年五月卅日，滇军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辽宁海城率部投共，导致滇军一八二师团长张秉昌兵败被俘、暂廿一师团长徐济民阵亡。此后产生骨牌效应，滇军高级军官相继投共。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国军吉林守备司令（滇军）曾泽生在长春率六十军撤离坚守了十六个月的长春，投降共军，致使共军四个师在夜色中悄然进入长春市区东半部，新七军见大势已去，突围又无力，被迫投降。四天后，踞守长春央银大厦的东北剿匪总部司令郑洞国不得不扯出白旗。长春失守，使东北国军牵制共军入关的战略意图失败，也使四十七万精锐国军南撤或与华北国军夹击共军的计划破产。整个东北的沦丧，是大陆戡乱战局急转直下的开始。
一九四九年保卫大西南时，原西北军杨虎城的侍从副官、时任西南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刘宗宽乘拟订国军防御方案机会，故意虚设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却不派一兵一卒。他将方案送交共方，共军入川正是从他特意留下的这个空隙进入。共军直插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的侧后，打乱了宋部阵脚。八月廿四日刘在军事会议上断言共军不会由川东进攻，故意安排罗广文两个军开赴川西北布防，川东吃紧又急调罗部回渝。就这样把这支精锐部队在连续急行军中拖垮，未到重庆就遭伏击溃散。蒋公调胡宗南部第一军星夜回渝决战，他又派人传送情报，让共军在南川伏击胡部，国军乃仓卒退向成都，重庆的陷落整整提前了三个月。
割据川康廿多年的军阀刘文辉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在四川彭县投共，并策反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逼走孙元良；又策动罗广文（十五兵团）、陈克非（廿兵团）、喻孟群（川陕边区绥署代主任）率部附逆。还制订「节节破坏，段段抵抗」的战术，在成都至邛崃二百公里的公路线上配备五支游击队，破坏沿途公路桥樑机场，截击国军辎重与驻地。十二月十二日与共军卅六师在岷江夹击国军，在乐西公路以天然险隘构筑工事阻挡胡宗南部廿七军、宋希濂部和王陵基部。一九五0年二月，与共军围歼胡部王伯华师五千将士，在乡间坚壁清野断绝国军粮秣。总之，刘文辉在西康狙击国军历四个月，酿至西南三省大局糜烂。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军阀卢汉在昆明通电投共，并扣押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还将刚抵昆明的上将魏益三，中将十余人、少将以下三百多人以及载运国防部、联勤总部人员与物资的飞机十多架扣押。当时国防部、联勤总部先后撤至昆明的各级军官三千人全被一网打尽，保密局处长陈世贤、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所携部属与电台束手就擒。这一致命打击把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使国府经营云南为反攻基地的宏图功亏一篑。
卢汉发动昆明一二?九叛乱前，中枢早已闻悉云南不稳，欲解除卢汉的云南绥署主任、省主席职，但被张群阻止，他自信能劝服卢汉服从中央，结果一到昆明就沦为人质。同年秋，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曾建议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派两、三个军到云南去，胡部撤至川陕边境时，毛人凤又打电报建议胡抽调一部兵力兼程前往云南，以确保西南反攻基地，胡宗南都答覆暂无适当部队可抽调。设若胡部进入云南，卢汉的几个保安团怎敢造反作乱？
裴昌会早在抗战期间就与中共有所勾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四川德阳任第七兵团司令官时率部万余人投共。三週后，他向共军贺龙部献计包围卅八军，诱降军长李振西。裴昌会投共，使胡宗南退守西昌徐图恢复的计划彻底破产。
十二、啣私怨导致叛变
吴化文原任军阀韩复榘部手枪旅旅长，一九四三年投靠汪伪，任伪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抗战胜利后反正，被编入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麾下。王以吴出身不正，心存歧视，种下了吴叛变之因。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吴化文在整编九十六军军长任上，率三个旅两万余官兵投共。此举使十一万重兵把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城济南，西部门户大开，王耀武口称「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于是刘峙派三个兵团北上援济的计划彻底破产。吴降共后四天，济南陷落，国军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保安司令部、两个师部、十一个整编旅、两个总队、五个独立团共八万四千余官兵被毙伤俘，旅以上军官廿三人被俘，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等统统被俘，还损失了大批武器装备。济南失陷后，山东全局糜烂，于是华北、华东共区连成一片，直接导致了徐蚌会战的败局。
十三、被俘乞活出卖党国
一九四八年十月，长春陷共，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关梦龄被俘，当时自少将参谋长安震东至中尉参谋李中侯均被迅速处决，关梦龄贪生怕死，在看守所中写了一百万字的检举书，使国防部保密局在东北地区潜伏的人员被中共一网打尽，以后再也不能恢复元气。
在昆明被捕的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保密局经理处处长郭旭、总务处处长成希超，中统云南调查处处长孙秉礼、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云贵特派员公署参谋长温天和等人，向中共招供了应变计划、潜伏计划、游击计划、破坏计划和还乡计划，致使军统在大陆的一百四十个潜伏组织被破获了一百零二个，潜伏人员被枪决数千人。
外号「赛狸猫」的军统上校段云鹏具备飞檐走壁特技，一九五四年他奉派自台潜赴大陆刺杀毛泽东，他到了香港迟疑不前。中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运用一名贩毒保释的药商、段的盟兄弟在段身边建立内线，一方面及时掌握段的思想、行动，一方面将段按部就班引入囚宠。药商在香港开设了药店，实际上还在共方控制之中。天津市公安局又专门在广州开设一家药店，派侦察员张葆珍装扮成店主韩葆章，由香港药商介绍韩代领通行证让段云鹏从深圳合法入境。段云鹏到广州当晚，在韩葆章接风洗尘酒宴上被捕。段云鹏在中共控制下，与保密局保持联繫十几年，长期骗领活动经费，到文革爆发才被处决。
十四、为保身家、发横财而叛变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张轸率三个师二万余人在武昌以南之贺胜桥、金口一带投共。此举打乱了白崇禧保卫武汉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湖南省主席、湘赣绥靖主任程潜通电投共，部署在长沙--厦门--汕头--潮州这道防线上的华中军政长官所部湖南军队纷纷跟着投共，防线左翼因而崩溃，并且使右翼宋希濂统率的中央嫡系部队不可能再守住剩余的防线，顿使百粤失去屏障，共军得以长驱直下，对播迁广州未久的国府打击甚重，西南半壁江山顷刻沦陷。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率一个兵团部、十六个师（旅）投共。中共兵不血刃取得绥远，便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整个中国北部尽皆变色，藉此消除了国军以绥远为基地捲土重来的希望。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五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致电毛朱宣布投共，使西南、西北地区仍在鏖战的国军士气大伤，共军一野、二野得以对成都合围，迫使政府迁离大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央、中国两家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刘敬宜率十二架民航机自香港北飞，满载汽油、器材、零件、轮胎等抵达天津机场。两航叛变由周恩来、李克农策动，参叛员工四十人获准每人携带免税西药等一皮箱。此举使国府军政人员再也不能用两航飞机在台湾与重庆、昆明之间来往与运输物资，大西南失陷时，许多军政要员因飞机不足而束手被擒，既打击了国府的军心士气，又提升了中共的空运能力，部份民航机改装成轰炸机后，参加了攻佔一江山岛的大规模轰炸。
十五、共谍与内奸偷窃情报、策动叛变
一九三二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少将参议李明灏，以研究作战业务为名，从机要室偷出大批军用地图迅速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使红军如虎添翼，巧布神兵，出奇制胜，击败了国军第五十、五十二、五十九、十一等四个师，伤师长萧乾，生俘师长陈时骥与李明，瓦解了五十万大军进攻井岗山地区的第四次大围剿。
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蒋公在庐山牯岭召集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拟在匪巢瑞金四週围架起三十道铁丝网和三十道火力封锁线，还配备一千辆军用十轮卡车，俾快速运送作战部队拦截，一举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混入赣北第四行政区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共谍莫雄出席了这个二百名军政官员的会议，且领取了两斤重的绝密文件、地图、表格，旋即交付他安插在保安司令部谍报科任参谋的共谍项与年，由其从德安送往瑞金。共方接报后，突然实施战略大转移，将红军主力八万六千多人渡过雩都河西去，使国军前锋扑了个空，红军则抢在国军铁桶箍围之前撤出了有全军覆灭之虞的险区。
一九三四年十月，潜伏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张学良身边任中校机要秘书的共谍潘文郁将国军进攻红军的兵力布置、战役行动、团以上部队番号、军官姓名、防区分布等机密情报偷回家中，转交中共，导致红军多次不失时机地逃出危险境地，转败为胜。
一九四三年五月，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率五个军闪击延安，由于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泄密，以致功亏一篑。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枢密令胡部围歼中原共军李先念部的作战计划以及翌年三月胡部攻略延安作战计划均被窃走，致使整编廿九军中伏，旅长何奇阵亡、旅长李纪云麦宗禹被俘，国军精锐整编卅一旅、一三五旅、一六七旅被歼，而共军主力顺利撤出延安。
一九四五年，共谍阎宝航打入国防部拍摄複製了关东军在东北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图，为共军抢先接收东北作了充份準备。
一九四六年，共谍余心清混入北平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担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委，刻意安插共谍谢士炎充任北平绥署主管人事的少将处长。当陈毅部在山东莱芜大败时，谢向共方密献军事计划，致使共军反败为胜。他安插在上官云相的天津前进指挥所任参谋的共谍朱建国，偷出天津城防军事地图密献共军，导致陈长捷部防守天津损失惨重。
一九四七年二月第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出卖军事机密，导致美械装备的七十七师在和庄被围，师长田君健殉国。第二绥区司令官王耀武下令突围时，韩故意推迟行动，让共军佔先围困莱芜城，副司令官李仙洲部六万人被分割成数段，指挥系统瘫痪，被逐段歼灭。莱芜战役是共军在戡乱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胜，全歼国军在胶济线上的机动兵力，共瓦解国军一个绥靖区指挥所、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中将军长韩濬、少将副军长李琰、少将师长杨明、萧重光等十九名高级将领被俘，还损失了大量轻重武器。
一九四八年九月，有十九年中共党龄的国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利用职务之便自由出入剿匪总部参谋处翻阅军事情报与图表，将徐州国军布防及工事图表複製后派员送达共军华东野战军，致使徐蚌会战国军处处被动挨打。十一月十日，张志侠与另一名副司令官何基沣率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师以及第一一一团共计两万三千人让开台儿庄至微山湖的运河防线，控制所有桥樑，确保共军三个纵队从第三绥靖区正面渡河南下，迫使掩护黄伯韬兵团西撤的李弥兵团回防徐州，从而又让开了运河防线，使华野另两个师主力顺利南下，插到徐州以东，截断了黄伯韬的退路。廿二日，共军在徐州以东碾庄圩地区全歼国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伯韬兵败自杀。徐蚌会战本是相持之局，共军几度陷于危境，张何投共使整个黄淮平原战地的国军陷入绝境。
廖运周是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的，他潜伏国军陞到一一0师师长。在豫北山东战场上，故意给共军报信，使国军奔袭计划扑了个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四日他给刘邓密送国军突围计划，致使共军提前出击，黄维兵团转移部署失利。廿六日黄维拟以四个主力师并进突围，廖主请命打头阵，旋即派人报告共方。廿七日清晨，一一0师从双堆集到西张庄急行军三十里脱离战场，跟着突围的十八军另一个师遭到共军密集火力袭击，伤亡惨重。十三天后，廿三师师长黄子华又率部投共，第八十五军即告瓦解，再五日，十二兵团四个军十几万人悉数被歼。
一九四六年动员戡乱后，潜伏共谍刘斐以国防部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叫王泽濬四十四军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黄伯韬带一个兵团去援救王泽濬的一个军，叫黄维兵团奔驰千里赶到双堆集袋形阵地挨打，叫刘峙轻易放弃工事做得极好、粮弹储藏极丰富的徐州，叫杜聿明以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像一个庞大的软体动物，暗中又将所有军事配置部署与作战计划和盘、及时地托向中共，致令国军虽拥有现代化武器与陆海空三军配合，然共军却能避实就虚，按图索骥，瓦解了一个个强大的兵团，国民党的江山竟然断送在这个内奸手裏。
另一个高级共谍郭汝瑰在军务署副署长任内向共军提供了国军作战序列及编制装备人马数目表，还提供了对东北战局十分重要的最高统帅派军队接收张家口、北平、塘沽地区，阻止共军出关的计划。在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和军调部张治中谈判助手期间，提供了国军整编情况和三人小组会议政府方面的机密情报。在第三厅厅长任内，提供了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及调归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序列的九个军和炮兵、工兵的情报。在担任徐州司令部参谋长期间，提供了国军进攻大别山后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配置情况、徐州司令部解围兖州的计划。回任第三厅厅长后，提供了国军解围长春的方案、解围双堆集计划以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军的江防计划、十二月初国军京沪地区江防要图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徐蚌战场粮尽弹绝，罗掘俱穷，在此千钧一髮危局下，京沪铁路管理局局长陈伯庄与退役的前美国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密商重建飞虎队，并租用美国驻沪海军飞机到徐蚌前线支援被围的四十万国军。倘此举成功，徐州被围国军可以顺利突围，邱清泉、李弥等精锐部队全可保存，戡乱战事将会开创新局，非但江南国土不至沦陷，徐州剿匪总部还可挥戈北伐收复华北失地。可惜事机不密，半途而废：陈伯庄的私人秘书霍实子探悉此事立即向高级共谍陈铭枢汇报，陈赶赴南京找司徒雷登大使，威胁美国大使「不要插手中国的事」，并以「留有余地」作为利诱、许诺今后充当美国与中共建交之「搭桥人」，硬使司徒出面制止了陈纳德将军的援华壮举。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以廿五万国军统帅身份派邓宝珊签署「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使共军不发一枪一弹开入北平。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竟登出共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近两千字的致傅作义最后通牒，先是声讨傅的「罪行」，然后限五日内投降，否则城破后必予严惩云云。傅作义看到这封一月十六日签署的信件，感到震惊与愤怒，他内心饱受屈辱，不禁捶胸顿足，悔恨自己何必投共。此信是毛泽东起草的，一月十六日由林彪交签署协议的邓宝珊转递，邓见此函出言不逊，深怕功亏一篑，便拖延了多日，最后由傅冬菊塞在傅作义书房的大堆文件中，二月一日前，傅始终未看到这封侮辱他人格的最后通牒。据傅作义堂弟作信推测，设若邓宝珊一月中旬将通牒呈交傅作义，以他「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脾气，是绝对不会接受那个和平解决协议的。倘若傅作义能像昔日守涿州那样坚守北平，凭藉兵精弹足，再坚持一年多韩战就爆发了，大陆何至沦陷？
李宗仁派桂系立委黄启汉在北京设立电台与南京联繫，不料黄启汉经李济深策反投共，把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以及电报密码本全部出卖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由李指定专人为黄启汉收发翻译李黄之间来往电报，然而黄向李宗仁谎称电台设于傅作义总部。所以和谈期间，中央代表与南京的电讯来往全为中共掌握，故中共在谈判桌上态度十分强硬，终于导致和谈破裂，而张治中、邵力子等五名谈判代表与顾问团顾问竟全部变节投共，此係古今中外历史所鲜见者。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策反了首都警卫师--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还联络了驻扬中的四十一师师长刘卫和驻沪青年军二0九师师长方懋锴。共军渡江时，上述部队未经抵抗就自行瓦解。
张执一派王锡珍策反国军海军最大的重庆号巡洋舰，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五日该舰舰长邓兆祥上校率舰由吴淞口开往共区烟台。由此引起链锁反应，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舰在南京哗变、长治号在长江江面叛逃，不到一年共有大小舰艇九十七艘相继哗变，投共海军官兵达三万八千人，这些官兵与舰艇成了共军海军的骨干。
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透过海军总司令部新闻处上校专员郭寿生策反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承诺邀林组建共军华东海军。接着，林重新部署，将所属舰队集中在几个港口，为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五百公里的江防敞开封口。林遵为阻挡长江上游国军舰艇下驶，决定在镇江发难。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要求林率舰沿江巡逻，防止共军过江。林遵阳奉阴违，只通知各舰艇在共军炮火射程之外的安全地带作短程巡逻。廿三日，林率九舰、十六炮艇叛变，导致共军顺利渡江未遇狙击。
中共地下党以卅两黄金帮助陆军总部兵工处少将处长戴戎光贿赂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让戴当上了江阴要塞司令，又利用戴氏贪财的弱点，陆续安插地下党员唐秉煜出任要塞工兵营营长、唐秉琳出任要塞炮兵总台台长、王德容任游动炮兵团团长、吴广文任守备总队总队长。四月廿一日凌晨共军专拣江阴渡江，唐秉琳王德容立即叛变，对储备粮弹三个月的黄山守军形成包抄，还破坏了黄山通讯网，使戴戎光与其亲信失掉联係，要塞炮台则由叛军掉转炮口向八圩港的国军廿一军射击，又封锁江面迫降江防舰队。戴戎光被叛军生擒，共军遂以江阴要塞为据点，在东西两侧陆续登岸，使国军苦心经营三个月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
潜伏在江防警备司令部任中校作战参谋的共谍沈世猷凭藉人事关係渗入汤恩伯总部第三处，以工作便利，窃取了国军淞沪地区的工事构筑防御配备及作战计划要点、江南主阵地兵力配备、江北桥头堡阵地兵力配备、国军总预备队兵力控制地点、荻港兵力配备详图等，通过地下联络网送到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手中，所以共军首先突破荻港，千里江防溃于蚁穴。
一九四九年九月国军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奉命从舟山北上封锁吴淞口。张执一策动该舰枪炮长陈仁珊于九月十九日哗变，他率四十一名叛兵打死十一名军官，将舰只由吴淞口开往已陷共的上海，此举对国军海军实力打击甚为沉重。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五日，共军攻入上海市中心，国军仍死守苏州河以北地区。张执一派王中民冒着炮火过苏州河寻找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恰好王军长负伤离开，已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代理军长。王向刘劝降，刘昌义本係西北军冯玉祥部下，历史上曾多次追随冯玉祥反叛中央，其军阀本性难移，故一拍即合，乃过河与共军三野廿七军军长聂凤智见面，同意放下武器。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在香港通电投共，指示粤东、闽西旧部放下武器。此举加快了广东全省的陷落。吴奇伟叛变係由黄琪翔策动，黄曾有三次反抗中央的记录，抗战时官至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此乃国民政府姑息养奸之后果。
十六、共方心理战、情报战奏效
一九四六年张执一透过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顾问吴大琨，安插熟谙英语的中共党员董秋斯、王楚良、沈知白等人打入美军这个机要部门担任反间工作，中共遂透过董王沈等人伪造情报迷惑美方与国府。在国共和谈的紧要关头，张执一经佛教名人赵朴初之手送了一份情报给美籍组长科格斯，内容是新四军政治部秘密训令，强调中共对和平建国的诚意。这份文件麻痹了美国政府，于是便有杜鲁门总统派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半年后，杜鲁门才发现上当受骗，乃下令将科格斯撤职，永不录用，并解散了心理作战部上海组，吴大琨亦被解僱。但这一反间计的后果并未及时纠正，美方暂停对国府的军援与经援，使共军赢得了半年的整训时间。马歇尔祸华的癥结是：他下车伊始就以停止军援逼迫国军实施整编方案。按照此整编方案，国军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底之前裁撤了五十一万官兵，而共军不但未依协议整编，反而在美国放纵与苏俄支援之下日益扩充，此事对国军士气之斲丧甚鉅。上述五十一万官兵，加上敌后游击队编余四十五万人、特种兵团编余十万人、汪伪和平军遣散四十七万人，共计一百五十三万人。这批编余官兵生活无着，或心怀不满，遂多投靠共军，使共军于数月之间突增百万以上有作战经验之官兵，不啻如虎添翼，编成五个野战军一百万新军，致令赤祸迅成燎原之势。
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与华北局配合炮製了一宗沈崇案，声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看电影散场后被美军军士皮尔逊挟持到东单兵营沟渠内强姦三小时伤痕纍纍。中共控制的亚光通讯社发出这条假新闻，唯成舍吾主持的世界日报予以刊载。廿七日早晨北大有人贴出这张剪报，于是北大女生紧急集会抗议，提出「美军立即撤出中国」的口号。以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生为主体，在左倾教授与社会名流同情支持下，十二月卅日北京举行了万人大游行。钱瑛抓住时机要求各地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于是各大城市学生纷纷罢课、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反美风潮席捲全国，参加人数逾五十万，超过了一二?九运动的规模。此举迫使美国陆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的军队，并停止对国府的军事援助。中共建政后，曾一九五0年在南京举行表彰沈崇大会，披露她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沈崇才露出马脚。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问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製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军，孤立国民党」。五十四年后，中共官方的国防出版社推出《第二条战线》一书，仍认为「以沈崇事件为导火线的全国反美抗暴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形成的重要标誌」。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这些内幕秘辛都是蒋公生前所未知悉的，然而沈崇假案导致人心士气崩溃，却是不争的事实。
十七、侥倖与幸运
一九二七年八月，参加南昌暴动被遣散的罗瑞卿在武汉染上斑疹伤寒，经四川同乡解囊相助，送仁济医院急救，昏迷十几个昼夜才脱离险境；一九三一年五月他担任红十一师政委，在观音崖反击国军第二次围剿时脸部中弹，伤口化脓，脸肿得不能说话，吞嚥也十分困难，又併发了肺炎，经山中一名老中医以中草药五副治癒。中共建政后，罗瑞卿执掌大陆政法、公安大权，他主持起草、经毛泽东签署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中，所列应判死刑的条款多达十条十七款，比明末流寇张献忠的「七杀碑」更为烦琐。在一九五一年镇反期间，他在人民日报撰文，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坚决处死」「限期完成」，毫无法治观念可言，以致残杀了两千六百万无辜同胞。设若罗在两次大病中亡故，镇反运动未必执行得如此兇残。
一九二九年中共党员钱壮飞以美人计收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获委为该科机要秘书，直接打入了国民党的心脏。国军第一次围剿江西苏区时，钱壮飞及时窃取了围剿计划，致使国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中伏被捕惨死；第二次围剿也因军机被盗而失利。
一九三一年四月廿五日钱壮飞值夜班，夜十时许忽然按武汉发来之六封给陈立夫、徐恩曾的加急电报，注明须由徐主任亲译。钱壮飞心知有异，乃用偷摄的密码影本将电文迅速译出，电报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拍发，第一封云「黎明（顾顺章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云「明早派军舰将顾顺章解送南京」。钱估计这艘军舰廿七日上午抵达南京，调兵遣将最快廿八日才能在上海举行大搜捕，乃即透过特科二科科长陈赓急告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周紧急召集中央特委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江南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等几十处中共中央驻沪机关与各方负责人、机要人员五百余人立刻疏散，顾顺章熟悉的干部尽快撤离上海。廿五日是星期六，徐恩曾带情妇赴沪度週末，钱壮飞恰巧截获密电挽救了中共，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设若周恩来、康生等中共智囊在一九三一年春落入法网，廿世纪的中国又是一番光景，抗战、韩战、越战都未必会爆发。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弃暗投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让他为国军轰炸机领航，飞赴红都瑞金沙洲坝轰炸中华苏维埃大会会场。毛泽东等匪酋因大会休会而倖免。
一九三五年，中共内部张国焘与毛泽东派系斗争白热化，前者兵力多过后者十倍，张欲挥师南下，毛则计划北上。九月九日张国焘发密电给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併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当时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焘部队的一枚「钉子」，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大惊失色，当夜即率红三军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境。设若叶剑英未截此电，张国焘早已处决老毛，凭张国焘的本事，绝无席捲天下之可能，八千万人惨死之悲剧怎会发生？
一九四五年六月，毛泽东派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部长杨帆赴南京，与日寇华北佔领军副统帅今井武夫会谈。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在中国战场又苦于战线过长补给困难；为阻止国军反攻，日方希望与新四军在南方达成局部和平协议，并愿意让出苏北八个地区给中共；若一切顺利，这一模式将推广到华北与东北，形成日本与中共在中国战场全面合作。日军只提出一点要求：一旦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共军须与日军配合狙击美军。两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方的要求便自告吹。设若裕仁下不了投降决心，共军与美军在连云港接战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共军怎能夺佔大陆国土？
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国军B25轰炸机根据情报轰炸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的住所，掷下五颗炸弹，其中一颗落在毛泽东住所院子裏，门窗玻璃均被炸碎，屋内暖水瓶被弹片炸烂。幸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及时把老毛用担架抬进防空洞，否则老毛已死于炸弹，此后的中国历史定是另一番模样。
一九四七年国军胡宗南部十五个旅十四万人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分三路撤退。六月七日第廿九军军长刘戡率清剿部队直扑毛泽东驻地--陕北安塞县王家湾，毛泽东西撤前安排中共中央直属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汪东兴带领一个加强排断后。汪在杨岭崂湾制高点设伏狙击刘戡前卫部队一个团，又在王家湾后面山顶上设防狙击绕道进剿的国军。正巧下了暴雨，山洪暴发，狙击加上大雨，使国军清剿计划推迟了十二小时，为毛周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若无山洪暴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如釜底游鱼，必死无疑。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杜聿明集团南下被困于青龙集，因补给匮乏、粮弹俱绝，不幸连天雨雪直至廿八日，连续十日无晴天，机械化兵团寸步难行，空投亦被迫停顿，数十万大军在饥寒交迫、惨绝人寰情况下，瓦解冰消。设若天晴气爽，杜聿明未待共军合围，早已突出重围。则战事仍有可为，至少江南可保。
一九四一年杨帆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军法处副处长兼盐埠行政公署保安处长时，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蓝苹在上海的劣迹。电报落在蓝苹的同乡康生手裏，康为取悦毛泽东，便积压了这封密电。延安整风时，康生电示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收押杨帆，以图杀人灭口。当时饶同新四军军长陈毅闹磨擦，杨帆则亲近陈毅，饶即逮捕杨帆，而且上了镣铐。当时审查小组成员、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爱才，见事有蹊跷便将关押了十个月的杨帆开释，让他重回保卫部门。一九五0年杨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在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指导下，主宰了镇反运动的全过程，上海的杀戮是全国各大城市中最残忍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七日至廿八日，他出动警备部队、公安部队等三万六千人组成四千四百个小组在全市三十多个行政区逮捕了国特八千四百九十九名，其中有些跟蹤追捕五六十里。四月廿九日他在逸园召开公审大会，亲自作了〈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报告，翌日上海市军管会处决二百八十五名国特。自四月廿九日至十月底，仅全市工厂企业就逮捕国特五千七百四十七名，其中六百六十八人被枪决。杨帆主持的华东局审讯委员会，装置了各种机械化、现代化的刑具，千千万万无辜民众在此被打断骨头、（电刑）击伤脏腑，呕血成盆，有的被水刑浸得腿脚肿成海绵状，有的被吊得七孔流血昏厥百几次；对女性政治犯施行花针刺乳、火烧阴毛、烧红铁棍插进阴道等酷刑，还使用旷古未闻的轮姦刑--派十名壮汉轮流施暴不歇，比起日本鬼子还有过之无不及。设若饶漱石当年硬下心肠杀了杨帆，至少上海的镇反运动不会由杨帆这样的禽兽蛇蝎来主持。杨帆的下场并不妙，他的下半生是在红色监狱中度过的，出狱时六十六岁，已神志不清；潘汉年坐牢二十二年，死于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冥冥之中，似有天谴。
十八、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一九四五年八月，共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克明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捲全国奠定了基础，国军马法五上将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中共叛乱的另一例是：一九四七年夏，叶剑英利用美方提供军调部执行处使用的专机，每隔两三天就从各地运送二、三十麻袋法币旧钞到北平，大量抢购民生物资，造成严重通货膨胀，且以此鼓动大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群众运动。运送到其他大中城市的法币由火车、汽车装载，都起到了在大中城市发动经济战、开闢第二条战线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周恩来坐马歇尔的专机从延安回南京。在机上，他因疲惫而睡着。回到梅园新村，他才发觉装在衬衣口袋裏的一个小本子不见了，想必是睡着时因飞机颠簸而掉落在马歇尔专机的机舱了。那个小本子上记录了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并在住址旁写有一个熊字。九日下午，马歇尔派他的侍从副官给周恩来送来了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裏面装的正是他丢失的小本子。设若马歇尔将这个本子交给国府的调查单位，不出半个月，共谍熊向晖就会落网，中共潜伏在国军内部的谍报系统必定一网打尽，此后戡乱战争的四大战役绝不致于毁在间谍战。美国人马歇尔向中共示好，使国府失去了一条绝妙的情报线索。
一九四六年五月，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产国际间谍、美国人李敦白以记者身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白鲁德手中窃取了极密情报--国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将于七月一日调动三十万大军清剿共军李先念部。李先念遂于六月廿六日率中原军区五万余人离开湖北宣化店出其不意抢先突围，突破十万多人包围圈，先后创建了鄂豫陕、鄂西北共区。这支部队两年后攻佔襄阳，生俘国军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
一九四八年六月，杜鲁门在国会压力下解冻对华援助，指定四亿美元中一亿两千五百万元係军援专款。然而经手拨款、购买、输运军火的若干美国人从中竭尽刁难之能事，迟至十一月卅日才有一批价值一千六百万美元、并指定直接运送给傅作义华北剿总的军火到达天津。经后勤部门拆开一看，箱子裏的枪械等等都缺乏零件，不堪使用。此事使傅作义灰心丧气，遂决心投共。从傅作义之例，足证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所曰「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主要应该归咎于美国本身！
白皮书题为〈美国与中国之关係〉是八月五日发表的，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页，分为八章，收录文件一百八十六份。它公然为美国政府已往的对华政策辩解，对蒋公的抨击相当露骨，附件中有李宗仁致杜鲁门函件的三段话，他竟然在洋人面前诋毁自己的领袖。时值共军大举进犯华南、国府正酝酿在西北、华南与共军展开决战之际，诚为危急存亡之关头，这份重点诽谤国民政府、多方偏袒中共的文件无异落井下石，予国府以致命之打击。其所产生之恶果，使面临生死存亡的中国，民心士气颓丧，更加速了大陆之沦陷，连美国外交家蓝钦大使也坦承：「白皮书在中华民国最危急的时候发表，是对国府致命的一击！」具体例证是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厦门之战：近十六万国军坐在四平方里的沙滩上，眼巴巴地等待共军接收，十多架战斗机安静地停在机场枯候共军光临。结果，两个营千多名共军大模大样由公路上长驱直入，对公路两旁睡在田间与沙滩上的十六万国军视若无睹。厦门就是这般失守的！整个过程未见任何一个将官或校官组织抵抗，正合了后蜀主孟昶宠妃花蕊夫人的诗句：「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箇是男儿」，连人数都差不多！
白皮书说：「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这段话表明美国不愿捲入中国政府抵抗共产国际侵略的战事，但它不能否认它确实帮助共军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把几个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空运到了叛乱的前线。与此同时，苏军、东欧共军、北韩共军都倾其全力参加了这场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在锦瀋、平津、徐蚌三大战役中都有苏联、东欧、北韩官兵，尤其是技术兵种--炮兵、工兵、通讯兵。在天津陷落时，城墙下的苏联、东欧士兵尸体堆积如山，国军战俘是踩着那些尸体被押上城墙顶的。根据雅尔达协定，苏俄出卅三个方面军一百五十八万官兵，循外蒙、黑龙江、乌苏里江涌入东北，驻守旅顺、大连二港，阻止国军循水路赶往东北受降，国军不得已将所有的卅个精锐美械师由陆路推进到东北，一九四六年八月起美国宣布对华军火禁运，这三十师国军凭藉抗日剩余的陈旧武器同美械（麦克阿瑟承认：苏俄把美国运抵海参崴的耐寒武器装备全部交给了中共）、俄械、日械（据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七日日本政府外务省报告〈流落东北日军近况〉称：在东北共军中的原日本官兵总数约六万人。翌年共军徐向前部攻打太原时，动用了日俘炮兵六千余人）武装的林彪部共军拼博，两年后弹械消耗殆尽，难免全军覆没噩运。
一九五八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时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藉武力」，即逼蒋公开宣布放弃反攻大陆。此后，一九六二年大陆饥荒蔓延，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使共军沦为「语录兵」毫无战力；一九八九年大陆暴发民主运动，北京二百万民众上街示威，中共动用正规军屠杀民众，亿万民众切盼变天，但因美方约束，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三次最佳的反攻机会，这便是武器装备燃油全部仰仗美国所结出的苦果。
以上十八种类型的偶发事件，前十四种属于主观因素，须归咎于国府人谋不臧、疏于防谍等失误，否则每一宗事件都是可以预先防堵的；次三类是客观因素--敌人的残忍、奸诈、狠恶以及幸运（包括天时、地利）；最后一类是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共产国际武装入侵中国以及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对中国民心士气的致命打击，倘若我们制度健全、应对得体，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那么多偶然事件的积累，量变导致质变，才颠覆了亚洲第一个民主政体。结论是：历史的偶然性导致了世界的改变。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无不梦想传承千秋万代，但焚书坑儒的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暴戾恣睢的蒙元只持续了九十年；然而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中共为何能维持其暴政半个多世纪呢？
一则由于中共对反抗势力赶尽杀绝，其严密的社会组织与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能把任何星星之火扼杀在摇篮之中；二则是中国大陆的广袤市场吸引了全球唯利是图的商贾，如今跨国公司、国际财团、港商、台商已同中共特权阶层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压榨、欺凌苦难的中国人民。在此情状下，中国人民的反共抗暴斗争不可能得到任何国家的实质援助；三则中国大陆民间维权斗争与民主运动，每年都数以万计，但都缺乏横向的串连，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四则当代中国的知识份是垮掉的一代，在他们身上见不到祖辈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与父辈邱清泉「常挥涕泪泣孤臣」的英雄气概，他们汲汲于谋求当官，统治者丢下一根肉骨头就俯首帖耳。士大夫的厚颜无耻与助纣为虐，无异延长了暴政的寿命，所以偶发事件只能是昙花一现，不能积累成整个中国的变天。
一味渲染共产党得天下是历史的必然者，故意隐瞒下述事实：在戡乱战场上关键时刻拉队伍投共的高级将领中，有许多人本是中共派遣打入国军从事兵运的卧底或曰鼹鼠，例如张克侠譁变时已有十九年中共党龄，郭汝瑰二十年，廖运周廿一年，刘斐廿五年，何基沣十年。所以中共建政后周恩来对何基沣说过一句话：「基沣同志，过去的事，就让它作为党的一个秘密吧！」何基沣直至去世也不敢暴露身份，张克侠在文革中被打成瘫痪，直到临死才打破禁令，表明他本是一九二九年入党的老党员，是奉命打入国军伺机拉队伍譁变的，绝非什么「起义」。至于程潜、董其武、陶峙岳、邓宝珊、裴昌会、张轸等人，根本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都是典型的投机份子，脚踏两条船，见风使舵，谁势力大就投靠谁，祗求个人升官发财。戡乱初期国军捷报频传、势如破竹时，中共南方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曾一度想向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投诚；然而戡乱后期国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时，贪生怕死、眷恋官位的文武百官便纷纷寻找门路意图攀附，张轸、程潜、董其武、陶峙岳、邓宝珊、裴昌会就是典型。促使他们变节投共的转折点是卫立煌在东北葬送国军精锐三十万人，这是民心士气瓦解的开始，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倒戈成了骨牌效应。到卢汉发动昆明事变，将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而且失去大陆上最后一块反攻基地，偶然便成了必然。
二00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注释
[注1]凌鸿勛（1894-1981），江苏常熟人。历任交通部路政司考工科副科长、京汉铁路工程师、交通大学校长、陇海铁路工程局局长、粤汉铁路工程局局长。1945年任交通部常务次长。1950年赴台，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着有《中国铁路志》、《詹天佑先生年谱》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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